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朝廷对苏州府实施重税，为啥苏州还很少出现赤贫的家庭呢？原因在于苏州农村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苏州府有耕地9295951亩，其中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水稻、麦子，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棉花，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桑树，吴江地区还有种植甘蔗的，嘉定县夏作还不种水稻，种植的全部是棉花。另外，苏州府家家搞副业，妇女在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刺绣、纺纱、缫丝。
苏州人口有235万人，人均占有耕地为3.96亩，每户平均以5口人计，每户占有耕地近20亩。大明朝还规定，无论农户家有多少人口，每户可拥有2亩自留地，用于种植蔬菜，这个自留地是不计入耕地的。
像刘云龙家里只有5亩地，田是上等田，年亩产量可到3.8石稻谷，全年可收获19石谷。他父亲让刘云龙去学木匠，刘云龙满师后，一边可在家务农，一边做木匠活，做木匠一年也有近5-7两银子的收入。母亲在家纺纱，1天以纺1斤棉线计，年收入也有3.5两银子。还有刺绣，千万别小看苏州的刺绣，刺绣绣面本就是丝绸，一幅刺绣一般10-15天可以完成，普通刺绣每幅收入为0.2两，如绣销往倭国、朝鲜的刺绣，每幅刺绣收入可达0.25-0.3两，这样一个绣女的年收入也有10两银子。还有些妇女在家织布、缫丝，也能补贴家用。
一个5口之家如有20亩地，这家农户拿出8亩地种粮，肥多人勤、精耕细作的话可收获粮食30石，足够食用。余下的12亩地用来种棉花、种麻、种桑树、种甘蔗。如12亩地全部种棉花，亩产3担棉，按目前每担棉花4.5两收购价，毛收入达162两。如12亩地全部种植麻的话，亩产3.5担，按目前每担麻4两的收购价，毛收入为168两。如12亩地全部种植桑树，每亩桑树所产桑叶可产蚕18斤，经缫丝可得16斤生丝，每斤生丝的收购价为0.8两，毛收入为192两。如12亩地全部用于种植甘蔗，亩产为60担，按每斤甘蔗4文的价格，毛收入为144两。去掉种植成本及田赋、贡品、正役、杂役等的折银，余下的收入为净收入，不仅足够家用，还有不小的盈余。因此，苏州极少出现赤贫家庭，这还是朝廷的重赋催生了苏州的经济作物种植。
苏州府种植经济作物最多的是嘉定，整个嘉定县竟然不产米，冬季除种植麦子外，夏季所有耕地都用来种植棉花，百姓所需口粮全部由米商从外地运来。
至于织业，本就是暴利行业。据冯梦龙《醒世恒言》18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说，嘉靖年间一台织机价格为6两银子，施润泽途中捡到6两银子后，就买了一台织机，一年后又添了一台织机，可见当年尽管一台织机需缴纳30％的税，但净利润远在6两银子以上。到了崇祯十三年，织机价格为每台12两银子，一个普通女工可日织0.14匹，一年通常可织50匹绸缎（熟练女工可织60匹），按每匹丝绸价格5两计，毛收入可达250两，税后还有175两，去掉成本，净利润当在60两左右（生丝的价格本来就高，因此生丝成本占绝大部分）。如果是织布，由于棉纱比丝线粗，一个普通女工可日织1匹，一年通常可织360匹（熟练女工可织500匹棉纱），按每匹精布价格0.5两计，毛收入也有180两，税后还有126两，去掉成本，净利润也有40两左右。
但朝廷对苏州府织业收取的30％税率实在太高，南京、杭州织造业的税赋是按“三十取其一”的税率，只有苏州府税率的十分之一。按理，苏州织业的税率这么高，棉布、丝绸的成本就高，市场竞争力肯定不如南京、杭州，但苏州人会动脑筋，如丝绸方面专攻缂丝，苏州缂丝技术其它地方无人可比，造成了南京以云锦为主、苏州以缂丝为主，杭州为织绢为主的三分天下。棉布方面，苏州人专攻染色，染色看似工序简单，实际也是最难的工序，不仅要根据所染颜色选用合适的材料，染色时还要控制温度，染色好的不宜脱色，染色不好的，衣服洗了2-3次后就脱色了。染色中关键靠配方，苏州各染房的掌柜对染色的配方是绝对保密，不外传的。专攻缂丝和染色是苏州纺织业提高竞争力的技术手段。
