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晦和徐羡之等人眼力不错，他们选择刘义隆接任皇帝之位是正确之选，尽管对于他们个人的命运而言，这种选择是一场灾难，但于整个国家而言，他们的选择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因为宋文帝刘义隆算得上是位称职的君王，在时长一百七十年，由宋、齐、梁、陈四支代表队共同参加的体育比赛中，以刘义隆为绝对主力的刘宋代表队打出了整个上半场唯一的一个小高潮：元嘉之治。
“元嘉”是宋文帝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连头带尾存在了三十年，历史上将宋文帝执政的这三十年称之为元嘉之治。
南朝四个朝代总共持续了一百七十年，产生了二十五位皇帝，三十八个年号，但以“……之治”模式命名的只有刘义隆的元嘉政权。我们都知道，“……之治”是国优标志，只要被冠以“……之治”称号，就表明此时代是大大的和谐盛世。汉朝的文景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每一个“之治”之后都链接着英武的皇帝。
虽然和上面提到的几位“……之治”级的英明神武皇帝相比，宋文帝刘义隆还有些差距，但并不妨碍我们把竖起的大拇指送给他，至少他在他所在的时代是处于翘楚地位的。历史给了宋文帝和他的元嘉政治特别积极正面的评价：“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
用现代文翻译出来，这句话属于钻石级好评，说宋文帝仁爱忠厚，谦恭节俭，遵守法律但不严苛，宽容待人但不溺纵。以德服人、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依法治国，这些明君必备品质一个都不少，简直就是雷锋加焦裕禄加孔繁森加包拯似的完美皇帝。
元嘉之治就被夸得更完美了：“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内，讲诵相闻。”
好一幅田园人家图啊！
全国一片安宁恬谧，没有战争，没有人上访，没有人抗暴，没有人拒交公粮拒服劳役。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怡然自乐，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乡里街巷之间，到处都飘荡着琅琅读书声。
相比于东晋以来不停地打打杀杀，人民转死沟壑、逃荒要饭、朝不保夕的境况，元嘉期间的安定平静局面显得难能可贵。经过刘义隆三十年的治理经营，元嘉政治达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最高峰，是南方政权两百多年间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演绎了一场五彩缤纷的南朝嘉年华。
为什么元嘉政治能那么热火朝天、朝气蓬勃呢？
首先一点是得益于刘裕的贡献，刘义隆是站在他爹刘裕这位巨人的肩膀上摘到个大汁多的桃子的。没有刘裕扫平南方各路割据军阀，制定众多振兴发展经济的措施，就不可能有元嘉时期良好的军事、经济、政治局面，这是元嘉之治的大前提。可惜刘裕死得早了点，不然，以他的英明，史籍上绝对会多出一个叫“永初之治”的历史词组的。
但老子刘裕英雄，儿子刘义隆也能算得上是一位好汉。在这场接力跑中，刘义隆成功接棒，加速度向前，跑出了一个南朝百年纪录。在为帝生涯中，他虽然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但整体上功大于过，表现虽不能说可歌可泣，但可圈可点是没问题的。
下面就来说一些与元嘉有关的那些事儿。
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的修复整治都和元嘉有关系，像芍陂、马人陂、六门堰等堤堰都在元嘉年间进行过大规模兴修。芍陂在安徽省寿县，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芍陂是春秋时期的工程，距刘宋国已经超过一千年时间。宋文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对芍陂进行一次彻底整治，使芍陂的灌溉以及防洪、泄洪能力大大提高。
兴修水利干什么？
有利灌溉，促进农业生产呀！
农业是宋文帝特别着力狠抓的一项工作，用现在比较时髦的机关公文体来说，就是：皇帝亲自抓，一把手负总责。
愿意对这事负责的皇帝都是思想成熟、目光长远的皇帝，只有那些傻不愣登的皇帝才只知道对美女负责，对金钱负责。其实对于帝王来说，只要把农业抓好了，美女呀，金钱呀什么的都不愁没有，颜如玉、黄金屋，农业都能无限量提供。
