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阿里不哥内部众叛亲离，各方面的形势对忽必烈极其有利，看上去忽必烈志得意满了。然而，世事难料，就在天下归心的时候，忽必烈内部也出事了！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忽必烈是个幸运儿，从争夺汗位以来，他让廉希宪和商挺等为数不多的人瞬间摆平了秦陇，而且在其后的数次战役中几乎没费什么劲就打败了阿里不哥，可谓事事顺利。但此时却有人来给他添堵了：他委任的江淮大都督李璮叛变了！
这件事犹如在一潭清水中，突然被滴进了一滴墨水，虽然迅速被整湖清水冲淡，并没有对湖水构成太大的污染，但也让忽必烈恶心了一阵子，而且加深了忽必烈与汉族臣僚们的离心力。
这个李璮，系山东军阀李全之子，关于其叛乱前的的发迹史，史料记载的不多，但纵观其一生的言行，笔者给他八个字的评价：志大才疏、不识时务。在当时忽必烈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时候，他首鼠两端，时而向忽必烈献媚，时而与南宋勾结，时而结寨自保，想另起炉灶，实在是个摇摆不定之人。那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笔者分析了一下，他并不忠于任何一个政权，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山东半岛到华北的广大区域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也想过一把皇帝的瘾。这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忽必烈与弟弟激战于漠北的时候，他乐观地认为：机会来了！他首先派人秘密从燕京接回了作为人质的儿子，接着派人秘密联络南宋，向南宋理宗献出海城（今江苏省连云港）、涟城（今江苏省涟县一带）等城，主动称臣。宋理宗赵昀一看，大喜：都这个时候了，人心向北，还有人主动归宋，赏！他即刻封李璮为宁武军节度使、齐郡王。赵姓以外的人封王的，这可是莫大的荣宠！
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初三，李璮正式反叛。
其实，对于李璮的叛变，忽必烈是有所觉察的，有几个迹象已显露端倪：
1、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从各汉族万户中抽调兵马，张柔、史天泽、严忠济等人召之即来，唯独李璮，以各种理由推脱，用史书的话说是“诡辞不至”，一会说自己病了，一会说要防着南宋，手头无兵，拒不前来；
2，他狮子大张口，不合常理的向朝廷要钱，还擅自截留了忽必烈设在益都路的官银，用来扩充兵马修建城池；3、他虽然称为忽必烈的臣子，在他的统治区内却不使用忽必烈钞发行的货币——中统钞，而是使用南宋的货币——会子。明明在甲国，却非要使用人家乙国的货币，说白了就是让人们淡化对国家的认同感。而且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中统钞还是李璮的岳父王文统主持发行的，连老丈人都不认可，其反心可见一斑。
在北征之前，济南路总管张宏向忽必烈汇报了李璮的上述种种反象。
忽必烈告诉张宏，先稳住李璮，暂时不要刺激他，免得他铤而走险，况且现在忽必烈专于漠北战事，实在无暇顾及南方，所以忽必烈一定程度上对李璮采取了隐忍和姑息的策略，要钱给钱，要物给物。
可是李璮偏偏是个给点颜色就开染坊的人，他把忽必烈的姑息隐忍看成是自己的韬光养晦取得了效果。二月初三，他命令突然杀死境内的蒙古戍兵，发动叛乱，同时他传檄各路军阀世侯，打出了反蒙归宋的旗号，希望大家响应他的号召，前往济南会师。同时给南宋发出军事援助的请求。
二月初八，他从海城出发，沿海路先后攻占益都（青州）和济南，四处抄掠。济南路总管张宏且战且退，并飞速向忽必烈通报。李璮在叛乱之初屡屡得手，得意一时。
获悉李璮叛变的消息，忽必烈召集众幕僚商议对策。姚枢说李璮无外乎三种选择：
1，乘大汗北征漠北，幽燕空虚，率军直捣燕京，死守居庸关，此上策；
2，与南宋联合，结寨自保，骚扰蒙军后路，使蒙军疲于奔命，此中策；
3，如果李璮占领济南，等待着各路诸侯前面来响应，必然成为瓮中之鳖，很快束手就擒，此下策。
