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湉是醇亲王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内侄。登基时仅有四岁，两宫太后慈禧、慈安“垂帘听政”。至光绪16岁，慈禧“归政”，但仍实掌大权。作为一个年轻奋发的君主，光绪皇帝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不轻易退缩妥协，以求自保。而且在危急时刻，为了变法信念，置生死安危于度外。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启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在经济上，光绪接受了维新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开办学堂，改革科举制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这就使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给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
1.年幼进宫，在痛苦中成长
为了不让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慈禧选择了一个年幼的孩子，作为爱新觉罗家族新的名义上的掌门人。为了让这位年幼的皇帝永远听自己的话，慈禧对他的教育严格而苛刻，而这样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是无法承担扭转乾坤的重任的。
爱新觉罗·载湉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成为大清国的皇帝，为了使立载湉为帝的安排合法化，慈禧依照封建王朝新皇帝即位必须履行的程序，在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一个登基典礼，并颁谕布告天下。就这样，年幼的载湉走出了无忧无虑的王府，置身于变幻莫测的紫禁城。作为清王朝入关以来的第九代皇帝，登上了历史舞台。
眼见大局已定，慈禧太后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再次恢复了由东、西两宫皇太后共同实行“垂帘听政”的统治局面。光绪皇帝就这样还在年幼无知的时候，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慈禧的一个政治工具，并在位长达三十四年之久。
光绪虽然年仅四岁就当了皇帝，已是至尊至贵，可他并不像一般富贵人家子弟那样娇惯任性，自由自在。慈禧太后为了使大清江山千秋万代永远流传下去，就要培养造就一个称职的皇帝来管理国家。当然，为了自己今生今世能一直掌权，她也要制造出一个驯服的皇帝来做自己的工具。为了达到这双重目的，她对光绪的管教是极为严格的。除了从小派人教导他各种礼仪和处理政务的方法外，还让他读很多书籍，以掌握足够的知识来驾驭百官，统治人民。
翁同龢是一位十分称职的老师，他不仅学识渊博，造诣精深，而且道德文章也足为师表。他从来不以帝师的身份向光绪提什么要求，有时光绪主动升赏他，他还常常极力辞谢。翁同龢很会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当时，一般老先生往往是在学生小有一些成绩之后，例如，背会了一段书，或写了几页字，就称赞几句，以示鼓励；但过不了很长时间，就必须找点差错来批评一下，据说是怕小孩子受了表扬会骄傲起来，因此不再努力学习了。可翁同龢并不这样。光绪真有成绩，就表扬；而有了缺点则不直接批评，而是婉言劝告使他不觉得难堪，容易接受。这种方法可能是由于这个学生的特殊身份——是至尊的皇帝——使翁先生苦心琢磨出来的，但对一般儿童也是适用的。小孩子也有自尊心、上进心，鼓励往往比批评更有推动作用。而对光绪来说，这个方法就有更深的意义。光绪从小离开亲生父母，到宫里后，慈禧对他非常严厉，从别人身上也很少得到关怀和温暖。老师的亲切勉励和循循善诱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长大以后对翁同龢依然有着特别的好感和信任。很多同别人不能讲的话，只有跟这位老师讲；有些委屈无处表白，也只能在老师面前哭诉，翁同龢则能想办法给以排解和安慰。
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整天读书、写字、练习骑射，自由玩耍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师傅还要常常指点他的言行举止，一定要符合宫廷礼仪，不能随便嬉笑打闹，那样会有失天子身份。小皇帝被弄得毫无乐趣，经常发脾气。有时不肯去念书，翁同龢只好哄他，说是有图书看。那时候，没有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小人书、画册之类，只有翁同龢自己画的一些图画，什么天人交战图、农耕图、流民图之类，这也就非常难得了。翁同龢给他照图画进行一些讲解，借机进行勤政爱民的教导，从而调动小皇上的学习兴趣。
当然，光靠图书还不能完全吸引住光绪好玩的童心，有时也不得不用强制的方法来约束，这就要让太后来执行了。皇上每天读书的时间、内容、写的文章、对的对子都要详细记录，交太后阅览。出了差错，老佛爷是不客气的，师傅要负责任，小皇上也要遭斥责。因为有这一层，光绪学习还是比较努力的，一般的古书都读过。他人也很聪明，掌握的知识很丰富，古诗写得也不错。
光绪的兴趣很广泛，他也学过英文。据在宫廷工作过的德龄说，光绪学得非常好。光绪天资颖悟，记忆力超强，很快就能短篇故事。他的英文书法十分出色，只是发音不是很清楚。德龄是在欧洲居住过的，精通英文，她的评价是有权威性的。光绪的音乐天赋也很出色，他能弹奏一些钢琴曲子。但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是不允许他在这些方面有更多发展的。因此，少年光绪帝虽然“颖悟好学”，但由于受到慈禧太后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塑造光绪小皇帝的过程中，慈禧首先是确立她与载湉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便日后对光绪进行长期的控制。为此，当载湉被接入宫中以后，慈禧太后不顾人伦之情，骨肉之亲，强行切断了小载湉与其亲生父母的日常联系。
