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答上面的问题，我先举两个例子，看看上贤人与中俗人、下庸人的不同。
战国时期，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燕王哙当权时，想通过改革使燕国富强，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当时，燕国有个大臣叫子之，得到燕王哙的信任。但子之是一个很具野心的人。他先派人在燕王哙面前吹捧自己，使自己当上相国，而后又派大臣游说燕王哙，让其效法尧舜禅让以成就上古贤君美名。燕王哙受到蛊惑，果真学古代传说中尧舜禅让，将其王位让给子之，自己却北面称臣。这却引起燕太子平的强烈不满。
子之当国三年，燕国政治混乱。燕太子平率军讨伐子之，结果被子之打败。这次燕国内乱达数月之久。齐国的齐泯王趁机发动对燕的进攻。由于燕国百姓痛恨子之，对齐的进攻反而表示欢迎，所以齐军很快攻下燕国国都，燕王哙死于战乱，而子之被擒后处以醢（剁成肉酱）刑。齐军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十分残暴，使燕国几乎亡国。最后在各国的干涉下，才得以幸免。赵国把流亡在外的公子职立为燕王，送回燕国，这就是燕昭王。
昭王登位发奋图强，四处寻找良才。他先礼待老臣郭隗，为其筑宫并敬为师，以示重才；又修筑“黄金台”，用以招揽天下贤士。结果各国群贤蜂拥而至。其中最有名的是赵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他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昭王还体恤百姓疾苦，实行轻徭薄赋。燕国一天天强大起来。
正当昭王励精图治之时，齐国的齐泯王却昏庸无道，惹得民怨沸腾，诸侯不满。忍辱多年的燕昭王认为报仇雪耻的时机已到，决意举兵伐齐。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联合赵、楚、韩、魏诸国攻齐。燕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气攻占了齐都临淄，齐泯王被杀。
当乐毅在齐国攻城略地时，昭王不加丝毫干预，让乐毅放手大干。当乐毅久克莒和即墨两城不下，有人趁机进谗时。昭王一面痛斥其人，一面派使者对乐毅慰勉有加。昭王用贤不疑，换得部下赤诚相报。
在伐齐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昭王对东胡用兵，迫使东胡从燕国东北部后退千余里，又对中山国用兵，夺回所侵之地，使燕国的国土面积大大增加。
燕昭王在位期间，国家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燕国在他的统治下步入到鼎盛时期，跻身于战国时代的强国之列。
通过这个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逐名者、逐权者和逐业者等不同类型的人。其中燕王哙是逐名者，因为他的主需求是名誉，他的优势动机是为名，其行为及其结果也是贪图虚名。他为了成就贤君之名而学尧舜禅让，直接将燕国带入深渊，最后落得含恨而死。
子之这个阴谋家是个逐权者，做了相国还要做君王，极其贪权。他之所以能如此轻而易举的阴谋得逞，是因为逐权者善于谋人。他看准了燕王哙是个爱慕虚名之人，而且急于证明自己。所以，他不用政变，只用忽悠就可以成功。
燕昭王用人有道，治国有方，最终使燕国富强，成就了一番事业，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君王。他功勋卓著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作为的逐业者。
以上三者同样都做了燕国国君，可结局却迥异。这三人有着不同的追求，导致了不同的结局。这种追求反映在具体的事情上就表现在看问题和做事情的出发角度不同。出发角度不同，事情的结果也将大相径庭。
燕王哙从自己的名誉角度出发，所以容易被人用戴高帽的方式加以利用，其结果是图虚名而处实祸。子之从自己的权力角度出发，所以一心谋权篡位，其结果在争权夺位的血雨腥风中殒命。这两个人的心都没有完全放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而燕昭王却与他们不同，他从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所以，他能把国家治理得好，最后反而名利双收，权力稳固。
下面我再举个包含另外三种人的例子。
在《大宋提刑官》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杜松的人被告杀妻，杜喊冤，刁知县为了早早结案不加侦查，曰：如果杜没有杀妻就让其交出，交不出就只得收监，其妻何时出现，本案何时了结。
时隔半年，贾秀才来催刁结案。刁知贾与此案有牵连。贾奉上银票。于是，刁便对杜动了酷刑，开始杜死不认罪，后来在百般折磨下，被逼承认。
宋慈下县暗访，得知此事蹊跷，于是拉开了破案序幕。最后，宋把贾作为本案的最大嫌疑人。
京城来密信通知刁，刁感到山雨欲来。于是，在毁灭了一些证据后，要立马结案。大堂上，刁假作善意，声称愿替杜供养老母。杜感念知县大恩，举笔正要画押，宋慈突然出现，称受杜母之托，前来打官司。
