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澧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1937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1938年1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站长李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那里。
军统局头子——戴笠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这些人可以在学生中起考核监督作用）。以后在年龄上实际没有限制，其中有不少30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入。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华中与西南的几省选送。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这个托派匪徒，虽然反共异常积极，但戴笠总是不肯放手让他自己去发展力量。所以当他费尽心力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便要他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
这批学生于1938年2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上车时只剩下800多人。当时我和杨清植、王班联等送这批学生途经武汉时，我去见戴笠，他详细询问了这批学生的来源。我告诉他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大学、中学毕业，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他当时指示我，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他当时非常后悔没有大量在各地沦陷前招收青年，因为共产党会趁这机会把这批人拉过去，这样就使自己少了人，而让“敌人”多了人。
戴笠谈到以后的工作时，认为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要比以往增加十倍、百倍，所以要多多益善地尽量招收。这批学生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连800人都不到，除了极少数实在不合条件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各省送到湖南的学生不到300人。临澧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1100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以后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60多名全部拨给他。因为不能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各方面去拉，并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以便增加人数，结果这个班中便出现不少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我记得姓名的夫妻，就有廖仲文和张志坤，李甲孚和陈泽容，阚玉堂和周冲等；母女同学的有陈月华和马友雯。至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多，这里不再列举了。
我从1937年冬在郑州帮同梁干乔招生起，便和这个班大部分学生相识。以后我送他们去临澧，又留班任教官，还搞过一段总务工作，和这期的学生比较熟悉。我在军统20多个训练班兼过课，只有在临训班是专任教官，因此与这个班学生关系最深。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又有不少长期与我同在一起工作。戴笠死后，我又应这个班部分学生的要求，担任他们的一个小集团——滨湖同学会的会长。因此我对这个班从成立到毕业，以及分发工作，和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在军统特务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都比较清楚。
通过这个特务训练班的情况，也可看出军统特务的不少内幕和罪恶活动。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1000名左右，但对革命的危害和在蒋帮中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却是非常重大。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组织中，这批人还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继续在与人民为敌。
临训班最初的名称叫“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开学时都是用这个名称，但军委会办公厅却不承认它，因此没有颁发过印章，只是由筹备处自己刻了一个条戳。当时戴笠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想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便于1938年4月间将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而军统局内却一直叫它为“临训班”，毕业学生则列为中央警校特训班第一期，或简称特训班一期。
这个班正式成立是在1938年2月，从长沙筹备处迁到临澧奎星楼县立中学，正式开课是3月间，这时郑州和各地的学生才相继到达。未开课前，学生和教职员一同修整房屋，并用茅草竹架临时搭成一座可容1000余人的大礼堂。副主任余乐醒为了讨好戴笠，在礼堂背后修建了一道以戴笠别号命名的“雨农堤”作为学生休息场所。
这个班从成立到结束，戴笠虽只去过两次，但这个班的一切重要人事和课程都是他亲自决定的。从1938年3月到6月是入伍训练，实际上是进行思想考核和审查学生的家庭出身与思想言行，并针对学生的特点考虑其将来适合何种工作，由6月起开始分队训练。所谓“入伍训练”，并不是和一般军事学校一样，它是在一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后，逐渐增添各种特务常识的课程。到分队分科训练时，才进行专业训练。本文所写的组织，是分队训练以后的情况。
班主任是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到临澧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戴笠当时虽不去办公，却设有一个主任办公室，派丁若萍为秘书，用以牵制副主任。这个主任办公室里，另外还有一个由余乐醒介绍的秘书廖公侠和书记王小鸥、王子常两人。
主任、副主任以下是总教官谢力公，他和余乐醒都是军统中有名的“训练专家”。
教务处以外，还有政训处和总务处。政训处长汪祖华是军统中著名的“反共宣传家”，政治教官和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都由他领导，除负责主持灌输法西斯主义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对学生的思想考核。