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办法，慈禧逐渐地确立起她与光绪之间的“母子”关系，接着，再以封建的“孝道”伦理，从思想方面把光绪帝拢住。事实上，这是西太后为了把光绪小皇帝一步一步地塑造成为其所用的政治工具，所采取的一种控制措施。
之后，在光绪小皇帝稍微懂点事的时候，慈禧太后又规定光绪帝必须每天向她和东太后问安一次，并将此作为一条不可违犯的条规。这条家规成为慈禧太后在精神上“以威钳制”光绪帝的又一种手段。通过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和驯化，光绪帝渐渐养成了对慈禧太后的权威俯首帖耳的习惯。
同时，慈禧太后特别注重对光绪帝进行封建“孝道”的教育，其目的就是使光绪帝从小树立起对她绝对服从的观念。为了让光绪帝在将来长大成人后仍能够“孝敬她”，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学习期间，特地再三教人去传谕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于孝的教育，除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一部书，也是最重要的。翁同龢在教授光绪帝时也注重“以圣孝为本”。这样，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也就成为慈禧太后用来驯育光绪帝的工具。
如前所述，光绪帝每天都按照慈禧的规定去给她请安，慈禧不让他起身他就不敢起。如果光绪的做法稍微不合慈禧的心意，就被罚令长跪。甚至在慈禧太后乘舆外出的时候，光绪帝也要随扈左右，无论狂风烈日，迅雷暴雨也不敢要求休息。随着光绪皇帝年龄逐渐增长，慈禧太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严，对光绪帝的要求越来越严厉，甚至到了虐待的地步。这使得光绪帝更加畏惧慈禧太后，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逆反心理。
即使翁同龢也试图为这个日益没落的王朝培养出一个能扭转颓势的圣明天子，他的精心授教和开导也的确对光绪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是翁同龢的影响与慈禧的禁锢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慈禧太后布下的精神控制网中显得毫无分量。小载湉在慈禧的一手安排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此也就完全置于西太后的掌心之中了。
2.皇帝行大婚，还政起风波
小皇帝总有长大的那一天，而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是权力的纷争，毕竟他才是爱新觉罗氏的正统掌门人。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又开始了，作为权力斗争的老手，年幼的光绪自然不是慈禧的对手。
光绪皇帝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十六七岁，该考虑皇帝的婚事了。清朝皇帝的后妃，分为如下几等：皇后之下，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常在”“答应”没有确数。实际上，除皇后只能一人外，其他嫔妃人数并无太严格的限制。皇后统率六宫，母仪天下，所以皇后的人选，历来是举朝注目的大事。
为光绪帝立后，对于慈禧来说，更具特殊意义。光绪虽然从四岁入宫，在慈禧的严厉管束下成长，但终究不是她的亲生儿子。结婚，就意味着他已长大成人，“垂帘听政”也面临着即将结束。之后，皇帝能否完全听命于太后，谁也说不准。将驾驭全国的大权交出去，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她虽然迫于舆论的压力，声称皇帝大婚之后就将退出政坛，但内心却在千方百计地打算如何继续操纵朝政，让皇帝只是一个傀儡。要使皇帝以后老老实实听从于自己，就要有人监督他的一举一动，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未来的皇后能完全站在自己一边，那定会是监督皇帝的最好人选。
于是，慈禧决定立自己的亲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后。立后是件大事，须从八旗秀女中一再筛选。经过几轮淘汰，最后剩下八名大家闺秀，其中，自然包括太后的侄女。慈禧吩咐，要这八名秀女暂时留在宫内，进一步仔细考察。
这八名秀女分住各宫，太后的侄女自然就住在姑母的宫中，因此，皇帝每天到太后处请安、禀事，就可以经常看到这位表姐。那七位姑娘虽然住在宫中，却没有机会接近皇帝。事情是明摆着的：慈禧给自己的侄女找了一个先接触皇帝的机会，自然是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
慈禧的侄女，比皇帝大两岁，姿色一般，性格颟顸，怎么看也看不出有皇后的仪容。光绪天性聪明，对于“老佛爷”的这种意愿，心里一清二楚。在慈禧的淫威下，光绪根本就没有选择，他被迫选择了他不想选的表姐为皇后，而为自己的婚姻生活带来的悲剧，也使光绪对慈禧更加不满。
随着光绪大婚完毕，另一件让慈禧头疼的事也随之来了，那就是还政的问题。自光绪十二年“训政”至光绪十四年的二年中，慈禧大权在握，与垂帘听政别无二样。但是，光绪的年龄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增加，他已是一个18岁的男子汉了。就一般情况而言，皇帝年已十八，该举行大婚了。本来皇帝举行大婚，做慈母的应该为之高兴，但是光绪的大婚反而使慈禧感到不安。有人要问：光绪的大婚不是慈禧一手操办的吗？甚至连妻子都是慈禧选定的。是的，决定选后之事也是慈禧精心策划的，她要用她的侄女将光绪笼络住。但是，究竟什么时间大婚，这可大有学问。因为皇帝大婚不仅意味着皇帝成年，而且涉及亲政与否的大问题。因此，她希望光绪大婚越往后推越好，最好是在她死后大婚才好呢！