忽必烈问：他会走哪条路？
姚枢回答：下策。
姚枢非常了解李璮的性格，既志大才疏又缺乏远见，而且身边没有智囊，虽然占领了济南，略有小胜，但凭他那五六万人马，绝不敢长途奔袭燕京，与忽必烈直接交兵。而且李璮首鼠两端，信誉极差，南宋不会真心实意与之联合，甚至有可能吞并他的兵力，所以他只有下策可走。
果然，李璮到了济南就再也没有往前走，而是消极的等待着他所空想的群雄呼应的状态。占领济南以后，李璮希望看到的情形是：自己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四方诸侯八面而来，集中到自己的麾下，统一整个中原，甚至全国，自己也成为统一中国抗拒鞑虏的民族英雄，在丹青汉简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他错了，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号召力。一天天过去，前来济南响应的人一个没有，有的是为了避嫌逃走了，而大部分汉族世侯则一边倒的明确表态对忽必烈的忠诚，参加了对他的围剿。
忽必烈命令大才子王鹗写了一份诏书，历数和揭露李璮背叛朝廷背信弃义的罪恶，同时紧急征调蒙、汉军马参与对他的围剿。
他命令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在滨州、棣州一带聚集，切断李璮与其子的联系。同时命令东平万户严忠嗣、严忠济兄弟，水军万户解诚、张荣实，集结在东平，从南、北两路向济南压缩，命大名、真定、河间等府组织团民自保，防止李璮突围。
接着，忽必烈命令宗王合必赤为统帅，赵璧为山东行中书省，向济南和青州开进。三月底，蒙汉联军完成了对济南的合围。在合围的前夕，忽必烈又任命史天泽为右丞相、副统帅，赵璧为平章政事、副统帅，辅佐合必赤，而且明令诸将“蒙古汉军悉听史天泽节制”，表现出对史天泽绝对的信任。
其实，在对史天泽绝对的信任背后，忽必烈已经隐隐显示出对汉族世侯的不信任。李璮的叛乱让忽必烈加深了对汉族世侯势力膨胀的忧虑，而且同为军阀，李璮与各个军阀难免有书信来往，如果深究，恐有很多人被牵扯进去。因此，他任命史天泽为剿总司令，也是在暗示史天泽要竭力平叛，以撇清自己与李璮之乱的关系。
忽必烈啊忽必烈，刚刚登上大汗宝座，就面临着阿里不哥、李璮北南双方的叛乱威胁，压力山大啊。
四月初，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交锋，史枢（史天泽的侄子，史天安的儿子）和阿朮（速不台的孙子，兀良哈台的儿子）所率兵马在清河大败李璮叛军，斩首四千，初战告捷。紧接着，万户韩世安又在高苑一带打破李璮军，沉重打击了李璮叛军的士气。经过这两次交锋，李璮开始龟缩到济南城，不敢再主动出击了。而此时，参与助攻的军马越来越多，据《元史》记载达十七路之多，甚至高丽国也派兵参与平叛，李璮真正成了瓮中之鳖，孤家寡人。
虽然占据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但史天泽并不急于攻城，毕竟强攻伤亡太大，他与宗王合必赤商议后决定围绕济南城深沟高垒，步步为营，压缩包围圈，使其“势蹙日窘，粮尽援绝，不攻而自溃”。
一个月过去了，面临着忽必烈发来的催促攻城的命令，史天泽似乎有意拖延，迟迟不下总攻的命令。他知道，破城是迟早的事情，他只是在把总攻时间尽量往后拖，让部队的伤亡降到最低点，毕竟弟兄们跟随自己数十年，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开始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最理想的状态是，让济南城不战而降，给后人保存一座完整的城池，也给自己的戎马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可是，僵持到了６月份，局势的发展不由得史天泽不做出反应了：首先，李璮组织数次小股部队试图突围，其中一次被张柔之子张弘范击溃，其他的也都被歼灭，但很难预料以后会发生什么意外。此外，６月中旬，南宋一支水军通过海路进攻滨州、沧州，试图接应李璮，韩世安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其击退，看来南宋很有可能想尽办法接应李璮，万一李璮突围成功，史天泽可就前功尽弃了。
