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疾患人间因缘“荒”（上、饥馑之时）
什么是“荒”？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三者单一出现即为“荒”：三者随便怎样排列组合，皆是“荒”。
落实到疫病发生层面，引发人间众生罹难的“荒”，主要是饥荒和兵荒
灾害性气象引发饥荒，大规模运兵作战，疫病随之流行。“饥荒”与“兵荒”，成为秦汉时期疫病发生的两大诱因，而中国古代整个历史时期每一次疫病大流行，几乎都没能逃开此二者的围堵。
饥馑之时
人们喜欢把“天灾”和“人祸”两个词连起来使用，更喜欢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论辩逻辑来阐述二者的先后顺序。
既然存在“先后”，则意味着两者始终共生共存，从来不可分割。如果天灾在前，则人祸必然发生。
从疫病角度看“天时”，极端天气条件、生物条件或地质灾害首先导致天灾发生。无论是水灾、旱灾、虫灾等任何灾害类型，“天不时”之后便是“地不利”，灾后结果必然表现为生态环境被破坏，土地养分流失，物种减少或突变，动植物死亡并发生腐败，从而导致饥荒和病菌滋生繁殖。
可以想象，天灾过后，闻得见的尸臭和看不见的病菌浮游在天地之间。已经很饿的人们，又纷纷染上疫病。后来，他们都死了。没有人能准确说清楚，他们是病死的，是饿死的，是病着饿死的，还是饿着病死的。
饥荒和疫病引发人畜死亡和人口流动，加重事发地疫情后，继续将灾害影响向更广泛的地带扩散。
都说“黄泉路上无老少”，放到历史环境里，此话就成了“灾害眼力无盛衰”。老天爷喜欢恶作剧，比如降下天灾，给盛世脸上割一块疤，就像往衰世伤口上撒一把盐那样。
回顾秦汉尤其两汉时期灾疫记录便可发现，即便在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盛世，中原地区亦曾多次爆发水旱灾害和瘟疫。祸患隔三差五降临，结果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人都得悬着一颗心。政府机构、官吏和专业人员，更需时刻准备应对天灾，谨防人祸，平时预防储备，急时救灾抗疫。
现在不妨“举个栗子”，就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标准盛世“文景时代”的一场连年灾害为例吧。
景帝一朝时常有特异天象出现，地震频发，多地旱灾，随后疫病流行。也许，正是靠与民休息的“无为”与抗灾抗疫的“有为”，才造就了为后世所称道的“文景之治”
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 年），今湖北一带发生地震。根据《史记?孝景本纪》中的记录，“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上庸大约在现在湖北境内，城墙在地震中坍塌，足见震级颇高，并且余震不断。
关于这场地震，也同样进入班固的视线。如前文所述，在班固所著《汉书 天文志》中的记载更为详细，也更加生动，甚至是更加惨烈——地动山摇，“铃铃然”；不计其数的病死，致“棺”贵，推高了彼时殡葬市场行情
古时学人推崇一种学养或情调，曰“《汉书》下酒”。不知读到此处时，手边那杯酒该是一饮而尽，还是难以下咽。
“七月乙巳，日食”。震后，天上出现日食。
古代君王都不喜欢日食。月有阴晴圆缺，毕竟那是常态。太阳可不行啊！太阳包含了太多内涵，它们全都是皇帝的心结
汉朝的皇帝尤其看重甚至是忌讳日食。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的《汉重日食》一篇中写道：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
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
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
赵翼认为，“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汉代君主，不论贤德还是庸碌，皆视日食为凶兆，将此稀见天象作为灾异对待，或卜卦，或祈福，或下诏罪己、祈福，不一而足。
后人实在不该过于苛求前人。更何况前人的局限性，往往有其发生依据。
比如汉文帝。
《汉书 文帝纪》记载 ，文帝元年“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转至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又“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蚀之”，至当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
又“六年冬十月，桃、李华”，同年“十一月，淮南王长谋反。”
又“八年夏，……有长星出于东方”，之后“九年春，大旱”。
奇异天象前后，要么天灾疫病，要么外患内战。英明雄主往往都有敬畏心。敬畏心是一种禀赋，它与生俱来，它也是经历而来，它也是“吓”出来的。
再回到之前汉景帝时期发生的那场地震灾害。春夏之间发生地震，震后出现疫情，七月又见日食。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次日食果然一“食”成谶。
转过年去，到了公元前142年正月，“地一日三动”。西汉境内再度发生地震，且连续有余震。
到了当年十月，震后创伤未愈，国内发生大旱灾。前文已提及这次灾害，其影响从南到北，跨越“河”-“淮”-“江”三大流域，殃及大半个西汉疆域。
“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农作物连年欠收，又逢地震和疫病，景帝不得不劝诫国民节衣缩食，共克时艰。
汉景帝后元元年至后元二年的困境，并不是特例。类似的连年灾荒和瘟疫，一直困扰两汉政府，盛世绕不开，乱世更逃不掉。
查考《后汉书·五行志》，关于“疫”或“大疫”的记录，从公元37年至公元217年共有15条，发生季节不分寒暑四季，流行地域波及东汉全境。其中会稽郡在公元37年、公元38年和公元119年，三度暴发疫病。
灾害和疫病来来往往像串门一样。然而王朝走了，就不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