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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民心渐失,军心已远(1 / 1)


如果两个李家的兴衰是隋朝转弯的开始,那么“雁门之围”就是隋朝转弯的加速。正是“雁门之围”摧毁了皇帝杨广的雄心壮志,一个自信满满的皇帝从此变得意兴阑珊,隋朝国运急转直下。

天欲取之,必先予之,虽然这一年发生了“雁门之围”,然而这一年还是有祥瑞的。

这一年,亲卫府指挥官高德儒率领十几人奏报杨广,声称在洛阳宫城东南的金殿之前亲眼所见,有鸾凤落过。杨广一听,大喜过望,“鸾凤降临”那是吉兆,象征江山永固,千秋万代,这可是大大的祥瑞!

兴奋之余,杨广擢升高德儒为朝散大夫,级别由正六品升为从五品,另赏绸缎一百匹,另外参与汇报者统统有赏。赏赐完毕,杨广下诏,在鸾凤落脚之处兴建仪鸾殿,希望吉兆永驻。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祥瑞也是一样,世上本没有祥瑞,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祥瑞,杨广的这次鸾凤祥瑞也就属于这一种,属于炒作的祥瑞。

根据我的分析,高德儒看到的肯定不是鸾凤(世上根本没有鸾凤这种鸟,是中国人臆想出来的),很有可能是洛阳西苑散养的孔雀,高德儒他们是把孔雀当成了鸾凤,经过炒作就成了举国庆祝的“鸾凤降临”祥瑞。

然而上小学的时候老师都教导过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列宁承认自己打碎过花瓶,华盛顿承认自己砍过樱桃树,所以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

按照诚实的标准,高德儒就不是一个好孩子,而坏孩子一定会遭到报应的!两年之后,一个叫李世民的老师给了高德儒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斩立决,理由就是“把野鸡当鸾凤欺骗皇上”。当时李世民攻下了不听指挥的西河郡,全郡上下好几万人,李世民偏偏就斩了高德儒一个,他是要用这个人的人头告诉全国的老百姓:撒谎不是好孩子。

孔雀?野鸡?鸾凤?皇帝杨广已经分不清了,他也不准备分清,只要他认为是鸾凤,那就是鸾凤。

有鸾凤祥瑞映衬,皇帝杨广巡游四方的脚步没有停止,公元615年的八月五日,杨广出塞向北巡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久违的老朋友正在塞外等着他,这个老朋友就是东突厥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裴矩试图采用分化的方式瓦解东突厥,然而被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识破,因此裴矩提出的“以突厥打高句丽”的狗咬狗计划没能实现,最后只能是杨广亲自上阵,三征辽东,结果三次都以失败告终。

在杨广征高句丽的同时,背后有一双眼睛始终在盯着他,这双眼睛属于始毕可汗。三征高句丽隋朝损兵折将,三征高句丽隋朝国内民变四起,现在东突厥与隋的实力对比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双方也到了掰掰手腕的时候。

八月八日,杨广继续前行,此时他接到堂妹义成公主的线报:阿史那咄吉集结骑兵数十万,很有可能对皇帝不利。接到线报,杨广不以为然,以大隋军队的雄壮还怕小小的突厥不成?不管它,继续前进!

八月十二日,皇帝杨广抵达雁门郡,一切正常,杨广若无其事地笑了。

八月十三日,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突然出现,包围雁门郡,一切不正常了。雁门郡治下四十一个城池被打下了三十九个,只剩下雁门郡和淳县还在坚守。原本杨广还指望次子杨暕能从淳县赶来救驾,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淳县也被包围了。

此时雁门郡城内共有军民十五万人,而粮食仅仅够维持二十天,二十天后即使城不破,十五万人也得饿个半死,怎么办呢?

士兵们开始拆民房构筑城防工事,高层们则正在进行紧张的讨论。形势越来越危急,之前的一次进攻,已经有冷箭落到了皇帝杨广的脚下,皇帝都不安全了,谁还能安全呢。

宇文述率先表态:集中数千精兵拥簇皇帝突围,这个馊主意刚出就被纳言苏威给否决了:“守城我们的力量足够,而以骑兵突围正是突厥的强项,皇帝是万乘之主,怎么能如此盲动?”

