1954年1月14日武元甲部署作战方案的时候，重炮部队行进到了距离前线65公里处，但要进入各个火炮阵地却没有大路了。工兵和民工赶在重炮团和高射炮营抵达前修出了一条15公里长、3米宽的简易道路，但是通行等级低，无法用卡车牵引，需要骡马和人力拖拽。而105榴弹炮的准确射程为1万多米，重炮阵地必须设置在距离奠边府预定摧毁目标10余公里的阵地上。
1954年1月17日，武元甲下令，即日起调用第312师和炮兵一起拉炮通过山间道路进入阵地。
这条便道穿过山间森林，通达奠边府外围独立高地以北大约6公里处，一路上山岭崎岖，有的地方倾斜达60度。狭窄的道路盘旋而前，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路面只能通行一辆炮车。稍有不慎，大炮就会滚落山谷。
越军战士深知大炮对战役意味着什么，拼出全身力气拉炮。他们在每门高射炮上拴四根绳子，每条绳子由25个战士拉拽。随着一声吆喝，上百人一起发力，但炮车有时只前进几厘米。在前线拉炮的第一夜，大部分火炮只前进了1000米，有的仅500米。
上坡自然艰难，下坡更加惊险。
坡短的地方，众人拉着绳子慢慢往下放；坡道长的地方，就要把绳子先拴在大树上，再由人拉着慢慢地放。有时刚刚拴上绳子，战士们还没有吃上劲，大炮就开始往下滑了。战士们猛拉绳子，绳子会在树皮上擦起青烟，藤条会深深地勒入战士的肩胛和手掌。
大炮缓缓前进，但越军步兵已经在奠边府和法军交上火了。
这时，法军在奠边府兵力部署基本就绪，工事也修出了模样。
1954年，越军312师战士奋力拉炮，将重炮运抵奠边府前线
不久前的1月3日，当纳瓦尔和科尼陪同法国印度支那专员德让飞抵奠边府，再一次估计战役形势时，大概是回想起了一周前那个圣诞之夜的枪声，纳瓦尔对奠边府的防御突然产生某种怀疑，他问德卡斯特里：“如果越军在四面山腰上建立了炮兵阵地怎么办？”
德卡斯特里倒是信心十足，他回答：“不太可能。”他补充说，“到现在为止，越军的大炮口径还在75毫米上徘徊，没有发现越军有了更大口径的火炮。75毫米山炮的射程有限，其炮兵阵地必然设在法军的大口径火炮射程之内，一旦被发现，必遭法军的炮火压制，法军轰炸机也将随后飞到它们上空予以摧毁。而到目前为止，越军只有小口径的高射机枪，还没有发现拥有大口径高射炮。而且，奠边府阵地已按防御105毫米炮弹轰击的标准构筑，完全可以抵御越军炮火。”
对奠边府司令的这个回答，不仅纳瓦尔和科尼，连德让专员都表示满意。当天下午，德让返回西贡。他在两天后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我军司令官认为：如果敌人发起进攻，战斗将十分残酷，但这将给予我们一次真正的机会去赢得胜利。因为武元甲的部队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进攻奠边府这样艰巨的战斗。”
当天傍晚，纳瓦尔和科尼同机返回河内，在飞机上，科尼请求纳瓦尔尽快在南方执行亚特兰大行动，以减轻奠边府的压力。纳瓦尔答应他，法军机动部队正在南部集结，他说：“要是我不能如愿地实施亚特兰大行动，我将请求政府将我免职。”
两天后，法国记者格雷翰·格林来到奠边府采访，他应邀和德卡斯特里等人一起吃饭。席间皮罗斯上校说起了那产，他的谈话被德卡斯特里打断：“别提那个那产了，我不愿意听那么多的那产。那产只是个掘壕据守的营房，而我的奠边府是随时可以反击的战役集结地。”
1954年1月上旬和中旬是奠边府法军求战最切的时节。1月9日，法军飞行员的航拍照片让科尼吃了一惊：照片显示出越军的105毫米大炮向奠边府前线移动的迹象。科尼立即向纳瓦尔报告了这一最新情报。德卡斯特里则在1月15日获得了自己的情报：发现来到奠边府的越军拥有105毫米榴弹炮和80毫米大炮的迹象。他希望奠边府之战赶快打响，这天，德卡斯特里利用已知的越军电台波长发出明码挑战：“等什么？为什么不敢向我们进攻？你们还敢不敢打奠边府？”
1月20日，法军电台截获了越军重要电报，获知越军将在1月25日下午向奠边府发起进攻。科尼立即电令德卡斯特里做好战斗准备。
