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萨河之战是长子西征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西征军经过梁赞、弗拉基米尔、基辅、克拉科夫、莱格尼察、蒂萨河等战役，确立了蒙古人每战必胜的神话。蒂萨河之战后，整个欧洲基本上已经没有国家能够抵挡得住鞑靼人的进攻了，现在整个欧洲笼罩在恐怖和不安的气氛之中，有关蒙古人的传言一个比一个可怕：很多人说，鞑靼人不计其数，他们的队伍长达20天的路程，宽达15天的路程，一眼望不到边。
用天数来计算距离，除了天文学中的“光年”，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大概欧洲人认为用米、丈、公里这些物理学概念已经不足以说明蒙古大军的庞大，而必须用时间单位来形容。令人可怕的还有蒙古人的相貌，欧洲人形容这些人都是从地狱中钻出来的，因为他们的相貌不同于常人：这些人个头不高，但身材粗壮，胸膛宽阔，脸部扁平，胡须稀少；他们鼻子粗而宽，两只眼睛很小，彼此之间的距离很远。
鞑靼人骑马常常不用鞍子，他们的马匹个头小而结实，惯于长途跋涉，善于忍饥挨饿。这些马虽然不挂掌，但上山下山轻若山羊，连续奔波三天之后，只需要休息片刻和少许饲料，也就足矣。
即使是鞑靼士兵，对供给品也无甚苛求。他们似乎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不吃粮食，吃的是肉食，喝的是马奶和血。
他们的行进帐篷是用布料或者皮革缝制而成，他们还会用扎成的微草和吹满气的皮筏子横渡江河。鞑靼人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的营地里不曾有过怨言，也不曾有过纷争，他们每个人都吃苦耐劳，英勇奋战。
……
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也说：蒙古人象成群的蝗虫一样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他们铲平庄稼，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藤蔓，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
……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肉人肉。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没有血做饮料时，就喝浊水和泥水；
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任何其他语言，而他们语言也无人知晓。
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接近他们，所以我们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女人们也象男人一样学习打仗，他们闪电般的攻入了基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通过这些欧洲学者对蒙古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很多歪曲事实甚至是诋毁侮辱的成分，尤其是说蒙古人喝血，还喝浊水和泥水，撕吞狗肉和人肉完全是子虚乌有。他们都是肉身，身体器官和其他民族无异，怎么可能喝血吃人肉呢？这纯粹是欧洲人基于自己白种人的种族主义立场上，对异族的蒙古人等东方人的污蔑，“黄祸”一词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但说他们无论男女人人都是战士，而且杀入欧洲让人们都胆战心惊倒是真的。
法兰克王国的太后听说上帝发怒后派来的蒙古大军已经像洪水一样袭来，哭喊着问自己的儿子，路易国王。“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的儿子？看来我们大家和神圣而安详的宗教都注定被鞑靼人毁于一旦了！”
国王悲切而而激昂的回答：“上帝会慰藉和支持我们。无论这些自称为鞑靼人的人打到我们这里，或者我们追击他们到他们的故地也罢，我们总归要进入天堂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作为教徒而去的，后者则是作为受苦受难者去的”。
这是虔诚的信教者无奈的回答。
欧洲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然而，就在蒙古人在斡罗斯和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境内连战连捷的时候，其他暂时没有受到战火殃及的欧洲人在干什么呢？总结出来一个字：乱。他们正在为争夺皇权和教会权力打的一团糟。
蒙古西征的时候统治欧洲是匈牙利（马扎儿）、波兰（孛烈儿）和一个叫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帝国。波兰和匈牙利已经做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神圣罗马帝国。
别看它名字中带“罗马”和“帝国”四个字，但实际上它既与罗马无关，也不是一个帝国。
首先他的领土并非只包括意大利或者罗马周围，它的领域很广泛，包括近现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瑞士以及法国东部和荷兰比利时等地的部分领土，都涵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内。再者该封建帝国的建立主体也并非罗马人，而是日耳曼人，即德意志人，所以后人把神圣罗马帝国也称为德意志第一帝国，而把1871年普普鲁士统一德国到1918年威廉二世皇帝退位的那段历史称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把1933年希特勒建立的纳粹德国政权称为第三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很不固定，一般是在被推选为皇帝的封地作为首都，有的时候在纽伦堡，有的时候在维也纳，有的时候在巴伐利亚，有的时候在罗马，有的时候在西西里，他的首都是在它是由分布在各地的公国、宗教领袖和封建领主、帝国自由城邦组成的一个政治联合体，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有的学者称这个统治欧洲近一千年的封建公国的联合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一个帝国，充其量是一个庄园主经济的封建社会。