民部尚书樊子盖也支持苏威的观点,皇帝身处险境不能有侥幸心理,万一突围被擒,后果不堪设想,眼下,只要皇帝宣布不再征高句丽,能对守城将士大加赏赐,雁门郡自会固若金汤。

苏威和樊子盖说的都有道理,但他们立足的都是守,万一阿史那咄吉迟迟不退兵,就在“沙家浜”扎下了怎么办?他那边后勤供应简单,喝点马奶、羊奶一天就过去了,而皇帝杨广这边可就不同了,这十五万人只有二十天的粮食,二十天后怎么办呢?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萧皇后的弟弟、内史侍郎萧瑀提到了一个人,让杨广如梦方醒。萧瑀提到的这个人就是杨广的堂妹,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的皇后义成公主。

萧瑀说,义成公主作为隋朝皇家女儿嫁到突厥当皇后,皇后在突厥很有地位,按照突厥的风俗,皇后有权参加军事会议,也就是说义成公主说话是有分量的。为今之计只能派人去试一试,看看义成公主能否想办法让始毕可汗撤军。

杨广沉重地点了点头,事到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试试看吧。

于是杨广两手准备,一方面派密使沿小路到突厥寻求义成公主的帮助,一方面诏令天下兵马勤王,各郡县官员都有义务组织兵马前往雁门郡救驾。

诏令一出,天下雷动,此时皇帝还是有号召力的,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就在这次救驾的军中,这一年他十七岁,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

云定兴就是独孤皇后讨厌的太子小老婆云昭训的父亲。杨勇当太子时他天天往太子府跑,杨勇被赐死之后,他有感于自己受杨勇连累,居然在几年后建议杨广除掉杨勇的所有儿子,这样他就跟废太子没有任何关系了(人也能无耻到这个程度)。

虽然初次参军,李世民却已经表现出他的军事天才,他建议云定兴多带旌旗,这样会让突厥误以为救援的兵马很多,晚上再安排人定点敲鼓打锣相互呼应,这样就会让突厥人以为隋朝援军已经源源不断地赶来(吕思勉先生认为,这个情节可能是御用文人们为了拍李世民的马屁杜撰的)。

事实上,隋朝的援军确实源源不断地赶到了,各郡的援军已经赶到了山西忻口,离雁门郡已经近在咫尺。

就在此时,义成公主的假情报也准确无误地送到了始毕可汗的大营中,假情报显示:边境告急,速回!始毕可汗一看,心里有些着急,出来打别人自己家里还告急了,再听探马报告,各路隋军已经云集忻口,这下形势又朝着有利于隋朝的方向发展。

打得着就打,打不着就跑,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下令,全军撤退。

得到始毕可汗撤退的消息,皇帝杨广来了精神,命令出击,一定要把丢掉的脸面夺回来。当然出击只是一个姿态,此次出击的只有两千骑兵,一路追击,连匹马都没追到,倒是在马邑郡追到了两千多个老弱病残的士兵,估计还是始毕可汗不想要,索性甩包袱遗弃的。

“雁门之围”从八月十三日开始到九月十五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不知道只有二十天粮草的十五万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解围之后每个人都庆贺劫后余生,杨广却在庆贺的同时陷入了深思:为什么贵为天子会这么狼狈?为什么雄心壮志却连高句丽都平不了?以前的雄才大略哪去了?难道这一切是假的?

人这一辈子遭遇挫折并不可怕,怕只怕挫折来得不是时候:年轻时受点挫折并不可怕,哪怕头破血流,却能够愈挫愈勇;进入中年之后,挫折还是少点为妙,因为人已经不起失败。

杨广一路春风得意,没有想到进入四十岁以后却接连失败。三征高句丽失败,北巡遭遇“雁门之围”,国内民变弹压不住,文武百官人心思动,以前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却都是问题。