愿望只是愿望，眼前的事实是光绪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总不完婚，会遭非议。因此，慈禧决定给光绪完婚，然后，再在“归政”问题上做一些文章。
在归政的前期，慈禧大批封赏了一批人来笼络人心。在归政后，慈禧并未真正放权休身，度其晚年，而是积极活动，继续揽权主政。正如时人所说：“皇上亲政后，遇除授尚书、侍郎、将军、督抚各缺，仍恭请皇太后懿旨简用，盖由圣德谦冲，于用人行政诸大端犹复秉承慈训，以示不敢独断。”可见，慈禧把用人的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台前慈禧归政光绪，台后光绪归政慈禧的局面，慈禧在颐和园这个世外桃源里，仍然掌管大政，统治天下，归政便是一场政治骗局。
3.革新挽败局，失败困瀛台
大清国面临的问题表明，老的方法和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如果想找到出路，走出困境，只有进行改革。而改革，必然要引来维护旧制度势力的反抗。光绪的改革，面对的是扶他上台的慈禧及其所代表的势力，这让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一次，老谋深算的慈禧又取得了胜利，而斗争的失败，让光绪这位名义上权力的代表者彻底退出了权力的舞台，在囚禁中度过了最后的人生。
年少的光绪不甘受人摆布，他想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光绪二十年，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迅速地走向衰亡。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让光绪痛苦不安，对慈禧更加不满，同时，也使光绪认识到了肩上的责任，此后的光绪和以前的光绪判若两人。此时的光绪，急于要采用一切维新的政策，使国家早日强大起来，从而使类似的耻辱不再发生。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的消息后，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梁启超做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联合署名。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由于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该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的实质的结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同时，俄国侵占旅顺、大连，法国侵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侵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廷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于1887年（17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西新史揽要》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保守派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当时，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为由，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时为戊戌政变，结束了仅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被斩于菜市口。徐致靖被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被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变法失败后，光绪被迫颁布了吁恳慈禧训政的诏书，慈禧再度垂帘，而他却成了瀛台的囚徒，一直到他逝世。
4.奋起宣战，太后用新政
慈禧打倒光绪之后，对外一味忍让，但列强的贪欲没有止境，她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迫使她进而反抗。同时，她也试着开始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期延续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可惜，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老天留给她的时日已经不多了，在掌握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后，慈禧迎来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随着她的去世，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到来，而这个时代不再属于爱新觉罗家族。