７月１３日，史天泽无奈之下，忍痛向济南城这座美丽的城市发起总攻的命令。蒙汉联军迅速攻占了济南的外城，与叛军展开厮杀，李璮带领残部退入内城顽抗。
重围之中的李璮权利做困兽犹斗一个月，士气低落，最后甚至想出了一个法子鼓舞士气：他搜罗城中的女子，分给将士们寻欢，以期鼓舞士气。没想到适得其反，他的做法遭到了军民上下一致的反对，李璮陷入绝望。
7月20日，李璮招来众人，告诉他们：你们自谋生路去吧，而后做出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他先是杀了自己的爱妾，接着盘腿坐在爱妾的尸体边，一边哭着一边拿一把镊子一根一根拔自己的胡须，拔光了自己的胡须后，自己驾着一叶扁舟到大明湖投湖自尽。可巧的是：湖水太浅，他居然没被淹死，湿漉漉的又爬上了船，最终被活捉。看样子他应该去跳西湖，那里的水深，死的会体面一点。
落汤鸡一样的李璮被带到了合必赤面前。合必赤、史天泽、严忠范等人联合对其进行会审。
这次会审滑稽而血腥：
严忠范：你为什么要造反？
李璮大喊：你和我约好了，为何不来？
严忠范：（恼火，刺了李璮一刀）。
史天泽：忽必烈大汗有什么亏待你的，你要反对他？
李璮大喊：你给我写信约好了一起起兵反对忽必烈，为何背盟？
史天泽：（大怒，令部下将李璮肢解后枭兽于军门）。
李璮的目的似乎是在激怒史天泽等人，也似乎在乱咬一通，让忽必烈对这些汉族世侯产生怀疑，而且他的目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李璮之乱是忽必烈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一起重要事件，李璮片面的想依靠汉人对蒙古人的不满，以及对宋王室的怀旧心理，拉拢其他军阀起来反抗忽必烈，推选自己当老大。实际上，经过长时间的经营，中原各族人民已经把忽必烈看成是蒙古统治者中推行汉法的唯一合适人选，大多数汉族世侯如史天泽等人也已经与蒙古人建立起来了比较坚固的合作关系。而南宋由于离开中原已经一百多年，中原的百姓和士绅对这个远在杭州的政权的认同感已经非常淡漠，而且李璮本来就是朝秦暮楚之人，政治信誉感极差，所以汉族世侯们几乎没人响应李璮的号召，而是听从忽必烈的调遣，参加了对李璮的围剿。李璮在这个时候既没有掌握天时、地利、人和，而是凭着自己的空想起兵，其败亡是注定了的。
李璮之乱对忽必烈政权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但他还带来一个很深远的负面影响，就是忽必烈本人对汉人官僚信任感的下降。
本来中原汉地是忽必烈的大本营，他身边的诸多幕僚如姚枢、窦默、许衡、商挺、刘秉忠和汉化的廉希宪等，为忽必烈出谋划策，经画筹运，不遗余力。而将领如史天泽、张柔、董文炳、严忠济等人都是汉族世侯，多年跟随他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甚至在某些战场起着主力的作用。可是自从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对这些人的离心力有所加强，开始了对汉人高层的清查。
第一个被清查的目标是王文统，李璮的岳父。经过调查，忽必烈从王文统家中搜出一些他与李璮之间的书信，其中一个信中有“期甲子”的话语。
对于这个“期甲子”，解释起来有些歧义，我们知道黄巾起义的时候张角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号，难不成甲子就是造反的同义词，期甲子就是“等待造反”？中国人很善于联想和进行延伸化的理解。比如“道路以目”，直接意思是路上碰见了互相看了两眼，可用在周厉王的那个时代就是不敢公开交谈，而是以眼神会意，要推翻周王的意思。而这个期甲子如果往深了解释，含义也确实难以说明白。
现在王文统也百口莫辩，谁让他是李璮的岳父呢。忽必烈经过充分考虑，结果是斩，与王文统一起就死的还有他的儿子王尧。
继续往下查。
当时是谁推荐的王文统啊？刘秉忠和张文谦。在鄂州的时候忽必烈让大家给自己推荐一个贾似道级别的人物，结果刘秉忠和张文谦推荐了王文统，所以这俩人也被查处，被勒令交代与王文统、李璮的关系。
