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年），字浩然。在位时间仅3年（1908—1911年），道光皇帝曾孙，醇亲王载沣长子。光绪死后继位，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他在位期间，一心想恢复祖宗基业，夺回属于他的天下，不惜与虎谋皮，最后，沦落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傀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经过改造成为新人，后患肾癌而死，终年62岁。
1.顽童登大宝，祖宗基业堪忧
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上，年幼登基的康熙取得了彪炳千秋的成绩。而在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末年，又出现了一个幼年登基的皇帝，可惜，他没有祖宗那样的能力。让这样一个孩子去承担挽救整个家族和国家的命运，是不现实的。然而，内忧外患却不能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改变不了那些死抱着祖宗家法不放的人的思维定式。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大臣将此事告知光绪皇帝后，由于溥仪是自己的亲侄子，又让自己的亲弟弟监国，光绪皇帝十分满意。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的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登上了大清王朝末代皇帝的宝座。
载湉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有七个儿子，载沣是他的第五子。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是慈禧亲自指定的，是其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同时，也是慈禧的养女。荣禄，满洲正白旗人。他先被赏为主事，后升为户部管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罪，差点被肃顺处斩。侥幸逃生后，他花银买了个直隶候祉道的官位。咸丰逃难承德时，荣禄是巡防处的“总其事”，这成为他日后发迹的起点。从此他官路顺畅，一帆风顺。同治初，设神机营，荣禄充翼长，后来，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
同治帝驾崩无后，荣禄便向慈禧太后进言，等嗣皇帝光绪有子，可承继同治为嗣，兼承光绪之祧。这样就捋顺了同治、光绪及光绪儿子三者之间难以处理的复杂关系，深得慈禧的欢喜。这样到光绪元年，荣禄兼步军统领，又从左都御史升至工部尚书。光绪二十年，授步军统领，并上疏建议由袁世凯负责统筹操练新军。随后，荣禄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年后，荣禄晋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又为军机大臣。尤其是在戊戌政变中，荣禄更是慈禧的智囊，他从袁世凯处获得机密情报，火速奏报慈禧太后，导致帝党失败。事后，又受懿旨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荣禄作为慈禧的心腹留守京城，任办事大臣。慈禧太后回銮后，给荣禄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此时，荣禄更是身兼将相、权倾朝野。
慈禧爱屋及乌，经常召荣禄之女入宫陪伴。慈禧十分喜爱她，最终认其为养女，并将她指配给载沣，以“敦两家之睦谊”。当时，载沣的庶母，也就是老亲王的世福晋刘佳氏，已经为载沣定了亲。但是，当他们将此事奏告给慈禧太后时，慈禧却一意孤行，坚持为载沣指婚，刘佳氏只有忍痛将其子已磕头之未婚福晋退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载沣与荣禄之女完婚，溥仪就是他们的长子。在处理慈禧与光绪的关系上更是小心谨慎，不要说对太后和皇帝，就是对荣禄与翁同龢，这些太后、皇帝身边的近臣，也都小心相处。然而，无论载沣如何超脱，他的命运注定随着溥仪的入宫而改变，他势必要卷入政治，成为一个写入历史的人物。
溥仪登基后，载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临国摄政王，担负起处理朝政的重担。而此时的溥仪还是一个喜欢玩耍的顽童。慈禧这样安排的本意在于，有光绪亲兄弟兼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重大事件”，大清王朝江山就会万无一失了，但是，她所选择的这些人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一个屁事不懂的小孩加才能平庸的摄政王，在列强虎视、内忧外患中，如何能保住祖宗的基业？所以，在慈禧去世没多久，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终于走到了生命的最后。
2.袁世凯弄权，溥仪被迫退位
在残酷的斗争中，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终于走到了尽头，曾经统治东方的巨人倒在了历史的车轮中。随着退位诏书的颁布，爱新觉罗氏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新的时代来临了。
溥仪从继位到退位，从三岁长到六岁，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在这个幼皇的身后，是执掌朝廷政务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三年的时间虽短，但朝廷上下，宫廷内外，还是发生了不少大事要事。
载沣摄政之后，虽然没有主持大政、统驭群臣的才华，但尚能牢记国恨与家仇，一心图治。荣禄死后，袁世凯接替他成了直隶总督，后又成为北洋大臣，练兵会办大臣。他还在军机处拉拢了徐世昌作为暗线，随时掌握王公亲贵间的风吹草动。袁世凯掌握实权后，继续扩充自己势力的动作，引起了清室王公们的警惕。袁世凯和清室亲贵们的斗争呈现白热化的态势。
到溥仪即位时，袁世凯已处于军机大臣要位，又收买了早已失去皇族的信任却手握重权的奕叻。袁世凯还把自己的亲信，提拔成京畿陆军将领和几省的督抚重臣。他们相互勾结，实力庞大。而载沣只是单枪匹马，孤家寡人。但是，纵然回天乏力，载沣还是尽力承担摄政王的责任，绝不坐以自娱。