宋慈用其让人称绝的推理，把此案始末一一道来，所谓杜松杀妻案，原是贾秀才与杜松妻勾搭成奸，贾为了夺人之爱而设下阴谋；而身为父母官的刁光斗则明知此案有假，却与贾秀才沆瀣一气、将错就错。
刁知道事情不妙，把宋请到后堂，从袖中取出京城某大人的密信，声称自己有朝中大人保护。宋全然不顾，击案而起。
在这个故事里，又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人。其中始作俑者贾秀才是典型的逐欲者。很显然，他的主需求是色欲，其优势动机是为欲。他为了占有他人之妻，还要将他人置于死地，其险恶用心歹毒至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逐欲者。其中杜松的妻子与贾秀才算是臭味相投，不仅不守妇道，还助纣为虐，是个蛇蝎心肠的恶妇，也是逐欲者。
案件主审刁知县身为父母官，不为民伸冤，反而肆意敛财不惜草菅人命。他利欲熏心，为获不义之财，居然营私舞弊，为虎作伥，是典型的逐利者。他又利用黑心钱贿赂京官，为仕途铺路，成为腐蚀社稷的蛀虫。还有那个给刁知县通风报信的京城某大人，在接收了刁的贿赂后为其提供庇护，这两个人是一丘之貉，都是逐利者。
宋慈在发现了此案中的冤情后，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揭开真相中。其实他可以不用插手这个案件，因为有当地衙门负责，而且杜松最后已经承认。但他不发现则已，一旦发现问题就要为民做主。再则，在刁知县以京城大员作为威慑时，宋慈依然大义凛然，不畏强权，执意伸张正义，表现出一个逐仁者应有的强大的道德责任感和天地良心。
通过贾秀才，刁知县和宋慈的表现，我们看到这三人看问题做事情的出发角度也各不相同。贾秀才从自己的性欲角度出发，所以纵情恣欲，为所欲为，最后是恶有恶报，被绳之以法。刁知县从自己的钱财角度出发，所以处处唯利是图，是非不分，最终还是罪有应得，落得被打死的下场。而宋慈从案件本身角度出发，所以能公正严明，置个人利益于度外，最后赢得朝廷和百姓的赞誉而青史留名。
通过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得知，上贤人都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身以外的事情上，即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也是上贤人与其他人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里的“以问题为中心”是指以问题的根本、实质或主要矛盾为中心。譬如，逐业者以问题为中心才能探索、解决问题，促进事业发展；而逐仁者以问题为中心才能解决问题体现正道，达到仁爱。而与之对应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包括以自我性情、喜好或自我利益为中心。譬如，逐欲者多以自我性情和喜好为中心；而逐利者、逐权者和逐名者就多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效果？下面我用宏观抽象的概念来展现。
当一个问题存在时，往往会牵连到各个方面，产生关系的彼此双方就会出现利益的纠葛现象。为了形象说明，我将个人、事物、他人的利益均用等面积大小的圆来表示。如下图：
利益交织图 图-6
此图很好的说明，一个问题的存在往往与自我、他人、事物等三大方面的因素相关联。这里的“他人”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或一个集体。“事物”是指除人以外的自然环境等有形事物或舆论、影响、人心所向等无形事物。其中交叉部分就是相关联的利益。交叉的部位越多说明利益纠葛越深，问题越复杂。中心问题就藏在这些纠结的利益之中。如何解决问题呢？
中俗人和下庸人一般多会以自我为中心来解决问题。其结果往往是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但他人和事物的利益却受到损害。当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人就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事物方面就会产生负向作用。正如孔子曾说的：放于利而行，多怨。就会出现下图局面。
个人利益中心图 图-7
这就是物理中“牛顿第三定律”在人心中的体现：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同时出现，同时消失。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同时在同一条直线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当他人产生心理不平衡时，就会心中不快；当事物产生负向作用时，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为彼此双方的关系产生阴影。当心里不平衡和负向作用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还击报复个人。最后个人已获得的利益也会不保，甚至还会加倍偿还，呈现双方俱损，两败俱伤的局面。然而问题却依然存在，还没有得到解决，又产生新的问题，反而比以前还放大了。如下两败俱伤图的右边图形所示：