在苏州有很多来自京城高官、藩王、大太监的族人，他们在苏州开办了大量织坊及牙行（如仓储、中介、典当），他们不仅不承担各类徭役、杂役，还偷逃工商税，苏州知府也不敢向他们收税。为逃避巨额税赋，有好多民间织坊就依附于他们，来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
还有一种逃税的方法，既然朝廷是按织机数量来收税的，很多纱坊、染坊就与织坊联合。纱坊、染坊稍微给织坊一些好处，就可免了税银2分（2％）的工商税，不过前提是你得把收税官给摆平了。
即使织业是暴利行业，但被朝廷收取了30％的税赋后，苏州人打心眼里就不服，同为朝廷辖地，同为朝廷臣民，为啥苏州府织业的税率要那么高？
万历年间太监孙隆到苏州收取织业税，被以葛成为首的纺织业工人打死，史称“暴力抗税事件”。事件发生后，苏州府竟然暗中将在狱中的葛成改了名，以逃避死罪，出狱后葛成还被当做英雄，这是苏州地方上少见的“官民一致”了。此后，苏州府但凡在收取织业税时，税官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织坊掌柜，有时就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能收到多少就收多少，绝少强制足额收取。
即使苏州府境内遵纪守法的掌柜很多，但十几年来苏州府都没法完成朝廷下达的赋税任务，本任苏州知府陈洪谧已连续三年被朝廷“稽赋削籍”，限期完成，但年年完不成，去年拖欠朝廷赋税6525石米（折银1.39万两）。
既然苏州府十几年都没法完成朝廷下达的税赋任务，知府常被“稽赋削籍”，却又为什么不真的把知府罢免了呢？这与朝廷派到苏州皇室监制、采购物品的太监有关，除苏州织造局为皇室人员制作丝绸服装、手绢、枕巾、头巾等外，太监还会要求织造局外的苏州织坊为皇室制作服装、丝绸，他们给织坊的价格按成本价已算是好的，往往是低于成本价，导致织坊亏本。去年从苏州送往京城的织造物品为12万匹，其中8万匹为苏州民间织坊所织。8万匹丝绸中，平均每匹亏0.3两的话，苏州的织坊就要亏本2.4万两。这2.4万两银子就直接流入了太监的腰包，因此来苏州织造局监制、采购的提督太监是肥差，京城的太监都想法贿赂内宫大太监，争取能谋到赴苏州监造之职。
这些事情，皇帝心里一清二楚，但没办法，样子还是要做的，不然其他地方都学苏州府年年拖欠税赋的话，那皇室还怎么能够运作下去呢？于是就对苏州知府给予“稽赋削籍”的处分。苏州巡抚也清清楚楚，每年回京城议事（相当于回京城述职）的时候大多是为苏州府说好话的，不然苏州知府干不了二年就得滚蛋。苏州知府更是明明白白，税官向民间织坊收取税赋时，只求太太平平，千万别惹出万历年间的“暴力抗税”之类的事件。
客观地讲，朱元璋出身农民，非常清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因此做了皇帝后，收取的田赋还是比较低的，也只仅仅对苏州府、松江府的田赋和织机实施重税，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后世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及时调整工商税的税率。除苏州府、松江府外，工商税率大部分是“三十取其一”。这个税率即使放在后世，也是明显偏低。
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澳门、吕宋、台湾后，大明与欧洲的贸易激增，有几亿两的白银流入中国，如朝廷收取关税的话，也有几千万两的关税收入，可是朝廷也不收取关税，这反而便宜了郑志龙，郑志龙在海上收取税银，成了大明巨富。
“东林党”是竭力反对收取工商税、关税的，在这方面，“东林党”人对明朝的败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居正推出“一条鞭法”改革时，正好海瑞任应天巡抚。海瑞在江南地区力推“一条鞭法”，因此江南地区是执行“一条鞭法”最彻底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施后，以前由粮长代表官府收取田赋，现在由村长代表官府收取田赋后，再交给里正。
村长刘大贵挨家挨户地走着，告知村民该缴纳多少田赋。
