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新疆的序曲——塞防与海防之争：爱国乎？卖国乎？
同治三年（1864年）中亚细亚安集延国的帕夏（将军）阿古柏入侵新疆，攻占南路八城，不久又占领北路乌鲁木齐和伊犁地区。同治九年，阿古柏在各城征收地税，并强令回汉各族人民改变衣着和风俗，仿效安集延国，于是新疆全境都沦陷了。俄国趁机派兵占领了伊犁，还声言要进占乌鲁木齐。清政府对新疆这块广大肥沃的国土，并不愿意轻易放弃，只是当时中原战乱频仍，回军又占据陕甘，阻挡了清军进军新疆的要道；清朝廷认为收复新疆还不是时候，给左宗棠的任务是先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同治十年，由于关外局势紧迫，甘肃战局又很顺利，清廷认为收复新疆的时机已到，一连下了几道诏谕，命荣全署伊犁将军，着其收复伊犁；景廉率军规复乌鲁木齐；刘铭传率淮军出关支援。又根据左宗棠参奏，将拒不出关、罪恶累累的乌鲁木齐部统成禄革职拿问，令金顺率领成禄军队出关。并命左宗棠分军进驻肃州，以为接应。
那时甘肃战事虽然顺利，但最后一个堡垒肃州尚未克复。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的时机尚未成熟，首先须攻克肃州，打通河西走廊。但他同时认为，俄罗斯是大敌，它既已侵占黑龙江以北大片国土，现又窥伺新疆，不能不急为之备。因此立即写信给请假回湖南的刘锦棠，嘱他在当地招募数千兵勇，迅速回西北。信中还说：“弟本拟河、湟收复后。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急举替人，为异时计。阁下当知我心耳。”表露了决心收复失地的爱国精神，还考虑了刘锦棠作为异日的接班人。
左宗棠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上奏朝廷，主张“先关内，后关外”，当国内获得稳定、统一的局面后，再兴师远征，这是上策。然而在强敌当前，国势危急之时，却又不应拘泥于必“先安内而后攘外”，正如他在15年前处湘幕时，英法联军将对京津发动进攻，尽管那时太平军战事方殷，他却毅然提出要率湘军北上，抗击英法侵略，对于当前俄国在新疆的军事行动，他也认为必须全力以赴，准备抗击，奏中说：
“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一意西指，分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着。然当强邻觊觎、狡然思逞之时，固未可拘执。”
他又写信给总理衙门，提出与俄国交涉的策略，说：“俄人既称代为收复，一时似不至遽起衅端。荣全此去交涉收回伊犁，彼自将以索兵费为要挟之计。如所欲无多，彼此明定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权宜允许。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费，故意与我为难，此时曲意允许，后难践诺，彼反得有所借口，以启兵端。纵此时收复伊犁，仍虑非复我有也。俄国与我国大小相当，人口不及我多，战阵、火器与泰西各国大略相同。而我国当多难之余，如大病乍苏，不禁客感。暂时不宜与其争论动兵。静以图之，反弱为强，诎以求伸。古人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
他既反对屈服投降，放弃领土，但也不主张鲁莽从事，暂时应以低姿态麻痹敌人，暗中却要积极准备。
他在给儿子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当前西北局势的忧虑，再次申明将负责到底的决心：
“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能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引退，此心何以自处？”
在这几封信中，他表明了几点认识和决心：一、俄罗斯是当前大敌，阿古柏不过是一傀儡，还是容易对付的。二、朝廷领兵大员即那些满人将领成禄、荣全之辈均不可靠。三、收复新疆，必先肃清关内。四、他年老体弱，衰病侵寻，恐不能生出玉门，难以担负西征重任。但即使引退，也必将出关战略筹划定妥，否则“此心何以自处？”他收复新疆的决心和信心很大，但又担心70衰朽之躯，难以胜任。然而非常幸运的是，他终于完成了这项重任，而且也终于生出了玉门关。
同治十二年，俄罗斯仍然占踞伊犁。荣全到了伊犁东北的塔尔巴哈台，向俄人交涉收回伊犁，但俄人不予理会。清廷着急了，着总理衙门几次写信询问左宗棠对付的办法。他在回信中提出了对付俄国人的策略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说：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已很明白，情见乎词。尊处据理驳斥，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固然要讲理，还要靠实力。中国兵威对国内回乱尚未能平定，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全深入无继，景廉兵力单薄，军队多见冗杂、缺额，兵无斗志。甘、凉、肃及敦煌、玉门一带本广产粮食，军兴以来，土地荒芜，人民贫困，已不足胜任大军后方基地，需要从新布置军队和筹款、筹饷各事。”