总务处处长王湘，曾任县长多年，临训班迁往黔阳后，由戴笠介绍为黔阳县县长。
军统局在抗战期间办过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只有临澧特别训练班是设三个处，后来所有的班都改称为组，不再称处。
班本部下面还设有一个会计室，主任为刘弋斯，会计徐煌生，出纳周巨恩。
另有一个医务室，主任刘某和两个医生、两个护士。这几个人都是临时由特务介绍去的，不是军统派去的。
当时只有总务处下面设有一个事务股，股长先后由沈醉、徐永年担任，股员有苏振通、刘桐、阳光鹤、姚瑞祥、王亚文等。其余各处当时都没有另设科股，也没有副处长。教务处下为教务员，政训处下为政训员。
负责管理学生的是总队部。总队长一职迟迟没有决定，初期暂由副总队长王乐坡代理，5月间才派定陶一珊为总队长。
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陈震东，大队政治指导员吴尚英，副官董威。
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这个队分类学习专业时为情报队。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这个队是专学行动的。
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第四中队队长金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这个队专门学习军事谍报参谋业务，又称为谍参队。第五中队队长陈粟冬，政治指导员黄康永。第六中队队长林廷极，政治指导员金昌满。这两个中队都是学打游击的，又称为军事队。
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先为安占江。这个女特务以凶狠著名，她的丈夫须于一都挨过她的手枪。她调走后改由吴毓坤继任。政治指导员先后有吴舜华、赵世英、彭家萃、武奎元，都是军统著名女特务。
进行分队专业训练的选择标准是：凡高中以上程度而又较为聪明机警的学生均选入情报队受训；身体强健、学识稍差却胆大勇敢的选入行动队；对军事学术有点基础的选入谍参队，其余学识较差的选入军事队学打游击。女生则分别按各人具体情况选入情报队与行动队。7月间又设置了电讯、会计两个专业，大部分女生被选去学习这两项业务。专业训练表面上是征求学生意见，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先内定好了。学生自己选择的专业如不合适，都按班本部与总队所内定的专业分配。
每个中队下面再分三个区队，区队长姓名我记得的有：王巍、苏子文、陈为诚、吴瑛、高尚、刘人爵、易学忠、姚凤翔、兰就西等。
教官方面计有：曾任巩县兵工厂厂长的刘绍复和军统中专门研究爆破工作的黄林玉两人担任爆破术的教学，还有一个指导学生做爆破实习的助教邬之江。主讲情报的除了总教官谢力公外，还有陆遂初和佴熹等。讲授特工常识的除了副主任余乐醒外，还有刚从德、意两国学习特务工作回国的范学文、蒋镇南、冯文尧、王渭周四人。教行动术的有沈醉和擒拿教官朝鲜人金民杰，国术教官吴时泰，以及专教捕绳使用法的刘人爵。教摄影的为军统及戴笠的私人摄影师王文钊。教手语与暗号联络的有聂振标等。除特工技术外，这个班还着重于反共的政治教育，主要由政训处处长汪祖华和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的叛徒廖华平，以及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另外戴笠还把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旭东、吴骞等也派到这个班分别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官，并聘了陆军大学兵要地理教官游凤池到这个班兼课。以后增加电讯与会计两门专业，又由军统电讯处派了林郁民等人去主持这部门的训练。教会计与统计学的还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魏文海。
除了这些专任与兼任的大批教官外，戴笠还经常把军统一些大特务临时派到这个训练班去讲上几天的课。当时去过的有湖南站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曾经代理过军统书记长的傅胜兰和李果谌。当时决定派往日寇占领区去工作的大特务，戴笠除叫他们去临时讲几天课外，还允许他们在这个班的女学生当中去选择自己看中了的“工作太太”。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谌便选中了一个湖南籍女生成××当他的“工作太太”。还有派往上海负责，以后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是在这个班中带了一个“工作太太”去的。
戴笠在举办临训班时，据他以后时常告诉我，几乎是集中了当时军统的所有“人才”。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也可以说的确是这样。当时在临训班中工作过的人员，以后不少都是为他主持其他各个训练班的骨干，如廖华平任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军事教官吴琅后来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任东南特训班副主任，刘绍复、王乐坡先后担任爆破班副主任，陶一珊任重庆特训班副主任，魏文海任会计班副主任，金民杰任行动班副主任，等等。
戴笠对这个班特别喜爱，“爱屋及乌”，连这个班当时开玩笑似地通过的一首所谓“班歌”，不仅成为以后所有的特训班的班歌，而且也成为军统局的“局歌”。过去每个军统特务都会唱的这首“班歌”，不但在军统每年的“四一大会”开会完毕时要唱，并且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很多特务都不清楚：为什么每次集会要唱一次“班歌”？不是特训班集会，不是特训班的学生为什么都要唱会它？原因很简单，就是戴笠看上了这首歌。戴笠第一次到临训班时，听到学生唱这首歌，立即叫将这歌的歌词送给他看。歌词中有：“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马上看中了。特别对其中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这两句，他更为满意，一念再念，认为写得很好，很切合军统的情况。因此，他便规定在每个集会都要唱这首歌。
这首歌的诞生，说来很可笑。它是由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从德国法西斯党徒那里学会他们的党歌后加以改编的。在一次班务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他这个“杰作”时，几乎使所有在场的几十个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他还是不顾一切，一边唱一边表演。副主任余乐醒看到他那么认真，只好勉强答应他找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去改一下。以后每次班务会上，蒋镇南都要把他修改过的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头几次还有人提点意见，以后大家有点讨厌他，为了免得再麻烦，便勉强说一声“可以了”。这样才让他去教学生唱。谁也没有料到一下给戴笠看中了，马上大走红运起来。