刘大贵走到刘万禄家，说你家有5亩地，应缴纳1.71石米，如不缴纳米的话，可以折银，按每石米2.14两折算，应缴纳折银2.4两；交给朝廷的“三饷”3钱3分7厘（即0.337两）；上贡物品的折银，人均0.051两银子，你家有5口人，上贡物品折银2钱5分5厘（即0.255两）；正役折银，人均0.06两，5口人须缴纳3钱（即0.3两）两；杂役折银，人均0.021两，5口人须缴纳1钱5厘（即0.105两），以上合计3两4钱（即3.4两）。
刘云龙一听，自家的田赋达1.71石，平均税率为0.342石/亩，比苏州府的平均税率0.28石/亩高了0.062石/亩，于是问道：“怎么田赋又涨了？”
刘大贵说道：“哎，我也没法子，这都是横塘里正摊牌下来的。”
“肯定又有人家没纳税。”
“即使你知道那些人家没纳税，你又能奈何？算了，还是乖乖地交税吧。”
刘云龙听后，心想这些事也不是一年二年得了，于是就没再纠缠。他问刘大贵：“我们村里纺的纱，不用缴税了吗？”
刘大贵朝刘云龙摇了摇手，说道：“官府没计入，我们就不缴了。”
刘云龙受后世的影响太多，问道：“我们是不是该主动申报呢？”
刘大贵说道：“你傻呀。官府没计入的税赋，你还去主动缴纳？”
刘云龙问道：“到时被官府查出来，不会治我们偷税漏税之罪吧？”
刘大贵说道：“不会的。我只管按官府下派的税目收税，官府自己没统计进去的，怎么会治我们的罪呢？”随后，他把刘云龙拉到边上，凑近耳朵说道：“你别瞎嚷嚷，被官府知道后，会让我们补税的。”
刘云龙也轻声说道：“可我们村有180台机器，加上居家园、高木桥等村，已有400多台机器，名声在外，官府迟早会知道的。”
刘大贵说道：“即使官府知道后，让他们先来找我。”他接过刘万禄递过来的3.4两银子，让刘万禄在税簿上按上手印后，离开了刘云龙家。
可刘大贵还没回到家里，就有人来告诉他，说是横塘的里正来找他了。
水车浜属于横塘镇管辖，缴纳的税赋自然先缴到里正那里，再由里正交给吴县县府。来自横塘的里正叫魏永洪，他带着扇书（明代协助里正履职的一种官员，相当于后世的副镇长）来找刘大贵了。
魏里正看见刘大贵后，说道：“刘村长，刚刚县府来了文书，让我们调查一下你们村细线机的情况。”
刘大贵一愣，说道：“我们村没几台细线机呀，都是村民小打小闹的。”
魏里正说道：“小打小闹，就把平江大街给闹翻了天？”
刘大贵问道：“把平江大街闹翻了天？这是怎么回事？”
魏里正说道：“县府的文书上说，苏州府在平江大街收取赋税时，发现平江大街的线坊大量漏报税额，平江大街的掌柜们不承认。经查，是你们水车浜的人搞得事。”
刘大贵一听，忙说道：“怎么会是我们搞得事呢？我们纺的线确实是送到平江大街的，可没多少呀，据我估计，也就几千锭。”
魏里正说道：“几千锭？现在人人都知道你们村有个刘木匠，一台机子30两，你想瞒谁呀？县里的文书上说，你们送到平江大街的细线接近20万锭。这些税赋你们不缴的话，难道让平江大街的掌柜们缴？”
刘大贵说道：“哎呀，怎么可能有20万锭呢？我们村真的只有几千锭。”
魏里正说道：“你也别瞒我，待会儿我要挨家挨户去看的。县里文书上说了，2天后县里就要派人来调查，到时，谁也瞒不过去的。”
刘大贵一听，忙问道：“这个纺线，要缴多少税？”他自己家里也有6台机器，还有1台缫丝机，以往他只知道收田赋和徭役折银，没收过工商税，也不知道该怎么缴税，所以开始关心起纺机的税赋了。
魏里正说道：“县里文书上说了，按朝廷规定，一台织机税银三钱，每一匹布、绸缎税银5分，每一匹布的纱线税银2分。”也即每台织机织的布需缴纳30％的税；每销售1匹布、或1匹丝绸，需缴纳5％的税；每纺1匹布的线、纱、丝，需缴纳2％的税。
刘大贵说道：“我们的线是纱的中间产品，该怎么算？”
魏里正说道：“你们村纺的是线，也应按税银2分纳税。我今天来只是来踏勘，对细线机数量和产量进行统计。你们村有细线机的人家具体该缴税多少税，等我上报后，由县里来人再定。”
魏里正对水车浜、居家园、高木桥、张家场、何家塔等几个村踏勘后，认定5个村共有412台细线机，然后就去往城里，向县府报告去了。
待魏里正走后，刘村长找来村里的2个族长，来到了刘云龙家里，说要去平江大街和几个线坊掌柜统一口径，我们纺的线都是几个织坊的。
刘云龙说，现在去平江大街和线坊掌柜商量已经晚了，20万锭细线不是小数目，即使躲得了今年，明年、后年你能躲得过去吗？再说，我们都是朝廷的臣民，朝廷只收2分的税，不多，我们也该缴纳，不然朝廷拿什么去采购武器、训练军队，剿匪抗清？
刘村长和2个族长听后，只得悻悻然地回了家。
对于来自后世的刘云龙来说，偷税漏税是可耻的，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