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五代始，西北草原荒漠的游牧民族再次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与北宋立国相先后，契丹、党项、女真相继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建立政权，形成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的格局。13世纪初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大漠，剽悍的蒙古铁骑南征北战，在空前辽阔的版图上建立起蒙古—元帝国。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于一个草原游牧民族之手。在这场瞬息万变、震荡迭起的历史大变动中，中华文明经受了剑与火的锻铸，展示出包容万千的生命活力。
宋人的文化世界虽然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闳放。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尊称威慑周边各族，而宋太祖赵匡胤却对北方虎视眈眈的契丹用兵未果，他的后继者更在游牧民族的强劲冲击面前窘迫万分，手足无措。
公元1004年，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以宋朝输银十万两、输绢二十万匹作为辽军北撤的条件，迫使宋真宗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
从公元1040年至1042年，西夏兵大举南进，攻延、渭二州。宋军连连败北，“师唯不出，出则丧败”。公元1044年，宋政权签下以每年输西夏十三万匹绢、五万两银、两万斤茶的“和约”，来换取“安定”。
公元1042年，辽国军队在燕京大规模集结，扬言南下，惊恐万状的宋仁宗急忙允诺每年赠送十万两银、十万匹绢，以求得“和平”。
公元1125年，又一股强大的狂飙席卷南下，灭亡辽王朝的金人攻势凌厉。1127年初，金兵攻陷宋都汴京，俘徽宗、钦宗和赵氏宗室、后妃，大掠金银布帛、珍宝异藏、百工技艺及图书文物，一并北去，北宋王朝灭亡。
金兵攻陷宋都汴京，俘徽宗、钦宗和赵氏宗室、后妃，大掠金银布帛、珍宝异藏、百工技艺及图书文物，一并北去。北宋王朝灭亡。图为宋徽宗赵佶《听琴图》。
宋高宗建立的南宋政权，虽有大江做屏障，但依然抵不住金人的大举进攻，宋高宗及其臣僚竟一度被逼逃往海上。南宋词人曾经感叹：“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虽然，南宋以年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的“绍兴和议”与金王朝达成一时妥协，但更为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以铁骑踏平金与西夏的蒙古大军跨过南宋统治集团一心倚仗的长江天险，不战而取临安，南宋统治集团屈膝投降。
契丹、党项、女真以及蒙古对宋人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在两宋文化系统中引发出深重的忧患意识。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产生的忧患交织一起，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因为忧患，两宋词坛生出一番或苍凉凄楚或慷慨激昂的歌唱：“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1]，这是范仲淹因边戎凄怆黯淡而生的哀怨；“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2]，“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3]，这是张孝祥、陆游因一心许国却报国无门而生的伤痛；“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4]，“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5]，这是辛弃疾、姜夔对南宋朝廷耽于偏安格局的深重忧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是岳飞面对残破山河的苍凉呼唤。翻开宋人诗词集，此类吟唱触目皆是。
忧患不仅出诗人，而且出改革家。北宋范仲淹（989—1052）的“庆历新政”，以及王安石（1021—1086）的变法都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改革运动。范氏新政的着意处在于整顿腐败的官僚制度，王安石的变法则旨在通过理财与整顿军备以富国强兵，都与抗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有关。
忧患不仅出诗人，而且出改革家。宋代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及王安石的变法都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改革运动。图为范仲淹像。
