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上旬，绵绵雨尽，越北群山的早晨大雾弥漫，仿佛是那片林莽大地沸腾的气息。
越军中央根据地中心区位于河内以北100多公里的大山中，这里重峦叠嶂，林深草密，恰为太原、宣光、北浒三省交界处。这片山脉以碉页山为中心，东面的太原一侧是印支共机关驻地，西边的宣光一方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越军总军委等军事机关则在山的北侧。印支共在此经略多年，经边界战役一仗，基本上解除了法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威胁，于是，在密林遮掩下的小竹楼渐渐多了起来。
小竹楼大都以绿色的竹篱笆葵叶为顶，如从空中俯瞰，只见一片暗绿色的原始丛林，绿到山岭尽处，难以察觉有什么密集的房屋。这里的山民基本上都是岱族，印支共习惯地把这里称为“安全区”，简称“ATK”。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驻地也在这里。
清晨，大雾还没有消散，在一个看似普通的竹楼窗前，经常会出现一个中等个头、略显清瘦的中年军人神色平静地注视眼前的一切，久久思索。他，就是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陈赓走后，他的担子自然重了许多，胃病也时常袭扰他，好在他对军旅生涯的动荡不定早就习以为常，而且身负千钧重任也已经多年了。傍晚的时候，他有时会去找几位下属，有时是叫上罗贵波，拿起扑克“甩上一把”。而清晨，他照例是用来思考问题的。
在越南战场上，韦国清分外思念自己的祖国，也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他离别故乡已经整整22年了，这22年中他未曾和家乡的亲人通过一星半点的消息。
1955年，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
韦国清忘不了自己的家乡——广西西北部东兰县的板梅乡（后改称三坡乡）弄英屯（今劳石乡山坡村）。“弄英”，壮语的意思是“野猫聚居的山谷”，可见那里非常偏僻。那里石峰耸立，秀木成林，老虎、金钱豹、野猪出没在壮家村寨的四周。几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将这个小山村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但走在这条小道上常临险境，就是青年人也得一手拽着树枝或灌木条，一手攀缘着身边的石头侧身而过。韦国清的童年都在这个寂寞的山村里度过，他说不上什么家世，唯有记忆将往事刻画得棱角分明，清晰极了。
祖父韦庭藩是一个读过些古书的农民，对家人、孩子要求甚严。他和两个堂兄弟一起租种四五亩地过活，其中有一个堂兄弟因为家贫一生没有娶妻，全屯只有他们一家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韦庭藩的独子韦宗典即是韦国清的父亲。
韦宗典自幼跟着父亲读过些书，青少年时学过武艺，成年后出山挑过盐，称得上山里见过世面的人。他为人刚直勇敢，勤劳机敏，平日里种田打柴，农闲时打些个山中野味，日子过得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在贫苦生活的煎熬下，韦宗典带头抗过税，演练拳脚的时候组织过一个“三坡武术队”，从附近村寨来向他学武术的青年不少。韦国清后来曾有这样一个想法：自己家亲戚怎么这么少呀？在那个偏僻的山乡，一户农民居然也能识文断字，练些个武艺，这里有没有一些可以推敲的地方？他想是那么想过，但要考究起来大概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韦国清是家中长子，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韦国清6岁时生母病故，继母嫁到弄英屯又给他添了两个弟弟。韦国清这一辈皆以“邦”字排行，所以韦国清原名韦邦宽。也许是由于家中长子的原因，祖父送他到六七里路之外一个壮汉两族杂居的村子读过两年多私塾，背了些《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一类的东西。后来教私塾的先生染病身亡，私塾也就停了。不久，韦国清转到另一个汉族村子的学堂里读书，这时他读到了用半文半白文字写成的课本，颇有兴趣。
那个私塾和那家学堂都是极小的，都只有一个老师。教小学堂的程老师给韦国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思想开明，不仅教学生读课本上的文章，还讲些社会历史，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也常在课堂上讲授些自然常识，总之是讲山讲水，还讲虎豹虫蛇。岁月飞流，这位程老师的笑貌音容已漫不可考，但韦国清的聪慧好学却是可以肯定的。他记忆力非常好，幼年读过《增广贤文》，直到晚年还能脱口而出，一口气全文背诵，赏析其中的哲理。韦国清在晚年时曾说：“祖父要求严格，我从来认真读书。早上上学，拿一块红薯或一竹筒粥当午饭，下午放了学就要放牛、割草、打柴。晚上祖父督促我在一盏桐油灯下学习功课，往往要到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才去睡觉。”
