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打来电话：“查尔斯的设计全出来了，我们集团已经讨论过了，不错。图纸和效果图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委托内地的设计院赶快进行施工图设计。”
“好的，如果没问题，我直接将平面图和立面图发给意向品牌商如何？”
“可以，你直接定就可以了。巴比伦一期销售效果不错，你们又遇到无房可卖了，把你的销售人员借给集团吧。”
“可以，全力配合，但是有一点要求，我们再开新盘，会一个月前通知集团，到时候我的人必须回来，不要像这次，让我们捉襟见肘，很被动。”
“人员100%回流，我可不敢保证，你们还是做预案储备人才吧，你那里就是集团销售的黄埔军校，你应该感到自豪！”
一丁又顶替我深入魔窟了，接下来的至少一个月，我又成为了隐形经理，连哈尔滨的地块考察，也只能委托集团相关人员代替我。好在盛京公司的项目完全进入了正轨，外加上项目管理软件的全面应用，省却了不少必须亲赴现场的时候。至于公司和集团的例会，完全可以通过视频形式进行，集团以及公司上下，除了婷婷和朱爽，其余人均以为我并未离开办公室。
朱爽费尽心机，终于取得了地块容积率扩容的批复，剩下的工作就是较为艰难的“洗钱”。根据我的私人财务顾问的提议，我们准备从意大利进口的厨电款项中寻找突破。
透过吴戈的母亲，我终于找到了吴戈本人。他早于十年前移居欧洲，居无定所，至于现在何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另外，不知什么原因，吴戈和以前的故交，统统断了联系，甚至与父母和弟弟也鲜有来往。
吴戈的电话我已经拨通几次，每次都没说上几句话就被他断掉，看来他是有意躲着我。小时候的吴戈是性情中人，我曾经还救过他的命。思虑再三，为了完成一丁的嘱托，我只能打感情牌了。
我不厌其烦地翻阅十年前的老硬盘，那里有当时在盘锦的旧事记录。已经损坏的硬盘经过多日精心恢复，终于找到了那个文件。
我的那篇小文题目叫做《难忘的记忆》，具体内容如下：
盘锦位于辽宁省中南部，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辽河入海口处，距离盛京160多公里。盘锦近海滩处布满盐碱地，原为青黄不接的不毛之地，五十年代开始通过农垦战士的辛劳耕耘，开辟出许多稻田，生产出大量优质的碱水稻米，水田又滋养出数量庞多的稻田蟹，使盘锦逐渐成为东北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文革中期，为了安置城市新晋的大量“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盛京市各大企事业单位，纷纷在盘锦建立了“五七干校”，实质上就是集中关押“有问题人员”的集中营，又称“牛棚”。
林叔祖籍山东，出生于清朝官宦世家，据传其祖上曾中过状元，官至翰林院大学士。他自小聪明伶俐，满腹经纶，学术造诣很深，又兴趣广泛，为玩“京剧票友”竟然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此次能回东工，属于临时外调，为全市“样板戏”汇演临时充当京胡演奏员。
林叔早于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又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全家都被下放至农场。岁月之沧桑非但没有磨灭林叔的意志，反而磨练出超出常人的乐观性格。微胖的身材，矮矮的脖子托举着硕大无比的光头，眯缝着的双眼时刻洋溢着笑意，仿佛弥勒佛再世。
和妈妈及姐妹告别后，我背着一个军用书包，书包里面仅有几件换洗衣物及一条磨破的毛巾。我的小手牵着林叔的大手走出了东工校门。至于暑假作业，我已经在两天前突击完成，这也是妈妈要求能成行的先决条件之一。
在南湖公园车站等候片刻，就登上了“环路”无轨电车。行驶半个多小时，就来到了俗称“南站”的盛京火车站。
盛京站始建于1899年由沙俄建设的中东铁路，原名谋克敦。日俄战争后，战胜国日本按照与清政府的协议，全面接管中东铁路，改名为南满铁路，并按“东京驿”样式于1907年扩建了车站，谋克敦也改称为奉天驿。光复后1946年4月，奉天改为盛京，奉天驿也改为盛京南站。1950年5月，盛京南站正式命名为盛京站，成为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
