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好皇帝”、大表哥和书生王室
生在帝王家，身为嫡长子，作太子当皇帝，命运低开高走，但汉元帝刘奭依然属于苦命孩子。
无论身陷囹圄，或流落民间或继承皇位，他的宣帝爸爸总是很孤独，对太子的疼爱和寄予厚望是真的，对太子苛刻和出口中伤也是真的。宣帝曾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一度想废掉元帝，改立宠妃张婕妤之子淮阳王为太子。
而他的皇后妈妈走得突然，死于非命是所有人都确信真实的“谣言”。
原生家庭中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元帝温和仁厚，偏好儒学的性格和志趣。他没有伟业，也没能达到“守成”之君的标准。因为“昭君出塞”，他几乎要被划入昏君队伍了。
然而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他倒是个好皇帝。比如班固在《汉书 元帝纪》的赞语中，说起他的姑姥爷（也可能是姨姥爷）曾在元帝朝中为官，位及侍中。班固引老爷子对先帝的评价：
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大汉王朝的灾难，不是好皇帝刘奭到了人生和执政经历后半程发生跑偏，而是他的儿子刘骜再没能把王朝运转的车轮扳回正轨。
在这位“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的气质型男皇帝执政期间，国之情形可谓“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于宫墙之内，而疫病疾患流行于宫墙之外。
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饥荒在全国各地蔓延，民众不堪饥患，纷纷离家逃难，。流民染病，倒地身死已不是稀罕事。极致时，还曾人相互食。成帝的大汉江山，哪还有盛世文治武功和芬芳气息。
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汉成帝在诏书中写道：“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可见，不仅当年遭遇灾害和疫病，承继大统以来，成帝君臣和治下百姓屡屡直面灾疫，苦不堪言。
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岁比不登，百姓饥馑。疾疫死者以万数。”丞相薛宣因抗疫不力，于当年被免职。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以“十年来，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训诫丞相翟方进。十年救灾抗疫压力和皇帝当头一棒，压垮了丞相。翟方进最终自尽谢罪。
到了汉哀帝时，据《资治通鉴》记载，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时气疾疫，七死也。”
再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夏，“郡国大旱，蝗”，蝗灾之后瘟疫流行。又“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汉成帝的二表哥，名叫王莽。如果说商周秦的开国君臣有政治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王莽君臣肯定要笑了。
形容王莽，一个字就行——全！
明明可以靠颜值和家世，坐拥财富人生的“国二代”高富帅，偏又有底蕴拼智商情商才华性格，关键还特别谦虚敬业隐忍和励志。汉代精通儒学并诸子各家学术思想的硕儒，首推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司马迁，接下来就数他二表哥了。
任何选拔人模式，无论举孝廉，九品中正还公开招考贤良文学，王莽报名即是榜上有名。后世魏晋风流人物都要自愧弗如。
光是“上边有人”也不行啊，还得“手边有人”。前文所说的刘歆，正是王莽的最佳CP。他凭借深厚的经学功底，为后来新莽代汉，搭建出思想和理论体系。
王朝的车轮无力继续运转前行，“以旧换新”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元8年，新朝来了。一个“汉代”谢幕，史称西汉。
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回看此次政权变更，总感觉既没有起义和革命，也不像政变和禅让，然而末世乱象，又历数不尽。而这其中，怎能少了灾害和疫病。
天凤三年至天凤五年，“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公元14年至16年，王莽两度派兵南下，对句町国作战，均以失败告终。长途行军加之南方暑湿，军中将士大多感染疫病，死于旷日持久的征伐中。“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
公元20年，地皇元年，“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这时，正是绿林赤眉起义蓬勃发展，势头向好的时期。
公元22年，地皇三年，疫病侵袭了起义军部队。“绿林山义军大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
钱穆先生说，西汉是平民王室，东汉是书生王室。西汉时兴办太学，学霸王莽建立新朝后，继续扩大招生，东汉光武帝刘秀便是当时的太学生。东汉建立后，太学规模继续扩大。到了东汉末年，每年进入太学的学生人数，高达30000名。
从西汉到东汉是一个逐渐走向文化崇尚和文化繁盛的时代，可惜这不等于政治成熟和统治稳定。
东汉开国之初，礼重功臣，倚重文官，郡国并行，轻徭薄赋，精兵简政，制约外戚，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可谓面面俱到，顾及各个利益集团。
之后几代君主，继续执行光武帝政策。东汉度过了一段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复兴向好事情。先和出现“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的标准盛世。
前四帝光武、明、章、和，为东汉王朝带了近80年的繁荣时期。
可惜盛世不是“神一样的存在”，它也是在大磨难中历练出来一身肌肉和满面光彩。
盛世如“光武中兴”者，建武十三年、十四年，江南会稽大疫；建武二十年，征交趾的部队发生“瘴疫”；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地发生旱灾和蝗灾，“人畜饥疫”。
建武二十五年，“征武陵蛮，临沅水，会暑甚，士卒多疫死。”而这一年，注定要在中国疫病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公元49年，天花传入中国。
建武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中原和匈奴分别再遭瘟疫。
明帝享国18年，还算安生。章帝十九岁临朝，和帝10岁即位，两位少年天子当国共计30年，有记录的疫病3次。
和帝之后，又有10位皇帝，国祚百十七年，也算绵长，却再难延续盛世光华。外戚、宦官、天灾人祸，断送了汉家江山，“一统”也走进了历史的迷途。
治世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生活稳定，尚且疫病不断，更何况外戚专权，宦官乱政，军阀割据的衰世。
安帝时期，两度爆发疫病。其中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冬天，在京师洛阳的大疫中，民间尽现绝户空门的人间惨剧。
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与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先后两次大疫。
历史总是掌掴不懂事的“孩子”，乱政之下疲态尽显的王朝末世，注定要被看不见的病气轮番蹂躏。
桓帝时期，瘟疫频繁，次数高达七次；灵帝时期，五次；献帝时期，六次。两汉疫病记录大约有50次，东汉末代三帝，直接承包了三分一的额度。
献帝肯定不知道，他的江山因为知名史书《三国志》和更加知名的《三国演义》，在后代已经换了“名字”，可惜傀儡天子一天不退位，大灾大疫的统计数据，还是得记在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