小学还没有毕业，由于弟妹频添，家里需要干活的人手，韦国清不得不辍学。若是晚上由祖父看着背些个诗文，就算是他对学生时代的温馨回顾了。纵使天远地僻，韦国清的童年生活中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每逢春节，壮家村寨的青少年男子盛行打陀螺。桂西北山里盛产硬木，各家打的陀螺都由各自削制，打陀螺好手打出的陀螺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青少年们聚到一起打陀螺，就一定要比出谁的陀螺转得更久。这一比，往往连着比上半个月。在附近村寨里，韦国清是出了名的打陀螺好手。在打陀螺的日子里，韦国清算是解放了，除了回家吃饭，什么都不用干，只要他在回家的时候嘴角挂着胜利的微笑就够了。
进入20世纪20年代，偏僻的桂西北再也不能平静了，大革命风云终于卷到了东兰山区。东兰县农民领袖韦拔群早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堂，1916年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受五四运动影响，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东兰从事农民运动，逐步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先后三次攻打东兰县城，赶跑县知事和团总。尽管如此，韦拔群没有找到思想上的出路，遂于1925年年初到广东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过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讲的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结束后，他回东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展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颇有声势。1926年，韦拔群加入共产党。韦拔群的家乡武篆和板梅乡相距不远，北伐开始后，东兰的贫苦农民跟着韦拔群闹起了农会，打土豪、分田地。韦拔群听说韦宗典的情况后就派人前来联络。在那个赤贫的山乡，反抗的烈火一点就着，韦宗典跟着韦拔群闹革命了，他被山民推选当了农会秘书。
革命是浸透着鲜血的。1926年春天，桂西军阀派出龚寿仪团进至东兰一带镇压农民运动。军阀心狠手辣，到处制造惨案，在短时期内就杀害了140多个农会骨干。板梅乡是龚寿仪镇压农民运动的重点，一时间有20多人被杀，10多户房屋被烧毁，韦宗典的房子也被烧掉了。在严峻的日子里，韦宗典带着乡民们上了山，进山洞藏身。1927年夏天，韦宗典正在山上，突然有人来报告：“敌人失利了，有人带枪前来投降，来人要韦宗典去处理。”
韦宗典闻讯，带着十几个农军下山。谁知这是官军设下的圈套，韦宗典中计，在途中遭到民团伏击，农会会员们被俘了。民团要将他们押往县城治罪，韦宗典拼死抗争，被杀害在丘劳屯的一棵大榕树下，时年39岁。他的首级被悬于树上。
父亲牺牲几个月后，不屈的山民继续与敌人周旋。祖父韦庭藩又在烧成了废墟的家园上搭起茅草房安身。为了家人的安全，祖父让儿媳带着孩子们继续在山洞里躲避，他说自己老了，什么也不怕了，就在新搭的茅屋里住着。
192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韦国清带着一个弟弟下山到家里看望爷爷。当晚雷雨大作，夜色如漆，韦国清兄弟就在家里睡下了。他们刚刚睡着，就发现外边有人包围了屋子，有人叫着韦国清的名字：“邦宽出来！”
莫非是想斩草除根？祖父不顾一切地把韦国清兄弟推出了后门，要他们在夜色中跑向后山。韦国清拉着弟弟刚跑上山坡，枪声就在身后响了起来，再过一会儿，大火吞没了韦家新搭的茅草屋，也吞没了韦国清的爷爷。事后知道，这是山乡中“打仇家”的人做下的惨案。在那个偏远山乡，贫穷和落后使人们的相互关系沾染了挥之不去的血腥。
家乡没法住了，姨父捎信过来，韦国清带着弟弟投奔到姨妈家，帮姨父种地为生。可是不久后听说官军还在追剿，为了不连累姨父一家，韦国清只好带着弟弟离开。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自己的家园在哪里呢？