因为农业是立国之本，一切基础都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农业趴窝了，军事、经济、政治全都免不了多米诺骨牌命运。农业就是那立在最前面的第一张骨牌，第一张倒了，后面哪张牌都得跟着倒下。没有粮食，你能空着肚子混出个啥名堂？
这种理论在当今世界依然适用。你一个国家再牛，飞机云中燕了，坦克神行太保了，潜艇浪里白条了，这固然厉害，但若没第一产业的农业做支撑，迟早得玩完。要不咱们国家怎么会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呢，怎么会有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规定呢，你没有耕地种庄稼、长粮食，啃导弹、吞炸药能管饱？
宋文帝很聪明，这小伙子心里透亮透亮的，三十年的皇帝生涯中，他始终把作为立国之本的三农问题放在心上，并为之做了不少实事。
《宋书》记载，文帝“务在本业，劝课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
“本业”就是农业。古代职业有本末之分，末指的是商业，做生意的那会儿不招政府待见，老板赚再多的钱也还是没有社会地位。那会儿以自然经济为主，政府对招商引资没兴趣，你老老实实种田领导最高兴，政府给你化肥农药种子，做生意的，加重征税。
为树立“种田光荣、养蚕光荣”观念，推动农业大发展，宋文帝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己在宫内也搞了块试验田种庄稼，同时要求皇后带领嫔妃和宫女，在内宫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养蚕运动，大有自己抽丝织布、丰衣足食的架势。
这种行为虽然是示范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帝王在农活上的亲力亲为，毫无疑问会激励民间的效仿行为，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很有好处。国人会觉得，皇帝和皇后都在耕田织布，我们也来干这个吧，这事很时髦。
皇帝刘义隆真是个时髦人物，他在任内恢复了籍田制度。
籍田是始于上古时期的一种亲耕礼，仪式类的礼节，君王亲自到田地里耕地，以此劝率天下臣民好生从事农业生产。
籍田礼汉魏期间不少皇帝都做过，在泥巴地里手扶耒耜，闻着牛屁股的骚味翻耕田土。但自西晋大乱之后就少有皇帝干过这事儿了，都忙着抢地盘、打内战、守边疆，自顾不暇的麻烦事太多，这种客串农夫的秀活没人想起来干了。
到刘义隆这儿捡起来了，他觉得这种类似国家领导人年年植树的活动意义很大，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复古，因此他在位期间搞了两次籍田。
籍田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活动，包含着向上天祈福、向祖宗祈求保佑的意味，希望年成大好，风调雨顺，所以是有着一套严格的隆重仪式的。别看只是在泥巴地里活动，但皇帝必须穿着打扮得很隆重。你说地里泥泞不堪，我套件劳动牌工作服，穿双防水胶靴，要不干脆当赤脚大仙，来个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体会一把脚踩泥鳅黄鳝的感觉。
不成。绝对不成。皇帝必须穿得比平时更隆重，“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
通天冠和衮服都是皇帝朝会时穿戴的正式装束，头上戴着二十多厘米高的帽子，身上穿着绣有飞龙的闪亮袍服，在泥巴地里“啪啪”地赶牛，这情景，挺有喜感的。
别把皇帝想得太累，活儿不多，“三推三反”即可，赶着牛在地里犁三个来回就OK。
皇帝耕完地，王爷诸侯接着耕，他们是“五推五反”，再后面是朝廷部长，他们“七推七反”，那些“九推九反”的，官就更小了，总之是按照职务来，职务越低工作量越大。你若是农民工的话，也别几推几返了，整块地都是你的，把活都干完了，然后给你句表扬：劳动最光荣。
宋文帝主政期间一直在推行和宣扬劳动光荣理念，多次专门下诏布置农业生产工作，此类诏文现在还能看到很多：
“凡欲附农，而种粮匮乏者，并加给贷。”
