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也没有怪王直大惊小怪。
摊丁入亩，改丁口税为田亩税，这一招是直接针对天下地主的，王直身为内阁首辅，自然清楚这项政策面临的困难。
皇帝这是在和天下所有地主作对啊！
要知道，天下地主可不仅仅只有文人，还有武勋和藩王，这些人随便拎出来一个，家里都是连阡累陌，跨州连府，数不清的田地。
皇帝直接对田地征税，那就意味着直接从他们手里抢银子，这些人怎么可能接受？
尤其是藩王是皇家的人，理论上是有皇位继承权的，而武勋又是大明军事力量的代表，手里握着大明绝大多数军队，这两个加在一起，那就有了造反的基础，而且还是名正言顺、实力雄厚的那种，真起兵了，皇帝想要剿灭起兵之人都费劲。
王直劝道：“陛下不可，若是改丁口税为田亩税，那就是和天下人开战，即便陛下您如今威望正隆，但是对上天下人，也没有赢的机会啊！”
朱祁钰却是皱了下眉头，道：“你慌什么？朕现在也是在和你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不然朕直接下旨就好了，还和你说干什么？”
王直这才舒了一口气，道：“陛下，此事太过凶险，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您万万不可为之。”
“此事臣也会为陛下保密，绝不会泄露一个字的。”
朱祁钰知道这件事王直肯定是做不到的了，于是道：“王老爱卿多虑了，朕短时间内还不会去做此事的，你也知道朕的习惯，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布局，朕不会轻易冒险，你就放心吧。”
王直听朱祁钰这么说，也是点点头道：“既然如此，那臣就不说了。”
接着话题一转道：“臣以为，这开征商税一事倒是可以提前做一做。”
大明重农抑商，这也是太祖定下的国策，但是和后世传说不同的是，大明其实一直是有商税的。
大明商税大体分为内地关税和海关税。
海关税好说，因为大明的海禁政策，只会针对番邦使团朝贡时所携带的私货，而且大明还规定了使团规模，所以这部分的交易额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内地关税则是以市税、过税、船税来征收，其中市税包括门摊税、塌房税、交易契税、竹木抽分等等，以各地税课司征收，过税则是主要针对贩运，包括钞关税、抽分税、门税等等，船税则是只针对水路运输的货物，按照船只大小来收取。
大明建立之时，因为蒙元的横征暴敛，天下商户疲弊，蒙古人手下的色目人控制了大明绝大多数贸易，随着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这些色目人的生意自然也就废掉了，所以朱元璋为了恢复大明的商业，制定了三十税一的政策，不过随着朱元璋的去世，也就被莫名其妙地固定了下来，从此之后，大明的商税基本上就是按照三十税一执行的。
如果大明是如此低的税率，商业应该比较发达才对，为什么明初百年的商业并不发达呢？
问题还是出在朱元璋这里。
朱元璋在位时对天下人进行了分类，将天下百姓分为了民户、军户、匠户等几个类型，商户自然也在其中，而为了让百姓能够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方便朝廷管控，朱元璋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路引制度，百姓想要去其他地方，需要地方衙门开具的路引，商户自然也要有商引，如此一来，商户就失去了行商最重要的优势——互通往来，毕竟出都出不去，商户能找谁交易？
商引控制在地方衙门手里，而地方衙门又往往和世家大族交好，普通商户很难拿到商引，所以利润最高的异地交易也就落入了世家大族的手里，导致在本地和附近交易的普通商户很难做大，而世家大族因为和朝廷官员的关系，往往又以各种方法偷税漏税，将绝大部分税款隐匿不报，朝廷到最后自然也就收不到什么税款。
对此，王直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才会说可以试一试开征商税，因为他知道，皇帝手里其实是有一个大杀器的，那就是朝廷官员不得经商。