在父亲、祖父惨遭杀害后的一年里，韦国清是在巨大痛苦的煎熬中度过的，人生的裂变使他早熟了，痛苦使他内向了。家破人亡，更有两代人的血海深仇，家没有了，家乡再也待不下去了，他除了殊死搏斗之外再没有出路。经过一番思索，韦国清告别弟妹，和十几个青年人一起毅然离家，投奔韦拔群的赤卫队去了。这时是1928年的夏天，韦国清15岁。
韦国清走后，家庭的悲剧还在继续。弟妹们四散而居，躲在深山里的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下山找吃的，被民团发现抓住，转手把她卖了。继母外出讨饭时也被民团发现，课以600毫银币的罚款。她拿不出钱来，带着最小的儿子改嫁，才缴上了这笔钱。
加入赤卫队的时候，这位壮族少年使用了“韦国清”这个名字。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韦国清再没有和家乡通过信息。
韦国清加入红军后，曾任军部手枪班班长。妻子许其倩后来问他：“那个时候你见过邓小平吗？”韦国清说：“我们负责警卫首长，邓小平、张云逸他们出出进进，我们不是都见了吗？”
红七军向江西苏区“小长征”中，韦国清曾任排长。到江西前夕，他进入红七军教导队。在教导队，韦国清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到江西苏区后，韦国清进入红军学校学习，和张爱萍是同学，曾在课目考试中各获一项第一。待学习结束，韦国清留校当了教员。
万里长征来到陕北，韦国清再入红军大学。红军主力西征后，瓦窑堡一度守备空虚，国民党军一个营乘机偷袭。正在红军大学的韦国清率领学生营顽强抗击。学生营仓促组成，装备奇差，连挖战壕的铁铲都没有几把。韦国清沉着指挥，终于击退了在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在战斗中，他的腰部负重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韦国清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1939年2月后改任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部长。自从他进入中央苏区后，除了长征路上，韦国清的主要工作都在学校教学方面，这使他在军事理论和训练上获益良多，也使他特别渴望到战场上一显身手。在抗大一分校向山东挺进途中，韦国清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提出了上前线杀敌的要求。彭德怀没有同意。韦国清没有气馁，1940年年初，韦国清提了两瓶酒找到朱德总司令再提此事。他终于说动了朱德，八路军总部即任命韦国清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当年3月，韦国清带领13名干部战士进至苏北邳县，来到了和日本侵略军战斗的最前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韦国清的辉煌岁月。现在，他来到了越南，在异国战场上独当一面。他深知工作不易，每一步都需深思熟虑。
1950年12月上旬，韦国清、梅嘉生等与越方总军委会商了下一步的作战方向，最后决定发起红河中游战役，越方又称“陈兴道战役”。
要扩大边界战役的成果，是越军总军委和中国军事顾问团一致的意见。对此，越军总军委早已有了预想。在边界战役前夕，武元甲就告诉陈赓，如果边界战役得手，应该乘胜前进，向红河三角洲平原地带发展。那里是越南两大粮仓之一，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拿下了红河三角洲将是越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最起码也可以就此解决越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至于是否向越南西北部地区发展的问题，武元甲认为，越西北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工作基础薄弱，土族、黎族、泰族群众和京族人在感情上有隔阂。再加上那里山高林密，地广人稀，筹粮特别困难，更兼交通不便，大兵团进出都很困难。即使拿下了越西北，对战局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待到边界战役结束，下一战役的发展方向问题就提出来了。中国军事顾问窦金波回忆，边界战役之后，关于下一个战役在哪里进行的问题，中国顾问团做过认真的考虑：
中国顾问团四首长在越北根据地。左起：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
边界战役后，顾问团曾建议，在西北地区开辟几个战场，打几个战役，夺取西北山地，这样既可以扩大与巩固越军已占领的根据地，又可以俯视越北平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控制战略主动权。在西北山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同时派部分部队，在河内东北地区打掉敌人未撤的据点，巩固已扩大的解放区。