正在审查刘秉忠、张文谦的时候，有人又举报廉希宪、商挺和赵良弼，说这三个人经营关中，久蓄异志，简直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于是忽必烈又把这三个人给抓了起来，加以审讯。平心而论，廉希宪等三人为忽必烈争夺汗位立下汗马功劳，如果连他们都怀疑，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信之人了。
正在这时，又有人举报汉族世侯史天泽也有异志，因为史天泽在审问李璮的时候，李璮曾经说他曾经与史天泽同谋，还问他为何背盟等等，史天泽未经请旨擅杀李璮，也证明他心虚，恐有隐情。
史天泽家族可以说是最早归附蒙古帝国的世侯之一，从父亲史秉直、兄长史天倪、史天安，一直到侄子史枢都在为大蒙古国效力，从来都是忠心耿耿，任人驱驰，如果连他们都怀有异心，那忽必烈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就在有人举报史天泽的当天晚上，姚枢觐见。
进入宫里，姚枢噗通就跪在忽必烈面前，极力陈白廉希宪、商挺和赵良弼等人无罪，以及为忽必烈立下的卓越功勋，表示自己愿意以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担保。至于李璮诬陷史天泽同谋，纯属李璮临死前做疯狗乱咬状，根本无据可查。而且史天泽也不可能响应他的号召与大汗为敌，史天泽等人积极参加对李璮的围剿就是证明，大汗如果借此追查各个世侯，恰恰中了李璮的圈套。
其实忽必烈本来对上述举报也是半信半疑，他知道汉族世侯是他着重依赖的军事力量，当然这些人相互之间难免有书信来往，亲缘关系。如果真的彻查，一是寒了众人的心，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二是有可能把他们逼到对立面，刘整就是一个典型的被逼反的例子。所以，忽必烈当即决定除了李璮和王文统外，其余人等，一律不予追究。
次日，忽必烈将上述人等全部释放，而且全部召集到殿前，当着众文武的面，做出一个惊人而又英明的决定：他将近年来李璮与外界的信札书函，一把火全部烧毁！
随着这些信札书函化为灰烬，腾空而起，众人的心安定了下来，忽必烈的心也安定下来——但只安定了一半，汉族世侯的私人武装依然是他心头的一个病。
中统5年（1264年）是忽必烈卓有成就的一年，是年七月，正在上都开平府的忽必烈得到消息：一直与自己争夺汗位的弟弟阿里不哥前来投降！
就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很多事情。上次昔土木脑儿之战后，阿里不哥众叛亲离，许多人纷纷离去，随着经济封锁物资也日益匮乏，他赶紧派宗王阿鲁忽回到察合台汗国主持国政，想尽快给自己筹集粮草物资，然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个阿鲁忽是察合台的孙子，拜答儿的儿子。而贵由汗在位时曾经把察合台立嗣的孙子哈剌旭烈兀废黜，让也速蒙哥回国即位，1251年蒙哥汗上台后又把也速蒙哥处死，重新让哈剌旭烈兀回国当汗王，可是哈剌旭烈兀走到半路就死了，于是哈剌旭烈兀的妻子兀鲁忽乃作为察合台汗国的监国临时执政。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内战爆发后，阿里不哥派阿鲁忽回国继承汗位，本来是想让他掌权并给自己提供给养，可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阿鲁忽一回国不但没有积极争夺汗位，而且与执政的兀鲁忽乃这个寡居的堂嫂发生了浪漫的关系！
当时阿鲁忽正值壮年，而兀鲁忽乃自哈剌旭烈兀去世后，长期独守空房，这两个本来的政敌一见面就迅速堕入爱河，成天卿卿我我，床第云雨，早把阿里不哥交代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凯撒和埃及艳后的浪漫故事在察合台汗国重演了。阿里不哥反复催促阿鲁忽，让他尽快筹集粮草兵丁器械，以对抗忽必烈的军事压力，可是此时阿鲁忽早已厌倦了阿里不哥的颐指气使，竟然杀掉了阿里不哥的使者，转而宣布归附忽必烈。
阿鲁忽的例子告诉我们：异性——尤其是漂亮和帅气的异性很难成为真正的敌人。
这下险些把阿里不哥给气死：好啊，我让你回去执政，你正事没办成，成天泡女人了还不算，现在公然背叛了我！于是他兴兵讨伐阿鲁忽。