继之，提出进军新疆、收复伊犁的用兵次第：
“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然后大兴屯政，安抚人民，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土，尺寸不可让人。对其派兵‘代管’，可以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如彼知难而退，固然很好。如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不同，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但如不得已而用兵，我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打败劳师远征的敌人吗？”
他对敌我作了充分的估计，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而且认为俄军劳师远袭，补给线长，兵力不继，只要我国整军精武，敌人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同治十二年九月，肃州克复，白彦虎率回军余部逃到哈密，已进驻古城的景廉告急。清廷严旨促金顺出关增援，并命左宗棠在玉门设转运粮台。左宗棠因全军久战疲劳，决定先派张曜一军出关，金顺军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马队以次继进。又命出关各军设局采运甘、凉州当地粮料，先集中在肃州，然后递运到玉门、安西。同治十三年三月，金顺和额尔庆额的部队相继出关，七月，出关各军先后进抵安西。不久金顺军到达古城，增援景廉的部队。张曜军也已屯兵哈密，清军在新疆已做好作战的准备。
肃州克复后，清廷授予左宗棠协办大学士。次年（同治十三年）七月，又晋东阁大学士，仍兼陕甘总督。这是给他的最高荣誉。按清代惯例，未入翰林者不能授大学士（即宰相），这是对左宗棠的殊荣。不过这时是“遥领”，还无实权。清廷对人事方面又做了一些布置，诏授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眼看收复新疆的战争即将开始了。
这年十二月，六岁即位的同治皇帝载淳，在位13年，正当开始“亲政”的时候，突然去世。由醇亲王奕的儿子、四岁的载湉继帝位，改元光绪。奕是咸丰帝的弟弟。由于新皇帝年幼，又与同治帝是同辈，所以两宫皇太后仍然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初，正当西征部队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场收复新疆失地的战争时，在京师却发出了一片反对进军新疆的不协调的噪声。带头反对进军新疆的是李鸿章，他当时是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场大争论发生的背景是当时的海防形势。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派西乡从道中将带兵三千人进攻台湾，清政府派去的援军原处于优势，本可击退日本，但奕、李鸿章等采取投降政策，在英、美、法等国软硬兼施的调停下，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约》（即《中日北京专约》），赔款50万两白银，还承认原归中国管辖的琉球由日本“保护”。以一个堂堂大国竟受制于东邻小小的岛国，朝野上下无不感到耻辱，也激起了全国人民要求造船制炮、加强海防的呼声。
八月，总理衙门为应付当时形势，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六条应变措施，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谕旨命各处督抚、将军等详细筹议，限一个月内复奏。
左宗棠虽远在西陲，也收到了总理衙门的咨询信，他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答复：肯定了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对原疏中所提，在北、东、南三洋分设三大制造局，分设三名提督等，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目前经费缺乏，而且畛域攸分，恐会不利于指挥调度。
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的海防条例后，却避开正题，节外生枝、他认为加强海防需要钱，现在钱都为西北用兵花去了，所以他提出撤销西北边塞防务，放弃新疆。这次在台湾的失败和签订屈辱条约，原是李鸿章的责任，他却自以为巧妙，企图将责任转嫁给远征西北的左宗棠。
他首先认定新疆是一块无用的地方，中国拥有新疆这块160万平方公里肥沃富饶的土地，是得不偿失，这是何等的荒谬！
李鸿章接着又说：“且其地北接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印度。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阅外国新闻纸，喀什噶尔回酋（阿古柏）新受土耳其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揆度情况，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