两败俱伤图 图-8
只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最终受损的三方的利益面积是小于以前的利益面积的。如整个上图所示。可谓损人损己、得不偿失。此处的利益面积是指有形和无形利益的总和，只是一个抽象概念。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机未到。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水不平则流，物不平则鸣”在事物之间的表现。哪里有不公，哪里就存在不平衡，哪里就有一股使其回到平衡状态的力量。
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以他人或事物为中心来解决问题，一样会出现以上现象，只是对象换了个位置，其结果也一样。
如果以问题为中心将问题解决了，就会使三方都受益，呈现双赢局面。其结果就会如下图所示：
双赢局面图 图-9
从上图可以看到，问题得到解决后，三方的利益面积是大于解决前的。可见，以问题为中心将问题解决后，呈现出利人利己的局面。
所以，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事情就会偏离正轨难以解决，最后是误事误人误己。而以问题为出发点，事情才会进入正轨得以解决，出现双赢。
上面的观念容易让人误解的是，以问题为中心就是要保证每个人的利益或要让方方面面都满意。其实不然，任何问题解决都很难让每个人或每个方面都满意。以问题为中心只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也许有些问题的根本解决会暂时损害到某人的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对这个人也是有益的。譬如：一个小偷到处行窃，以问题为中心就要将他绳之以法，那就要暂时的损害他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让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对他自身来说也是受益的。所以，以问题为中心是使各个方面都受益，而不是使其都满意。
所以，以什么为中心，就决定了事情的不同走向和不同结果。燕王哙和燕昭王都想使燕国富强，但以自我名誉为中心的燕王哙就失败了，而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燕昭王却能做到。同样，刁知县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于昭然若揭的案子，也能视若无睹，黑白颠倒。而宋慈以案件为中心，再曲折离奇的案件，也能查个水落石出。
生活中有一些典型的事例也能很好的说明上面的观念。比如，这些年不少地方尤其一些较为贫穷的地方，为了脱贫致富，上马了一些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工业项目。工厂开工确实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也增加了百姓的收入，但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环境污染。经常可以看到某工厂附近村民频患癌症的报道。村民为了治病和改善环境又变得一贫如洗。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工厂排水污染严重。
这些事件很好的反映了当地有关部门考虑问题只从自我经济利益出发，没有考虑到环境的破坏和村民的健康。最后，破坏的环境就报复当地居民，严重威胁人们健康。患癌症的村民及家属就会状告有关部门或者上访反映情况。最终，相关责任部门及责任人都被得到相应惩罚。相反，也有不少地方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开办一些特色产业，搞活当地经济，形成可持续性的循环经济局面，使当地的居民真正的过上了好日子。
前者完全以自我经济利益为中心来考虑问题，以牺牲环境和人的健康为代价换取短暂的富裕，这种财富代价太大，其结果人和环境都很受伤。而后者就是以问题为中心，从长计议，最终从根本上使当地百姓脱贫致富，使各个方面达到一个良性的平衡状态，使其都受益。
作为上贤人，他们最终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做到实事求是。
逐业者在事业上只有以问题为中心，方能取得成果。例如明朝的伟大医家李时珍，呕心沥血，以毕生精力，历时二十七年，编写成了享誉海内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数学家陈景润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里，废寝忘食，孜孜以求，发表了著名的“陈氏定理”。此成果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他们研究事物，探索求知，都是以科学问题为中心，才最终求得真理，获得新知。也正因为他们能以科学问题为中心而不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能在艰苦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来取得伟大的科学成果。