“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棨，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元嘉年间出台了不少惠农措施，朝廷要求各地方政府，对于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但缺乏粮食种子的民众，应无条件借给他们种子。同时严令各地官员，要扎实有效地开展劝课农桑活动，决不能搞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讲的就是这意思，抱着应付上级检查的糊弄任务态度可不行，会掉乌纱帽的，因为朝廷组织部门将农业发展指标纳入了地方官员的政绩升迁考核，哪个地区田地荒芜，百姓懒惰，粮食收成不高，长官会被警告问责的。那时候的农业相当于今天的GDP考核，绝对数值越大，官员越容易升迁。
刘宋朝所有皇帝中，宋文帝刘义隆是出台惠农政策最多的，他多次减免农民赋税，甚至下令免除百姓所欠政府的“通租宿债”，以前向朝廷借贷的铜钱呀种子呀什么的，统统都不要还账了，由皇帝请客买单，当金融呆坏账处理了。
为了节省粮食，宋文帝还曾于元嘉十二年和二十一年两次下令禁酒，原因是有地方官员认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说酒这玩意儿是用粮食酿造的，但喝酒却不管饱，纯属浪费宝贵的粮食，应该加以禁止，达到节省口粮的目的。
宋文帝觉得这是个合理化建议，于是推行禁酒。不过这事只执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禁酒这事太敏感了，历史上多个朝代都出台过禁酒令，但实际上无法有效操作执行。酒是种忒神奇兼奇妙的液体，任何强权都无法使它从人类生活中彻底消失。
不过，宋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纳谏态度是值得赞赏的，他的愿望是好的，为了避免浪费粮食。
经济方面，元嘉年间也有不少有作为的值得一提的事情。
元嘉七年的“立钱署，铸四铢钱”就是宋文帝干的一件很有创新意识的事情。
钱署就是官方设立的铸钱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当时官方已经很多年没设铸钱机构了，自西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都没再设立过钱署，所以币制特别混乱，假钱满天飞，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假钱是指民间偷偷铸造的铜钱。古代钱币的最大软肋是没有防伪标志，也无法有防伪标志。一枚铜钱上你怎么防伪呢？在铜钱上刻上“某某人民银行”？
可以呀。问题是你朝廷会刻字，人家造假者也会刻字。你刻什么，造假者就刻什么，跟盗版光盘似的，借你八双慧眼你也看不出来哪块铜板是正版，哪块是盗版，干脆，李逵李鬼都揣口袋里花吧。
因为缺乏现在的高科技水印防伪技术，所以中国古代的私铸假钱一直和官铸真钱如影随形，历代朝廷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时期，因私自盗铸铜钱而处死者数以万计。但纵然如此残酷，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铤而走险者始终前赴后继，无法根绝。私铸者为了对付朝廷缉拿，想尽伪装办法，有的在大山沟里潜伏铸造，还有的玩起了水上漂，把船驶入江河湖海中，以打渔作为幌子干私铸之事。老祖宗的这种“创新”精神被后人完美地继承了下来，现在国内市场上很多售价昂贵的高档红酒也是水上漂出来的，造假者把船开到公海海域，然后随意勾兑，再贴上事先印制的商标，你想要汉朝的葡萄酒都能马上给你生产出来。
假钱泛滥会给社会经济带来致命影响，在社会商品总量相对平衡的情况下，货币越造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不可收拾。就好比当下的中国，你中国人民银行要是一家伙印出来几百万亿钞票，那不就乱了吗？整个国家的财富还不值这么多钱，钱多商品少，你拿着钞票上哪买东西去？这下钱不就贬值了嘛，一个面包两千块，喝三碗稀饭，一万块不找零。
元嘉年间朝廷钱署铸造的四铢钱较好地解决了民间私铸假钱的问题。“四铢”是相对于汉武帝时铸造的“五铢”而言的，铢是古代重量单位，一枚铜钱重五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三四克，一枚金戒指的重量。
宋文帝认为五铢面值稍大，将其改成四铢，大批量铸造后投放全国。“元嘉四铢”最大的成就是消灭了假钱私铸现象。
原因很简单：“用费无利，故民不铸盗。”
四铢钱用铜分量很足，制作精良，民间私自盗铸根本无利可图。铸造一枚李鬼铜钱所用的铜料、劳力等成本相加，和一枚李逵铜钱价值相等，这种傻事连傻子都不会干。辛辛苦苦花了一千块钱成本偷铸出了一百枚铜钱，结果这一百枚铜钱也就能买一千块钱的东西，这不是干冤枉活嘛。所以元嘉这段年月，地下钱庄产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没人玩这个，都用的是李逵牌铜钱。