这一段话充分暴露了李鸿章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在强敌面前只有屈膝投降的心态。他认为中国打不过阿古柏侵略者，因为他有俄、英二强撑腰。即使收复了新疆，将来断然守不住的。俄、英二国准备蚕食瓜分中国西部，他们不愿意中国收回新疆，中国自然就得老老实实照他们的愿望办。中国兵力、财力不够，也无力量顾及新疆。当然，只有放弃新疆了。他还抬出了曾国藩的话，这时曾国藩已去世二三年了，他并没有来得及参与这场争论。而且，至少他对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曾表示赞许和钦佩，和李鸿章的反对是有所不同的。历史已证明李鸿章这些论点无一处正确。
李鸿章接着提出了西北撤军的建议，这也是复奏的核心所在，他说：“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县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滇、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俄英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在这段话中，他公开提出了放弃新疆这一大片国土，对待新疆应该像对待越南和朝鲜一样。越、朝本来不是中国领土，而且不久就被法、日帝国主义分别侵吞。至于新疆，李鸿章也明白地说，将由俄、英二国兼并瓜分。他还提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理由：新疆是四肢，丧失了于元气无伤；海疆是心腹，心腹丧失，人才会死去；既然轻重有别，就应将西征各军一概从关外撤回。
本来是讨论加强海防，李鸿章却借题发挥，锋芒转向西北边塞防务，要求放弃新疆“无用之地”，这样就激起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论争。
李鸿章的议论虽然荒谬，响应他的人倒也不少。有些是负责海防的督抚；有些是不愿继续为西征军供应军饷的中央和地方大员；有些是李鸿章的学生和老部下，曲意逢迎他；也有些是和他唱同一个投降媚敌的调子的。各有各的目的，这时却团结起来，一致对付负责塞防、指挥进军新疆的领袖左宗棠。
福建巡抚丁日昌是李鸿章的忠实追随者，他说：“凡外国陆地之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而不在鲸吞；其水路之实逼处此者，则动辄制我要害，志有鲸吞而不在蚕食。”照他的说法，中国地方大，只要不被敌人一口鲸吞，而让他们得步进步，慢慢蚕食，倒是无妨的。
山西巡抚鲍源深也附和李鸿章，他说撤兵节饷、放弃新疆有六大好处，他认为这才是“百世靖寇绥边之长策”。他警告清廷说：“如果不改计，一意西征，国库将日窘一日，近忧孔迫，远思方深。”
刑部尚书崇实也附和说：新疆“纵能暂时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
两江总督沈葆桢原是左宗棠好友，左宗棠曾推荐他督办福建船政局，他也要求清廷停止进军新疆。
在地方大员中，也有几位反对李鸿章的意见，认为抗俄十分重要。如山东巡抚丁宝桢、署山东巡抚文彬、江苏巡抚吴元炳和湖南巡抚王文韶。王文韶极力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他认为沙俄鲸吞西北是迫在眉睫的事，“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
同治十三年底，清廷收到了各地方督抚的复奏，看到原来筹议的“海防六策”，本是为长远之计，现在却转变成了是否放弃新疆的急迫的重大问题，因此决定召开朝廷大臣会议，由亲王、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参加审议。正当这时，同治帝病逝，由髫龄的光绪帝即位，廷议于是推迟到次年二月。
李鸿章听到有人反对他的意见，气急败坏。当然他知道最重要的反对者，将是远在西陲的左宗棠，必须全力对付。因此在廷议之前，他四处策动，书来信往，不辞辛劳。光绪元年正月他刚参加同治帝丧礼回到天津，立即写信给好友河南巡抚钱鼎铭，唆使他“抗疏直陈”，要求将豫军宋庆部队撤回河南，以削弱西征军实力。钱鼎铭立即于二月上疏，请将宋军调回潼关，并说明是李鸿章的主意。江西巡抚刘秉璋原是李鸿章部下，因为主张抗俄，李鸿章写信痛斥，说他是“坐屋内说瞎话”，“大肆簧鼓，实出期望之外”。在李鸿章的鼓动之下，顿时全国响起了一片“停兵撤饷”“退出新疆”的噪声，似乎放弃新疆才是爱国，主张收复新疆反倒是卖国。
清朝廷原来调左宗棠西征，最终目的就是要收复新疆。甘肃回事尚未平定时，清廷就接二连三命令左宗棠派部分军队出关，本没有放弃新疆的意思。自李鸿章带头一闹，朝廷倒又没有了主意，连光绪帝生父奕也附和起李鸿章来，说：“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
