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胜利却换来屈辱外交——前线将士“拔剑砍地，恨恨连声”
王诗正的渡海部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到达台南，随即进驻五堵。当时法国兵正在八斗登陆，攻占了月眉山要地。二十日，王诗正立即派刘见荣和易玉林分兵二路，抄越敌军，去抢夺月眉山。第二天法军在大峰增援，清军勇猛进击，提督胡少亭、罗国旺带领部队首先登山，不幸阵亡。王诗正亲自督战，清军士气奋发，要为胡、罗二提督报仇，法兵伤亡惨重。看着正面抵敌不住，就分一部兵由暖暖街绕到清军后方攻击。后方各隘口是由台湾士勇把守的，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抵挡不住法军，清军于是退守五堵。这一仗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是法国人尝到了中国陆军的厉害。
不久，杨岳斌军也由泉州渡过台湾海峡，抵达东南岸的卑南。法国舰队司令又在战斗中被击毙，法方看到台湾守军力量加强，不能轻易取胜，加之法国国内问题重重，就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从腐朽的清政府那里捞一点便宜。于是把矛头转移到主战场的中越边境，妄图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胁迫清政府迅速妥协投降，以获取在中国的更多的权益。
当时法军已基本上占领了越南全部。在广西、云南边境的越南境内外，还驻有一些清军部队。其中有三支属于主战派的爱国力量。
一支是刘永福的黑旗军，本来驻守在河内附近，曾多次击败法国侵略军，后来因为缺乏支援，被迫撤退到云南边境的保胜。刘永福那时已接受了清政府给予的“记名提督”的官衔。
另一支是冯子材的部队。冯子材原是天地会农民起义军叛将张国梁的部将，曾随张国梁对太平军作战，后来任广西提督，不久因年老退职。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看到中越边境紧张，又把他请出来。他此时已有70岁，但是精神矍铄，老当益壮。他欣然应命来到抗法前线，部队驻守在凭祥、镇南关一带。
冯子材
刘永福
还有一支是王德榜的恪靖定边军。王德榜于光绪七年随左宗棠到北京，光绪九年又随到南京，不久请假回原籍湖南江华省墓。左宗棠命他随带一批军火回湘，转运广西省城存放；又命他招募广东勇丁数营，准备开赴桂越边境作战。因当时李鸿章正在乞降求和，清廷拒绝了左宗棠派王德榜去中越边境的请求，及至法军扩大侵略，战火逼近广西边境，这才同意王德榜募兵去前线。光绪十年一月王德榜率领新招募的十营兵，组成“恪靖定边军”，开赴广西。左宗棠又从江南抽调数十员战将，如记名提督杨文彪、记名总兵陈厚顺、副将谭家振、游击龙定太等加入恪靖定边军，充实该军的力量。
除了这三支力量外，在云南边境还有由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的云南部队。自刘永福受任记名提督后，黑旗军实际上已由岑毓英指挥，岑毓英表面上抗法态度坚定。光绪十年十月，曾与黑旗军配合，在三圻城围攻法军，打了一次胜仗。据李鸿章的观察，岑毓英是一个“机变”的人。他后来看到议和派占优势，也就采取观望态度。
在广西边境有广西地方部队，原由巡抚徐延旭指挥，徐延旭革职拿问后，李鸿章急急派遣淮系干将潘鼎新继任巡抚。李鸿章的意图非常明显，是派他来破坏战局的，潘鼎新自然忠实贯彻他的意图。恪靖定边军驻在广西辖境内，先受徐延旭指挥，后受潘鼎新指挥。王德榜是主战派领袖左宗棠派来的大将，现在既在潘鼎新管辖之下，潘鼎新自然会千方百计给他刁难，以致排斥、打击和陷害。
王德榜奉命带领四营兵驻守谅山，另外四营守镇南关。潘鼎新也率部队入驻镇南关，并命王德榜留下一营助守，其余三营都开往谅山。光绪十年五月，法军加紧向清军进犯，王德榜向潘鼎新请示战守机宜。潘鼎新回答说：“如法军打来，战亦违旨，退亦违旨，已电总理衙门请示。”
这听来很像是笑话，一位守土有责的地方大员竟发出如此荒谬的指示，在敌人的攻击面前，打也不行，退也不行，这叫前方将士如何办呢？王德榜无可奈何，只好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以守为战”，处于被动挨打的势态。
不久李鸿章和福禄诺签订了天津《中法简明条约》，和局势将形成，潘鼎新就命王德榜军自谅山后撤，退回到广西境内的龙州。不料订约后不到两月，法军背约，突然发动观音桥战役，清军被迫还击，王德榜奉命率部队向越境挺进。他将军火辎重囤积在高平，准备单独负责高平一路战事，并与云南方面清军取得联络。但潘鼎新又命他停止在高平的活动，移军镇南关，不久又改命他开往谅山附近的那阳地区，等他刚到那阳，又命他转移到板峒，然后又调他到奉谷。这样乱七八糟地调动王德榜，明明是折腾这支爱国部队，也是与主战派为难。