“雁门之围”短短的一个月,然而对杨广的触动非常大,这次被围让他认识到原来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自己似乎也不是雄才大略,媲美秦皇汉武或许只是一个梦。自此乐观激进的杨广变得消极保守,隋朝的历史在“雁门之围”之后大转弯,国运也开始急转直下。当一个人对自己都丧失了信心,那么无论多么大的庞然大物,都会轰然倒塌。

温室里只能长出花朵,永远长不出参天大树。没有经历磨难的杨广遭遇挫折就此颓废,而经历风雨的李渊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

大业十一年,看似平淡,隋唐的历史却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大业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杨广从雁门郡抵达太原郡,是从太原直接回大兴,还是先回洛阳再回大兴,文武百官发生了分歧。在纳言苏威看来,大兴是京城所在,关中则是全国大局的棋眼,只有关中这个眼做活了,安抚住了,全国的棋局才能活。事实证明,苏威是对的,跟前太史令庾质的观点一样,他们都知道大兴对于王朝的重要性,杨广却恰恰体会不到。

其实杨广并不是完全体会不到,主要还是大兴这个城市给了他太多的压力。从十三岁封晋王开始,他就离开了大兴,从此对这个城市没有了认同感,而当他镇守江都时,大兴对他而言就是父皇居住的城市,是他的上级城市。每逢听到有使臣从大兴来,他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可以趁机在使臣面前好好表现,忐忑的是不知道使臣传达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压力中,杨广度过了十年镇守江都的生活,也正是在那时,他认定大兴不是他的城市。

现在苏威建议直接回大兴,尽管他也知道关中的重要性,但皇帝的心事又有谁能读懂呢?

还是有人能读懂,这个人就是老搭档宇文述。宇文述这个人打仗是个狠人,不过给杨广出的主意一般都是馊主意,别的不说,先看他给杨广出的最后四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数千骑兵拥簇杨广突围。真要那样,杨广的结局可能就是被东突厥俘虏,想在江都被弑都没有机会。

第二个主意:从太原郡先回洛阳,然后回大兴。自此杨广再也没有回过大兴,再也回不去了,关中的眼没有做活,隋朝的棋局只有等死了。

第三个主意:三下江都。自此全国政局不在皇帝掌握之中,在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隋朝,以江都遥控大兴和洛阳,那是痴人说梦。

第四个主意:请皇帝厚待三个儿子。这个主意使得杨广重新起用宇文化及,并委任为右骁卫将军,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最后弑君。

四个主意,四个馊主意,馊率达到百分之百,真可谓“宇文述出品,必是废品”。

在宇文述的建议下,杨广决定先回洛阳,择机再回大兴。

抵达洛阳之后,杨广开始慵懒起来,以前“言必信,行必果”的皇帝变得言而无信,原本在雁门郡做出的承诺基本都不作数了。

按照在雁门郡的承诺,将士们只要认真守城,皇帝全部重重有赏,守城有功的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士兵,直接升为六品,赏绸缎一百匹。有功的官员按品级逐级升迁。现在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杨广却变得小气起来,当时参加守城的士兵总共有一万七千人,全部兢兢业业地守城,杨广却只给了一千五百个嘉奖的指标,嘉奖率居然不到10%。

就是这一千五百个士兵也没有得到当初约定的赏赐,杨广规定:第一次作战建功的升官一级;原先不是军官的此次只能升为从九品的立信尉(当初承诺是六品);累计立三次战功的可以升为从八品;参加作战但没有立功的,累计参加四次战役才能官升一级。

本来不能按约升官已经让将士们非常郁闷,令他们更郁闷的还在后面,皇帝居然赖账了!每人赏绸缎一百匹的承诺居然作废了,一千五百人连个布头都没得到!

仅此一项,杨广省下了十五万匹绸缎,却寒了全军的心。民部尚书樊子盖还在坚持给士兵赏赐,被皇帝一句话噎回去了:“难道你想收买军心?”