之前说过，太祖朱元璋还没起兵的时候，也是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亲眼看到过蒙元官商勾结，趁着饥荒囤积粮食大肆敛财，逼得无数人流离失所，易子相食，所以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后，直接禁止官员经商，后来可能是因为自己给的俸禄太低，所以放开了一点，允许地方上低级官员的家属经商，但是四品以上不允许，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公侯内外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子弟、家人、奴仆于市肆开张铺店，生放钱债及出外行商中盐，兴贩物货，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
朱元璋死后，这一条基本上被朝廷忽视了，朝廷百官和藩王勋贵家里都有生意，只不过大家都是用亲戚和家奴的名义经商敛财，用以支持他们的奢侈生活，当年朱祁钰弄的京东号就是这样，在郕王府里找了个亲信冲做掌柜开办的，都察院也知道，不过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毕竟属于潜规则，太祖的大明律明确规定不得经商，所以现在只是民不举官不纠而已，一旦皇帝和内阁想要追究起来，那还是很简单就可以查清楚这些事情的。
而且按照王直所想的，开征商税其实就是对天下商户重定税率，属于对朝政的调整，动作不会很大。
最重要的是，经商虽然赚钱，但是却只是这些人填补家用的补充部分，属于额外收入，不像他们手中的田地一样敏感，不会触及到他们的根基。
既然没有触及到根基，这些人就要思考，如果因为这笔银子和皇帝反目，那自己该怎么做？毕竟有错在先的是自己，只要朝廷将此事散播开来，那天下人绝对不会支持自己，如果消极怠工或者煽动百姓闹出什么乱子，那皇帝就可以将自己罢官夺爵，没有了官位，自己也不可能保住这些生意。
至于起兵造反？王直相信这些人不会这么做，毕竟不起兵最多丢了生意，身家性命还是无碍的，但是起兵的话，那可就是谋反大罪了，全族的身家性命都会丢掉。
朱祁钰出声问道：“王老爱卿打算如何做？”
王直便笑着道：“此事不难，只要陛下一道旨意即可。”
“什么旨意？”
王直回答道：“陛下不是想重新树立都察院的威势吗？如今正是个机会。”
“陛下只要命都察院严查官员经商之事即可。”
好吧，王直不愧为内阁首辅，算计起来也是熟门熟路的。
都察院被朱祁钰剥夺了监察风纪的权力，在京的监察御史们最近都有些垂头丧气，心里憋着一股火，等着找机会发泄出来呢，如果朱祁钰命他们严查这件事儿，那么就可以将都察院的这股火气宣泄到违纪官员的身上，顺带着还可以恢复都察院的监察风纪之权。
朱祁钰顿住，他已经听出来王直的意思了。
其实这事儿也是朱祁钰有些冲动了，大明朝中说白了也就都察院这么一个监察机构，六科那主要是针对朝廷政务的，和纪律监察没什么关系，朱祁钰原本想要剥夺的也是都察院胡乱伸手的权力，结果阴差阳错，将都察院监察御史们的工作积极性也给打没了。
朱祁钰当然知道这种情况不能长久下去，但是他还是有些犹豫，毕竟他刚下旨没多久，现在就让他收回旨意，面子上实在是有些挂不住。
朱祁钰用手指敲着桌子想了好一会儿，这才问道：“王老爱卿，朕可以同意你这道旨意，但是朕不想做这等自扫颜面的事情，不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王直沉吟了一会儿道：“陛下，此事可这样做。”
“陛下可以先拣选一个家中经商的官员，臣找人在早朝上参他一本，然后臣会带人逼陛下下旨彻查，陛下迫于无奈，命都察院彻查这类事情，到时候臣再让王千之去一趟都察院，就说这是臣逼迫陛下给他们的最后机会，若是还胡乱弹劾，那臣就会建议陛下重立御史台，将都察院所有监察御史外放，再从吏部放出消息，外放的监察御史无功不得升迁，相信他们不会再因为一点小事和陛下闹了。”
朱祁钰在心中衡量再三，点头同意：“行，就按王老爱卿说的办，不过再加一条，让王文告诉他们，麓川刚刚平定，那面还有许多缺额，一个都察院都放过去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直点点头。