朔方冲击还将具有异族情调的文化因子输入宋文化系统内。两宋虽与辽、夏、金以敌国对峙，但契丹、女真的民间音乐却为宋人所欢迎。北宋宣和年间，曾敏行（1118—1175）的父亲见到汴梁的“街巷鄙人”和士大夫们“多歌蕃曲”。南宋时，不仅临安的“街市无图之辈”“唱《鹧鸪》，手拨葫芦琴”[6]，一些官吏、士大夫也爱好“胡声”，营伍中的军官亦喜好“蕃乐”成风。有个江西大将程师回，极好女真的“鼓笛”之乐，常命其徒，“击鼓吹笛，奏蕃乐”。南宋朝廷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声音乱雅”，但在文化双向流动的规律面前，却无法阻止人们“所习音乐，杂以胡声”。辽金画家的绘画也流入宋代文化界，长于描画本族游牧射猎生活的辽人耶律倍（899—937）深为宋人所欢迎。宋徽宗赵佶搜罗到耶律倍的《千角鹿》，爱好甚笃。王安石收藏耶律倍的《番部行程图》，品评其“所画绝妙”。《五代名画补遗》云，耶律倍之画“工甚精致，至京师人多以金帛质之”。辽金衣着发式也流行于宋地，为不少汉人所喜好。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言：“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宋都汴京著名的交易场所相国寺，也大量陈列“羊裘狼帽”，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凡此种种，皆是草原游牧文化补益汉文化的例证。
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以强悍的武力入主汉地，甚至囊括全中国。然而，经济后进的游牧民族可以成为军事征服者，一旦深入汉地，则不可避免地被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同化，从而演出一幕接一幕征服者被征服的活剧。契丹人建立的辽朝（916—1125）、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038—1227）、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1—1368）概莫能外。
辽太祖阿保机（872—926）时的辽朝，东起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占据大部北中国。契丹人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政策。但在文化路线上，辽朝统治者却全面汉化，并沿着汉文化轨道发展本族文化。史载阿保机建国不久，就祭祀对象主持了一场大辩论，在诸人“皆以佛对”的情形下，阿保机毅然采取耶律倍的建议，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主导思想，从而确定了辽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正所谓“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7]。
辽太祖阿保机时的辽朝，东起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占据大部北中国。图为耶律阿保机建辽的雕塑。
阿保机的文化决策为继承者所遵循。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入汴京，“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8]。汉族重要文化典籍如《五经传疏》《史记》等均为朝廷刻印颁行。兴宗重熙年间，朝廷更“诏译君书”，《贞观政要》《五代史》《阴符经》及白居易的《讽谏集》等汉文名著均被译为契丹文字，在契丹人中广泛流行。经辽朝统治者的大力推扬，汉文化深入浸染辽代社会各阶层。贾岛诗成儿童启蒙读物。苏轼诗在辽国大受欢迎。苏辙出使辽朝，“每被行人问大苏”。苏轼与辽使共饮，辽使诵其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以此证明东坡善饮。陶渊明、李白等，亦为辽人熟悉和喜爱。在汉文学的影响下，辽代君主“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9]。汉族音乐也深刻影响辽朝音乐。据周广顺《中胡峤记》称，当时辽都上京所设教坊中，大半都是汾、幽、蓟等地的汉族乐工。在辽宫廷重要庆典及宴会上，汉族音乐由胡乐器高奏。宋代陈旸的《乐书》言：“契丹所用声曲，皆窃取中国之伎。”这种“窃取”，正是对汉文化的吸收与移植。
灭辽后在北方建立金国的女真人，亦广为吸收汉文化。在对辽、宋的战争中，金人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强烈渴求。金太祖阿骨打（1068—1123）在发布“今欲中外一统”的讨辽诏令后，又特别宣示臣属注意对文物典籍的搜求。太宗在灭亡北宋战争中，对藏经，苏（轼）、黄（庭坚）文，《资治通鉴》，图籍文书，镂板等无不尽取，指名索取书籍甚多。又索太学博通经术者三十人，详通经教德行僧数十人。其他如画工、医官、杂戏、教坊乐人、国子监书库官，以及杂剧、说话、弄皮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奏琵琶、吹笙等方面艺人，也尽携之而北。汉文化人大规模流入金人社会的各个层面，促成金文化结构中汉文化主流地位的建立。
建国曰西夏的党项羌也像辽的契丹和金的女真族一样，在和汉族的频繁交往接触中，日益深刻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古书中，有《孝经》《论语》《孟子》的西夏文译本，并附有西夏人对《论语》《孟子》的注释以及《礼记》《左传》《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至宋仁宗时，西夏如李焘所述，已是“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刊，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了。
在汉文化渗透辽、西夏、金文化结构之际，契丹、党项羌、女真统治者并非轻易放弃本民族传统。西夏一方面有“汉礼”，另一方面又有“蕃礼”。为了阻止女真汉化，金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鼓吹“女真旧风”，宣传“女真旧风最为纯直”[10]。然而，在农耕世界的包围中，游牧民族文化的汉化是一个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在草原游牧民族“汉化”的历程中，蒙古人的步履要艰难得多。蒙古在历史上是北亚游牧民族之一，无论是血缘、语言还是生活方式都与活动在北亚、中亚，以至南俄草原的突厥系民族一脉相通。