同一天，越军军情局向武元甲汇报：奠边府之敌巩固东面几个山丘防线后，又在芒清西北增建几个据点，可能在那里形成坚固的防御中心，同时还加紧加固工事和设置障碍物体系。每个据点周围均布有密集雷场，结合多层带刺铁丝网，宽度为50—70米，有的近200米。特别是侦察兵发现法军拥有一种四管机枪，而且就安装在德卡斯特里的指挥部近旁，可向多方扫射。
1954年1月23日上午，越军总部通过电话检查第312师战役准备情况。黎仲迅师长报告，敌军已加强工事，增设一种铁丝网，我军必须继续突破敌军三道防线才能进入中心区。虽有困难，但决心完成任务。不过，没有重炮兵恐打不了攻坚战。
因此，武元甲、韦国清催促炮兵尽快进入阵地。
重炮在奠边府起伏的山峦间缓缓挪动，第312师派出了精锐团参加拉炮，战士筋疲力尽，还是无法在22日前进入阵地。韦国清发现情况不妙，和梅嘉生商量，只能推迟进攻时间了。1月21日，韦国清致电中共中央军委：
奠边府之敌现增至13个营（欧非兵8个营、其中伞兵2个营，越南伪军5个营、其中伞兵1个营）。另有105毫米榴弹炮4个连，155毫米榴弹炮1个连，120毫米重迫击炮1个连，75毫米无后坐力炮1个连，机械部队1个连，汽车50—60辆，坦克10辆，及经常停在机场之侦察机、驱逐机7—8架，共1万人左右。
原集结于奠边府以西孟夸、灰亚那宋、索脑一线之敌，现主力已调至琅勃拉邦与中寮，只剩下孟夸1个营，如发现我主力西进，孟夸之敌可能南逃，或用飞机撤走。
此外越军现已陆续赶至奠边府附近集结，有步兵8个团，及榴弹炮、高射炮各2个营；由于部队内部不纯，部队到达奠边府附近后，第102团有一班长逃跑投敌，故敌已发现我部分部队之番号与情况。
根据上述问题之粮弹供应、运输已接近完成，原拟定于1月22日对奠边府发起攻击，但因直达奠边府之最后路段尚未修通，榴弹炮、高射炮需绕小道12公里翻山，未到达射击阵地而不得不推迟发起攻击时间。只有等炮兵部队到达预定位置，才能打到奠边府之机场，使敌撤退困难或增援困难，有利于我歼灭奠边府之敌。
否则，如炮兵不能控制机场，敌依靠美援之119式双身大型运输机，则敌于一两天内撤光或增加几个营都极容易。
故为争取迅速进入阵地，由步兵将榴弹炮、高射炮抬至奠边府北面之预定阵地，每炮也需60—100人，约需三四天可全部完成，因此对奠边府发起攻击时间需延至1月26日左右。
韦国清
1月21日
在这份电报里，发起奠边府战役的时间变得模糊了。也就是说，即使1月26日也未必能发起进攻，而要看那时情况又有什么变化。
在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特别关注来自奠边府战场的电报，一接到韦国清的报告，他们立刻转呈彭德怀批示。彭德怀同意战场指挥员的意见，中共中央军委遂于当日复电韦国清，同意推迟对奠边府的进攻，并提醒韦国清：
“不要四面平均使用力量，要以分割包围的办法，一股一股地歼灭敌人。要细心组织火力，切不可把阵地攻坚战当作运动战来打。”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越军炮群继续在山路上挪行，不能按时进入阵地。
战场形势的变化使韦国清的决心跟着变化，他不再坚持原来的设想，打算变“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1月24日，韦国清就变更奠边府作战计划致电中共中央军委：
由于道路地形限制，榴弹炮、高射炮进入阵地极难，第312师全师帮助推拉，六个晚上只前进12公里，已精疲力竭，尚未全部到达预定射击阵地，还须翻过两座很陡的山，始能完全控制机场。但恐时间再长，敌人还可能增加，部队体力不支，不拟再推，而在现地构筑阵地，榴弹炮可控制一部分地区，并直接打到奠边府北之两个据点。
韦国清认为，以越军现有的力量和部署，即使能够在夜间以部分兵力突入法军纵深，也没有把握消灭德卡斯特里的指挥部。同一份电报说：
由于敌兵力较前增加，外围工事加强，而我炮兵又未能全部进入预定阵地，部队一夜突入纵深较困难，消灭敌指挥所与炮兵无甚把握；或突入纵深后，伤亡过大，不能消灭敌机动部队，中途退出，对继续战斗，甚为不利。故需改变速战速决之打法，而采取稳扎稳打：第一晚消灭两个营的据点，第二晚再消灭一两个营，消灭一个据点算一个据点，但攻则必歼，以后再视情况而定。如敌不增加，而战斗又顺利，则坚决全歼奠边府守敌；如敌自空中继续增援，造成新的困难对我作战不利时，则我不打奠边府，另选其他地区作战。以上打法，较有把握。