一个逐业者倘若不客观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话，就很难获得事物的真谛。这几年的学术造假案正是很好的例证。如今社会上不少学者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他们不是脚踏实地的去搞研究，而是把学术作为自己获利成名的工具，结果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不少造假者落得声名狼藉，同时给社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尤其一些造假的高校学者将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何以自处？然而科学是掺不得半点假的，真相终将会大白。
同样，逐仁者以问题为中心，才能让他人都受益，“仁”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就会求利以害仁。不过他们跟逐业者略有不同的是，他们以问题为中心时会更多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例如在吉林商厦大火中带领80多名老太逃出火海的张丽英老人。她在危难之时，主动站出来稳定大家情绪，组织大家有序逃离。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排在最后，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她的带领下，最后大家都幸免于难。还有感动中国的纪委书记梁雨润，在夏县任职的3年间，不怕麻烦，不惧威胁，以查处“大檐帽”，不怕丢“乌纱帽”的决心，对执法过程中违法行为坚决查处，处理过大小案件不下200起，解决了许多群众上访和举报中久拖未决的疑难案件。他被当地民众誉为“百姓书记”、“梁青天”。他们都能将他人的利益摆在自己前面以问题为中心，所以，那些岌岌可危的问题和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才能被真正解决。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官员不是真正的以老百姓的问题为中心来为广大民众办实事的，而是通过下基层送温暖等形式来表演德行秀，同时大搞形象面子工程，而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真正实惠，相反，一些衣食住行的基本民生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他们貌似逐仁者，实际上是伪逐仁者，因为他们内心是以自我名利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
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只从他人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不能说是逐仁者，只能算作一个仁柔者或只是一个单纯的善良者，而不是真正的逐仁者。真正的逐仁者只能是在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提下多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
真正的逐仁者知晓：大仁与小义的关系。以问题为中心解决问题从而使更多人受益是大仁，只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而不以问题为中心只是小义。否则，只是成小义而失大仁，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并随着发展会损坏更多人的利益。
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奸党专权。潞王李从珂被迫起兵以清君侧。朝中闻报，派大军攻打凤翔城。眼见城将不保，李从珂登城，声泪俱下的喊道：“我从小跟从先帝，身经百战，才创立今日社稷。如今朝廷奸党当道，我有何罪，非置我于死地。”闻者莫不为之哀痛。讨伐军中一名将领当即率部投降了李从珂，并要求潞王攻克京师称帝后封他为节度使，李从珂便依他之言。这一来其他攻城部队也纷纷倒戈，拥入城内邀功请赏。
李从珂转惊为喜，倾尽城中财物奖赏各部将士，甚至将釜鼎之类的器具也估价论赏。此时李从珂命令道：“凡攻入京都洛阳的，赏钱百缗。”军士们无不欢呼雀跃，一路畅通无阻的进入了洛阳，废除闵帝，拥立潞王。潞王即位，立即下诏开府库犒劳军士，岂知府库早已空虚。他只好下令搜刮民财，顿时民怨沸腾。百官竭尽所能搜罗到的不及赏资半数，李从珂唯恐赏赉不足，军中有变，忧心忡忡。