眼见袁世凯党羽成群，为防止他起兵造反，不可收拾，载沣让他回籍养病，终致放虎归山，留下后患。虽然袁世凯已经被罢黜，但他的党羽依旧支持他。溥仪登基未满三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很快，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廷的统治危在旦夕。清室满族陆军，在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奉命出征讨伐，却屡战屡败，告急的文书纷至沓来，满清贵族却想不出一点办法。这就给袁世凯提供了机会，载沣被迫再度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再度掌权之后，出兵打败了革命军。不久，南北议和，袁世凯左右逢源，他依靠北方的势力与南方国民军接洽，又利用南方的势力威胁清廷。他在控制清廷的同时，收买南方国民军的要人成为自己的朋友。他到了完全可以左右双方的程度。立宪党人也把立宪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就连外国公使团也表示支持袁世凯，天下大势全在袁世凯的掌握中。于是，国民军方面做出了一个决议：“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以请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袁世凯的意愿。
袁世凯早就有野心称霸中国，以前假意效忠清廷不过是欺世盗名的伎俩罢了。如今，随着局势的变化，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一方面，他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又向太后施压说：“除了实行共和，再没有别的选择了……”
听到袁世凯这些恐吓的言语，隆裕太后自然失了主张。此时，载沣已经被逼让位，太后只能向徐世昌询问事情的真假。徐世昌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军师，自然和袁世凯沆瀣一气，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袁世凯自造的假报纸上又说南方国民军已在大沽口登陆，京城人心惶惶。足不出宫的隆裕太后再次向徐世昌问明情况。徐世昌一言不发，只是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不断地叩头。隆裕太后见这情景更加急切，不断追问，徐世昌仍是“臣不敢言”“臣不忍言”那一套。被问急了，他才表明：“国家危难至此，臣不得不言。现在救亡的唯一办法就是顺从民意，赞成共和，下诏逊位。”隆裕一下失了主张，应声说：“既然再没有救亡的良策，你就速去草拟逊位诏书来。”徐世昌又说：“京城早已岌岌可危，请赐纸笔，臣就在太后面前拟稿。”诏书写好后，隆裕太后仔细看过，在上面盖上了御印，立即公布。至此，袁世凯的阴谋大功告成。
1912年12月，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
3.皇帝梦成空，身陷牢笼成阶下囚
作为曾经的皇帝，爱新觉罗氏是不甘心将天下交出去的。为了祖宗的基业，溥仪不惜充当日本人的走狗，但那一统四海的大梦，已到了该醒的时候了。
尽管清朝已经灭亡，溥仪也已经退位，但根据《优待条约》，溥仪和隆裕仍然居住紫禁城内。尽管紫禁城外的世界已是风云变幻，但紫禁城这个小天地里仍然看似平静地维持着清朝的礼仪。溥仪也在这个小天地中，仍享受着皇帝之尊，慢慢地长大。
溥仪退位那年已经6岁了。同清朝以往的皇帝一样，钦天监为溥仪选好良辰吉日，开始读书了。溥仪的师傅既有教汉文的，也有教英文的。在师傅的着力培育下，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知道了天下原本都是他的，只是因为可恨的袁世凯和可怕的孙文，他才变成了紫禁城里的“皇帝”，把整个天下都“让”给了民国。在溥仪心目中，天下依然是他的，他要做“真正的皇帝”。
在他12岁那年，还真的出现了这样一次机会，在仍旧忠于他的张勋的支持下，溥仪又一次登上了皇帝之位。
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进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战败后率溃兵据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军为敌。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谓“参战”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张勋因德国支持他的复辟主张，而反对对德宣战，但同时又蔑视黎元洪。因此，黎、段争相拉拢张勋，此时，张勋却另有打算。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同时积累实力，积极为复辟作准备。1917年5月下旬，当黎、段因解散国会问题争执不下时，段祺瑞策划武力推翻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于6月7日率“辫军”北上。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达北京。
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张勋于6月30日潜入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沈曾植、王士珍、江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50余人，乘车进宫。
3时许，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率领诸人，对溥仪行三拜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也是冲龄践祚。”12岁的溥仪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九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八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予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为忠勇新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收场了。