虽然都叫“封建社会”，可欧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完全是两个概念。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一元体制，即最高统治者为皇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政治力量，或者即便有其他的政治力量也是从属皇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都是这样延续下来的。而欧洲的封建社会的皇帝则是由拥有大量庄园主的领主贵族推选出来的，除了他自己的直辖领地外了，对帝国内其他地方并无绝对的统治权。
从字面来理解的话，中国只有西周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又恰恰把它归入了奴隶社会的范围了，这让人颇为费解。
欧洲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比较：
政治格局：欧洲是分散的城邦和庄园式的；中国，是大一统的。
制衡力量：欧洲皇帝由贵族、教皇和议会对其进行制衡，使其不至于乱来；中国的皇帝没有制衡力量，是绝对的独裁者。
帝国的组织：欧洲的皇帝并无实权，帝国组织松散而庞大，各公国、主教区、骑士团体和自由城市各自为政。理论上联系各成员的帝国会议名存实亡，沦为各方争取特权的场所。中国的皇帝享有实权，中央以下各省、州、府、县没有自治权利，必须服从中央。
产生方式：欧洲皇帝是由位于纽伦堡的帝国会议推选产生（当然爵位是世袭的），而且必须得到教皇的加冕才为合法。中国的皇位则是世袭的（除非发生农民起义推翻掉前一个王朝）。
臣子见皇帝的礼节：一般是鞠躬，也有单膝跪地表示尊崇的（西方人只对天上的主下跪，对人间的主一般不行跪拜礼）；中国的臣民见到皇帝则要伏地跪拜，山呼万岁，结束的时候还要谢主隆恩。
皇帝命令的效力：欧洲皇帝或国王发布的命令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契约，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生效（早期是帝国会议，后期是议会）。中国的皇帝发布命令则不要任何程序，只需要用朱砂笔写成圣旨，由太监拿着，用娘娘腔高声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行了，听者必须绝对服从，哪怕是让这位不幸的人自尽。
……
当然还有很多区别，不一一列举。
当蒙古人开始第二次西征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叫腓特烈二世。在德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好多位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与蒙古人相遇的是其中多才多艺的一个。
而这个腓特烈二世原来是西西里国王，后被纽伦堡会议推选为国王。
1220年，他被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可是他自视甚高，藐视教会权威，所以和教皇的关系一直很僵。1227年，当时的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曾经号召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可是腓特烈居然拒绝派兵参加此次东征，结果格里高利九世就下令免去了他的皇帝称号。
你不听话，我不带你玩了，看你咋办。
可是腓特烈二世却另起炉灶，自己带兵进行了东征。他从埃及人手中收复了耶路撒冷，并自行加冕为耶路撒冷皇帝，随后又回军西西里岛，打败了教皇的军队，迫使教皇离开罗马到了现在法国的里昂居住，在去里昂的路上，教皇下令将腓特烈二世开除出教会，并号召人们另选一个新皇帝，世俗政权和教会之间的矛盾重重。
当贝拉四世全军覆灭，匈牙利被蒙古人横扫的时候，共同的威胁又使这两个宿敌暂时走到一起：教皇发出诏书，号召教徒们进行“圣战”，并委任腓特烈二世为联军最高统帅。而腓特烈二世也起草了一份慷慨激扬的诏令，他写道：
“是该从梦中醒来、睁开肉体和精神之眼的时候了，鞑靼人的的巨斧已经搁在树根上，全世界都在盛传敌人以死亡威胁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消息。我们虽然听到过鞑靼人危及我们的说法，但是一直认为危险尚远，我们之中也不乏勇敢的百姓和勇敢的国王，现在，一些国王已经殉难，另一些国王逃之夭夭，抵抗残暴敌人进犯的重任，已经落到了我们的头上”。
可是无论是教皇的圣战诏书还是皇帝的诏令，都没有具体的抵抗措施和抵抗计划，还经常互相矛盾，一个人先后发出的命令也先后矛盾，这让欧洲的骑士和贵族们无所适从，而且关键是他们本人的表现就缺乏说服力：教皇住在法国里昂，腓特烈则躲在西西里岛，都不在临近蒙古人的前线，所以人们对这两个人失去了信心，对欧洲失去了信心。
明知道灾难就要来临，可是就是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办法来抵御灾难或避免灾难，这确实是一个悲剧。
拔都占领了布达佩斯后，北路的兀良哈台（拜答儿已经阵亡）和南路的合丹才先后赶到，所以整个蒂萨河之战基本上是拔都和速不台进行的。
从1241年5月到1242年初，蒙古人在匈牙利草原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休整，他们让匈牙利将牲畜驱赶到多瑙河以东，粮食也运到东岸，供他们围猎和休息。我们也许很奇怪，蒙古人宁可将城市拆毁了，住到草原上的帐篷里，也不愿意住在城市那温暖舒适的房子里。因为他们认为城市是无用的，很大程度上征服城市并不是为了住在这里，而仅是为了摧毁和掠取，草原才是他们永恒的家。这与我们现代人想方设法从农村往城里挤的习惯恰恰相反——乡村里的人往城市挤，小城的人往中等城市挤，中等城市往大城市挤。