林叔让我站在“苏军东北解放纪念碑”下，看着他的行李——一个绿色帆布手提包，他去南侧的候车室排队购票。此刻我有空首次详细端详盛京站。
记得爸爸曾经和我说过，盛京站的建筑风格具有少许巴洛克的影子，主体建筑按横纵分三段式镜像对称，中央及两翼建有绿色的穹顶，红砖为墙，线脚、门窗框、墙角等由白色花岗岩砌就，红白相间，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味。
车站广场西侧也是俄国人兴建的车站附属建筑，依然是红砖绿顶的对称结构，五层建筑顶端上有“盛京饭店”四个铁质雕刻大字。
文革开始后，提倡艰苦朴素，对外营业的饭店，严禁供应大鱼大肉，祖宗留下的经典菜品都被列入封建糟粕，禁止售卖。因而，四层的盛京饭店仅开放了一层原来的“快餐厅”，每天开放时间分早中晚三次，与饭时相当。由于供应货品有限，一般开门不到半个小时就售罄。现在是上午九点，估计已经没有什么食品可卖，两扇近四米高的盛京饭店大门紧闭，然而其两侧的硕大的橱窗前却人头攒动。
文革伊始，老字号商店都被换成“反修”、“反帝”、“卫东”等鲜明的革命字眼。1969年的“九大”召开以后，各种店铺的橱窗除了悬挂毛主席画像外，红绸子、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是标准的配饰元素，从南站的商业街-中华路远望，一路的橱窗形成绵延不断的红色溪流，不看店名到处都像“新华书店”，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同一制式下，比谁的规模大。
盛京饭店的两个大橱窗虽然布置相同，但却震撼无比。正中心是直径足有两米五的“光辉灿烂闪金光”特大号主席像章，下面斜立着比例足有1：10的“红宝书”，旁边配饰是近千本 “毛选四卷”和各种版本的“红宝书”，扑天盖地的红绸布则环绕其中。整个橱窗布置，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大气磅礴、错落有致，前几天的《盛京日报》曾经专门报道过，每天引来无数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聚集瞻仰，观摩学习。
“抓小偷啦！”突闻广场上有人大声呼叫，但见广场南侧，一名蓬头垢面的“要饭花子”飞奔而来，应该就是小偷，距他10米开外，紧追不舍的是一名中年妇女，应该就是失主啦。突然的骚乱，引来广场上匆匆行人的目光，然而竟无一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就连戴“红胳膊箍”维持秩序者，也无动于衷地静观事态发展。小偷娴熟地在人群中拐来拐去，马上就要跑出广场啦，突然一个跟头结结实实地栽到地面上，原来是被一位少年出腿将小偷绊倒。
少年身高有一米七，上穿军用跨栏背心，下穿洗的泛白的绿色军裤，手提一只黄色帆布旅行包，慢吞吞走到小偷旁边，将其手中紧攥着的一个钱包模样的物件夺下，回身递给那位中年妇女手中。一会儿，围观人群逐渐散去，少年大步向我所在的纪念碑处走来。我惊叫一声：“钢子哥。”
那少年就是“抗大”开学第一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钢子。
“钢子，你也去盘锦？”我回头定睛一看，林叔已经站在了我的背后。
林叔将手中的一张车票交给钢子，“你应该是站台票吧，先拿这张票检票上站台，那个小偷肯定不只一个人，他的同伙马上会来报复你的。”林叔的话音未落，但见一群不三不四的壮汉，从小偷摔倒地向我们这里跑来。
“林叔，暂时替我保管一下行李。”钢子将一张车票与林叔交换完毕，拔腿就向车站中部的紧急进站口跑去。
“火车要开了，售票处买票来不及了，我们用这张站台票上车，跟上。”丁叔不慌不忙地两手各拎着一个旅行袋，走到了前面。
由于我身高不到一米二，连儿童票也不用买，但是，林叔手中的站台票能上车吗？我边走边想，在旅客人流裹挟下，我跟着林叔走到了检票口。可能旅客太多，检票员压根儿没注意我们这老实的一大一小，瞥了一眼我和林叔，咔嚓一声后，林叔手中的票多了一个小洞。我们终于上了站台。
我随林叔走到了12次特快的2号车厢，面对严肃的列车员，林叔迅速堆起他那迷人的笑脸：“同志，出门紧急，我们去盘锦，上车补票可以吗？”