发出电报后要等中共中央军委回电，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事关重大，韦国清还没有向武元甲说起。
实际上，在上面这个电报中，“不打奠边府，另选其他地区作战”一句，包含了更深刻宽广的战役选择。韦国清和梅嘉生商议，不马上对奠边府发起进攻，奠边府前线一时无战机，可从奠边府抽出一个师，按原先制订的西北战役方案，向上寮发起进攻，相机占领琅勃拉邦，进一步分散印度支那法军的战略机动兵力；第316师留在奠边府继续钳制奠边府法军，使之不出盆地周边；在奠边府前线的第312师主要任务是保护大炮和炮兵阵地，由他们再吃一回苦，把重炮拉回出发地，再进一步修建道路，为重炮重新进入阵地创造条件。这样做，越军在兵力上仍对奠边府法军保持明显优势，减少一个师风险并不大。
发出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后，韦国清和武元甲商议，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此时，武元甲的思考更加深入细致了。
1954年1月23日下午，负责掌握拉炮进度的越军总军委特派员、保卫局副局长范杰向武元甲电话报告：“我军火炮均安放在野战阵地上，地形空旷，如遭敌炮反击或空军轰炸，难免遭受损失。而且，部分火炮尚未进入阵地。请考虑。”武元甲后来曾说，敌情的变化和范杰的汇报促使他反复考虑……范杰副局长是越军高级军官中第一个向武元甲提出按原计划向奠边府发起进攻有困难的人，他的看法使武元甲更感到不能冒险按既定方案作战。
1月24日，越军一名战士被俘，由此判断法军会掌握越军发动攻击的具体时间。武元甲决定把发动攻击的时间再推迟24小时。
此后，武元甲对进攻时间反复思考，几乎两个晚上彻夜未眠。起先他就不主张急攻奠边府之敌，现在更感觉不能快打，快打容易出险。但是要进攻部队马上刹车，撤回出发阵地，特别是第312师拉炮已经整整一周，现在要他们再把大炮拉回去，光是这种心理调整谈何容易！
改变作战计划的命令要由武元甲来签署。晚年武元甲回忆说，在奠边府前线下令进攻部队撤回阵地，命令第308师西进上寮，是他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为此他彻夜未眠。
越军上校裴信战后回忆说：
武元甲将军后来告诉我，他在1月24日晚上彻夜未眠，不停地判断奠边府战局，不断地问自己：“要是打的话，能不能打赢？”
武元甲将军说，他主要面临三个问题。
一是战役规模扩大了，和那产相比，奠边府战场大了许多倍。我们能不能拿下奠边府？因为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战场上进行过战役。
二是对于自身的问题。以前，越军一次只动用一个师加两个团投入战役前线，现在，我们投入了五个师，我们具备这样的组织能力吗？
三是战役持续时间的问题。以前，一个战斗通常只持续12小时，傍晚发起进攻，黎明结束战斗。我们这回能不能在白天继续战斗？
武元甲得出结论，现在贸然投入战斗是危险的。他反复掂量行前胡志明的叮嘱：“我已经授予你战场全权。如果发起进攻，必须胜利；如若不能，就不要贸然进攻。”
1月25日，武元甲又整整思考了一天。
想来想去，武元甲有了新的想法，于1月26日黎明要通信员唤来了黄明芳。
黄明芳走进武元甲的指挥部，只见总司令坐在竹皮桌旁凝视着摊开的地图，头上粘满艾灸。黄明芳吃惊地问：“头痛吧，怎么粘了这么多艾灸？”
武元甲回答：“过去11天我反复考虑，昨晚整夜失眠。今天下午就要发起攻击，但制胜因素尚未完全掌握。你去请韦同志来，我有急事同他商量。”
韦国清也没有睡着，马上就来到了武元甲的身边，也是马上注意到武元甲头上粘满艾灸。他向武元甲致意后即问：“战斗就要打响，请武总告知最新情况怎么样？”
“这就是我要同你交换意见的问题。”武元甲说，“11天来仔细了解情况，我认为敌军已不再处于临时防御状态，而是已建成一个坚固的集群据点。因而不能再按预定计划攻击。眼前存在越军还不能克服的三大困难：