有大臣直言相劝：国家存亡，在于修法度，立纲纪，而不单凭赏赐。如此搜刮民财，将会亡国。李从珂依言而行，不再纵容，然而引起了骄情横溢的将士不满。李从珂唯恐有乱，就不敢再加整饬，对将士一味迁就，对违法乱纪也听之任之。久而久之，将士骄横乱行，不听调遣。李从珂即位仅三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就举兵起事，沿途军队都不战迎降。李从珂最后登楼自焚，后唐灭亡。
李从珂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而不惜搜刮民脂民膏，陷苍生于不义，完全是舍本逐末，成就小义而失大仁。他平素纲纪不明，骄兵不治，致使军中将士在急难关头，或降，或逃，或通敌。李从珂不考虑国家忧患问题的根本，而一味讨好骄兵悍将，结果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最后积重难返，以致国破身亡。这正缘于他不明大仁与小义的关系，因此，他不能算作逐仁者。
有些父母教育孩子也有类似情况，他们处处以孩子为中心，不以教育问题为中心，结果，过分的溺爱害了子女，自己也倍感委屈。所以，以他人为中心跟以自我为中心一样都存在问题。
这就像天平，将心放在自己一边或者另外一边，天平都会倾斜导致失衡。只有将心放在中间，才能公平公正的一碗水端平，心才能静下来去洞悉万物、解决纷扰。正如《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然而，中俗人、下庸人却大都“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一天到晚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境界和成就都有限。
逐欲者处理问题，多以自身的心情、情绪、生理等欲望为中心。例如：南朝的陈后主，在命令大将萧摩诃领兵迎战直逼都城的隋军时，居然宣萧摩诃的妻子入宫侍寝。导致萧摩诃无心恋战，陈军不战自溃，后主被活捉。
逐利者解决问题，多以自身的钱财利益为中心。例如，明朝的大宦官王振，在被瓦剌军大败追击时，为了等候搜刮来的财物辎重的到来，居然不顾皇帝和大军的安危，传令就地在土木堡宿营，而坚决反对其他将领主张在20里外的怀来城宿营的正确建议。最后数十万军队被瓦刺军包围，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部下锤死。
逐权者和逐名者可能会以问题为中心，但一旦遇到权力和名誉与问题冲突时，天平就会向自身利益倾斜。例如：战国时期，李斯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中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李斯为了保住手中权力，先是害怕嬴政重用韩非而嫉杀韩非，后又害怕扶苏当政弃自己而用蒙恬，又伙同赵高阴谋矫诏逼死扶苏立胡亥为帝。他贪恋权柄，最后在与赵高的权力较量中落得个腰斩于市，并夷三族的悲惨下场。他曾在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等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这也正是他以问题为中心的结果，可惜一旦遇到与自己权力相冲突的事时，就不能以问题为中心了，而以权力、私利为重，不惜徇私枉法。最后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张县有个鲁员外，德高望重。大家有什么纠纷都喜欢请鲁员外来主持公道，鲁员外也乐意帮助。往往在鲁员外的公平调停下，双方都还能欣然接受。有次，王老汉未出嫁的女儿有了身孕，王老汉感到家门受辱，要将女儿撵出家门并断绝关系。然而，在其老母的哀求下，王老汉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找鲁员外想想办法。鲁员外到了王家了解到，王姑娘喜欢上了本村里的一个小伙子，两人一时冲动犯下糊涂。鲁员外让王老汉成全他们两人算了，赶快抓紧时间把婚事给办了，对外就说他俩从小就定了亲，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闲言碎语。王老汉觉得也只能如此了，于是很快就让他们把婚事给办了。村里的流言蜚语也就平息了。
岂料，过了一年，鲁员外待嫁的女儿也怀孕了。原来，鲁员外想将鲁小姐嫁给陈县令的公子，两家一直来往颇欢。然而，鲁小姐不喜欢陈公子，却爱上家里的教两个弟弟读书的田秀才。鲁小姐得知王老汉闺女的事情后，就跟着效仿，想生米煮熟饭，认为父亲也会如此成全她和田秀才。岂知，鲁员外得知此事后，感到家门受到奇耻大辱，恼羞成怒。为了不让丑事传出去以辱没门庭，鲁员外痛定思痛，最后逼死了自己的女儿，并且栽赃陷害是田秀才所杀，田秀才最终在县大牢里也被折磨致死。几十年后，鲁员外在临终前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当时丧心病狂的做法让他很愧疚，这种愧疚折磨了他好多年。
鲁员外是个典型的逐名者。同样的事情，他的做法却大相径庭，让人瞠目结舌。与自己无关时，能“以问题为中心”理性正确地对待，但一旦有损自己的名誉时就不理智了。他保住了虚名却留下了良心的谴责。