自垂帘听政以来，慈禧对洋人采取了妥协与求和的态度，以此来换取可怜的“安定”。但侵略者并不怜悯软弱者，而是欺凌有加。由于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利权不断丧失，大清王朝日趋衰亡，慈禧的统治地位也受到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这就使得慈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便想寻找机会对洋人进行反击。就在这个时候，义和团起而仇洋，客观上提供了反击的时机。慈禧对义和团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因此，她一语道出了数年来一直想说的话：“予四十年来，忍辱含垢，卧薪尝胆，以谋报复，如越王勾践之心，未尝一日忘之。予待洋人，不可谓不宽大，从前我不是请公使夫人到西苑游玩吗？现在全国一心，同仇敌忾，必能战胜无疑矣。”基于这种认识，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只有这样义和团才有可能“奉旨”灭洋。
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最初，以设坛练拳为形式，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口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冠县梨园屯村民在阎书勤的领导下拆毁教堂，义和团开始了与教会的冲突。很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也设厂练拳，次年，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屯亮起“助清灭洋”旗帜。慈禧为了报复洋人，确有利用义和团的打算，但又怕偷鸡不成反蚀米，于是，她就派人前往山东等地调查详情，之后再作决定。道行喇嘛就是朝廷派出的一个特使。
道行喇嘛深得慈禧信赖，这不仅是因为慈禧崇拜佛教，还由于她更认为道行是个高僧，派他去调查，义和团的真伪便会一清二楚。但是她没有想到，端庄二王已和李莲英通了气。在道行出宫之际，李莲英特地找到了道行，向他传达端庄二王的意思，道行喇嘛一一记在心里。
道行喇嘛到达山东义和团本营以后，当即受到热情的接待。因为山东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等早已与端王载漪、庄王载勋挂上了钩。道行未至，消息已先至。于是，李来中便在盛宴招待后，天天奉陪着特使道行，今天去看练操，明天去看练武，奉若上宾。
数日之后，道行喇嘛离开山东回京，一方面他既得李莲英嘱托，另一方面又受到山东义和团厚待，于是，回京后把义和团锦上添花地说得格外声势非凡，仿佛真像神兵天将一样了。慈禧听到报告后大喜，用义和团之心益增。
但是，用义和团抗击洋人毕竟非同等闲，慈禧还算慎重，于是，她在义和团发展到直隶以后，第二次派人前往涿州（今河北涿州一带）去调查，这次派出的人是刚毅和赵舒翘。两次调查的答案基本一致，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由于朝廷政策的转变，义和团迅猛发展，很快发展到京津一带。义和团发展之速、势力之大，使满朝文武也很震惊。大学士徐桐给慈禧出了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慈禧非常欣赏这一建议，传令召义和团入京。
义和团发展迅速，很快控制了京津地区。义和团势力的膨胀，吓坏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他们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清政府全力剿杀义和团，继而又组织八国联军，由德将西摩尔率领亲自剿杀义和团。为此，清廷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商定对策，最后，决定向八国宣战。但是，义和团并未取得彻底胜利。一方面由于他们“刀枪不入”的神咒不能避开洋枪洋炮，他们在使馆区前与西什库教堂门前留下了大批尸首，加之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纪律松弛，烧杀抢掠之事时有发生，有失士民之望；另一方面，统治者越来越不信任义和团。慈禧曾毫不隐讳地说道：“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
荣禄暗揣慈禧转变之意，也为了留一条后路，他阴通敌人，暗加助之。慈禧在这个问题上，虽未明确表示支持荣禄，但却事事默许，而对积极参战的董福祥甚至公开表示反对，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慈禧的态度有所转变，由积极支持义和团逐渐转为阴阻义和团。这样，义和团的行动受到限制，与洋人作战受到了像荣禄一类人的破坏，而就在此时，八国联军增兵派将，再次进犯北京，终于打败了义和团，北京成了八国联军横行霸道、掳掠抢劫的地方。
光绪二十六年的夏末，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清王朝的统治者冒着酷暑仓皇出逃。慈禧一行仓皇逃到了西安。慈禧西行之时，就积极谋求与八国联军和议。还在逃跑的路途中，七月二十六日便电谕李鸿章与徐桐、荣禄、崇绮立刻与八国议和。为了议和，也为了保持她的权势地位，她宣布的第一批替罪羊有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他们死的死，流放的流放，撤职的撤职，降级的降级，处罚是极为严厉的。
经过多方交涉，加之慈禧等也按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条件而行，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处死或严处了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最后，和议总算达成了。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和八国达成议和之后，慈禧一行便从西安分批返回北京。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不只全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百姓感到不能依然生活下去，就连统治者和剥削者也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夺取了光绪帝的权力，拔除了变法维新的旗帜，而到了此时此刻，她也必须实行新政，重新踏上了光绪帝走过的老路。