在休整的半年多的时间内，拔都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宣布弟弟昔班为匈牙利的国王，并任命了投降的贵族和庄园主为各个地方的官吏，向地方的百姓征收税款、马匹和粮草，为了防止这些官吏逃跑或者叛变，蒙古人将这些官吏的家属留在布达佩斯城作为人质，通过这种方式，初步建立起了蒙古人对匈牙利的统治。
第二件事是镇压了匈牙利各地的零星抵抗。匈牙利境内除了极少数偏远的城镇躲过了战火，绝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都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拔都先是向各个方向派出小股部队进行抄掠，至于躲到乡下和树林里的居民，蒙古人先是让那些留守的布达佩斯人给这些逃往异乡的人写信，告诉他们蒙古人将宽恕他们，还许诺给他们土地，等这些心存侥幸的人一回到城里，立刻沦为刀下之鬼。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幸存的匈牙利人开始拿起铁锹和镰刀等物进行抵抗，有的杀死了蒙古人委派的官吏，还有的趁着夜色偷偷烧掉蒙古人的粮草，对蒙古人进行袭扰等等。
为了对对付抵抗力量，蒙古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钓鱼。
蒂萨河之战后，蒙古人在大帐里找到了一枚贝拉四世的印章，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玉玺。蒙古人很早以前从塔塔统阿那里了解到了印章的作用，现在是该这玩意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蒙古人伪造了很多文件，盖上贝拉四世的印章，派人传送给各个抵抗组织，让他们到某某地方集合，或者把把财物送到国王指定的地点。这些抵抗组织成员信以为真，就如约前来，正好落入蒙古人设好的圈套里被一网打尽。这个计策屡试不爽，经过几番钓鱼式的诱杀，匈牙利境内的抵抗之火基本被扑灭了。
但拔都还有一件心事，就是在逃的贝拉国王。蒂萨河之战后，蒙古人一度失去了贝拉四世的线索，有关他的传言也纷纷而至，后来根据各种迹象判断他一开始是到了奥地利，但并没有从腓特烈二世那里获得实质支持，接着他南下到了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境内。
克罗地亚以前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小国人口不多，却盛产了莫德里奇等足球明星），与意大利隔海相望。贝拉四世先是到了一个叫斯帕拉托的小镇。在这里，他险些被闻踪而来的合丹率领的蒙古军抓住，继而他又逃到了亚得里亚海滨的萨格勒布城。
这座海滨小城与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隔着一个海峡，位置很好：进，可以借道南斯拉夫打回匈牙利，退，可以乘坐船只钻到海里躲避蒙古人的追杀。所以他在这里呆了一段日子。当听说合丹再次逼近的时候，他又带着家人和随从栖身于一只威尼斯商船上，漂泊于近海的小岛之间，伺机返回光复祖国。
在逃亡的路上，贝拉四世不断的向匈牙利人发出指令，让马扎儿老百姓振作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
拔都和速不台在匈牙利草原和温暖舒适的多瑙河中游充分养精蓄锐后，计划在1242年初再发动新的攻势，渡过多瑙河后兵分两路：南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往西，进攻意大利北部，顺便搜寻贝拉四世的下落；北路进攻维也纳，之后再沿着奥德河往北占领整个德意志，接着分出一部分力量攻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主力再往西开拔，征服法兰克以及荷兰等低地国家，直至最后的海洋。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合丹的南路军越过尤里安山脉到了亚平宁半岛的北部，前锋离著名水城威尼斯不到50公里。而北路军主力，也已经沿着多多瑙河而上，到了奥地利首都——著名的音乐之都维也纳东南十几公里处。蒙古的探马哨骑甚至能遥遥的看到维也纳教堂那高高的尖顶。
威尼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仿佛一颗水晶缀在亚得里亚海的波涛之中，其建筑、绘画、雕塑和歌剧等在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市中心的圣马可大教堂是欧洲中世纪最大的教堂，凝聚了古罗马艺术、东方拜占庭艺术和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精华，美轮美奂。一百年后这里又成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而维也纳则是世界著名的音乐之都，很多享誉古今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约翰·施特劳斯、舒伯特等人出生在这里，或者在此度过自己大部分的时光。时至今日，每年元旦在金色大厅举行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了世界级的盛典。
这两个世界顶级的艺术城市现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威胁，看来这里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灿烂文明和艺术成果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而无论教皇或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都无法带领人民避免这场灾难。
欧洲人整天虔诚的祈祷，寄希望于天上全能而仁慈的上天，能够赦免他们的罪，施展他至高至大的法力，阻止住蒙古人的脚步，免遭惩罚之剑的屠戮，把他们从不幸中拯救出来。
欧洲人，能避免这场灾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