不过好景不长，元嘉一结束，李逵就被李鬼给干掉了，私铸之风再次泛滥。到宋文帝的儿子孝武帝刘骏当政时，他重铸“形式薄小”的“孝建四铢”，使得币制陷入一片混乱，“盗铸者众，杂以铅、锡”。
因为孝建四铢偷工减料，重量变轻，质量低劣，给私自盗铸者提供了利润空间，于是，黑钱很快充斥市场。造假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盗铸过程中掺入价值远低于铜的铅、锡等金属。这种混合金属铸成的铜钱容易破损碎裂，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和社会混乱，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到刘宋国末期的泰始年间时，币制问题不是混乱了，而是混乱不堪，彻底崩溃了。糊涂皇帝刘子业因朝廷无实力铸钱，干脆下令允许民间私自铸钱，大伙别偷偷摸摸躲着藏着玩隐身了，都光明正大地登录在线吧，现在家家都是银行，你们可以加班加点地随便铸钱！
此令一下，全国各地的铸钱“地下党”们欢呼雀跃，刘宋王国一时出现了“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般的火热景象，到处都是钱币厂，同学朋友见面，不说自己是钱币厂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啥的，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种万劫不复的可怕局面，刘宋在这种情况下，没持续几年就亡国失天下了。
没办法不亡，经济命脉被私铸铜钱完全摧毁，币制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千钱不盈三寸”。
简直神奇到让人惊叹！一千枚铜钱累叠在一起，高度不超过三寸，换算一下，每枚铜钱的厚度不到0.1毫米。
你觉得这种钱造得已经属于超薄型了吧？
慢，还有比它更薄的，“贯之以缕，入水不沉，随手破碎”。
把一串铜钱用绳索穿在一起，然后放到水中，这串铜钱居然一直漂浮在水面上不下沉！随手一捏，钱就粉碎了。
这不应当叫钱币，应该属于精美的铜制工艺品范畴了。在古代那么简陋的工艺下，居然能把圆圆的金属铜钱做得跟高高的航空母舰一样，在水平上摇曳生姿。
这两种钱在历史上相当著名，各有特定称谓，前者叫“鹅眼钱”，意思是说这钱体很轻，小如鹅眼；后者叫“綖环钱”，是指钱币的内圈被剪去，只剩下一轮外圈，两轱辘圈让哪吒踩脚底下就是标准的风火轮，太好笑了。
这种无休止地滥铸钱币现象所带来的恶果是：“商货不行”。商品交易完全停止，没有人再进行商业买卖行为，当时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钱，没人要你钱，因为钱买不到商品。留着一袋米能管全家吃好几天，而如果用一袋米换来十袋钱，一点用没有，花不出去。拿能吃的米换你不能花的钱，傻不傻？
后世乱象更衬托出钱署的建立和元嘉四铢当时的坚挺对社会经济的不菲贡献。金融宏观调控机构钱署的存在，使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各类非主流货币趋于统一，确保了市场货币流通正常有序。而四铢钱的问世是中国货币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举措，是对长期以来以“五铢”为名的传统钱制的突破。有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五铢钱一统天下，五铢钱是中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钱币，绵延七百多年，直到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朝铸造开元通宝以后才被废除。到宋文帝这会儿，五铢钱才流行了四五百年，正是九、十点钟的旺盛太阳呢，但同样处在人生九、十点钟的宋文帝却大胆地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五铢改成了四铢，对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必须要赞一个。
在经济方面的创新改革，元嘉时期还有其他值得一说的措施，比如对政府官员的工资改革。
今天的上班族每月都有那么一天非常开心——发工资的日子。干满三十天，到月领酬，天经地义。可在刘宋朝以前，没有按月发薪水的规矩，在朝廷工作的公务员，其工资都是按年结算，年底时一次付清。