基于对农业文化的隔膜感，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对外征战，以西进为重点。图为清人所作的成吉思汗像。
基于对农业文化的隔膜感，成吉思汗（1162—1227）的对外征战，以西进为重点。他在亲征金国后，把经营汉地的军政大权托付给木华黎全权处理，而他自己亲率四个儿子，动员最大兵力，转而西征花剌子模。成吉思汗以后，从窝阔台汗统治后期到蒙哥汗统治初期，蒙古贵族军事、政治的重心也始终在西方。对于已占领的汉地，则以“西域法”或“蒙古法”加以治理。如圈占农田为牧场，征发民以重差役，掠良为奴。虽然力主汉法的耶律楚材（1190—1244）竭力反对以“西域”法治理汉地，然而，他力薄势单，最终“愤悒以死”。蒙古贵族中，只有忽必烈（1215—1294）对中原文化采取欣然受容姿态。这位“思大有为于天下”的亲王，早在公元1244年就在“潜邸”延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11]。在他身边迅速集结了大批儒生士大夫，其中许衡（1209—1281）、郝经（1223—1275）等人，都是名重一时的理学之士。他们屡屡向忽必烈进言“行汉法”。正是在儒生士大夫的反复诱导下，在既有的以汉法经略汉地的实际效应影响下，忽必烈改革旧俗，推行汉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种细目，如帝号、官制、经理、农桑、赋税、钞法、课程、舆服、经筵进讲、郊祀、太庙、社稷、谥法、旌表、学校、贡举、五刑五服、祭令等，几乎都被用作一代国制继承。尽管忽必烈实行“汉法”并不彻底，漠北固有旧俗仍在汉地有大量保留，但是，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汉化”面貌已十分明朗。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空前广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2]“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在这广袤的境内，帝国统治者大规模地设置交通网络：在漠北、岭北行省，为适应中原与蒙古草原频繁交往的需要，修建了帕里干道、木怜道、纳怜道等三条主要干线；在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辽阳行省置站，加强了与女真、水达达及奴儿干地区各族的联系；在西南的云南行省，设站赤八十余处，遍及大理、丽江、金齿的白、彝、傣、纳西等民族聚居区；吐蕃称藩后，元统治者不仅在中央设立宣政院、在乌斯藏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直接管辖，而且建站赤二十八处，与内地驿道相连，直通大都；在天山南北的畏吾儿地区，元朝在前代驿道的基础上修道加站，一条与漠北相通直达和林，一条与中原相接直通山西。蛛网般密布的交通网，不仅促进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各地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空前广大的帝国。图为元代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
与帝国庞大的气势相适应，元朝统治者在原金中都（今北京）附近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新京城，它被忽必烈命名为“大都”，外域人士则称为“汗八里”，意即可汗之城或皇帝之城。元大都的宏丽绚烂，曾经使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心驰神往，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中，他用梦幻般的语言，向西方人娓娓动听地描述这样一座东方城市。
元帝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忽必烈称汗后，实际上是以蒙古大汗身份兼领中国，西北钦察、察合台、伊利三个汗国在名义上均听从忽必烈大汗的指挥。横跨亚欧的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使一向不曾处在统一控制下的东西交通至元代畅通无阻：陆路北穿东欧、西贯伊朗，直接与大都相通；海道从波斯湾直抵泉州等港。“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是元人广阔的空间观念。在此种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使节的往来、命令的传递、商队的贸易，络绎不绝。大批中亚军卒、商贩、工匠来到中原汉地，成千上万蒙、汉及其他族人民从元朝迁往中亚各地。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边疆各族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东欧拜占庭文化、南亚佛教文化都在一个广阔的文化场中交流融会，并在元文化大系统中留下鲜明印记。
亚欧大陆的沟通，为东方和西方旅行家们的远游提供极大方便，东方与西方的情形不断地由这些旅行家报告给各自母国，东方和西方的相互了解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发展。
