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时，有一天下午放学后，雁浦村你小学校长高清林把我和同学杨树方叫住了，说你们两个先不要回家，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和杨树方一听，啥？到校长办公室？我们什么时候到过校长办公室？我们俩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校长为什么把我们俩留下。
我绞尽脑汁地想，实在想不出其中的缘由。我们俩也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呀？怎么还惊动了校长了呢？一般说来，学生有点小缺点犯点小错误，班主任就可以妥善处理，到不了校长那里，除非犯下比较严重的错误，超出了班主任的权限范围，非校长出面不可。
杨树方也皱着眉头在寻思，似乎也记不得自己有什么出格的行为。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事情，是不是我把同桌刘占珠的作业本藏起来了，害的他没有交上作业，挨了老师一顿批评？莫非刘占珠把这事向校长汇报了？
可转念一想，不对呀！这件事情李隆刚老师已经批评了我，我也承认了错误，还向刘占珠倒了歉，老师说过下不为例了，怎么又弄到校长那里去了呢？还有完没完呀！这个刘占珠真不够义气，李老师也说话不算数！
冥思苦想的我，终于想到一件事情，前几天自己从树上捉了一只小螳螂放到了学习委员周艳萍的衣兜里，胆小的周艳萍吓的花容失色，整整哭了两节课。不过这件事情班主任李隆刚老师批评过我了，我也向他和周艳萍做过保证，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还帮着周艳萍做了两篇作业。莫非他们也向校长汇报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两个人就太不地道了！以后可就没法打交道了。
我和杨树方惶恐不安地向校长高清林的办公室走去。到了办公室门口，我们俩只顾着想自己的错误，推门就进。
高校长看见是我们俩，摆摆手说，出去出去快出去！
我们俩一头雾水，忙问，校长，不是你让我们来的吗？
高校长说，我是让你们来的，但不是让你们这样来的！
我看了看杨树方，杨树方看了看我，又是大眼瞪着小眼。我茫然不知所措地问高校长，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呢？不就是一步步走着来吗？
杨树方也说，我们教室到这里也就几十米的距离，难道还让我们赶着毛驴车来吗？
谁让你们赶着毛驴车来呀？看得出，高校长很生气，手一指，你们出去，打了报告再进来，进老师的办公室要打报告，你们难道不懂吗？你们李老师难道没有教给你们吗？
奥，原来是这样，我们没有喊报告推门就进去了，这当然是我们的错误。我和杨树方都有点懊悔，先前的错误还没有想明白，又犯了新的错误，这回高校长肯定要新账旧账一起算了！我们俩怎么这么倒霉呀！
我和杨树方来到门外重新打了报告，高校长喊了一声，进来！
我和杨树方诚惶诚恐地推门进去，乖乖地站在高校长的面前，准备挨他的批评。
高校长发现我和杨树方的脸色不对，就问，你们俩怎么了？身子不舒服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不舒服。
杨树方也说，我们的身体很舒服。
高校长说，那怎么是这个表情？好像很害怕的样子？你们怕什么呢？难道是刚才我让喊报告吓着你们了？
我说，不是不是，我们进老师的门就应该打报告，我们光想问题了，忘了喊报告，是我们不对。
高校长挠了挠头，说，你们两个本来是学校里胆子最大的学生，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模样？对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杨树方说，我们不知道你留下我们俩要干什么？心里着慌。你莫非要批评我们吗？
高校长听了一愣，说，批评你们什么呀？你们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
我和杨树方对视了一眼，看看，校长果然是要批评我们。于是我对高校长说，我前几天抓了一只螳螂放到了周艳萍的衣兜里，吓得她两节课都没有上。校长，是我错了，你狠狠地批评我吧！
杨树方接着我的话茬说，我也有错误，我把同桌刘占珠的作业本藏了起来，害的他没交上作业让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做的不对，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了。校长，你尽管批评我就是。
高校长听了我们俩的话以后，忽然“噗嗤”一声笑了，哈哈，你们俩真是淘气得很哪！不过，我今天不是和你们说这些事情的，当然更没有批评的意思。
嗯，不是这些事情，难道高校长还掌握了我们别的缺点和错误？可我们实在想不起有别的问题了呀？
高校长说，你们的这些恶作剧让你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去处理，我没有时间和你们掰扯这些事情。
我说，李老师已经批评了我们，算是处理过了，那你怎么又把我们叫来呢？
高校长说，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有别的事情和你们俩说。
杨树方壮着胆子试探着问，校长，你有什么事情？事情大不大？
高校长没有说什么事情，问，别管事情大不大，你们俩先说说自己的嗓门大不大？
我和杨树方一听就懵了，校长问这个干什么？因为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我们俩谁也不敢回答，怕回答错了挨批评、
没有听清楚吗？你们的嗓门大不大亮不亮？高校长又追问了一句。
我说，我的嗓门比较大。
杨树方也说，我的嗓门不仅大而且亮，同学们都说我唱歌好听。