“第一，时至今日，我们的几支主力部队最多只能歼灭据守坚固工事的敌军一个加强营。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歼灭据守集团据点的十几个营。1952年底，在那产，用一个团攻打据守野战工事的敌军一个营都没有打下来。尽管过去一年中我军有了大的进步，但现在，敌军共据守49个据点，兵力、火力更强，且具有坚固的工事和密集的障碍物体系，更不好打。
“第二，这次战斗，我们增加了榴弹炮和高射炮，中国同志帮助训练，效果良好，但大规模的步炮协同作战还是第一次，又没有进行过演习，干部还不熟悉怎样指挥，有的团长甚至建议把部分掩护进攻的炮兵交还给总司令部指挥。
“第三，如你所知，法国空军比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蒋军空军要强，现在又有美国空军协助。长久以来，我军只习惯于在易于隐蔽的地形夜间作战，避开敌空军和炮兵的优势。而现在必须连续对具有空、炮和坦克优势之敌，在开阔地形，特别是相当宽敞的芒清平野进行三夜两天的作战，很难避免伤亡，难以完成任务。
“对所有这些困难，我们都还没有仔细讨论解决办法，只是计划了依靠第一天夜晚攻击时使用火力突击消灭敌炮和敌机。1月12日，多数同志表示赞成速战速决的方针。我不赞成，已经同你谈过。但你我都是初到前线，只听了汇报，尚未掌握实际情况，所以不便否定一个月前到前线的同志们的意见。到现在，情况已经变化。我已派干部下去实地检查，各地炮兵阵地大部分设置在空旷地区。如第一夜未能消灭敌炮，白天敌人使用空军轰炸，炮兵轰击，再用步兵、坦克反击，我们又没有道路和拖炮车辆，把炮撤到哪里？
“总而言之，我认为如按原定计划去打，必定失败。我们党中央曾提醒：‘我国战场逼仄，我军人数有限，因而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打败就折了本。’经过八年抗战，我们才组建了六个主力师，现在大部分都参与这一战役……”
武元甲表述得非常清晰，论据充分。韦国清想了一下，问：“按武总的意见怎么办？”
武元甲说：“我的意见是下令推迟今天下午攻击，把炮撤下来，军队返回集结地，按稳扎稳打方针另做准备。战役时间拖长，困难不少，特别在供应方面。但我确信，通过指战员的努力，全党和后方全体人民的支援，又有顾问同志的热情帮助，这次战役一定能取得胜利！”
黄明芳清楚地记得，只经过一瞬间的考虑，韦国清就说：“我赞同武总的意见。我去打通顾问团同志的思想，武总去打通越南干部的思想。”
武元甲说：“时间紧迫。我必须立即召开党委会做出决定。我想派第308师向老挝琅勃拉邦方向进军，故意暴露部分力量，吸引敌人到那一方向，以使敌人不能在我军后撤和拖炮退出阵地时制造困难。”
武元甲和韦国清交换意见只半个多小时，就把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这样的大事定下来了。
半个小时后，前线党委委员齐集指挥部召开会议。担任会场记录的越军前线党委办公室主任阮文孝后来回忆说，武总司令讲了他很久以来对集团据点的考虑，以及已经同韦国清顾问谈过的三项尚未能克服的困难。总而言之，我们仍坚持歼灭奠边府集群据点敌人的决心，但打法必须改变。
武元甲说完自己的意见，现场沉默了一会儿。
片刻，政治部主任黎廉发言说，我们已就战斗任务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动员，指战员都很有信心，各单位、各兵种都已处于临战状态。现在要撤下来，把炮拖出阵地，无异于在大家头上浇冷水，怎么解释？以后再动员，要做到像现在这样有决心和信心，可不容易。
多年以后，昔日共同创造了奠边府战役辉煌胜利的武元甲（左）和韦国清热情拥抱
后勤部主任邓金江说，我认为应当坚持既定决心。时至今日，粮食、弹药的准备已经困难，如果不立即打，以后更不能打。粮食送不上去，军队饿了，哪里还有力气战斗？西北战役期间的教训提醒我们：不管怎么打法都要算计供应的能力。许多时候粮食是司令员，是决定因素！
武元甲说，军队的士气很重要，但下决心要有根据。后勤是先决条件，可是为了争取胜利，最后的决定因素是要有正确的打法。
黄文泰说，武总的考虑也是应该的……但这一仗我们具有兵力、火力优势，有榴弹炮、高射炮控制敌人的炮兵和空军，有友方的战斗经验，我们的部队又经过训练，我看，要是打，还是可以取胜的。