最先向欧洲报告东方情形的是罗马教皇与法王路易九世所派出的出使蒙古汗国的使节。他们虽然由于蒙古大汗的态度强硬无法完成使命，却带回了一系列东方的信息。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与路易九世使节卢布鲁克从蒙古汗国回到欧洲后，相继完成了记叙东方闻见的旅行报告书，使欧洲人对于蒙古的地理、民情以及蒙古人的兴盛、强大有较为确切的了解。
公元1275—1291年，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这位威尼斯人跟随他的父、叔尼柯罗兄弟取道波斯，沿着古丝绸之路东行。他们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河西走廊，经宁夏（银川）、天德军（今呼和浩特东），于1275年抵达大都，完成横贯欧亚大陆的旅行。在大都，忽必烈接见马可·波罗叔侄，马可·波罗年轻聪明，深得忽必烈宠信，被留在宫廷服务。他多次奉命出使各地，远至云南和四川西部的金齿，又顺大运河南下，到过福建、泉州。1291年初，马可·波罗跟随阔阔真公主下嫁伊利汗阿鲁浑的使团，从泉州经海道到霍尔木兹。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1298年，由马可·波罗口述、家鲁思梯切诺笔录的不朽名著《马可·波罗行纪》写成。这部书对中国赞美备至，称中华帝国拥有“连绵不断的城市和邑镇”以及“优美的葡萄圃、田野和花园”。帝国的首都“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帝国的宫殿“壮丽富瞻，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他赞颂泉州为世界最大的港口，“在这个商埠，商品、宝石、珍珠的贸易之盛，的确是可惊的”。他描述苏州“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他赞叹杭州“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马可·波罗的热情为一些欧洲人所嘲弄，他们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好的国度，但是，也有不少欧洲人为马可·波罗所展示的东方的神秘所倾倒，此种“东方热”直接引发了15—16世纪欧洲航海家努力寻觅东方世界。
马可·波罗去世后二十年，被尊为“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的伊本·贝图达（1304—1377）经由海上来到中国。这位出生在摩洛哥丹吉尔的非洲旅行家对伊斯兰、拜占庭、印度、非洲以及蒙古统治下的各种类型的国家和文化有深切观察。他高度推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灌溉工程极为发达，赞扬中国是世界上出产小麦最多的国家，他又称颂中国的瓷器首屈一指，中国的绘画才能出类拔萃。
1275年至1291年，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1298年，由马可·波罗口述、家鲁思梯切诺笔录的《马可·波罗行纪》完成。图为马可·波罗1271年离开威尼斯东游。
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在元代有了新的拓展。旅行家汪大渊（1311—？）两次周航印度洋，他称颂地跨亚非的马克鲁克王朝，兵马壮盛、居民富庶。中国景教徒苏马，在1287年至1288年充当伊利汗派往罗马和巴黎的大使，游历欧洲。归国后，苏马将他的见闻记入游记，意大利和法国的奇风异俗，在书中栩栩如生。
元代中外文化交通虽在规模上远超前代，但在东西方世界的相互认识上，还处于“印象”层次，这与两个世界的接触仅仅局限于“物质”层而非“思想”层有关。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民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去原有重心与平衡的混沌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杂剧。
元杂剧是一种在北方地方戏院本和宋金诸宫调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形式。它勃兴于元代，自有其肥沃的土壤。
首先，女真与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喜好促进了北方都市艺人的聚合。作为战胜者的女真、蒙古对于歌舞伎乐有一种浓酣兴趣。南宋孟珙《蒙鞑备录》云：“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不唯国王出师如此，大将出师也情景相似，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诗云：“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拨胡琴。”可见大帅出征亦随身携带优人。对伎乐的喜好，使金元贵族在驰骋征战之际，还念念不忘借助军事压力向宋廷索取杂剧、说话、弄影戏、、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至军前。北方都市中，因而集中了大量艺人。13世纪60年代前期，忽必烈建起元大都，山西、河北等地的艺人遂以各种形式向大都集中，从而为元杂剧的产生奠定根基。
元杂剧是一种在北方地方戏院本和宋、金诸宫调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形式。图为广胜寺壁画《元杂剧图》。