别看阿里不哥打不过忽必烈，可是对付察合台汗国的军队还是富富有余，很快阿里不哥就占领了北部的大部分领土，洗劫了伊犁河流域。阿鲁忽和兀鲁忽乃先是退居和田，后来又退到了撒马尔罕。但阿里不哥依然未能使阿鲁忽屈服，反而劳民伤财，丧失人心，这时窝阔台汗国的海都也不时来骚扰他的领地，穷途末路的阿里不哥日蹙一日，万般无奈下，他不得不派出使者，南下归附忽必烈。
1264年7月26日，忽必烈在上都开平府举行了受降仪式，他本来还想议阿里不哥的罪，宗王塔察儿等人一再求情，忽必烈才答应赦免这个弟弟，并允许他参加宴席。
在宴席上，兄弟俩互相望着，想着骨肉同胞同室操戈了4年，不仅眼泪涟涟。忽必烈问道“我亲爱的弟弟，这场战争到底是你错了呢，还是我错了？”。阿里不哥的回答也很耐人寻味，“当初是你错了，而现在是我错了”。从他的回答，包含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无奈，也带有些许的埋怨。忽必烈宽恕了这位弟弟和大多数官员，但处死了教唆阿里不哥反对自己的旧丞相孛鲁欢等10余人。
阿里不哥郁郁寡欢，于次年就病死了。但他那忧郁埋怨的种子却传承下来，过了120多年，明朝已经建立了，朱元璋把元廷逐回了漠北，元朝成了北元，重回草原的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杀掉了忽必烈的后裔脱古思铁木尔，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北元）。也速迭儿在位虽然只有一年，但至少让汗位短暂转到了阿里不哥这一系，这大概是他那忧郁埋怨的种子开花的结果。
随着阿里不哥的归降，蒙古汗国重新统一了，两汗并立的情况结束了。同年8月，忽必烈改元至元，将中统5年改为至元元年，随着年号的变动，忽必烈和他的统治集团走上一条他直接控制的中央汗国为中心，四大汗国为藩属的二元一体的统治模式，这种独特的统治模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李璮的被剿灭和阿里不哥的归降使忽必烈可以腾出手来整顿和发展自己了。
忽必烈从小摆脱不了汉族官僚和世侯们的支持和影响，他习惯了使用汉地的文化制度治理汉地，但同时他允许藩属汗国按照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习惯治理自己的国家，比如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很快全民皈依了伊斯兰教，而金帐汗国则部分信仰了伊斯兰教，部分信仰了东正教。而他的直辖地与其他汗国的国情大不一样。打个比方，汉法朝廷都需要年号、官制、财政制度等等。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汗国则大多用回历某年，基督教包括东正教国家则以公元纪年，很少有自己的年号。
年号忽必烈更换了两次，1260年为中统元年；1264年改元至元；至于官制，从窝阔台开始，为了管理中原汉地，设置了达鲁花赤（断事官）作为管理者。忽必烈参照前朝金朝以及南宋的官制，于1260年设置中书省，取消了达鲁花赤。中书省设左右丞相各一人，平章政事二人，左丞、右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号称八府。中书省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统元年的首任中书右丞相是安童，左丞相为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
到了至元4年，忽必烈更是设立了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各地方的管理机构，全国除了“腹里”（相当于直隶，包括山东、山西，河北，内蒙大部）直属中书省管辖，西藏由宣政院直辖外，全国设立十个行省（后来也数次变动），可以说行省制度是元朝的一大特色，地域空前广阔。
除此之外，为了便于军事调度，军事征服的需要，忽必烈于1263年设立枢密院，设枢密院事一名，副使两名，判官一人。枢密院的职能主要有军事调度、军官的级别管理与选拔、军人的赏罚和军饷的拨付。枢密院直接听命于忽必烈一人，便于直接操控军队。当然，为了稳住汉族世侯阶层，枢密院成立后，官员也主要有这些人来担任，如史天泽、商挺、赵良弼、董文炳、董文用、张文谦等人都先后担任枢密院事。