高校长说，那就好。看来班主任李老师推荐你们俩是做对了。
怎么？还是李老师推荐的我们？他推荐我们来干什么事情呢？
高校长拉开办公室上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报纸递给我，用手指了指上面的一篇文章，说，你给我读一读，最好用普通话读。
我接过报纸一看，是张《人民日报》，上面的字差不多都认识，就放开嗓子读了起来。我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带着明显的太行山区的口音。
读完以后，高校长轻轻地点了点头，说，还不错，挺流利，嗓门确实不小。
高校长又指着另一篇文章让杨树方读。有几个字杨树方不认识，打了几个磕巴。
高校长听了也点了点头，说，你的的嗓门确实大而亮，音质很好，随即告诉了杨树方那几个生字的正确读音。
我问高校长，让我们读报纸干啥呀？
高校长说，前几天接到县里的有关部门通知，各地农村要搞屋顶广播。雁浦村当然也不例外。
什么是屋顶广播？杨树方问。
高校长说，就是吃过晚饭后，在屋顶上给村民们读报纸，宣讲上级的方针政策，让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我说，校长的意思是让我们俩担任这项重要任务，是不是？
高校长说，不错。这项任务本来是有关部门下达到村里的，但雁浦村的生产队长今天找到我说，村民们每天要下地劳动，都很累，吃过晚饭后就想早点休息，养精蓄锐才能干好第二天的活儿。这项工作能不能让学校的孩子们担负起来？我觉得生产队长说的很有道理，就把这项任务接了过来。后来，李隆刚老师自告奋勇地推荐了你们俩，说你们唱歌呐喊嗓门都挺大，最适合搞屋顶广播。这就是我把你们留下来的原因。当然，也不能光听李老师说，我还得亲自测试一下，看适合不适合干。现在看来，你们俩还真比较合适。
杨树方说，让我们干也行，但晚上在屋顶上念报纸得有灯光，我们从哪里弄灯去？
这个不难，高校长说，村里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回去就找生产队长要灯。至于广播的内容嘛，就先广播刚才你们读过的这两篇文章，每人广播一篇。
我拿过报纸就要往出走，忽然又被高校长拦住说，我还没有说完呢，你怎么就要走？
还没有说完？不就是在屋顶上念报纸吗？我得回去做做准备呀？我说。
高校长说，你知道怎么广播吗？
我说，不就是就着灯光逐字逐句地往下读吗？这有什么难的？
高校长说，如果是那样，我就留下你们其中一个不就得了？为什么要留下两个人呢？
杨树方问，那应该怎么广播呢？
高校长说，你们俩个人要紧密配合起来，一个人在灯下念报纸给另一个人听，雁浦村的俗话叫做提词，另一个人接着把这句内容高声地喊出来。提词的一句一句地提，广播的一句一句地喊，这就是屋顶广播的全部过程。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和杨树方恍然大悟。
高校长说，你们两个先在这里试一试。
我先提词，杨树方广播；而后杨树方提词，我广播。如此这般演习了几遍，直到高校长基本满意后，才让我们俩回家。
我和杨树方初次担任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务，既觉得肩头的重担沉甸甸的，心里又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下决心把这项重要任务圆满完成。我们俩潦潦草草地扒了几口饭，按照生产队长的话来到村里住处最高的一户人家的屋顶上，就要开始广播。
不料，等我们刚刚爬上屋顶后，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也爬到屋顶上对着我们吵吵起来，谁让你们上来的！你们上来要干什么？都给我滚下去！
我和杨树方都愣了，怎么？生产队长难道没有和这家讲清楚吗？
杨树方对女主人说，我们要在你家屋顶广播。生产队长不是和你们协商过了吗？
女主人说，是和我家男人说过了，他同意我不同意。我是女主人，也要做一半的主。
我惊异地问，你为什么不同意呢？那个时候虽然岁数还小，但在我的印象中，凡是涉及到政治任务，老百姓们基本上没有不同意的。你不同意，人家一句话就能把你问倒了：你想怎么着？反对国家政策吗？这样的话一出，你还敢说什么吗？所以，这个女主人说不同意，把我惊呆了，眼前这个又矮又瘦的小女人，竟敢说出这么大胆的话来，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不管我怎么解读这个女人，但屋子毕竟是人家的，让我们下来我们就得下来。
屋顶广播的时间定在每晚八点半，每次广播二十分钟，眼看就到八点半了，连个广播地点也没有定下来。出师不利，我和杨树方都很沮丧，垂头丧气地坐在院子里生闷气。除了生女主人气外，我们还生自己的气，第一次就完不成任务，高校长该怎么看待我们？
正在这时，生产队长和这家的男主人回来了。
生产队长问我们，已经八点半了，怎么没有听见你们的广播声音呢？
我指了指男主人说，他家那一位把我们从屋顶轰下来了。
男主人听了一惊，什么？她把你们轰了下来？她好大的胆子！看我不揍她个半死！说着，气冲冲地就要往屋里走。
生产队长见状连忙拉住他，说，不要冲动，我们先去问问情况。说着向我和杨树方招招手，四个人一块来到屋里。
女主人正在收拾家务，见一下子进来四个人，包括生产队长，神情有点紧张。
男主人问她，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咱家是全村最高的房屋，孩子们要搞屋顶广播，你为什么把人家轰下来？
女主人说，原先确实说好了，但后来我想着这事不妥当，就把他们俩给轰了下来。
这有什么不妥的？男主人问。
女主人说，这些小孩子们都好动，平时在街里玩耍都是蹦蹦跳跳的。来到屋顶也会闲不住的。几个人老在上面跳动，屋顶迟早会被弄蹋的！
男主人听了正要对老婆发脾气，生产队长赶紧接过话头对女主人说，大嫂说的有道理。孩子们在屋顶上折腾，一天两天或许没有问题，但日子不可长算，时间久了一定对房屋有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