其次，蒙古贵族的“贱儒”文化政策促成大批文人涉足杂剧创作。蒙古贵族实行界限森严的等级统治，民族分四等，汉人、南人被压在社会底层；职业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士儒生竟屈居“老九”，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与此相应，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文人重负卑下潦倒的命运，元初一些士子遁山林、远尘世，以保全名节；另一些文人则“嘲风弄月”，流连于唱唱打打、热闹非凡的勾栏瓦舍。日复一日地在勾栏流连，使一些潦落文人与杂剧产生一种亲缘联系，他们与艺人为伍，自称为“浪子班头”“锦阵花营都帅头”，并渐次涉足于杂剧创作，形成一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与演剧艺人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杂剧创作队伍，从而使杂剧发皇张大。
在蒙古贵族民族歧视政策下，“沉抑”下层社会的儒生士子，心灵深处郁结着深沉的悲愤与不平。这种深郁的“情结”，急切寻觅着排遣渠道；在元代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蒙古统治者的文化辖制和思想禁锢，在包括杂剧在内的词曲这一领域，相对来说较为宽松，杂剧作者得以较为自由地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与此同时，杂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如系统的情节展现、直观的生活真实呈示以及对内在情意抒发的注重，使得艺术家有可能淋漓尽致地排出内心的郁闷。诸种因素的相互推引，造成关汉卿、马致远、宫大用、郑德辉、张小山等人投身于杂剧创作。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民众的愤怒；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
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作为元杂剧的第一主调有特别高亢的奏鸣。窦娥不过一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弱小女子，然而，她却无法逃避无边的黑暗。众多的恶棍、无边的险恶，窦娥深切感受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黑暗，她不由得在绝望中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
艺术家将人民的郁愤之情锻铸成多样化的戏剧情节，元杂剧多清官戏，而诸清官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包拯。在《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金生阁》等剧中，包拯斩皇亲，铡国戚，好不威风。包拯类清官对贪官污吏和不法权贵的惩治，直接贴近百姓们渴求正义而不得的心态；元杂剧中鬼神又相当活跃，他们惩治恶棍，申诉人民蒙受的不白之冤；元杂剧还有不少历史题材剧目，它们有的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干，有的以著名历史人物为主干，而往昔的追忆与历史的缅怀仍然是针对现实而发的满腔忧愤、满腹牢骚，是一种对足以使民族和人民为之一振的浩然正气的幽远的呼唤。
元杂剧艺术家不仅谴责黑暗，倾吐内心郁愤，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推出一批爱情婚姻剧，在中国文化史上揭开别开生面的一页。其代表作品就是“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西厢记》的故事展开在相国小姐崔莺莺与“白衣秀士”张君瑞之间。一场突破礼教规范的男女情爱在庄严不过的寺庙内炽热展开。张生与崔莺莺追求理想婚姻的叛逆行为，理所当然受到正统世界的阻止与威压。然而，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种阻止、这种威压化作失败一方，而将崔莺莺与张生心头的爱情之梦、团圆之梦，推为终成眷属的瑰丽现实。
元杂剧艺术家不仅谴责黑暗，倾吐内心郁愤，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推出一批爱情婚姻剧，在中国文化史上揭开别开生面的一页。其代表作品就是“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图为明代仇英《西厢记》插图。
元杂剧的繁盛，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的成熟，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戏剧大国”。然而，元杂剧作为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元素之一，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固有特征。从表现手段来看，元杂剧（或中国古典戏剧）主要是以歌词文采和音乐曲调取得戏剧效果，其形式是叙事诗，其基调是抒情。而情节的推移，往往在戏剧构架中只有“过门”性质。简而言之，元杂剧可谓借用市井文学的架构，灌注诗歌抒情的传统精神，这种风貌与西方戏剧的注重戏剧性、情节构造充满万钧张力显然不同。
元代文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科学技术在一个异常壮阔的时空背景下得到长足发展。从历史的纵深度而言，元代承袭生机勃勃、成就卓越的宋代科技，因而科学技术各门类起点较高、发展势头甚劲；从地域的延展度而言，元代广为受容大漠南北各民族的科技成果，又吸纳远至西亚、欧洲的科技英华。这纵横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历时仅数十年的元朝在科技史上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农学