1924年11月5日，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朝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十五年的“大清皇帝”的生活。溥仪被逐出宫后，先在他父亲载沣的北府住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在天津的张园度过了八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再由于服侍左右的清朝遗老的影响，他开始慢慢滋长了对国民政府的刻骨仇恨，时刻梦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他们派时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的土肥原到天津面见溥仪，请他到沈阳去“亲自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恢复祖业”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迷梦的旅途。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经过三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由溥仪出任“执政”。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并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非常满意。
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是他第三次登基，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地位和所处境遇后，便由为了“恢复祖业”不惜一切代价，一变而为忍辱卑屈只求保全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始，他一面继续听从关东军的命令，“裁可”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圣战”的“满洲国”政令和军令；一面战战兢兢地看关东军给他派来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从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到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此时的溥仪，从肉体到精神，已经全面崩溃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也最终结束了他痛苦的傀儡皇帝生涯。16日，他在随关东军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做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第二天，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4.昨日皇帝，今日公民
天下分久必合，大乱必大治，大清帝国成了历史的记忆，爱新觉罗家族也随着那个时代的离去而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作为曾经的皇帝，溥仪经历了两个时代，由皇帝到公民，时间改变了一切。
1950年7月，苏联政府将溥仪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九年脱胎换骨的改造。“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之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起，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当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要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又回到抚顺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前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及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和他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管理所故意要他难堪，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后于人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的诉说。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他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儿“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时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1959年12月9日，离开出生地整整35年的溥仪，终于回到北京，从此，一个新颖、奇特，但又充满幻想的公民生活，开始展现在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面前。
溥仪真诚而坦率地告诉亲人们说，他想见见周恩来，也想见见毛泽东，他要把获得特赦的喜悦心情告诉两位恩人。但他知道这事恐怕实现不了，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哪有工夫见他这样的普通公民？何况又是历史罪人。
当天晚上，溥仪辗转于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上午，溥仪由住在同院的同族六弟溥俭陪同来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他终于成为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市民了，下午，溥仪让五妹韫馨陪着上街，溥俭也一块儿去了。他们先来到民族文化宫，在高高的塔楼前照了一张相。溥仪说：“我这个满族人，曾给国家造成灾难，只有人民政府才能给少数民族带来幸福生活，这样宏伟的民族文化宫正是一个象征。”他们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背衬天安门城楼西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水桥边又照了一张相。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两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实际上，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毁坏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文化大革命”旋风的袭击，但肾癌这一恶魔，终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