“收买人心”,这顶帽子太大了,樊子盖万万戴不起,只能叩头请罪,仓皇离去。

雁门承诺已成泡影,四征高句丽却又成了皇帝的话题,自此皇帝威信日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却成了将士们议论的话题。

士气可鼓不可泄,自此民心渐失,军心已远。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杨广高兴不起来。按照惯例,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经过调查发现,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压根儿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种是贺岁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掉;一种是贺岁代表还被堵在路上,进退两难。

到了这个时候,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关于平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种方法:残酷镇压。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结果人杀得越多,匪反而越多。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吐万绪只打变民,而樊子盖是见人就打。

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为了斩草除根,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从汾水北岸开始,见人杀人,见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来樊子盖以为,这样可以斩草除根,没想到适得其反,原本造反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变成了大多数,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这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不过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李渊一接手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恢复了平静。

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一杀到底,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乱民同样能变成良民,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反之,如果民不聊生,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反正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条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条红线,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杨广恰恰不知道,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贞观年间,马周上书唐太宗说,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对黄巢的恐惧,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虽隋有才,却不用之。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远见卓识的能臣,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历史必定要重写。

得知民变四起之后,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

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随口应道:“应该是逐渐减少。”杨广追问:“减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听到宇文述的回答,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要么说实话,要么说鬼话,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

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因此挪动步伐,尽量站在柱子后面,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

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

苏威一看躲不过了,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杨广一听,愣了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威壮着胆子继续说道:“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看皇帝没有反应,苏威接着往下说:“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都当了乱民?我认为各地报来的变民数字根本不可信,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乱民怎么可能消失?”

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辩驳他,只能恨恨地看着他:“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否则就会对自己很不利,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节,大臣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而苏威送了皇帝一本书——《尚书》。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

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两者如同是猫和老鼠,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有苏威这样的忠臣,就有一些佞臣。看着苏威送皇帝《尚书》,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做文章,很快找到了把柄。

《尚书》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子之歌》,记录的是夏朝第三任帝姒太康的母亲和五个兄弟在河边唱的五首歌,歌的主要内容是对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责。佞臣们就把《五子之歌》与苏威联系到一起,把杨广和姒太康联系到一起,最后得出结论:苏威指责皇帝跟姒太康一样的暴虐,献《五子之歌》绝对是不怀好意。

佞臣们把小报告打到了杨广那里,杨广对苏威的怒气就积累了下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又过了一段时间,杨广命苏威做一份“四征高句丽”的计划书,苏威接过话头,想借此机会让皇帝知道国内的民变到底有多严重。

苏威说,我认为这次征高句丽,朝廷根本不用出动军队,只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赦免全天下的变民,让他们戴罪立功,那么马上就会有数十万的军队。用这些军队打高句丽,高句丽没几天就完了!

杨广一听又扯到了国内的民变上,脸上已经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苏威见状只能点到为止,告退出宫。

苏威一走,杨广的怒气还没有消,御史大夫裴蕴开始劝慰皇帝:“这个人说话实在不靠谱,天下变民哪会有那么多,这不是让皇上操心吗?”此时的杨广长出了一口气:“老家伙,我忍他已经很久了,我真想当面抽他一顿!”

话说到这个份上,近臣裴蕴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不就是整人吗?简单!

在裴蕴的指使下,苏威很快被控告“随意任用官员,临阵畏敌”,有这么几条,苏威就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又过了一个月,苏威又被控告,“勾结东突厥”,这可是一顶铁帽子,谁戴上,谁就是铁帽子“亡”。

经过审理,苏威被判处死刑,百口难辩的苏威只能拼命地叩头,一直叩出了血,嘴里反复为自己的罪过向皇帝道歉。

还好,皇帝杨广网开一面,听说苏威认罪态度良好就把苏威给释放了,并让人传话说:“不忍心诛杀!”真是皇恩浩荡,热烈鼓掌!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连同孙子这一代,苏威一家被剥夺三代公权,有点剥夺三代政治权利的味道。耐人寻味的是,从此之后的苏威在历史上再没有留下实话,留下的都是鬼话,遇到王世充和李世民,苏威说的都是鬼话,什么好听说什么,就是不说实话。李世民厌恶苏威光说鬼话,将他永久搁置,于是苏威在冷落中了此一生,在家终老!

人为什么不说实话了?环境逼的!