附录：班歌歌词全文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临澧特别训练班开学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不愿意参加军统特务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从郑州送来，都是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大多无家可归，来到湖南更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虽然有不少想退学，但不敢说出来。其中少数学生是特务介绍来的，事先已知道，当然没有问题。等到戴笠向胡宗南要来在长沙招考的几十名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女生时，这些人一到临澧，知道这个班的性质，便有大半要求仍旧回到七分校去。她们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们是为了参加抗日才投笔从戎的，不愿当特务。副主任余乐醒看到这种情况，原准备施加压力，但考虑到她们提出的理由很正当，而且像蔡雪琴、杨镜如、粟燕萍、朱哲民、潘淑媛、柴翔群等人，家都在长沙，弄得不好，这些年轻气盛的姑娘们都会跑回去，又不能随便加上罪名来处罚她们，同时还得看胡宗南的面子，不便任意处理。经过临时紧急班务会议后，决定先进行说服工作。总教官谢力公和政训处处长汪祖华两人自告奋勇，先召集她们用谈心的方式进行说服工作，再由副主任约去个别谈话。他们忙了一整天，才勉强把这些人的情绪暂时安定下来。戴笠接到报告后，马上指示要研究具体办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行发生。三天以后，班里决定采用填表、写自传等集体宣誓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来套住所有的学生。
当时不仅学生没有办好这一手续，甚至不少由特务介绍临时去这个班工作的职员也没有办过这一手续，便趁这次一齐办好。
戴笠从临澧特别训练班取得经验教训后，便规定在以后的各个训练班开学时，先得让学生办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手续。因为不少学生是被骗或被迫去到这种训练班的，当他们听说将来要去干那些杀人放火和逮捕绑票的勾当时，既害怕又悔恨，纷纷要求退学，先在他们脖子上套着锁链，就可予以制裁了。
这个班在开始入伍训练时，便同时着重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当初大礼堂还没盖好，副主任和政训处长、总教官等，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所有学生举行“朝会”。他们站在一个临时用木架搭成的高台上，指手画脚地不断对共产党来一套谩骂和诬蔑。汪祖华为了要让学生们和教职员们不去相信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在真正抗日，竟歪曲事实对平型关大捷作了一次诬蔑宣传。以后听到学生中有人说“怎么连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胜仗都是假的”这一类话之后，他便对此连续作了两三次的讲演，企图凭他的舌头把这一辉煌胜利从学生的脑子里抹掉。在每日的早晚两次点名时，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更是鼓其如簧之舌，唾沫四溅，向学生灌输毒素，使其误信共产党不是在抗日而是在和国民党争权夺利。他们还向学生宣传，只有国民党是在真正抗日，而军统是最革命的集团。他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灌输反共思想，并对学生思想进行考察。
由于发现学生传阅《新华日报》，班里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除了找这些看报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外，各队指导员还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汇集起来，暗中考察他们的言行。这之后，班里还马上实行对往来信件的检查，把所有寄给学生的进步书报一律扣留下来。学生寄出去的信件虽没有法子完全控制得了，但寄到班里的信都得经过大队、中队指导员拆开看过才交给学生。不少女生因为男朋友写给她们的情书被拆开看过了，常常气得大哭。有些学生便在街上找商店给他们转信，不久也被发觉，除明令禁止外，还通知所有商店和居民不得代学生转信。当时临澧最大的一家叫安福的百货店，学生托这个店转的信最多。这家商店的老板表面上答应学生代转书信借以拉生意，而暗中却把这些信先送到班里让检查过之后再转给学生。
这个班虽然用了种种方法来防止学生在对外通信时泄露训练班的秘密，可是不久很多人都知道临澧县办了一个这样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甚至连当时一些学生在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同学和亲友都来信劝他们设法摆脱这个班。这些信查出后，当然不会再落到学生们手中。特务们为了威吓学生，又在班本部修了一个禁闭室，对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随时送到这个禁闭室关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得学习一些特务基本技术。副主任余乐醒编了一本叫“特工常识”的讲义，并由他亲自主讲。这本讲义里面，包括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信、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许多特务工作的基本技术。到分科专业训练时，每门课程就更加细致具体了。如学情报专业的，除了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分类等之外，还有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盯梢（跟踪）、脱梢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方法等一系列的有关课程。这些学生还要着重学习关于“党派分析”的政治性课程。这是专门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诬蔑歪曲、颠倒黑白的一项功课，使学生在脑筋里形成一个牢固的概念：除国民党外，没有一个党派是革命和抗日的。学生们学了这门课程后，班里还要经常进行测验，以巩固学生们的思想。
军统特务的工作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搞情报，二是搞行动。行动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军统一切罪恶活动的总称，举凡逮捕、绑票、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等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本来爆破也属于行动工作范围内，但由于这项工作在行动中不但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性较强，所以在军统的训练班中是单独列为一项专业课程，而不把它包括在行动术课程中。许多专门训练行动特务的训练班，是包括有爆破；而专门训练爆破特务的训练班，一般不一定讲行动，只是在有条件时讲讲一般行动常识。因为学习爆破，不但学生常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有一次，军统局派到第三战区编练处（当时在江西上饶四十八都）的爆破教官蔡某，便是在教课时当场被炸死在讲堂上的。这主要是由于军统在训练特务时总是感到学生不够用而急于求成，同时在训练时也不顾学生们的安全，只求速成，所以经常发生事故。训练搞行动的特务，一般有半年便可掌握到各项基本技术；学爆破的要能独立工作也得半年，所以在一般的行动训练中，只能讲一些有关爆破的常识和对爆破器材的使用与简单的爆炸品的配制。