清朝廷在观音桥事件和马江惨败后，一方面出于舆论压力，一方面由于形势所逼，态度坚决起来，主战派暂时占了上风。七月清廷下令各省督抚督率战守，以后如再提出议和、赔偿等，即交刑部治罪。不久黑旗军配合滇军在三圻附近打了一次胜仗，歼灭法军二三千人，潘鼎新秉承李鸿章意旨，却命黑旗军退回国境。清廷得知后，严厉斥责了潘鼎新，并通令前线各军不许擅自后退示弱，违令者按军法从事。似乎令出必行，真正是要摒弃和议，决心一战了。
苏元春和亲兵
法军乘黑旗军撤退，大举进犯谅山的桂军，潘鼎新被迫反击，将敌军击退数十里，打了一次小小的胜仗。可是他又感到违背了李鸿章的意旨，惶恐不安地向李鸿章解释说：“并不是我去攻击法军，是法军先攻击我，我若不抵御，全军都将覆灭。”李鸿章回答他说：“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这表面上是奇谈怪论，打败了固然不好，打胜了也不好，实质上是彻底的投降腔调，民族气节是一点也没有了。潘鼎新心领神会，从此也再没有战意，尽管那时留在越南的法军兵力单薄，正可乘虚出击，但潘鼎新却按兵不动。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下旬，法军争取到了时间，增强了在越南的兵力。它立即发动新的进攻，以主力部队攻击王德榜驻守的丰谷。王德榜军奋勇抵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伤亡惨重，军火已不继，援军苏元春部违命不到，王德榜已招架不住，只得率军突围，转进到板峒，后来又退到车里。法军就转而进攻潘鼎新驻守的谅山。潘鼎新急命王德榜军来援。十二月二十九日，王德榜将军火辎重转移到禄州，自己率部队赶往谅山支援。他的部队还没有赶到，潘鼎新的守军在法军猛烈攻击下，毫无斗志，不战而溃，大部队一直逃到镇南关。法军紧追不舍，潘鼎新军继续溃退，一路上还大肆劫掠，广西边境地区一时兵荒马乱，老百姓叫苦连天。主帅潘鼎新逃得无影无踪，史书记载，说他“不知所往”。
这次谅山、镇南关失守，完全是潘鼎新秉承李鸿章投降路线的恶果。但他后来又钻出来，反而把责任推在主战派、英勇抵抗的王德榜身上，将自己的责任赖得一干二净。
当潘鼎新军队狂奔乱窜时，王德榜和老将冯子材约定，二人率部坚守阵地，伺机打击法军，由冯子材守凭祥，王德榜守油隘。法军在攻占镇南关后，发现孤军深入，不敢久停，就放火烧关，军队退到文渊。冯子材于是趁机率军进入镇南关内，立即在关前隘筑垒掘壕固守，与驻守油隘的王德榜部互相呼应。
二月初七日，法军不甘心失败，再度来犯，几次猛袭关前隘，冯子材军一连失去数垒，形势危急。王德榜及时从油隘派兵来援。他采用了刘锦棠的用兵策略，派出一支正面部队作为佯攻，另出一支奇兵，翻越荒山僻径，从甫谷抄攻法军后路。法军没有料到这一支奇兵，毫无防备，后路部队被全部歼灭，军火辎重也都被王德榜军缴获。前线法军发现后路被截断，军火又已匮乏，士气涣散，法军将领还想鼓动士兵进攻，以振奋涣散的军心，但士兵们已无心恋战。
老将冯子材已得知王德榜军在后路击溃敌军的消息，他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奋勇抵挡，王德榜军从法军背后攻来，法军在夹击之下，全线崩溃。二月十一日，冯、王两军将镇南关所失营垒全部收复，又乘胜克复文渊。十三日苏元春军也加入作战，三军联合攻占了敌军老巢驱驴，当夜收复谅山，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清军一直追赶法军到坚老，法军统帅尼格理在战斗中受重伤。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西线也获得临洮大捷。
越南人民得知清军大胜，纷纷闻风响应起义。越南官员将北宁等处义民集中起来，成立“忠义五大团”，打出冯子材军旗号，自愿为清军挑饭、做向导，随军助剿。中国国内人民也都欢欣鼓舞。
当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引起了法国全国上下的震动。发动侵略战争的茹费里内阁在法国人民的抗议和反对派的攻击下随之倒台。法国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持一支万里外的部队作战，在海陆两线都不能得手的情况下，他们就急于求和，企图捞取一些便宜，暂时结束这一场在远东的纠葛。
西方各国在侵略瓜分中国的问题上，向来是既有矛盾，却又相互协调、帮助的。他们既不愿意看到法国单独取得过多的胜利，也不愿意中国人强大起来，真能打败西方国家。拿破仑早就说过：“当中国这头睡狮醒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发抖。”他们不愿意这头睡狮醒过来。