忠臣用不了,实话听不进,杨广的路只能越走越窄,越行越迷茫。这一年的五月一日,发生了日全食,在古代,这是不祥的征兆,虽然是迷信,但当时的老百姓都信。

这一年的五月九日,杨广命人寻找萤火虫,总共找到了数斛之多,等到黑夜外出游山的时候,杨广命人放掉所有的萤火虫。刹那间,萤火虫漫山遍野,萤火布满高山深谷。这一刻,最是浪漫;这一刻,也是迷茫。

萤火虽多,却点不亮山谷;萤火虽亮,却照不亮皇帝前方的路。

国内剿匪形势依然没有好转,征高句丽也遥遥无期,对于皇帝而言,现在的他已经无所事事了,在洛阳实在憋闷坏了。根据统计,在杨广统治的十四年里,他停留在大兴和洛阳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多一点,剩下的时间他都在路上,而他的心,也是“驿动”的心。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江都新建造的龙舟运抵洛阳,皇帝的心又动了。大忽悠宇文述又一次看出了皇帝的心事:想去江都了。于是宇文述提议,杨广批准,三下江都就这么定了下来。

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大兴和洛阳,禁军士兵的家属也都在洛阳和大兴,除了皇帝,没有人愿意远行,然而谁又能阻挡住皇帝“驿动”的心。

左候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说,如今民变四起,国内已经政令不通,请皇帝速回大兴,安抚天下百姓。话是实话,情是真情,只可惜已经慵懒、失去锐气的皇帝不想再搭理这些烦心的事了,洛阳已经让他拘谨,大兴会让他更加紧张。对于已经丧失斗志的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天地伟业,而是“哪舒服哪待着”!

对于大兴和洛阳,杨广做了相应的部署:年迈的卫文升协助十二岁皇孙杨侑留守大兴,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协助十三岁皇孙杨侗镇守洛阳,此前镇守洛阳的有功之臣、民部尚书樊子盖于七月八日病逝。在杨玄感之乱中力挽狂澜的樊子盖不在了,下一个樊子盖又在哪里呢?

七月十日,告别的时刻到了,皇帝杨广作诗向洛阳的宫女告别,诗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这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吗?或许是吧。

此时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在做最后的努力,这个人是从九品奉信郎(初级巡察官)崔民象。崔民象在洛阳罗城正南门执着地阻止皇帝出行,执着程度堪比当年阻止杨坚出行的章仇太翼。

然而执着并没有感化皇帝的心,皇帝却发怒了,前几天已经在朝会上当场打死一个正六品任宗,也就不差你崔民象这一个了。杨广下令,用刀砍碎崔民象的面颊,拖出去,斩了!

从七月十日启程,皇帝杨广一路在反对声中前行,一路走,一路砍,砍得差不多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了。

在朝会上打死正六品任宗,在洛阳罗城正南门斩从九品崔民象,在汜水斩从九品王爱仁,在梁郡(今河南省商丘市)斩一群劝驾回大兴的梁郡人。

每一个牺牲的小人物都永垂不朽,大人物杨广却遗臭万年。

杨广顺利抵达江都,这是他三下江都,也是最后一次。公元600年他从这里出发到大兴,开始他的储君生涯,十六年后,身为皇帝的他又回来了,江都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他的人生就是围着江都画的一个圈。后世的人无法想象杨广当时的心境,已经心灰意冷的杨广三下江都究竟是为了东山再起,还是为了彻底逃避呢?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隋唐交接的雏形已经悄然出现。

这一年剿匪英雄张须陀阵亡,剿匪颇有功绩的大将杨义臣因为被皇帝猜忌解除兵权,民变形势不可阻挡;

这一年十月六日,大忽悠宇文述病逝,哀痛之下的杨广起用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担任右屯卫将军,皇家杀手横空出世;

这一年,被杨广赶出仪仗队的李密辗转与翟让联合,江湖声名鹊起;

这一年,右骁卫将军李渊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有地有兵有权有谋有胆,李老虎从此插上了翅膀(此前山西抚慰特使只是皇帝任命官员的全权代表,太原留守则是地方全方位的一把手)。

人这一辈子,无论是福是祸,其实都是自己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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