但是越方有不同意见，坚持要夺取越北平原，直接威胁河内。这个问题在边界战役后的总结会议上就有所暴露。1950年11月下旬，越方提出在河内西北红河中游地区进行一次战役，顾问团仍认为应在西北山区寻求战机。但是为了顾全大局，顾问团没有继续争论，而是基本上同意了越方的 计划。
边界战役结束后，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组成上有一个重大改变，在越军营一级作战单位担任顾问的中国军官都奉调回国，或者到越军团一级指挥部担任中国顾问助理。顾问团在越军主力团设顾问一人，助理顾问二人；在师一级设顾问小组。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经过在中国整训，加上边界战役的实战经历，越军营连基层指挥员得到了很大锻炼，大都具备了独立指挥的能力。而营级单位的作战任务十分具体，常常身临战阵，在战场厮杀中不便于开展顾问性质的工作。另一方面，精通中越两种语言的翻译极度缺乏，在营一级担任翻译的越方人员常常不能在战斗情况下胜任工作。
中国撤回营级军事顾问，将顾问设置在团、师和总军委三级，趋势是逐步地将顾问工作向战役、战略方向转移。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之后，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边界战役之后如何确定战略发展方向，韦国清、梅嘉生确实费过一番心思，提出过移军西北的意见，但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意见还是不很坚决、不那么清晰的。分析了向西北进攻或向平原地区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利弊之后，中国顾问觉得，越军要在平原地区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困难之处在于那里的敌人据点星罗棋布，在开阔的地形条件下，法军机动部队能够迅速增援，便于发挥火力上的优势，特别是空军的威胁很大。但是越军也有有利条件，那就是越中边境已经连成一片，便于从中国得到补给；平原地区的京族农民倾向越盟，群众基础好。那里又是产粮区，可以就地取得补给，便于支撑重大战役。韦国清多年后曾向顾问团老战友说过：“越方提出要在平原地区寻找战机，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也有他们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也很快同意了（越方的主张）。”
中国军事顾问团同意红河中游作战计划也有来自自身方面的原因。边界战役的巨大胜利确实使许多顾问感到振奋，感到敌手并非原先想象的那么强。如果能够连打几个边界战役那样的大胜仗，是不是就能从根本上扭转越南战局以至夺取胜利呢？边界战役之后，陈赓和部下随意闲谈的时候，曾经兴奋地说，只要中央给我两个军，我将直下河内。
在1950年10月10日致陈赓的电报里，毛泽东认为：“这次胜利，是在敌人统帅部没有预料越军一次能集中2万余人及战斗力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敌人得了此次经验，必要谨慎些。越军围攻据点时，除老街等地十分孤立的据点外，其他据点的守兵必增多，其增援必加大，即要准备围攻一两千人的据点和打四五千人或更多些的增援部队。因此，越军必须做出新的计划，即再集中和准备2万人左右，其中应有包括山炮、野炮、反坦克炮、重迫击炮、榴弹炮等各种炮火的两个炮兵团。总之，在今后半年内外，越军需建设一支总数5万人左右的正规军，和有法军地面部队1万人的两倍以上的火力（法军1万人如有大小炮100门，则越军5万人须有大小炮200门以上），准备一次能歼灭法军1万人。当然在这样的大兵团建设过程中，只要有可能还需打多次规模较小的仗，锻炼部队的战斗力，而不要企图很快能打大仗。但是目前就应做出一次能歼灭法军1万人的计划，方能做到半年以后，能够打大仗。此项计划，请你在此次休整期内和越南同志商量做出，并电告为盼。”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后半部分中，一方面认为越军“只要有可能还需打多次规模较小的仗”，但又指示“目前就应做出一次能歼灭法军1万人的计划”，这实际上是说边界战役以后越军可以着眼于打大仗。如果将越军主力移向越西北地区，一时间还看不出有大仗可打。相反，将主力指向平原地区，必有恶仗大仗在前。
毛泽东发出这份电报的时候，彭德怀已经赶往东北，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向朝鲜边界集结，抗美援朝战争即将打响。当此之时，毛泽东仍然关注着越南战局，可见他心力所及，包含南北两端。