当时朝廷中有一位老成谋国之士，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他虽是满人，但不歧视汉人，一向支持左宗棠的西征。他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必须保住新疆。但这时最重要的是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身为西征统帅，拥有重兵，对敌我情况最为了解，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如果左宗棠也认为西征军可撤，那么朝廷没有可倚靠的人，新疆也只有丢弃了。
光绪元年二月，左宗棠接到军机大臣密寄上谕一道。密谕中首先告知左宗棠，有人反对西征，建议撤军，但是没有指明是谁反对，只引述了反对者的理由，同时也告知有人支持西征。上谕的后段申述了朝廷的看法，说：“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原于财用不无裨益；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关内回军复起，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最后说：“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着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奏。”密谕中还提出了有关进军新疆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兵力、饷项、粮运、人事等，“着左宗棠体察情形，迅速具奏”。
这道密谕对左宗棠来说很是突然，但又是意料中事。任何事情总难免有反对者，何况是进军新疆这样的大事。如今朝廷踌躇不决，咨询左宗棠的意见，他的意见对于是收复还是放弃新疆，显然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经过周密调查，深思熟虑，迅即于一个月后提出了有名的万言书，即《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在折中慷慨陈词，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一一驳斥了卖国投降派的议论。他首先就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而当时形势，塞防比海防更急迫。
西征军的饷粮困难万分，远不及海防富裕，所谓“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实在毫无道理。西方各国在我东南沿海，志在通商取利，现在已有通商口岸，定有条约，各国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不至于对我挑起大战，这对他们通商求利不利，特别是在当时，不至于有战争。至于西北塞防，新疆已沦陷多年，俄罗斯又占据伊犁，如果“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陕甘危险，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也不会平安。
他驳斥了李鸿章所谓新疆是人的肢体，去掉了于元气无伤的谬论，说：“新疆与西北各省和中国是一个整体，失去四肢，人如何能好好生活下去？收复新疆不仅是新疆这一块广袤肥沃的土地，而且是保蒙古、卫京师，关系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收复新疆，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敌人才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晋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对于海防与塞防的关系，左宗棠辩证地指出：“敌人如要侵犯东南沿海，不能无因而至，要看西陲的成败决定动静。如果俄国不能在西北得志，各国也必不敢在东南挑衅。保住西北边塞，正是有利于东南海防。”
左宗棠也驳斥了李鸿章等攻击乾隆皇帝用兵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的谬论，相反，他认为中国内地百余年来“无烽燧之警”的原因，应归功于乾隆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等一系列措施。新疆大部地区土沃泉甘，物产殷阜，绝非李鸿章所谓“数千里之旷地”。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每当中央政治力量削弱，就总会有些目光短浅的人提出要放弃新疆。乾隆出兵时，也有人反对，认为是“得不偿失”。后来浩罕多次侵入，又有人散布什么“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进步思想家龚自珍曾斥责这些人是“浅见愚识”“下里鄙生”。李鸿章这次重弹旧调，借题发挥，说新疆是块废地，应该放弃，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不会同意这种谬论的。