元代直接承袭了两宋高势位的农业生产和农学成就，并有所发挥。如棉花种植业宋代开始引入江南，元初普及于长江流域及闽粤一带，使得华人的衣被材料质优而价廉。元代产生中国农学史上享有盛誉的王祯《农书》。这部三十余万言的著作综合了北方旱地耕作技术和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元代至元年间还颁行《农桑辑要》七卷，畏吾尔人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前书总结蚕桑知识，超迈宋以前农书；后书出自西北少数民族之手，足见中原农桑技术已远播西域。
二水利
元建都大都（北京），为保证漕运，在隋代南北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开济州河、惠通河，形成完整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穿过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江河，工程复杂，而元人成功地解决了辟水源、保水量诸问题，郭守敬（1231—1316）在此间贡献卓著。他在大都西北设计修筑白浮堰，以供应惠通运河水源，又修建闸门和斗门以维持运河水位，保证往来船只通航。郭守敬还在黄河上游修复唐来渠（四百里）、汉延渠（二百五十里），灌溉耕地九万顷。郭守敬在修建水利工程时，表现出地形测量的高度精确性，令人赞叹。他还首先提出以海平面为基点比较大都和汴梁的地形高下。这已逼近现代地理学的“海拔”概念，是一项了不起的科学成就。
三纺织
元建都大都（北京），为保证漕运，在隋代南北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开济州河、惠通河，形成完整的京杭大运河。图为元人所作《卢沟运筏图》，再现了当时修建水利工程的情景。
元代薛景石著《梓人遗制》，全面记述了木工技术，其中关于“华机子”（提花机）的记载尤有价值。由此可见，我国始于汉唐的纺织提花技术，经宋代发展，到元代已相当完备。王祯《农书》中则有水力大纺车的记述，该纺车可安装三十二个锭子，利用水力或畜力带动。提花机和水力大纺机，都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前较先进的纺织器械，表明元代纺织业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元代纺织业最突出的成就则是棉纺织业的推广，传说黄道婆由海南岛黎族处带到长江三角洲松江一带的棉纺技术，迅速显示出其优越性，松江布获得“衣被天下”的美誉。普通中国人无力购置锦缎，而麻织品又粗糙易破，质优价廉的棉织品的普及，对中国人生活的改善，其功甚伟。
四数学
元人朱世杰是与宋人秦九韶、金元之际人李治齐名的数学大家，他代表了元代数学所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朱世杰著《算学启蒙》三卷，讲述乘除法运算和开方、天元术，体系完备；朱世杰著《四元玉鉴》三卷，讲述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高阶等差级数等问题，被西方科学史家称为“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五天文历法
元代纺织业最突出的成就则是棉纺织业的推广，传说黄道婆由海南岛黎族带到长江三角洲松江一带的棉纺技术，迅速显示出其优越性，松江布获得“衣被天下”的美誉。图为黄道婆纪念馆的黄道婆塑像。
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修历，任命张文谦负责改订历法，由王恂负责组织机构，进行历法推算，郭守敬负责仪器制造和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代表了元朝天文历法的最高水平。他主持制作了观测太阳位置的仰仪、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观测恒星位置以定时刻的星晷定时仪，以及水运浑象、日月食仪、玲珑仪等。这些天文仪器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正由于有这样先进的天文测量仪器和高水平的数学计算能力，郭守敬等人制定的《授时历》承袭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成为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也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它以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经过三千三百二十年后才相差一日，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格里哥利历）完全相同，但格里哥利历直到1582年才开始使用，比《授时历》晚三百多年。《授时历》还应用数学上的招差法推算太阳、月亮及五星逐日的情况，比欧洲早将近四百年。郭守敬为改进历法，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六个观测点，取得较精密的天文数据，其中对黄赤交角和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
注释：
[1]范仲淹：《渔家傲》。
[2]张孝祥：《六州歌头》。
[3]陆游：《诉衷情》。
[4]辛弃疾：《摸鱼儿》。
[5]姜夔：《扬州慢》。
[6]《中兴会要》。
[7]耶律楚材：《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
[8]《辽史·文学传序》。
[9]沈德潜：《辽诗话·序》。
[10]《金史·世宗纪》。
[11]《元史·世祖纪一》。
[12]《元史·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