一个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名叫赫德的英国人，早些时候已看到形势于法国并不很有利，就出面进行所谓“调停”。清政府虽然与法国宣战，其实投降派占压倒优势，他们接受赫德的调停。赫德派了另一个英国人税务司金登干去巴黎，和法国政府秘密谈判。法国政府那时还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企图在战场上多捞一点，以便在谈判桌上更为有利；谈了一个多月，尚不得要领。当法政府得到镇南关、谅山大败的消息后，就改变态度，愿意稍许降低条件，达到和议。
清政府中的投降派认为这是最好的求和机会。李鸿章是既怕打败仗又怕打胜仗的人，如今打了大胜仗，又害怕得不得了，他认为只要和外国打仗，“大局将不可收拾”。他对于金登干传递来的信息，认为是求之不得。清政府于是委托金登干和法国政府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内容除停战外，重申在天津订立的《中法简明条约》有效，并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兵。这个草约立刻送往清朝廷认可，以备中法两国正式签约。在《草约》签订的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二日（1885年4月7日），慈禧太后立即下诏停战。
停战令迅速传到前线，这时中越边境将士士气高昂，中越军民同仇敌忾，正在奋勇追击溃败的法军，突然传来“停战撤兵”的谕旨，将士们惊讶万分，人人愤恨不已。据史书记载说，将士们“拔剑砍地，恨恨连声”。王德榜和冯子材正在追击法军途中，得到谕旨后，虽然气愤万分，但只能服从圣旨，放弃已收复的城池，将军队撤退到广西境内。
上谕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撤兵。冯子材和王德榜这些前线将领实在气愤不过，在规定停战那天子刻（零时），打电报给两广总督张之洞说：
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
这是前线将士对卖国投降分子的严厉的挞伐，然而无济于事，这封电报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相反，投降派本来就对主战派恨得牙痒痒的，这时他们气焰正张，就准备一个一个来收拾那些主战派。主战派首领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时动摇不了，就先从容易收拾的低层下手。光绪十年底、十一年初，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溃逃，连失谅山和镇南关，他却将罪责推到王德榜的身上，朝廷中主和派掌权，偏听偏信，将王德榜革职。当他得到革职命令的时候，正在乘胜追击法军途中，以一个为国立下大功的人，却蒙此千古奇冤，有正义的知情人士都愤恨不已。
彭玉麟听到后，深感不平，上奏陈明实情，为他雪冤，肯定他立的功绩，说：“二月初六、七，冯子材苦战两月之久，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法军）亦不能如此大溃。”
当左宗棠派王德榜去中越前线时，曾叮嘱他：“此次奏派赴越，切勿有初鲜终，负我期望。现在朝命主战，有机即图，不可畏难。”后来王德榜与潘鼎新意见不能协调，一个主战，一个主和，王德榜又向左宗棠请示，宗棠告他：“事机之来，仍须拿定主意，相机剿办，不可过为潘抚军遥制，致误戎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一巡抚，何况又是主和派。宗棠认为当时朝廷主战，对于主和派逃跑主义的命令，则不可尽听，以免丧失战机。
殊不知慈禧和朝廷后来改变了主意，这是他所未料到的。当然，即使已料到这一点，将士在疆场上仍然要奋力作战，不能多所顾及。
潘鼎新打击、陷害主战派，是秉承李鸿章的意旨，王德榜不过是小目标，大目标是左宗棠。潘鼎新知道左宗棠曾指示王德榜不必听他的调度，为了陷害宗棠，就企图将他自己谅山、镇南关失守的责任反推在宗棠身上，他给张之洞的电报说：“朗清信左帅‘勿听节制’一言，掣肘贻误至今。”其意是：谅山、镇南关失守是由于王德榜受左宗棠指使，未听他的调度所致，真是弥天下之大谎。王德榜知道后，“毛发悚然”。他究竟是一名武将，没有料到官场中斗争如此卑鄙恶毒，自己受陷害还不要紧，让他所尊敬的老上司蒙受委屈，他却十分痛心。
左宗棠派遣王德榜率恪靖定边军去中越前线，正是由于他指示王德榜奋力抗战，勿受主和派节制，这才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如果王德榜听信潘鼎新的指示，也就不会有这次震惊中外的大捷了。
历史给了王德榜一个不幸的结局，他终于被革职，由于彭玉麟等主持公道，总算没有进一步治罪。不久，冯子材和刘永福也陆续调职，官方给他们多方刁难，他们三人都在寂寞潦倒中郁郁以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