越军总军委和中国顾问团就红河中游战役达成了一致意见，韦国清向中共中央军委做了报告并获得了批准。同样，印支共中央也批准了越军总军委的计划。双方协调一致后，韦国清即命令师、团顾问随越军参加战役行动。
为实施红河中游战役，越军除投入第308师外，还投入了刚刚组建的312师。该师是越军第二个齐装满员师，原第209独立团是这个师的核心力量，原任团长黎仲迅担任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原第209团政委陈度晋升为副政委，代行政委职务。不久后他们分别成为第312师的师长和政委。第312师下辖第209、第165和第141三个团。
红河中游战役的意图是，仍然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先攻占红河三角洲边缘的一个或几个小据点，引诱法军增援，然后寻找战机围歼之。越军投入的总兵力为两个师（欠一个团）约2万人，于1950年12月26、27日两个夜晚向河内西北方向约40公里的永安地区长途奔袭。
越军总司令部前线指挥部的行动还要提前一步。窦金波回忆说：
1950年12月17日或18日，军事顾问团随越军总前指由左竹地区出发，向红河中游地区前进。这时，在我国北方已是严冬，而这里却像春天，田野里水平如镜，三三两两的农妇在弯腰插秧。稻田中夹着大大小小的丘陵，丘陵上都是茂密的树林、竹林，或是葵树林。那葵树的叶子像我们常用的做芭蕉扇的叶子，但很大，直径一公尺多，景致别具一格。
一路上，树上鸟飞鸟鸣，五颜六色的虎皮鹦鹉成群地嬉戏，也常见各色蝴蝶翩翩起舞。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就住在竹制的房子里，四面通风，又觉寒气逼人。
22日或23日，我们向右前方笼在云雾中的一座大山前进，那就是越南北部著名的避暑胜地三岛山。红河中游战役前线总指挥部也预定设在这里，我们将爬到山顶上协助越军指挥作战。
那山的南坡有法国人修的柏油马路上山，但我们是从北坡往上爬。北坡十分陡峭，天气虽然不热，也爬得我们汗流浃背。我们不时穿过一片片的树林，旱蚂蟥时常掉到我们的脖子里，汗水和血水流到了一起。我们午后开始爬山，直到晚上才爬到了山顶，真是筋疲力尽。向四面看去，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见。原来山顶上隐隐约约散布着七八座小别墅，房子完好门窗早已破损，这些房子就由越军总军委和我们中国军事顾问团做了指挥所。
1950年12月25日至1951年1月16日，越军红河中游战役示意图
越军总军委和随行中国军事顾问登上三岛山落脚甫定，越军的长途奔袭就开始了。武元甲对新的战役行动回忆说：
我同韦国清同志就我军转移到中游和平原地区作战的有利方面和困难交换意见。友方向我们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奔袭”战术：我军驻于距敌约15公里处，位于敌人炮兵射程之外，出其不意在晚上接近敌人，两三个小时内消灭敌军，解决战斗，天亮前返回出发的根据地。这种打法限制了敌人飞机、大炮的火力，特别是飞机的火力。但只能用于打点。这正好与我们以前的打法相符合，即在一夜中全歼敌人据点，借以限制敌空军和炮兵的压倒优势，并使敌人援兵不起作用。不同的只是这次是打敌人平原地区的据点，部队必须从更远的地方出动接敌，对体力的消耗更大。
……
1952年12月下旬，我军两个主力师从高平、谅山秘密南移……军团突然出现，连续行军，像一阵大风掠过根据地。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和整顿，中国援助的粮食大大改善了供应，战士们在胜利和战线南移的鼓舞下，精神焕发，体力充沛。
为了尽快展开战役，第312师边行军边组建地开向战地。此时该师第165团正在越中边境的老街地区肃清残敌，来不及向南靠拢，第312师以两个团参加战斗。
按照战役第一阶段的预定计划，越军夜间长途奔袭，以分散的兵力在同一时间向敌人的数个孤立据点进攻，速战速决速撤，保持战斗的隐秘性，以主力静待打援。
对越军的战役行动，法军毫无知晓，当地指挥官还派出一个外籍兵营从永安北出，向丘陵地带扫荡越军游击队。第308师担负第一阶段作战的主要任务，于12月26和27日两个晚上袭占了红河三角洲平原西北边缘的五个小据点。
法军不知底细，派出扫荡的一个营徘徊而进，于12月27日下午在永安以北的春泽盆地与第312师遭遇后被围。待到夜幕降临，刚刚从副团长升任团长的阮鹏指挥第209团向春泽之敌发起进攻。交战两小时后，法国的外籍兵营溃败了，除死伤者外，士兵们纷纷逃入山林，有240人被俘虏，其中包括一名上尉营长。第312师首战告捷，12月27日就成了这个师的诞生日。
越军初战得手，法军却没有动，因为塔西尼尚未判断出越军进攻永安的意图。越军主力遂按预案于1951年1月13日向永安以北的据点保竹发起攻击，那里有50名法军驻守着。越军力图吸引永安之敌出援，按照边界战役的模式在野外予以围歼，预计的战役中心是永安。黎仲迅率第312师在永安以北设伏，王承武率第308师在永安以北偏东方向集结，准备打援。
