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色目人，字面理解就是眼睛碧色或者蓝色的人，总之是区别于黑眼珠黑头发黄皮肤的汉族人。从成吉思汗西征开始，很多波斯人、突厥人、钦察人甚至斡罗斯人作为商人或者战俘或者盟友被带到了东方。这批人懂得蒙古语，又善于理财和交际，一度活跃于蒙古政坛，所以从很早他们就协助蒙古统治者治理国家，其中成吉思汗时期的牙老瓦赤、镇海和窝阔台时期的奥都拉赫曼就是典型的例子。廉希宪也算半个色目人，但由于文化和信仰的不同，我们把他归入儒臣这一派。一开始忽必烈长期在中原汉地，与这些人接触不多，但随着王文统的倒台和忽必烈对汉族臣僚离心力的增加，他开始重任色目人理财。其中两个典型的人物是阿合马和赛典赤·瞻思丁。
这两个人一个是反面典型，一个是正面典型。
同样是色目人，一个留下的是万人唾骂，一个留下的是万民拥戴。
先说阿合马，“阿合马”是《元史》和其他一些中国史籍中对他的称呼，现在通常应该译为艾哈迈德。我们的史书中对于一些翻译过来的词语与现代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原来的“算端”，现在多译为“苏丹”，即统治者的意思；原来的“火者”，现在大多译为“和卓”，是大人和有身份的显贵的意思。原来的“异密”，现在大多译为“埃米尔”，是首领或者酋长的意思。而人名中摩诃末现在大多译为马哈茂德，阿散大多译为哈桑，诸如此类。我们为了与历史书保持一致，还是称他为阿合马。
这个阿合马本是花剌子模费尔干纳的一个穆斯林商人，蒙古西征时被掳掠东来，充当忽必烈的岳父家的奴隶，察必皇后嫁给忽必烈后，他作为察必的奴仆也跟随嫁到了忽必烈的身边，成了皇帝的家奴。由于该人精明干练，很快崭露头角，忽必烈经常委任他做一些诸如清查藩库筹措粮草的差事，都干得很漂亮，职位也连连升迁。1262年王文统被杀后，阿合马先是做了中书省主管财政的平章政事，接替了王文统，从此他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理财生涯，权倾一时。
要说阿合马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他上任后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官办矿冶，二是增加盐茶和药材的专卖，三是继续推广王文统的钞法并主持了一次人口普查。
按照现在《物权法》的规定：矿藏属于国家所有，其实这个规定很早就有了。但在金元之交的乱世，出现很多私营的矿冶产业，阿合马把这些产业统归国有，政府也设立了一些冶金作坊，老百姓的农具、银器等物都必须从官方购买。此外盐茶专卖，禁止民间私人贩卖，也直接垄断了国家的盐茶和药材市场，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而推行钞法，就是发行货币，印钞票。而人口普查则对于政府掌握当下的人口数量、以便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和统计土地的占有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这些财政措施看上去冠冕堂皇，但是关键在于，阿合马的这些举措的目的只有一个：敛财，而并非为了惠民或者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光为国家敛财，也给自己敛财。为了增加收入，他将尽可能多的商品纳入专卖，到后来甚至布匹、蚕丝等基本生活品都进行统制专卖，最后忽必烈也看不下去了，勒令他停止上述课目的征收。
客观上来讲，阿合马的理财对于缓解元朝初年财力紧张状况，满足忽必烈庞大的军费开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上司让办事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只要能搞到钱，就是好样的。也因为如此，忽必烈在十多年中一直对阿合马宠爱有加，而对安童、廉希宪等人施以打压，以至于阿合马日益专横跋扈，贪赃荒淫，他看到哪里有良田美宅和谁家有娇妻美妾，就想方设法据为己有，甚至有两名高丽商人供奉给忽必烈的两颗巨大的珍珠，他居然自己昧了，每天把玩嬉戏。后来他的长子忽辛成了大都路总管，另外一个儿子麻速忽成了杭州路总管，一些色目人也趋炎附势，上赶着巴结，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色目人的理财集团。
阿合马几乎从一上台，就面临着与真金太子和廉希宪、姚枢、安童等儒臣的较量，一直到他被刺死。至于他怎么死的，以后再说。
而赛典赤·瞻思丁则与阿合马完全不同，他无论是政绩还是人品，无论在汉人还是色目人中，均可谓人们学习的榜样。