第三中队是以训练行动与爆破为主的。这个班的行动技术训练，是以拘捕、暗杀为主，也先讲一些跟踪方法和手枪、短刀（匕首）、毒刀、利斧等的使用，以及如何追捕与脱逃。在开始讲“拘捕术”之前，对怎样去抓住对象这一项看来非常简单的事，都得花上几小时的工夫，因为有些问题不是亲身干这项罪恶活动的人，是无从想象得到的。比如两三个人抓住一个人，当然很简单，但遇到要一个人抓一个人，甚至一个人抓两个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还有，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顺利地把被捕的人带走，都得多方研究。例如从三四层楼上把一个人带下来，行动特务应该走在前面或后面，就很有讲究。因走在前，很可能被踢下去；走在后面，对象又可以奋不顾身地滚下去或跳下去。特务们都有经验，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并不是那么容易束手就范的，往往要经过一场异常激烈的生死斗争。所以教官在讲课时要对曾经发生过的各种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详细教给每个干行动的特务。在逮捕时，除了怎样防止反抗外，还得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研究出一套对付办法。例如老年人、妇女、小孩等被捕后，不是反抗而是赖着不走，或大哭大叫，特别是老年妇女，特务们对这些人既不便打骂而引起围观的人同情，增加麻烦，又无法动以利害或威逼。遇到这类的人，特务们便得先发制人，用一套特别办法，使之身体上既感到些痛苦，又无力挣扎叫喊，但又不是十分痛苦，于是只得跟着走。
这些课程都是边讲边实习，教官讲完一套办法，马上在课堂上表演给学生们看，被用来实习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学生。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被叫出来实习时，吃了点苦头自认晦气便算了。有些不服气的，往往当场被教官们弄得伤筋折骨。我还记得有个叫严燮的学生，因在上擒拿课时和教官金民杰故意为难，被金下毒手，在要害处猛击一下造成内伤。但他仍不服气，以后在我讲课时，他又自告奋勇要求和我试一下。我早防到他，在表演时，趁他用尽全力想把我摔倒时，也照样给了他一次猛击。经过这两次以后，严燮被弄得重伤不治，不久，加上别的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特务们又猫哭老鼠给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当时行动队的教官们经常研究，如何在教课时不被学生弄得当场丢人，都同意遇到调皮捣蛋的要当场给以厉害，不惜拿学生的性命来维持教官们的所谓“威信”，所以以后一些学生非不得已都不愿给教官做实习对象。
有许多课程的实习，是不需要拿学生做对象而由教官像玩杂技一样表演给学生们看的。这类表演往往使学生很感兴趣。如像手枪的使用与携带，教官在上课时身上便先带上几支手枪，他一面说明特工人员的手枪是第一生命，既要不暴露目标使人注意，又要求出枪迅速射击准确，能先发制人，一面很快掏出手枪，向预先悬在课堂中的枪靶发射一枪。当枪声响后，枪靶被击得摇摇晃晃时，不少学生连看都没有看清，往往要求再来一次。教官总是把身上带去的枪都迅速拔出来，让学生看清楚，再将衣服解开然后将枪一支支再插回去。又如对于开手铐、开锁等不用钥匙，而用一些随便能找到的代替品，很快把手铐或锁打开，也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教官们这样做，为的是使特务工作的这一套捕人杀人的课程避免讲得令人毛骨悚然，使人学不下去。
在进行毒物试验时，便是用狗来代替。如将几滴苦扁豆油滴在一块牛肉上，狗吃了下去，几分钟内便在地上滚去滚来，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生命，但人吃了这种东西关系并不大。其实有些毒药，军统并不把它公开来传授，只在使用时将配制好的成品混入食物中，交给特务们去使用，并不把它的名称和配制方法让人知道，用来讲授的只是一般的东西。
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医官有贪污和采购假药的嫌疑，便将他弄来做“实习品”。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想害学生，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学生，连续几小时的审讯，学生看得有点厌烦起来，弄得教官们发了急，立刻把他们的一套看家本领搬出来，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可以试一试的都用到这个医生身上。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们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是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
情报队和行动队的学生都须经过跟踪与脱梢的实习。情报队的几个所谓高才生文子瞻、李甲孚等几十个人还去长沙，由湖南省站协助他们去进行过一次实习。戴笠对这次实习经过的报告非常满意，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训练当中，这批新的门徒已能基本上掌握到一些特工技术了。
这个班经常举行实习的还有爆破方面一些技术。由于这门功课危险性较大，对一般炸药的配制工作往往只由教官在课堂上讲讲，或用简单的方法做一两次给学生们看看，主要是用“梯恩梯”（TNT）或“的拉米特”等成品进行爆炸，让学生们看看它的威力，以及怎样计算药量等使用方法。这些爆炸品领来以后，班内一些特务们便经常拿着它去附近水塘河沟等处炸鱼吃，弄得附近经常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不仅池鱼遭殃，连澧水河堤几处都被震坏。第二年我在常德工作时，这个班虽已迁走，但仍时常听到老百姓骂这个班，因春天水涨，不少河堤因受震动而崩溃，好几处都造成水灾，使得县内农民受到不少损失。特务们无恶不作，凡是他们经过或住过的地方都无不受到灾难。
这个班一些不能实习的课程，教官便举出过去军统在工作中的一些实际例子来说明。在这些现实的案例中，所指出的对象或敌人，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借以增加学生们的反共情绪。有时也明白指出，他们将来的主要敌人便是共产党。那时，正值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时期，教官们也不能完全不提一下对付日寇或汉奸的一些例子，但这种比例是很低的。如我所讲授的行动课程，当讲到拘捕术的时候，几乎全部例子都是以过去逮捕共产党的情况来做教材。
