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18年，因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从一个小特务慢慢被提升到军统局局本部任处长，又担任过外勤地区负责人，并长期兼任军统许多特务训练班技术教官，主持过军统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七年的长时间中，与内外勤单位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军统各方面的内幕情况和戴笠的公私活动，都知道一些。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由1961年开始，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有约100万字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及内部刊物发表了约30万字。这些资料发表以后，有的未经组织和我个人的同意，做进一步的校订、核实，外间即自行翻印，谬误不少。现在，我将过去所写的资料重新补充订正，编为《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借此机会谈谈我写这些资料的经过。
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我们。周总理分别与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我时，我首先向周总理请罪。这是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他特别谈到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由特务来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但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
周总理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便约好到电影院见面。他说，他一走进电影院，特务们便赶紧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从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座位前后左右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他在散场后，总是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感到很惶恐，便问道：“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说，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
谈到这里，谭震林副总理说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开了。陈毅副总理接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陈副总理还说，他看到有的人在解放以后写的有关他当年在江西打游击的资料，他认为有不少地方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没有突出党的领导，因此都删掉了。
那次接见，到12点多，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是阴历年初七，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在这里不要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出去一下。陈副总理便领我们进到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联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从1962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30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敬致歉忱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心。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共产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1942年，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成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的名单。1961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黄雍先生核对过。1975年，郑锡麟来京参观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