慈禧新政内容涉及较广，“举凡朝中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制”诸方面均有。综其要者，大致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兴学堂，改科举。学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欲振兴中国，挽救危局，人才是急需的。因此，对兴办学堂，慈禧给予了高度重视。她认为“人才为政事之本”，“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在此思想指引下，她又积极地颁令实办。
为了堵住科举选仕之路，慈禧又下令：“自明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试开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毕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这样一来，仕官之途不再是科举，而是由学堂肄业。到此为止，自隋朝以来一千余年的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了。
第二，改兵制练士兵，举办武备学堂。在同列强的战争与镇压农民革命中，充分显露了八旗、绿营兵的腐败与兵制的落后，故不改兵制不足以振武，不练士兵不足以御敌。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便开始较前更为积极地改制练兵。在兵制方面，清政府制定了许多营规法规，确定军制以镇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统领，下辖二协，协置协统统帅；协辖二标，标有标统指挥；标下设三营，营以管带为长；营辖四队，设队官；队辖三排，排辖三班。在练兵方面，清政府令旨迭出，号令全国认真训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成立了练兵处，责成其统筹诸地练兵事宜。在地方上，责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负责本省的练兵事宜。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改兵制、练士兵的同时，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军队素质与指挥水平，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令停止武科举，改由设置武备学堂造就军事人才。清廷旨令颁发，全国各地陆续设立武备学堂，武备学堂的设立并以严格的制度练习训练，培养了人才，可以说，武备学堂代替武科举是一大进步。
第三，游学西方，考察西方政治。从中国的挨打受奴役，尤其是对八国联军之战败逃西安的惨痛历史中的反省，慈禧方知中国政弱之源，知道中国欲抵御列强，必须“师夷之长技”，向西方学习。因此，慈禧传出懿旨：“饬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以资造就。”慈禧又旨令屡下，加以对不实办此事官吏的惩处，使游学西方诸国之人增加不少。这些人，对未来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中国挨打受欺、任人宰割的现状，作为最高权力主宰者的慈禧，必须考虑中国致弱之因。千思百虑，她感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有弊病。因此，她认为应对西方诸国的政治进行考察，力求吸取其有益于中国的东西，对中国政治有所好处，故特设政务处。并且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派出了端方等五人考察团，“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与此同时，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目的是“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治与中国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
尽管慈禧并非真心改革中国政治，但她从现实状况中追索政治腐败的原因，并力求向西方学习，损益中国政治，她所迈出的这一小步，也是难能可贵的！
慈禧新政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兴办商务、矿务。商务、矿务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清政府财力匮乏的情况下，兴办商务、矿务极为重要。因此，慈禧对此较为重视。在责令各地兴办商务、矿务的同时，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商部，加强对商务、矿务的督导。随后，又由商部陆续制订颁发了许多有关商务的章程，使商务、矿务有了很大程度发展。
与此同时，在各方的压力下，慈禧开始进行其准备立宪的工作，但是，直到她病死，也没有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各地官绅要求立宪，是要推进中国近代民主化的历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而慈禧的预备立宪则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把军政大权愈加集中在以她为首的满族权贵手中，制止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慈禧的预备立宪加剧了满汉矛盾，加剧了清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起到了加快清政府灭亡的作用。这是她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