拘捕术这门课程分得很细，将不同情况下怎样进行拘捕分别为指捕、缉捕、守捕、围捕、追捕、密捕等等。这里我只把指捕这一项简单地谈一下。所谓指捕，是讲极个别被捕的人，因受不住酷刑拷打而供出与自己有关的人的时候，由特务们带着他一同去逮捕他指明的对象。在讲这门课程时，几乎全部是讲的如何防止受骗，不要弄得打草惊蛇。因为特务们在这方面受过不少的骗，上过不少次当。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捕的人员时，却反而被利用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关和其他人安全转移。这是受审人员欺骗特务人员，假意说出地下党的地址，往往是在同一条马路的对门或附近，当特务们带着这个人员去搜捕时，地下组织的人不但马上会警惕起来，而且可以看到自己的同志已被捕，于是迅速转移。特务们过去常常因此扑了个空，被利用为通风报信的工具。所以教官们在讲这门课程时，着重讲过去的经验和防止办法。如在对象供出自己的领导机关地址与领导人员身材面貌特征等之后，不应马上停止审讯，还要详细追问某处房屋情况，用什么东西做安全和危险标志，进门后内部陈设等有关这所房屋的一切情况之后，先由特务们伪装成为查看电表、水表的人员混进去看看与所供出的情况是否相符，说得对的便去搜捕，说得不对回来再用更严酷的手段来对付。
在核对情况属实后，进行搜捕时，还得将整个马路的一段或弄堂（胡同）封锁，防止对象故意供出一个次要的地方而使主要的有脱逃机会。如果扑了空，还得暗中派几个特务监视附近居民，看在搜捕后有无特别变化情况。当时讲授各种各样的拘捕工作课程时都是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作为实例来讲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军统特务的绑架工作也全部是以共产党为对象的。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内绑架共产党，戴笠一向认为是得意之作。所以教官们在教学生时，也大量列举这方面的例子。军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绑票工作，是特务们向一些专搞绑票的惯匪学习之后，并经过不断研究而得出的一套方法，因此能在各种不同场所，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它的目的。这门课程，在讲授时，一讲也是要七八个小时才能讲完。
在讲暗杀工作时，所举的例子，教官们总是爱把军统一向夸耀的暗杀民主和进步人士杨杏佛与史量才等案例为教材。另外再举出一些秘密惨杀共产党员（大都记不得姓名）的情况作为实例，好教这些学生们将来出去屠杀共产党人能青胜于蓝。
军统所办的特训班中，在讲授特工技术时，总是叫这些学生要注意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就是要不惜选择一切手段，不管什么法律，只求如何能达到目的。这便是每个特务在工作时要随时奉行的一项工作标准。
当时在这个班（以及以后其他各个特务训练班）教一般特务技术课程，都印发讲义，或由学生抄录笔记。而“行动术”这门课程，是从来不印讲义，也不准学生记笔记，只由教官讲述。学生如有听不懂或弄不清的地方，课后可以提出来，请求补讲。教官们特别欢迎学生在课外去找他们研究，因为这种杀人放火的功课，连特务们自己也知道太见不得人，一些稍有良心的青年听了也感到太残暴，因此尽管有不少的人听讲，而真正对此有兴趣的却总是不多。因此，如有学生在课外去找教官研究，便视为难得的好学生，于是用心培养，热心讲解，使之成为“专门人才”。这不但是教官自己的成绩，也是为戴笠所最重视的一项培养接班人的工作。
这个班还有一项课程也是不发讲义，甚至提纲都不印发的，那便是如何打入中共组织或民主党派去进行特务活动的问题。这门功课有时是专门讲授，有时是在讲党派分析问题时插进一段。这门功课大都是由共产党的叛徒来主讲。他们对党内的情况比较了解，并利用从邮电检查和各处找来有关共产党的文件作为教材，告诉学生们如何学习党内一些术语，以及一般常识，好伪装进步，从而容易接近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分子。可是他们又怕这些青年们思想上受到共产主义的进步影响，所以在讲授时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党内一些政策方针要多方加以歪曲和诬蔑。许多担任这门功课的叛徒，在讲授时感到非常矛盾和苦痛，不讲得具体详细一点，又怕学生不能在工作中很好地去运用；讲多了，又怕被其他特务看成是在为共产党做变相的宣传，因此感到轻不得又重不得，左右皆为难。因为这个班内不少特务都会直接向戴笠作小报告去讨戴的欢喜。戴笠本人虽不在班内，而班里的一切情况却是了如指掌，不用说教职员和学生思想上的问题，甚至每个重要干部的私生活他都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到班内视察时，连总队长陶一珊经常在晚饭后与几个人打牌，陶总爱说“饭后来四圈，是卫生麻将”这样一句话，都能一字不错地指出来，无怪大家不得不随时相互警惕了。
这个班的课程，除上述各项之外，第四队（谍参队）还着重学习军事情报方面的有关功课，第五、六两队则学习游击战术。戴笠听到叶剑英当时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讲这门功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将来好去对付中共，便设法把临训班两个副大队长陈震东和王百刚介绍到这个班去工作，以便剽窃到这方面的东西。以后王百刚运用特务的“偷盗技术”偷了游干班一笔不小的现款，被人检举。这个特务表演的技术非常拙劣，弄得人赃俱获，使戴笠很下不了台，本来偷窃罪不该死，可是他的任务既没有完成，又给戴笠丢了脸，戴笠一气之下，便把他要回来枪决了。
1938年秋天，戴笠第一次来到临澧特训班视察时，副主任余乐醒得到戴要来的消息，为了讨好他，也想让学生们知道一点主任的威风，便在他要来到的当天上午，派出两个中队的学生去担任警戒，在一座小小的临澧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的汽车驶到县城附近时，余乐醒早率领全体教职员和部分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在一声“立正”号音发出后，接着是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音，使整个县城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中。站在交通要口的武装学生，也立刻执行了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本来是听了一大堆不满意余乐醒的小报告而来的，早就有气，一看到全城戒严来欢迎他，更是火上加油，在路上便发作起来。他厉声责问余乐醒，这样警戒森严是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过去的军阀，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么摆威风，那还得了。他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使得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害怕异常，感到主任的威风的确不小。
第二天上午，戴笠第一次主持班务会议时，从开始到收场都是在骂人，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给他骂到了。不过以后我在他身边多年，知道他对这个班的确是非常满意。因为这个班一下子给他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出来，并且训练很认真，成绩很不坏。当时他最为不满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到班里向学生讲话，弄得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余乐醒对特务工作懂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与学生能打成一片，几个月工夫，学生对他非常喜爱。一些特务很眼红，便不断向戴笠去报告，说余的野心很大。戴曾经叫陶一珊当副主任，结果不到一个月弄得人心惶惶，依然只好叫余来主持。这更加证实了许多小报告的真实性，使戴对余不满。戴以后一直想找机会收拾余，都是由于这一原因。