上面的事例还说明“以自我为中心”容易让人心智蒙蔽。俗话说，财迷心窍，利令智昏。同样，欲、权和名也都能迷人心窍，令人智昏。心智被蒙蔽就会丧失正确判断力，甚至不辨是非，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人们常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是这样，因为事情与旁观者没有利益关系，所以心摆得正，能以问题为中心。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当局者的心容易不自主的向自己倾斜，不能以问题为中心，容易迷惑而受蒙蔽，处理问题就会有失偏颇。这时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同时，以问题为中心的人，心里最踏实，可谓：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人，内心并不踏实。正如论语所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很多做了坏事的人，内心都有不安的一面，有的面带愧色，有的甚至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以问题为中心的人，可能心中会有担心，但内心不会有愧。事情做得正确就会理直气壮，对得起良心。
有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不去讨论这种观念的对错与否，我要说的是，以问题为中心其实是更好的为自己。
通过上面的讲解，不难发现以问题为中心的人对低层次需求的满足强度较弱，相对容易满足，但对高层次需求的追逐却求之若饥。比如前面所说的李时珍、陈景润，他们对物质需求不高，“一箪食、一瓢饮”也就足矣，因为他们的需求满足来自于对事业的追求。而像张丽英、梁雨润这样的人，他们能不顾自身安全需求来帮助他人，因为他们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低层次需求的强度就很强，一般强度难以满足。比如陈后主，后宫佳丽三千，还要玩弄大将妻；王振位高权重，腰缠万贯，还在关键时刻，贪婪财货。真可谓：欲壑难填。所以，“知足者常乐”是用来评价那些以问题为中心的人，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永远也难以知足。
因此，上贤人的需求逆过程从微观上来看的原因是因为上贤人“以问题为中心”，而中俗人和下庸人“以自我为中心”。
那怎样才能做到以问题为中心呢？是不是只要把心放在问题上就行了？其实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有时候问题很复杂，即使有一颗摆正的心，也未必能以问题为中心。因为对于复杂的问题，一般人可能往往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或者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如果连问题都抓不住，何谈以问题为中心？这时即使有颗大公无私的心也会茫然不知所措。
可以看出，将心放在问题上而不是放在自我利益上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提。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有了这个态度才能摆正心的位置。同样，明确问题所在也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提，否则心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所以，以问题为中心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要把心摆正；二是要知道问题的所在。这两点缺一不可，否则很难做到以问题为中心。
上节我讲了很多由于心没有摆正而导致失败的例子。下面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心摆得正，但不知道问题的所在。
明朝的崇祯皇帝是我国最勤政的皇帝，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朝乾夕惕。他继位伊始，大力清除阉党。天启七年铲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当时的明王朝外有后金扰边，内有农民起义，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殷殷求治，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同时，他平反冤狱；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整饬边政。与前两朝相比，朝政有了明显改观，曾一度使明王朝有了中兴的迹象。