那会儿发工资跟现在大不相同，不发现金，发的是粮食。汉朝不是有万石、二千石、六百石之类的官名吗？这官名其实就是官员年薪，干一年下来，给你开几千石或几百石粮食，弄一大车拖回去边吃边卖吧。这粮是朝廷给的，皇帝发的，所以公务员是吃皇帝给付粮食的高贵一族，“吃皇粮”这词就打这儿来的。
皇帝都是财务专家，很会算账。官员年薪制其实对朝廷相当有利，一年发一次工资比发十二次能减少很多人力成本，另外这种方法还可以增加财政支付自由度，不必月月担心粮食紧张而产生拖欠工资情况，只要在过年前把粮食筹齐就行。
皇帝是方便了，但臣下相对来说就被动、麻烦些了，有可能皇粮吃完了卖完了，老婆过生日时想买朵玫瑰花、购瓶花露水都没辙。
宋文帝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再一次求实创新，改官员俸禄年薪制为月薪制：“按月分俸”。
每个月发一次工资。这是中国最早的月薪制度，此项改革不仅实惠了当时的朝廷官员，也对我们今天的月薪制的存在产生了很大影响。要不是宋文帝，我们今天是不是一年领一回工资也说不准哦。
月薪制改革是人性化、公平化的体现，当时的薪酬制度是非常不合理的，史料曾这样记载：“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
田禄是刘宋国官员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其实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除了皇粮外，还有皇田，朝廷根据官员品级高低，分别发给他们数目不等的官属田地。比如说你当太守了，朝廷划拨给你一百亩地，你可以在地里种粮食，收获归你所有，但田地所有权是国家的，等你不当太守了，这地就不再归你，归下一任太守。而上一段的记载说的是这种官田的收成分配制度。意思是，以芒种这天作为基准日，在芒种之前离职卸任的，官田里的粮食属于继任者；反之，则属于离任者。
这个分配制度显然对前任官员不公平，人家辛辛苦苦累得跟皮猴子似的，芒种前一天接到调令走人了，这田地里的庄稼就插翅飞到别人家粮仓里了，冤不冤啦！
东晋陶渊明大家都知道，这位爷很有个性，在县令的职位上种了百多亩水稻，本来能小赚一笔的，但他在朝廷年终工作大检查中，因拒绝卑迎上级领导，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权贵，公章一扔就跑回老家当宅男去了，所以官田里的收成他是没份的。这人真够直的，辞职也不挑个能占便宜的日子，便宜了继任的彭泽县令。
考虑到这事不合理，宋文帝也给改了：“计月分禄”。
陶渊明生不逢时，要是稍微迟个二十来年，在元嘉朝末年当官，即使走了也不白走，田禄利润能分不少稻谷呢。这位中国田园诗的鼻祖和元嘉朝的缘分很浅，他在元嘉四年，刘宋王国正生机勃勃奔向小康社会时溘然而逝。
作为文化人，在元嘉初年去世是很遗憾的，因为这一时期的皇帝很看重文化，对文化发展的推动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的。
宋文帝在位期间有项重大文化创新，下令成立儒、玄、文、史四馆，史称“四馆学”。四馆学的建立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打破了自西汉立学馆以来，官办学校只学习儒经的藩篱。
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那种火热激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一去不返，别的学术都是歪门邪道，只有儒家伟光正，儒家思想万岁万万岁，学校里教的全是儒学，东汉太学生最多时有三万多人，清一色儒家学生，没一个杂色的。其后历代朝廷因循此规，官办大学都只教授儒家经典，以《论语》治天下。
到宋文帝手上，他又吃了次螃蟹，搞起学科多元发展，以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雷次宗立儒学。这种做法第一次使玄学、史学、文学和儒学并列，成为专门学科，相当于大学分系，那四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类似于今天大学里的系主任，中国古代设置专科学校由此诞生，现在有人在追溯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时，就说，从历史渊源上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设立的以谢元主持工作的文学馆应是南大中文系最早的源头。