在这次班务会上，几乎人人皆挨骂，却有一个人独受赞扬，这便是政治教官、中共叛徒廖华平。戴笠早听说廖华平一到临澧，便极力鼓吹反共。许多人说廖华平“危言耸听”，廖还是声嘶力竭地叫嚷共产党是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他还说什么共产党如不消灭，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别人说他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还是坚持他的看法，因此很能够得到戴的赏识。加上他在戴笠主持的班务会上公开指责副主任、总队长、总教官等领导干部花天酒地的私生活，放松对学生的教导工作，对学生思想考核不严，教官和队长中不少人与女生闹师生恋爱等等。他抨击最力的有两件事：一是教务处与总队部强迫所有学生要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河南籍女生刘颖；二是严燮被教官打伤，以致病重身死。戴笠听到这些更是发火，所以越骂越气。在骂过所有的人以后，戴笠对廖却当场大大称赞了一番。
这次戴笠在临训班住了三四天，几乎每天要对学生讲一次话。他除了向学生吹嘘军统这个组织是如何革命、如何有前途外，每次总是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一番诬蔑，叫学生认清今后的最大敌人是谁的问题。
戴笠第二次去这个班视察是在同年的冬天。他匆匆从长沙赶到临澧，经过常德时，并邀请了当时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以及徐的女友张素贞一同前往。他这次去到临澧，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由于战事关系，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将副主任余乐醒撤换，所以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当时第一期学生的训练还没有到一年，而第二期的招生已在开始，并且有些地方保送的学生已有几十名到达临澧，暂在临时成立的新生队中作为旁听。所以有些特务学生是临训班入学，而到黔训班才毕业的。第四队谍参队也是到黔阳才毕业的。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己总说自己是临训班的。
戴笠在这次的班务会上，却不像上次一样发脾气骂人，而是肯定这次试验性的大规模训练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劳，对学生表示满意。当他快离开时才正式宣布迁黔阳后人事方面要改组，副主任一职决定由军事教官吴琅继任，原有的处长、总教官、总队长等均另派工作，并指示班本部下面不再设处，均改为组。他除了在毕业典礼时，向学生宣布毕业后的工作任务外，并找一些平日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也分别约集了留班工作的特务和宣布调职的特务进行了一次谈话。
在毕业典礼的晚会上，班里的教官和学生都想借此表演自己的“特技”，显露一下身手。在各种别开生面的表演中，戴笠对行动队学生李克炼的气功很满意。李克炼能在腹部放上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不受丝毫损伤。以后李克炼由戴提升为重庆技击班（专门训练武功的行动特务班）副主任，便是这次看中的。在这次晚会上，朝鲜籍教官金民杰也表演了一次他的绝技。他把一个名叫金刚的十多岁的小勤务兵带到台上，只用手腕夹住咽喉，几秒钟内便立刻晕了过去，人事不知。紧接着，经他在背后一拍，金刚又活转了来。在场观众都为这项表演喝彩，戴笠却极不满意，立刻指示，不能以此作为文娱表演。因此有些特务原来准备的类似节目便不敢再搬出来，否则会成为一次特务的比武会。
戴笠的这一指示，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他讲人道，怕把小孩弄死后活不转来；有的则说因为有太太们在场怕使人受惊等等。直到后来我在他身边工作，偶然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坦白地告诉我。他说，像这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应当是守秘密的，怎么能拿出来当众表演。于是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怕泄露了军统特务的一套残酷手段，不愿让人看到这些。
这个班的学生在训练期间的待遇，每月是12元，伙食费一般吃到三四元，还有八九元钱作零用。衣服是灰布军装。毕业后，一般是按少尉待遇支薪，都是40元，但提升很快。原来少数不大安心的人，看到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也就越干越有劲头。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中，便有部分学生调出分配工作。戴笠对这为期一年的训练时间，感到太长，曾一再指示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迫不及待经常亲自电令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到毕业便先行使用。1938年夏天，除把原来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去不少外，还命令一次提前选派女生徐寄鸿等30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
戴笠对这种打入当时一些民众组成的战时服务团体，是决不放过机会的。因为他怕这些民众组成的抗日组织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党派掌握住，将来不易控制。他认为这种组织大可利用来做军统的特务活动，使人不会去注意它。所以当江西战地服务团胡某见到他的时候，表示人手缺乏，他便马上答应给她以支援，利用这个机会渗入特务去活动。临训班立刻按他的指示，把平日认为可靠而学习时较用功的学生挑出来，并郑重其事地为她们举行一次送别聚餐会。当她们经过武汉时，戴笠又向她们讲了话，当面指示此次去江西的任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江西是共产党老根据地，此去意义特别重大。以后徐寄鸿等还把戴笠召见她们时的讲话写信到班里来，报告离班以后的种种情况。
另外，临训班曾挑选男女学生100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这100人挑选好以后，由我领送前往，去的男生有黄炳炎、袁铭鼎等80多人，女生有杨文惠等十多人。这批学生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作用。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第二天，那100名穿灰布军服的特务学生都买好了便衣。我留武汉一星期，戴笠仍叫我回临澧去担任训练学生的工作。他向我说明当时训练工作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军统工作一天天开展，对外（指对日本）对内（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工作都越来越繁重，而最缺乏的是干部。他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我曾两次请求不再回去搞训练，经他这么一说，只好仍回临澧。