左宗棠还就海、塞防经费做了研究分析，他说：“海防经费不外基建和经常二项费用。基建包括购造轮船、枪炮、守具，修建炮台等。福建船政局已有头绪，造船渐多，购船费可省下，为养船和经常费。海防急务是水陆练军。浙江省的办法很好，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各省可以学习。至于西北军队的粮饷则供应奇缺，每年支出超过收入三百余万两，各省历年积欠西征军饷银已达三千多万两，各军欠发军费共有八百二十余万两。所谓‘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根本行不通，不可能。”他的结论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他驳斥了中国“断不能久守”新疆的谬论，认为只要我军收复新疆，示以军威，俄罗斯不会轻易挑衅，劳师远征。最后，他还针对西征的人事、兵事、饷需、粮运等一一提出了具体意见。
他写信给总理衙门，提出与俄国交涉的策略，说：“俄人既称代为收复，一时似不至遽起衅端。荣全此去交涉收回伊犁，彼自将以索兵费为要挟之计。如所欲无多，彼此明定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权宜允许。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费，故意与我为难，此时曲意允许，后难践诺，彼反得有所借口，以启兵端。纵此时收复伊犁，仍虑非复我有也。俄国与我国大小相当，人口不及我多，战阵、火器与泰西各国大略相同。而我国当多难之余，如大病乍苏，不禁客感。暂时不宜与其争论动兵，静以图之，反弱为强，诎以求伸。古人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
他既反对屈服投降，放弃领土，但也不主张鲁莽从事，暂时应以低姿态麻痹敌人，暗中却要积极准备。
他在给儿子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当前西北局势的忧虑，再次声明将负责到底的决心：
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引退，此心何以自处？
在这几封信中，他表明了几点认识和决心：一、俄罗斯是当前大敌，阿古柏不过是一傀儡，还是容易对付的。二、朝廷领兵大员即那些满人将领成禄、荣全之辈均不可靠。三、收复新疆，必先肃清关内。四、他年老体弱，衰病侵寻，恐不能生出玉门，难以担负西征重任。但即使引退，也必将出关战略筹划定妥，否则“此心何以自处”？他收复新疆的决心和信心很大，但又担心七十衰朽之躯，难以胜任。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他终于完成了这项重任，而且也终于生出了玉门关。
他还在给总理衙门的回信中提出了对付俄国人的策略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说：“俄人久踞伊犁之意，已很明白，情见乎词。尊处据理驳斥，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固然要讲理，还要靠实力。中国兵威对国内回乱尚未能平定，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全深入无继，景廉兵力单薄，军队多见冗杂、缺额，兵无斗志。甘、凉、肃及敦煌、玉门一带本广产粮食，军兴以来，土地荒芜，人民贫困，已不足胜任大军后方基地，需要重新布置军队和筹款、筹饷各事。”
继之，提出进军新疆、收复伊犁的用兵次第：“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威扬，然后大兴屯政，安抚人民，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对其派兵‘代管’，可以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如彼知难而退，固然很好。如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不同，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但如不得已而用兵，我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打败劳师远征的敌人吗？”
他对敌我做了充分的估计，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而且认为俄军劳师远袭，补给线长，兵力不继，只要我国整军精武，敌人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清朝廷收到了左宗棠的复奏后，立即召开廷议。虽然也有些大臣心存犹豫，但文祥“立排众议之不决者”，坚决支持左宗棠的进剿方案。慈安、慈禧两太后也同意左宗棠的意见。清廷迅速下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关外剿匪事宜，并将兵、饷、粮、运大权交由左宗棠一人全权负责。
这样，一场“海防与塞防”的论争终于以投降派的失败而告终，而另一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大战役即将开始，进军新疆的号角吹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