然而，这位好皇帝在决事果断，雷厉风行的同时，又心细多疑，优柔寡断，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拿不定，遂误国家；他虽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洪承畴，都是文武全才，任用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但一旦翻脸，又严酷无情，果于杀戮；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诏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驱百姓于水火；他经常平台招对，为政察察，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在矛盾丛集、积弊深重的明朝晚期，崇祯的复杂性格使风雨飘摇的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然而，崇祯在自缢前写下血书却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
通过他的兢兢业业，勤勉勤俭的表现，可以看见，他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他的心的确是放在了国政上，但他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在内忧外患的高压下乱了方寸，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到死还认为问题出在大臣身上。正因为认为问题出在大臣上，所以他用人不专，在位十七年，就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一人。而且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时，又果敢的冤杀袁崇焕，自毁长城。以致，最后鸣钟召集百官时，也不见一个官员上朝。孤独的崇祯最终煤山殉国，从死者唯有一太监。可怜的朱由检到死都不明白问题的症结。如果在将心放在政务的同时，能真正审视反省一下自己的性格，从而不焦虑，不刚愎偏执，在长达十七年的执政期间，完全有使明王朝中兴的可能。
俗话说：上医医国，下医医病。治国和治病很有多相同之处。如果一个当政者不能把握住问题，就会给国家带来损失，甚至祸国殃民。那一个医生如果不能诊断病情就会误诊误疾，甚至害人害命。宋朝有个大名医叫钱乙。有次，王爷的儿子病了，吐泻不止，水谷不化。请御医，御医一看，水谷不化，是脾肾阳虚。于是就用了温热的药。世子服下后，更喘吐不定。王爷想到了新来的御医钱乙，请他前去诊治。钱乙看后，说世子体内有热，伤热在内，一定是错误地服了温热之药，要用石膏汤。在一旁的其他御医们一声不吭。钱乙走后，他们就开始嘀咕了，这方子怎能服？这石膏太冷了，世子吐了那么久，一定虚。怎么能用凉药呢？王爷觉得这些御医们说的有道理，于是让他们来开方子。他们一致认为要用温热的丁香散。等他们抓完药，钱乙又跑了回来，看见石膏汤变成了丁香散，十分气愤地说，服用此药三日外必腥满身热，水都喝不下去，然后拂袖而去。王爷不信。然而，世子服下丁香散，三天后果真肚子胀，身体发热。王爷着急的召来那些御医们。这些人一看，纷纷摇头，表示另请高明。
最后，王爷只得再找钱乙前来。钱乙再次给世子诊断，发现世子体内还是有热，没有改变，要用白虎汤，专门清阳明之热，主要还是石膏。用白虎汤四日后，随着热不断清掉，最终世子热退而安。王爷对钱乙的医术开始佩服不已。他奇怪，这病其他御医为什么都识别不了呢？钱乙说，这病因为六月天气热，热入体内，引起体内发热，导致上吐下泻，所以食乳不化，前边的人错误地服用了温热的药，再用丁香散，上中下都热了，所以肚子胀，邪热盘据，水就喝不进去了。
这个故事里的那些御医们虽然没能把世子的病治好，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在地位显赫的王爷的召集下，他们不可能不尽职尽责。这也说明他们的心是放在了世子的疾病上的，但可惜的是，他们不知道疾病的根源所在，所以误诊了，不仅不能治病，反而加重了世子的病情。而钱乙却诊断明确，把住了病根，最后药到病除。
通过上面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仅有颗热忱而又摆正的心是不够的，还要能发现问题。只有这两者结合，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要真正做到以问题为中心就要把心放在问题上，同时还要善于把握问题的所在。
不难发现，将心放在问题上对人提出的要求是品德素质方面的要求。而对问题的把握对人提出的要求是能力素质方面的要求。对于上贤人之所以能以问题为中心，也正因为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有着优秀的表现，否则也成不了上贤人。
所以，“以问题为中心”对人提出的是德才兼备的要求。有才无德会以自我为中心，有德无才往往不知道问题的所在。
因此，要做到“以问题为中心”最终还是要在德性和才能两方面下功夫。
总之，上贤人“以问题为中心”，也正因为他们“以问题为中心”才成就了他们。然而，为什么“以问题为中心”的上贤人更容易获得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