1938年秋天，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个军事队中挑选了100多名没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去工作。因为那里是和新四军接近的地区，军统从抗战一开始便着重加强了那个地区的工作。
当时军统对日寇占领的地区也派有特务潜入，点缀了几下。如周希良、毕镐奎、朱山猿等过去对上海情况熟悉，便派去上海工作，此后，有条件去工作的又选派了两三批，每次只有四五个人。对山东沦陷区有人事关系的赵鲁丰等十个人，也在秋天派回山东去工作。所以临训班的学生等到冬天毕业时，实际上只有700多人了。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十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却派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也有极少数的如方定亚、成再德等人留下作为第二期的干部。
戴笠对这批毕业学生特别喜爱，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如李甲孚、刘子英当了他机要室（又称为甲室，这是戴笠仿照蒋介石的办法，等于他的侍从室）的助理秘书。派在人事室（以后改为人事处，即第六处）工作的粟沧洲、李逢源、吴逢源、陈希普、窦滋树、崔毓斌、周懋树、王泽澳等十来个人，不久便当上了股长、副股长等。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宠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琨、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又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竟有这个班的学生30多人，不但处内各科股中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察，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朱晟、毛洪明等十多人，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当时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在军统工作多年、资历比这些学生老得多，却得不到重用的特务的不满。他们便在背地里大发牢骚，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特别由于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态度骄横，对老特务没有礼貌，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这班年轻人，在任何场合中都要表示出自己是戴笠的学生，不论在口头上或写报告时，一般人总是称戴笠为“戴先生”，而这些学生却都是一律称“主任”以表明与一般特务不同。由于这种情况，最初还只是一些一般的小特务眼红不满，后来渐渐弄得一些科长、处长们也有点讨厌起他们来。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这批学生，获得戴笠信任的原因，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映老特务们的情况，所以使得一些私生活腐化惯了的大特务们更加讨厌他们。而他们却自恃只要得到主任的信任，什么人都不在眼中。这批新培养出来的年轻特务，以后渐渐地也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他们之间彼此称呼也不和一般人一样互称“同志”，而是互称“同学”，以示亲密。他们见了过去临训班的一些教官、队长，也不称现时的职名，而以“老师”呼之。我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时，学生们见到我总是亲热地招呼“沈老师”。以后甚至弄得其他处长们都当面讽刺我，也和他们一样叫我“沈老师”。
由于这些情况，局里的许多大特务便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军统人事制度很严格，各单位主管官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自己的亲友参加军统后，要由人事处分派工作。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大特务擅用私人，上下一气来欺骗他。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他的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主管单位的大特务。以后虽然调进一些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掺进军统内勤各部门，但由于不少黔阳班的学生是从临澧迁过去的，曾在临澧办过参加军统的手续，他们又以“临黔不分家”的口号来拉拢他们。后来一些大特务便故意从兰州特训班调一批学生来重庆，用以抵制他们，使他们彼此去闹摩擦，以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这些年轻特务的小报告对大特务虽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经常成了戴笠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上当做骂人的好材料，受骂的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去调来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澧、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但是一些大特务，连毛人凤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调来。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间暗中去闹钩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个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学生（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他们内外勾结的办法，当时并不完全避讳我，所以我也能知道一些。他们利用军统局内部的同学帮助外勤各单位的同学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外面的则对干内勤的经常给以物质上的帮助，有什么重大事情也是互通声气，经常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公开利用聚餐会等方式进行联络。每个临训班的学生由外省到重庆，总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人来一次聚餐，戴笠知道了也从不禁止。