这么说来，南京大学的新老同学有福了，他们都有个皇帝校友。因为后来创立南齐政权的齐高帝萧道成就是雷次宗儒学馆的毕业生。
“四馆学”对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意义深远，后世官办学校设置的律学、医学、算学等众多人文自然学科都是受此影响，更重要的是文学馆的设立，改变了后世文学之士的人生命运，因为隋、唐时代科举取士制度中的文学取士一项，即脱胎于这次学馆分类。科举中的进士科就是选拔文学拔尖人才的，只要你诗文够威够力，一场考试下来，就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从此靠自己的能力素质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励志榜样人物。不像四馆学分科之前，你再有诗文天才也难有机会和途径被朝廷量才使用，必须要先向朝廷爱好文艺的权贵官宦递交投名状，得到他的欣赏推荐之后才有可能为朝廷招用。
继“四馆学”之后，元嘉期间还恢复重立了西晋首创的国子学。国子学是封建时代最高学府，隋朝以后改名为国子监。这个规模更大，学生更多，更得宋文帝的重视，他经常到学校看望慰问大学生，并和大学生们进行现场互动。《宋书·文帝本纪》中曾有过宋文帝在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的记载。
厉害！
不是说皇帝亲自跑到学生教室去测验抽查他们学业的行为厉害，而是这个数字太厉害了，一次考查五十九个学生，这得需要多少时间和耐心！一个学生问一句“三人行，必有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志朋、奇隆来了否”，至少也得半个时辰，若是再和学生们抱抱拳握握手，礼节性地说几句“好好学习，将来报效朝廷，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领导大学慰问必备金句，两个小时就光阴如梭地没有了。
由此可见，宋文帝重视教育文化并不是做表面工作，而是发乎内心的。这跟他的个人修养也有一定的关联，和他爸刘裕谦卑地自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不同，宋文帝刘义隆是个知识分子，“博涉经史，善隶书”。儒学、历史、书法，他样样精通，是个名副其实的文艺皇帝。
在文艺皇帝的重视下，元嘉时期进入了一个文艺复兴黄金时代，文化方面百花齐放，亮点频出。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文化方阵：元嘉文学。
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都是出自元嘉时期：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范晔、裴松之、刘义庆、祖冲之……
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这三人以诗歌著名，他们的山水诗能促进旅游业发展，绝对是旅游局的好朋友。“元嘉三大家”指的就是这三人，考试的时候可别弄错了，在考卷上，三位才子每人至少价值一分呢。
范晔在历史上很有成就，史界大腕，“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就是他的作品，这部著作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属于鸿篇巨制。这位才子后文会详细叙述，他的一生很有侃点，相信大家会感兴趣的。
裴松之也是史学界奇葩一朵。宋文帝在看了陈寿的《三国志》后，认为该书记事过于简单，诏令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于是他废寝忘食，发扬司马迁精神，写出了一本著名的《三国志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注释方式，后来很多此类“注”式著作都比《三国志注》有名，但都是跟裴松之学的。
裴松之这本书也很精彩，写完后宋文帝一看，批了五个字的评语：“此为不朽矣。”
确实不朽。老先生生命都朽了一千多年了，我们还在读他的著作。这本书太有特点了，注著史料多达一百四十多种，而原著《三国志》所涉史料只有《三国志注》的零头那么多。
刘义庆，这名字看着眼熟不？刘义符、刘义真、刘义隆……不错，他是义字辈的刘家皇室成员，和宋文帝刘义隆是堂哥堂弟关系。
刘裕兄弟三人，两个弟弟：刘道怜、刘道规。刘义庆是刘道怜的儿子，刘道怜有六个儿子，但刘道规却一个儿子都没，于是刘裕同志做主，建议二弟说，你家那么多光棍，过继一个给三弟当儿子吧。
这么着，刘义庆就成了刘道规的儿子。