既然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建立起来了，司法监察机构也得有了。1268年，忽必烈根据廉希宪等人的建议，设立了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一人，御史中丞若干人，主要职能是纠察百官贪赃枉法或阴谋叛乱等不轨之事，宗王塔察儿作为首任御史大夫。御史台下设台院、殿中司和察院三部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察院，设监察御史数十名，专管举报刺探百官的隐私和政治得失及渎职行为。
接下来是整编军队。
刚才说到了忽必烈对掌握军权的汉族世侯势力膨胀的种种忧虑，在建立官制的同时他考虑收取世侯们的权力，让私人军队国家化，服从枢密院的管辖，可是这件事总得有人来提。忽必烈来提，显然不太合适：他是大汗，主动提有点不信任诸将的感觉。文官们来提，世侯们更是不服：你们一个个稳坐于大帐之中，品着茶摇着羽毛扇，自然不知道弟兄们冲锋陷阵的苦难，一句话就让我们把军队交出来，当然不服了。
这时一个合适的人提出了整编世侯军队的议题。
谁呢？
史天泽。
史天泽是最有资格提出的，因为他和他的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和最早的世侯，掌握着最多的私人武装。当忽必烈召集成立枢密院时，史天泽主动提出“兵民之权，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先拿我开刀好了，当即表示愿意罢去万户爵位，交出私家武装，效忠国家。
听到史天泽的话，忽必烈大为感动，众人也大为惊讶和钦服。忽必烈连说润甫（史天泽的字）高风亮节，实乃忠君体国的榜样。他对史家的贡献大加肯定，万户爵位依然保持，军队在一个月之内整编完毕。但史天泽说一个月太久了，只需三天就能完成。接着，史天泽的子侄十多人三天之内将虎符等交到了枢密院，并着手下级将领们的档案的统计，按期交到枢密院。
史天泽起了个带头表率作用，其他军阀也都不得不交出军队来了。其中张柔及其子张宏略、张弘范，严忠嗣、严忠范兄弟也先后情愿或不情愿的交出了军队。而且每个世侯之家，只能一个人继承万户的爵位。除此之外，忽必烈还搞了一次军区大换血：命史天泽之侄史枢代替张柔之子张弘范掌管亳州万户；命史天泽管辖的邓州的二万户居民归董文炳节制；命张弘范代替董文炳统辖益都诸军，包括原来投诚的部分李璮叛军，也加以整编，这样一来，地方军阀各行其是的情况得以改善，中央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得以加强。
当然，忽必烈对献出军队的世侯们也是格外加以优待：史天泽被任命为第一任枢密院事，后来被任命为右丞相，这是汉人在元朝做的最大的官。其他如商挺、董文炳等人也是加官进爵，各有封赏。
通过收揽汉族世侯的武装，忽必烈初步实现了军令、政令的统一，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他的整编军队漏掉了一支力量——蒙古各宗王的私人武装，这些兀鲁思和那颜们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爵位、领地和军队，这为以后塔察儿之孙乃颜和窝阔台之孙海都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忽必烈现在还缺一个理财的人。
当时王文统作为理财总管，他发行中统钞，而且此人极善理财，“钱谷大计，虑无遗策”，为战胜阿里不哥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自从王文统因为李璮案被杀后，一时间没有合适的管家了，忽必烈明显感觉到了捉襟见肘的惆怅，一个单位还需要一个会计呢，更何况一个国家？可是因为王文统事件使汉人在忽必烈心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所以他开始有意无意的物色一些色目人理财臣僚为自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