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维栋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坐在谈话室，而且是以被审讯的形式。看着四周墙壁包着的软材料，甚至桌椅也包裹了厚厚一层，明知道官方说法是隔音和保密，但依旧不由得自嘲：真会有人蠢的撞墙或桌椅寻死？
对面的严肃的问询：“姓名？”
“崔维栋。”
“年龄？”
“48周岁。”
“职务？”
“副经理。”
……
例行公事的问询配合机械式的回答有序的进行着。
在一个员工过万的大公司里搏浪二十余年，坐到了一人之下，崔维栋最善于顺势而为，也很懂得察言观色，虽心中有一丝忐忑，也仅仅只有一丝。相对而言，他不过是虾兵蟹将，吃的只是残渣剩饭，就算天塌下来，还有个子高的顶着，故而脸上始终不动声色，他相信有人比他还急。再退一万步说，熬到这一步，苦也吃过了，福也享过了，再往前也不过是晋一级再盼退休，即使翻了船，也是命不好，时也，命也，没啥可说，认栽就行，毕竟出来混，迟早得还。
问话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明知道崔维栋这样的小角色不是问题的核心，否则也不会轮到他来问，但还是渴望万一能问出什么来。面对崔维栋的配合，虽然从开始让他就不敢掉以轻心，但是太过顺畅的让他质疑：不是说“老油条”吗？
很快他就十分肯定，老油条就是老油条。该说的绝不回避，不该说的滴水不漏，严丝合缝，有理有据，进退有度，即使反驳也是态度诚恳的让人不由得有亲近感，这该死的亲和力。
问询结束了，这只是第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回到家中的崔维栋似乎松懈了下来，停职这些，根本没啥大不了。那椅子又不是皇位，没那么大的吸引力，何况换来的利益已经握在手里了，这种形势之下，再贪恋就是烫手山芋，榨油水如同火中取栗，实在不值得，就该像海参舍弃内脏一样痛快的弃了，断尾求生总好过被最后秋后算账。他目前不敢联系任何人，包括父母以及分居别居的妻子和外地求学的儿子，毕竟不清楚是不是处于监视和监听中。
淡然的做着饭，心里却还是有些落寞。上一次亲自动手做饭是什么时候？好像是给艾小强做的银耳莲子羹。
自从走上所谓的“仕途”，只有开不完的会和值不完的班，连吃顿食堂饭都做不到正点去，毕竟同僚之间比的就是谁比谁不回家，谁比谁吃的晚，谁比谁更拼命，比“惨”似乎就是一种企业内部的文化，你比别人早回家，早吃饭就是罪过。实际上，无论是领导，还是员工，谁都知道这个年代了，只有血缘、裙带、利益交换才是硬道理，拼命干不过是会收到越来越多的工作，甩出去得罪人，留手里都是错。
想到那个坚持让自己叫他“强子”的孩子，崔维栋的内心有些柔软。从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孩子身上总能找到一些过往的影子，那影子既是年轻时的自己，又是那个曾经痛彻心扉，真心爱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