刘道规死得很早，四十岁出头就去世了，刘裕称帝后，追封他为临川王，并让刘义庆继承王爵，所以刘义庆是个身份很高的王爷。这个待遇很高的王爷身份对刘义庆来说很关键，是他之所以名垂千古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是王爷，他才会有足够的钱财和号召力发展他所喜欢的文化事业，留下脍炙人口的不朽著作。他的其他几个亲弟兄就没他幸运，爵位都在侯爵以下，而如果是侯、伯、子、男这样的爵位，他是无法完成《世说新语》这样的著作的。
著名的笔记体集《世说新语》的作者就是刘义庆。这本书可读性很强，多是些汉魏至东晋时期上流社会的名人逸事，八卦、哲思、主旋律、小清新等内容、风格无所不包，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其实如果说形象点，《世说新语》跟现在的微博差不多，里面的故事也是碎片化的，每篇字数几乎都不超过一百四十字，少的只有几个或者十几个字，我觉得最准确的命名应该叫“微”，里面全是小段子。
这本产生于五世纪的微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很多成语的发源地，如鹤立鸡群、楚楚可怜、卿卿我我、咄咄怪事、望梅止渴、拾人牙慧等一大批我们今天熟知的成语都是出自这本书。像“望梅止渴”这个成语，很多人都是看《三国演义》时曹操忽悠行军将士那一段而印象深刻的，其实这段虚构正是罗贯中从《世说新语》里扒拉来的“网络段子”，还有击鼓骂曹、七步成诗情节也是来自于这本书。
不光是罗贯中先生，数不清的大家的戏曲和都从刘义庆的这本书里得到过灵感，寻找过素材，元代关汉卿的《玉镜台》、明代杨慎的《兰亭会》都是取材于《世说新语》，太多太多，不复列举。
最后简单说下祖冲之。
祖冲之的主要成就不在元嘉朝，他是元嘉六年出生的，宋文帝驾崩时，他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但他是在元嘉朝接受教育的，他的所有知识启蒙和积累都是来自于这个开化年代，这个前因很重要，如果这是个乱世，是个视科学文化为狗屁的年代，那他说不定为了生计，成为了一个乱世屁民。
祖冲之这人是个天才，绝对天才，跟达·芬奇、张衡一样，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旷世人物，属于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发展的章鱼型多面手人才，他是文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科学家、地质学家、发明家……
他发明的东西太多了，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圆周率的π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的人，即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这个π值很奇怪，无穷无尽，永远算不完答案值，永远有多远，它的答案就有多远，现在的计算机已经计算出了小数点后几万位数字，而且还在继续，您可千万别让您的孩子去背诵这个数字，无聊且无意义。
祖冲之的工作成果、发明成果太多了，一个专利大户，若是生在当代，专利转让费就能让他富得走不动。
指南车是他发明的，定时器是他发明的，水碓磨是他发明的，千里船是他发明的，《大明历》是他发明的……限于篇幅和主题，对于文学、数学等其他方面的著作成就，只能说：此处省略五千字。
不过，人类世界没有省略掉这位十几个世纪前的天才，鉴于祖冲之对天文学的突出贡献，1967年，前苏联科学家在命名月球背面环形山时，将其中的一座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
本章写的都是宋文帝高大全的正面事迹，貌似歌颂型的人物通讯，但这的确是基本事实，因为但凡创造了“……之治”的皇帝，身上定是有不少闪光点的，本章撷取的正是宋文帝身上最熠熠生辉的部分，但并不代表他本人完美无缺。
世界上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制度，但绝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作为没有法制约束的封建帝王，宋文帝身上同样存在着冷酷自私、自高自大、刚愎自用等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字牌缺点，后面的章节会讲到他的残暴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