詹思丁也是色目人，不花剌的贵族，而且还是什叶派创始人阿里的后代。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他率家族归附，成为大蒙古国的官员。其后历任太原、平阳的达鲁花赤和燕京的断事官等职务。在汉地中原担任官职的过程中，詹思丁深入学习儒家文化和接触中原人的生活习性，勤政爱民，办事公允，救助灾民，深得人望，在所任职的辖区老百姓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现在云南是旅游的热点区域，滇池、大理古城、玉龙雪山等等，给游客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是在八百年前，这里却是荒僻的蛮夷之地，它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地理形势复杂，盗贼也很多，是官员们避之不及的地方。云南大理国自忽必烈亲自征服后，为了维护统治，一直对段氏后裔加以善待，同时委派一位蒙古宗王和都元帅镇守。但由于距离遥远，各土司豪强割据、盗贼劫掠以及宗王独立于汗廷的倾向很重，于是忽必烈决定委派一位能力强干又有威望的人前去治理。他想到了赛典赤·詹思丁。
1274年11月，忽必烈委任詹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强对云南的管理。
詹思丁到了云南，主要做了几件大事；奖励农桑，架桥修路，推广汉文化，剿灭盗贼，建议设立云南行省，将军政大权统一到行省，实现了云南政令军令的一致性。
詹思丁抚治云南之前，当地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詹思丁亲自把北方的粮食种子带到当地，传播北方先进的耕种技术。鼓励当地人种桑养蚕，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针对南方雨水集中的特点，他还组织人们兴修水利，尤其是修治滇池，一方面在上游源头修建水库蓄水，一方面在下游挖掘导明渠以备泄洪，适时的进行储水和排洪、灌溉。他还把盘龙江的河道加以疏浚，加固堤坝，使一万多亩良田受益。
针对云南文化落后，当地人不重视读书的现状，他建起了孔庙和明伦堂，从中原延聘教师下乡支教，购买书籍免费赠与当地人，劝世人子弟入学，有时亲自教授课程，大力推行汉文化的传播。
由于云南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易于隐蔽，当地土匪一度猖獗，社会治安较差。詹思丁上任伊始，便张贴告示，要求各匪首限期自首，以前所为可以既往不咎，抗拒者严加痛剿。三个月内，大部分土匪和土司和豪强等，一个个前来缴械投诚，表示愿意服从汗廷管辖。
对于拒不前来投诚的，詹思丁也是软硬兼施，仁至义尽了才使用武力。
一次，一个城寨发生叛乱，詹思丁亲自带领士兵前往围剿。当天就将该城团团围住，但詹思丁并不急于攻城，而是派使者进城劝降，晓以利害。但被该城寨主拒绝。一直围到第三天，手下诸将请求攻城，詹思丁依然不许，而是派自己的儿子再次去劝降。寨主见瞻大人的儿子前来，颇有诚意，当即就答应投降，并护送詹思丁的儿子安全出城。
可是等詹思丁的儿子一走，这个寨主又犹豫了，过了三天仍然没有出城投降。当时詹思丁的将领们急了，有两位将军未经请令就擅自带领两队人马开始攻城。詹思丁闻听大怒，下令即刻收兵，并将两位擅自攻城的将领绑了，押到城下，向该城寨主解释，表达了和平解决的最大诚心。
终于，詹思丁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该城寨主闻讯后，不禁被詹思丁的诚意所感动，感慨的说“不想平章仁厚至此，吾拒命不祥”，毅然举城出降。詹思丁兵不血刃就和平解决了此次叛乱。
此事之后，詹思丁威名远扬，整个云南各地的土司、酋长纷纷前来表示归顺，詹思丁均以礼相待，向他们认真传达中央对地方的和平和发展的政策，并赠与礼物，甚至与当地酋长结拜为兄弟。通过上述措施，云南经济社会秩序得到了全面发展。
在詹思丁抚治之前，云南设有都元帅，还有宣慰司和蒙古宗王，而行省设立后这些机构依然存在，这样导致军令政令不统一，权力相当分散，于是詹思丁向忽必烈建议：都元帅、宣慰司归行省统一管辖，詹思丁为首任云南的平章政事。通过詹思丁的努力，云南与中央、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至元十六年（1279年），詹思丁病逝于任上，史载送葬的群众“号泣震野”，可见，詹思丁本人深得当地人民的拥戴。
詹思丁去世后，忽必烈任命他的儿子纳速剌丁继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继续他父亲的政策，轻徭薄赋，裁汰冗员，积极兴修水利，这父子俩成为治理云南最有政绩的人。
时光过了100多年，詹思丁的后代中又出现了一位名人，当时元朝已被新兴的明帝国所取代。他的这位后人几经辗转，效力于明成祖朱棣的朝中。后来，朱棣命令他带领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积极沟通东西方的关系，詹思丁的这位子孙就是郑和，郑和是詹思丁的九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