会议没有定论，暂时休会。
少顷复会，武元甲再次强调：“情况紧急，必须早做决定。不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紧紧掌握的最高原则是‘有胜利把握才打’。我出发来前线时，胡伯伯交代，这一仗极其重要，必须打胜。有把握取胜才打，没有把握取胜不打。我们要对胡伯伯和中央政治局负责，对几万指战员的生命负责。请答复这个问题：要是打，有没有百分之百打胜的把握？”
黎廉说：“武总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谁敢保证能百分之百打胜？”
邓金江接着说：“怎么敢做这样的保证？”
武元甲强调：“我考虑，这一仗我们必须保证百分之百打胜。”
黄文泰表示：“如果要求百分之百打胜，那难……”
话说到这时，意见趋于一致，都认为这一仗可能遇到许多困难，越军还没有克服这些困难的具体办法。
武元甲做了结论：“为了保证实现‘战必胜’这一最高原则，必须把‘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改为‘稳扎稳打’。现在我决定推迟攻击。命令部队全线后撤到集结地点，火炮撤出阵地。政治工作保证像执行战斗命令那样彻底执行后撤命令，后勤工作按新方针进行准备。”
急攻奠边府的军事行动半道刹车。这是1954年1月26日上午11时。
武元甲对黄文泰说：“我这就向炮兵下达命令，向第308师交代任务。你向其余部队下达命令。”
武元甲通过电话命令炮兵当天下午撤出。
当天下午14时30分，武元甲打电话同第308师师长王承武取得联系：“注意接受命令：情况变化。你师的任务是今天下午即向琅勃拉邦方向进军。沿路遇敌，酌情歼击。掌握部队，接令立即返回。保持电台联系，有电讯问才能回答。”
“知道了。坚决执行命令。怎样使用兵力，请指示？”
“从一个营到全师，由你全权决定。后勤自行解决。1月26日16时准时出发。”
“保证彻底执行命令！”
当天，武元甲写成特急报告，派人驰送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中央常委。
临战变更作战方案是大胆的举动。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回电韦国清，同意他更改奠边府作战方案的意见：
整装待发的越南人民军士兵
同意1月26日部署意见。对奠边府攻击，应采取分割包围，一股一股歼敌，先歼一股再歼一股，每次大约歼敌一个营左右。只要能全歼敌四五个营，奠边府之敌可能发生动摇，或向南撤逃，或继续增援，两种情况均于我有利。
敌如来增援，其他地区守备减弱，我可乘机解放其他地区；不增援，我可稳步解放奠边府。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说明了中共中央军委对前方军事顾问的信任，并且准确判断了奠边府战场的未来发展趋势，恰当地提示了奠边府作战的重要步骤，即一个营一个营地消灭法军，而不必要求一战即歼灭大量敌人。
韦国清马上向武元甲通报了情况。1950年入越以来，韦国清对武元甲始终尊重，在重大行动上更是如此。他认为，随着作战规模不断扩大，武元甲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明显提高了。
由于有韦国清的一系列电报和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国军事顾问们后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倾向于认为韦国清在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越军军官则倾向于认为，武元甲在这件事上肯定有首倡之功，居功至伟。1993年6月2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访问了奠边府战役时任越军作战局副局长的陈文光上将，他回答说：“武元甲将军是奠边府战役的指挥者，在改变奠边府战役决心的问题上，武元甲将军的贡献至关重要。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他和韦国清将军是怎么商量的。但是，他在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征求韦国清将军的意见。”