不过当这些学生们对过去这个班的老师们表示得太亲热时，戴便很不痛快了。例如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是戴笠总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原来在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给在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因而余得以从容逃走。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临训班学生便大肆活动，很想趁此机会大搞一下。而突如其来的是他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任（戴笠）竟在1946年3月间坐飞机摔死，他们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感到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统中的“天之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了下来，很久不派工作，这使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张明选、吴菊生、李葆初、刘德文、邓子培、左志良等20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强团结。在南京工作的刘本钦、邓毅夫、牛树坤等马上表示赞成。本来他们一向有联络，一下子便得到两三百人的同意，这个同学会便于1946年秋天在重庆成立。
我当时为处理军统的财产经常前往重庆，他们把这一建议向我提出，我便利用处理军统财产的关系，用廉价套买的办法从经费上给他们以全部帮助，使一些没有派工作的人在生活上均能维持。他们便请我当他们的会长，除了希望我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外，还希望通过我在军统内部去给他们找出路。我当时也有些野心，想多拉拢一点实力，便把李葆初推荐给毛人凤去保密局人事处当科长，把刘本钦推荐给唐纵到警察总局人事室当科长，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我当时手中控制有军统不少财物和大城市一些房屋，这些特务头子都想通过我分得一些东西，因此我的这一计划很顺利地得以实现。不久，临训班学生又慢慢抬起头来。
到1947年，军统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个人，在争权夺利的一场激烈斗争之后，各得其所，便开始注意抓干部。这时，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了同学会。毛人凤便先行下手，正式命令所有各个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而成立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同学会”，并且对临训班学生也照样重用，一下子便把上万的特务学生抓了过去，并破格提升临训班学生担任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凤当成了靠山。我也不敢再去拉拢他们，只是保持私人间的往来。
从我和临澧特别训练班学生十年以上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罪恶活动。这里简单地提出一部分，便可看出这个班训练出来的这批特务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解放前，保密局对解放地区布置潜伏人员的第一、第二两科科长李葆初、任鸿传，从1948年起便专搞这项工作，直到逃往台湾还继续担任这个任务。
在解放前，参加重庆大破坏大屠杀的特务中，这个班的学生计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副处长周万孚、督导长钟恕、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主持重庆中美所渣滓洞大屠杀）的司法科长雷天元。我在云南主持省站工作时，在云南搞特务工作的重要干部几乎全都是这个班的学生。例如云南站副站长皮绍晋，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督察主任吴德厚，参谋主任宋俊辉，总务科长王静涵，副科长张静甫，侦讯科长左志良，业务科长杜玉洲，副科长黄潭，航空检查组长李瑞峰，邮电检查组长安耀礼，昆明组长戴季庸，新平组长胡笑波，保山组副组长秦善继，第二十六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宜川，第八军随军组组长郑世勋，督察周云峰、粟沧洲、吴菊生、王廷秀、仲体逸等共有20多人。
这里只略提一下胥××的罪行，便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抗战期间，胥××在重庆稽查处先后担任过江津和涪陵的稽查所所长，他在这两地所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便有两三处。他的老婆××，便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员，被他奸污后强占为妻，迫使登报声明脱党。北平解放前，他任北宁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经常率领交通警察部队与沿铁路的人民游击队作战。据他自己夸耀，被他打死打伤与活捉的游击队员达300余人。云南解放前，他和我一同主持昆明大逮捕等罪恶活动。他还与当时在贵阳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何锦书，贵阳省会警察局督察长的朱肇基，以及警察分局局长张松涛、稽查处科长粟沧洲等十多个临训班毕业的特务勾结一气，准备在云贵边境搞武装游击特务活动。以后粟沧洲等逃到昆明，他又把他们拉进了保防处。
一向在东南活动，以及在上海解放前屠杀革命人士的著名刽子手毛森，他身边最得力的助手黄炳炎、袁铭鼎等，都是这个班的学生。在上海稽查处中的重要骨干分子如季仲鹏、李人章等还有20多个。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后，第一个到延安去担任稽查处处长的便是这个班的崔毓斌，可见军统对这些特务的重视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军统选派去美国留学的大特务当中，也有这个班的学生俞实和焦金堂两人，由此可见戴笠对他们的培养是煞费苦心的。这事，当时曾引起很多大特务的不满，因为这次去美留学，大都是军统中的处长、省站站长这一级的老特务，戴笠却把这些学生也和他们同等看待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从1938年毕业到1949年的11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这些学生在军统局和保密局局本部当到科长的先后有俞实、邓毅夫、刘子英、牛树坤、任鸣传、李葆初、汤亚东等十多人。外勤方面也有几个当到省站站长，负一省的责任。当稽查处长、刑警处长、侦缉队长、警察局长、督察长等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的就更多了。总之，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到解放前没有脱离军统组织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军统中级以上的骨干分子，至今还在台湾继续作恶的仍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