不一会儿，我已经坐在2号车厢9号座位上，就是林叔递给钢子那张票的位置。
十分钟后，门口的那位列车员走进了车厢，大声喊道：“本次列车由盛京南站开往北京站，送站上车的和坐错车的赶快下车，列车马上出发啦，没有车票的马上找我补票。”
列车员走到我们这里，林叔正要掏钱时，列车员做出一个我看不懂的手势，低声对林叔说：“今天人不多，空座有的是，你一人带着孩子不容易，一会儿到盘锦就直接下车吧。”然后，转身向前走去。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代，12次列车员看到在盘锦上下车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都很照顾，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知识分子已经被停发了工资，每月只有可伶的少许生活补助，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
“车马上开了，钢子还没上来那？”我着急地说道。
“没事儿，一会儿你准能看到这小子。”林叔沉着地说道。
果不其然，火车启动后，钢子就不慌不忙地坐到了我旁边。
“没遇到麻烦吧？”林叔依然冷静地问道。
“我是谁？那几头蒜能追上我？追上又奈我何？”钢子神气地答道。
“出门在外，别再生事，否则我向你父亲告状！”
“别，别，别，我的亲叔，千万别告诉我爸，要不他就不让我出门啦！今天啥也没发生，小宇你一定要嘴严啊！”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钢子，也怕自己的老爸。
一路上钢子眉飞色舞地和同车旅客，吹嘘着他打架经历，不知不觉盘锦到了。
可能这种五、六等小站没人查票，我们一行三人畅通无阻地走出盘锦火车站。出站后林叔拐进一间小商店，出来后，手中多了一盒“红玫瑰”牌香烟。
“林叔，您不和我爸一起忌烟了吗？”我好事儿地问道。
林叔微微一笑：“这可不是香烟，是车票。”
我一脸迷茫着跟着他俩走到了车站广场的停车场，诺大的场地，除了一排自行车以外，就是一溜大马车啦。
但见林叔手举烟盒，微笑地对车老板喊道：“有去兴隆台的吗？”
“林老师，回盛京啦，还磨蹭啥啊，上车呗！”不远处一位老者操着浓重的盘锦口音喊道。
原来，这些马车都是盘锦周边公社的资产，车把式进城拉货，一般都拐进车站广场，顺路捎上几个乘客，至少能弄盒烟抽。
马车走了一段柏油马路，就拐进了一条泥泞的小路，经过半个多小时“酸爽”的颠簸，马车停在一个砖砌的大门前，上书一行大字：东北工学院“五、七”干校。
现在已近中午，与车老板话别后，走进大门就闻到一阵诱人的香味。“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估计东面的水泡子被抽干了，中午大家有鱼吃了。”林叔微笑地说道。再看我俩，哈喇子都快流出来啦。
钢子谢过林叔轻车熟路地向东边平房走去，看来他是这里的常客。
林叔领着我走到西侧一处平房，敲开门，出来的正是我久违的老爸。
“老张，宝贝儿子给你带来了，这孩子很懂事，一路上很乖。”林叔依然呈现他招牌式笑脸，和我爸爸打着招呼。
爸爸向林叔致谢后，没把我领进他的屋子里，而是带我拐进后面一处小茅屋。
“我的宿舍人太多，怕影响你休息，你暂时和柳大大一起住吧，我已经说好了。”爸爸和蔼地和我说道。
爸爸轻扣门板，须臾出现了一位满头银发的和蔼老者，他就是我柳大大。
柳大大全名柳运光，文革前是东北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据传他可是东工级别最高的抗日老干部，延安时期就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
“小宇来给我作伴啦，欢迎！”柳大大微笑着露出了豁牙，不用说那是红卫兵小将给留下的标记。
柳大大的房间不大，仅有十平方米左右，除了一排包装箱改制的小书架，一张小书桌，就是一通大火炕了。屋内十分整洁，一尘不染。
“小宇，晚上就和大大睡一个炕，我打呼噜就推我一下。”柳大大笑道。此时我才发现，他拄着一副木拐杖，左腿微跛，这是小赖他爸老癞子给老者留下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