有一点要清楚，韦国清同意了，才能有中国的后勤支持。打仗没有后勤是不行的。
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历史档案逐一解密，当事人回忆录纷纷问世，对此综合研究可以看出，1954年1月20日前后，在奠边府前线的越方一侧，武元甲和韦国清的决心都在变化，几乎是同时做出判断：应该改变最初动议，改“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
武元甲是前线总司令，命令由他签署和下达，越军指挥员推崇武元甲的决心，完全可以理解。而韦国清和中共中央军委的往返电报，则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实证。随着更多历史文献的披露，人们还可以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以第308师打进上寮无疑是一着妙棋。该师的任务是进占上寮的南康河、南乌河（湄公河上游支流）流域。
军令如山，1954年1月26日，第308师战士每人携带有限的粮食，绕过奠边府南部的“伊莎贝尔”防御分区，分两路于当日越过越老边境，向老挝的孟赛、琅勃拉邦方向攻击前进。
散布在边境线后面的法国殖民军小部队闻风而逃，第308师重演去年春天长途追击的故事，以第102团作先锋昼夜兼程进击。
1月31日，第102团在孟夸追上数百名逃敌，将其分割包围后消灭。越军第148独立团一部在苏发努冯亲王的巴特寮部队协助下，向北发展，迅速占领老挝北部丰沙里省全境，使巴特寮根据地扩大将近1万平方公里，和越盟控制的西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另成一路的第36团和第88团击溃当面之敌的微弱抵抗，2月8日，先头部队来到了离开琅勃拉邦只有30公里的地方。
纳瓦尔往琅勃拉邦紧急空运了五个营，应对越军的急攻。
为了配合奠边府战役，越军在整个印度支那战场发起攻势。早在1953年12月21日，由黄参、陈贵海指挥的越军两个营进攻老挝中部的法军坎海据点，歼敌数百。22日，越军第304师的第66团完成了对暮夜、巴那伐据点的进攻准备。两个据点的守军望风而逃，第66团即行追击。中寮法国殖民军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三天里丧师2000余人。12月25日，越军这一旅偏师逼近湄公河，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中寮重镇他曲。
越军第66团继续向南，几乎没什么伤亡地攻占了欣秀、同献、法兰、孟品等地，切断了横穿印度支那中部重要的9号公路，完全占领了沙湾拿吉的东部地区。这样，几乎整个中寮都被越军控制了。
总参谋长文进勇指挥第320师主力于1954年1月中旬从西南方向突破带江，进入红河三角洲流域作战，破坏交通线，伏击法军运输船只，严重威胁河内至海防的交通干线。第320师的渗透战使科尼无法大规模增援奠边府。
在越南南方西贡（现胡志明市）以南战区，黎德寿、范雄指挥军民开展游击战。游击队以营、连为单位袭击法军据点，获得不小战果。
在老挝下寮，情况继续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54年1月31日，越军第101团的一个营向老挝下寮的阿速坡镇发起进攻。下寮守军除若干指挥官外全是当地人，装备极差，听到枪声一响，不消片刻即分崩瓦解。越军只用了一个团兵力即横扫下寮。2月，这支越军继续向南开进，进入柬埔寨东北地区。
这下子，印度支那战争的战火名副其实地燃遍了整个印度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