王直的这个主意对朱祁钰的影响不大，可以最大程度上消除收回旨意的危害。
首先，王直是内阁首辅，如今的文官领袖，以他的身份，的确有能力让朱祁钰收回旨意。
其次，王直启动的是彻查官员经商之事，按理来说本就应该由都察院来管，他还能借机向都察院的监察御史示好。
再次，王文去都察院和吏部放消息，也可以让这些人知道王文掌握着他们的仕途，彻查官员经商之事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所以必须要用心去办，谁敢玩忽职守，敷衍塞责，皇帝和王直绝对会让他们生不如死。
最后，也可以让都察院有机会拿回自己的权力，避免了成为礼部那样的废材衙门。
主意商定，二人对视一笑，都对这种融洽的君臣关系感到欣慰。
笑罢，朱祁钰出声问道：“王老爱卿，既然如今你已经找到了动手的理由，那你以为挑选何人做这个人为宜呢？”
王直想了想，建议道：“会昌伯孙家如何？”
朱祁钰想了一会儿还想起来，反问道：“孙太后的娘家？”
“对。”王直点头道：“会昌伯孙家本就是因孙太后才兴起的，原本不过是一主簿，正统十一年的时候就遭到过弹劾，孙家家奴韩兴在滨州放贷，牟利数倍，地方官员因为孙家的背景不敢过问，百姓苦不堪言，都察院得知此事后出手弹劾会昌伯，却因为孙太后的插手而大事化小，最终的结果是会昌伯不知其事，放贷之事乃是韩兴自作主张，于是特加宽宥，仅将韩兴等定罪，发配辽东铁岭卫戍边。”
“这不是唬人呢吗？当时都察院就这么算了？”朱祁钰不屑道。
韩兴一介家奴，哪里来的银子可以掌握一府之贷，肯定是会昌伯命他做的，而且会昌伯不过是一个国丈而已，手里又没有什么实权，只是身份尊贵些而已，地方官员怎么可能会怕他？
王直也是不屑道：“当然，孙太后插手，英宗皇帝自然不能不偏帮会昌伯，所以命王振强压下了都察院，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事情结束之后，会昌伯倒是老实了些，他的儿子们却是仍旧在行商做生意，只不过有长子孙继宗盯着，生意做得不算太大而已。”
“那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都有什么生意？”朱祁钰随口问道。
“还能有什么，无非就是容易赚钱的生意。”王直一个一个数了出来：“据臣所知，孙家如今的生意有盐引、粮食和铁器，不过数量都不是很大，偶尔还会有一些海外珍奇，很有可能是孙太后从内库中拿出来赏赐给他们的。”
“内库的东西啊！”朱祁钰想了想，道：“那就是他们了。”
开玩笑，内库的海外珍奇都是番邦入贡时候上贡给大明天子的，只不过之前朱祁镇被俘，孙太后趁着朱祁钰还没登基直接掌握了内库，拿出内库中的东西来贿赂也先，确保自己儿子在草原不会吃苦，没想到她居然还趁机弄出来一些给自己的兄弟。
原本他不知道还好，现在知道了，朱祁钰肯定不会放过，尤其是现在内阁的王直还和自己站一边，一起对孙家出手，相信有了自己和王直的支持，都察院不把孙家查个底掉才怪呢。
王直笑了笑，然后继续道：“其实会昌伯孙家好办，难点在于推广开来的时候，那时候才会受到更大的阻力，到时候还需要陛下出手解决。”
朱祁钰却是摇摇头，道：“不行，此事朕不能插手。”
“为何？”王直疑惑道。
朱祁钰竖起一根手指，道：“其一，朕是你的靠山，也是你的退路，推行商税之事，阻力一定不小，若是朕出手了，一旦出了问题，到时候咱们都没有退路，若是朕不出手，只是观望的话，到时候还有回旋的余地。”
然后又竖起第二根手指道：“其二，王老爱卿不要忘了，开征商税只是最简单的一步，后面还有徭役折银与合并赋役还要继续推行，到时候助力也不会小，所以朕的出手要留到后面。”
王直点点头，出声道：“陛下，臣最后劝您一句，摊丁入亩虽好，却没有施行的条件，陛下不要轻易尝试。”
朱祁钰被王直看出了心思，不过也不尴尬，和王直这群老狐狸在一起久了，被他们看出心思也很正常，笑着道：“王老爱卿放心，朕不会轻举妄动的。”
“那臣就放心了。”王直微笑了一下，将话题拉了回来。
王直问道：“陛下，话说回来，开征商税推广开的时候，以臣的威望恐怕压不住文武百官，不知道陛下打算如何解决反对之声？”
朱祁钰也不废话，直接放出了答案：“今年你们内阁做的不错，垂拱而治的效果看起来还可以，所以朕打算继续强化一下内阁。”
“明年年初开始，内阁升格为政务院，全面负责大明行政方面的所有政务，朕允许政务院直接下发政令，任免三品以下官员，政务院首理为正一品，为大明文官之首，任何文官不遵政务院政令者，三品以下政务院可以自决，三品以上停职，交由朕来查问处置。”
“政务院？直接下发政令？”王直一愣，旋即大喜。
如今内阁虽然有权，但是政令仍旧需要朱祁钰朱批用印，这是太宗定下的规矩，虽然朱祁钰这一年来放权放得厉害，但毕竟还需要走流程，在文武百官看起来，大权仍旧掌握在朱祁钰手里。
如果政务院成立，可以直接下发政令，那岂不是说，朱祁钰已经彻底将行政大权放手给了文官吗？政务院首理还是正一品，为文官之首，这不就是汉唐之时的宰相吗？只不过换了个名字而已。
而且这事儿的确只有朱祁钰可以做，换了其他人谁都不能干，因为太祖曾经留下祖训，后世子孙不得预立丞相、臣工敢言立相者斩，如果他王直提出的这个政务院，那朱祁钰可以名正言顺的直接砍了他，还不会引起任何波澜，但是朱祁钰提出来，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
朱祁钰是皇帝，没人能拿大明律砍了他，而朱元璋说的也只是后世子孙不得预立丞相，又没说怎么处置，想来以朱元璋的智慧，应当会想到后世子孙肯定不会遵守自己的话吧。
再说了，太祖还说过呢，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朝政，但是谁听他的了，宣宗的时候就弄了个内书堂，专门教小宦官读书识字，夫子还是由翰林学士充任，英宗更过分，直接让司礼监掌印王振把持朝政，所以，朱祁钰弄一个政务院，也属于继承他们朱老四家的惯性而已。
见王直高兴，朱祁钰继续道：“王老爱卿，朕建议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虽然内阁升格为政务院，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但是责任也是要增加的。”
“每年年底，政务院必须提出次年的目标，就像朕对你提出的要求一样，而且不能和当年差不多，必须有所提升。”
“每年年底，政务院也要提出次年的政务重心，也就是政务院明年的政务要放在哪一块，是修河，还是开垦田地，亦或是推行什么政策。这个事情由你们政务院自己想，一个或者几个重心都行，只要能完成，朕不管你们怎么提。”
朱祁钰看着王直，笑着提醒道：“王老爱卿，明年你的重心就有一个开征商税了。”
王直躬身道：“臣明白。”
“另外，政务院的每一条政令都要报备给朕，朕有权力随时叫停政令，并招政务院诸官咨询，看看政令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调整。”
朱祁钰还是没有放手最终决定权，王直对此也没有任何异议。
朱祁钰继续道：“内政方面政务院可以自决，但是监察之事朕会独立出来，所以在政务院成立之时，整个都察院你们就管不到了，都察院内部的官员任免和调整，由都察院自决，这也是为了避免你们政务院影响监察之事，王老爱卿还请不要介意。”
王直笑道：“陛下放心，原本都察院的人臣就影响不到，如此安排，甚为合理。”
朱祁钰又道：“科道中的六科虽说也是稽查政务，但是并不适合放到都察院，所以还留下政务体系之内，由政务院统管，直接向你们汇报，也是作为辅助你们管理约束六部的一种手段。”
“也就是说，六科以后只负责稽查朝廷政务，都察院独立出来，监察整个朝廷。”王直确认道。
朱祁钰点点头：“对，没错，所以以后六科的封驳之权只会落到你们政务院的头上，不会再给朕找麻烦了。”
好吧，王直表示这样也可以，至少今后六科给事中再封驳政务院的政令，还能在皇帝这里转圜一下。
“哦，对了，回头大理寺也不再由刑部管辖，暂时也归到朕这里，朕另有安排。”
“是。”王直直接答应了下来。
大理寺是朝廷的三法司之一，掌审谳平反刑狱之类的政令，但是不算是朝廷的强力部门，在不在政务院手里也无所谓。
而且今天皇帝和他说的事情有点多，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脑子已经开始记不住皇帝说的东西，好在大殿里有书吏记录，回头找他们要一份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