永安位于太原省以南的平原和丘陵交错地带，是从西北方向进入河内的必经之路。它正好处在红河三角洲的西部顶角上，占领永安，就可以切断法军与越南西部地区的联系，打开继续向河内进攻的大门。由于这是一个战略要地，法军在永安及附近地区布置着两个机动集群，即第1和第3机动集群，每个集群有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总兵力约6000人。
越军的保竹之战又成功了，第308师全歼了保竹据点里的50名守兵。14日夜间，第312师以一个团进行了10公里奔袭战，进攻永安北面的巴萱据点。摸到了据点跟前进行偷袭的越军进展顺利，直到剪开了敌人第一道铁丝网时才被发觉，越军即转为强攻。战斗持续了一夜，打到天明，付出少量牺牲的越军赶在法军援兵之前占领了巴萱，法军守军数百人多数被消灭。
这两个战斗打痛了法军，塔西尼判断出越军主力已经集结在永安地区，立即命令永安法军向北出援。
驻守永安的法军第1集群于1月14日出动解救保竹，其前锋部队遭到了第209团的伏击，法军的一个塞内加尔营几乎被全歼，一个阿尔及利亚连遭到重创。当日下午，法军第1集群在炮火掩护下撤回永安，而永安之南数公里就是东西长达10余公里的玛萨湖沼泽地带，法军只得背水一战了。越军占领了永安北部几个重要的丘陵高地，这些高地俯瞰永安，法军防务完全暴露在眼下。第312师一部还向南前进，插到了永安法军第1集群和在它东面的第3集群之间，把两个集群分割开来。
在战壕中准备战斗的越南人民军战士
战局对越军十分有利。
意识到永安战局至关重要，塔西尼于14日白天乘一架轻型飞机赶到永安亲自指挥战斗。他命令法军第2集群立即携带重装备从河内出援，同时命令一部分远在西贡的空军作战飞机向越北转场，支援永安前线。
15日清晨，越军第312师第209团向永安以北大约7公里处的210高地前进，决心在法军赶到之前抢先占领210高地，进一步分割法军。
法军第2集群在这天清晨赶到了永安战区，总兵力增至1万多人。法军先头部队立即向210高地冲击。210高地，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钉子山”，这个杂草丛生的山包成了当日战斗的焦点。
越军和法军几乎同时到达钉子山脚下，越军在山北，法军在山南。结果越南战士抢在北非兵前面先一步冲上山顶，一顿手榴弹把敌人砸了下去。
但是越军的攻势到此为止了，前线指挥员未能在有利的战势下发动进攻，反而打起自己并不擅长的阵地防御战来。法军争取到了喘息时间，在15日中午夺取157号高地，从侧翼威胁210高地。
战斗主动权就此易手。16日，塔西尼指挥法军大举反攻，从越军手里夺回210高地和它东侧的47号高地。法军还利用仅有的一点时间巩固了自己的阵地。
越军却选择了这样的时刻发动进攻。16日下午5时，越军第308师向永安北边几个刚刚被法军夺回去的高地发动猛烈进攻。战斗持续整整一夜，越军战士不怕牺牲，冒着法军的猛烈炮火冲锋，在激战中一度夺取了210和157高地的中央制高点。
但这回法军表现得也很顽强，退守到两个高地的两翼山腰间就不再后退。接近天亮时，法军空军对立足未稳的越军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法军甚至把运输机都用来投弹。猛烈的凝固汽油弹轰炸和机枪扫射，造成了越军不小的伤亡。
1951年1月17日早晨，对交战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塔西尼使用了预备队，命令第2集群的三个营投入永安以北诸高地的争夺战。第308师也投入了新的战斗力量，终因没有空中支援，部队伤亡太大，王承武不得不命令撤出战斗。但这时越军的协调出现了问题，第308师刚刚撤出，第312师却开始攻击，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数百名越军战士被俘。战至17日中午，越军总军委命令撤出战斗。
法军没有追赶，因为他们自己也已经筋疲力尽。
红河中游战役至此结束。双方都付出了千余人的伤亡，越军没有实现战役意图，但法军的损失也不小。从兵员消耗上说，越法双方大体得失相当，打成了平手。
事后检查，越中双方指挥员对法军在平原地区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特别是对法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和威力估计不足，对法军初次大量使用凝固汽油弹亦感到突然，受到轰炸时感到不知所措。另一个原因是越军指挥员在15日的战斗中主动进攻的意识不足，失去了好几个战机。
中国军事顾问团不得不随同越军总部撤下三岛山。顾问团秘书王振华回忆说：“一开始我们是比较乐观的，还在三岛山度过了1951年元旦。节日那天，越军总军委送来了法国香槟，我们还和越军指挥员进行了联欢，武元甲、黄文泰还来和大家一起跳了舞。当时我们是说好了，我们既然是从三岛山背后爬上来的，打了胜仗我们就从前山翻下去。没想到最后竟是没打好，我们不得不又从三岛山背后下了山。”
具体到这次战役指挥，中国军事顾问的作用比较有限，越军总军委和顾问团团部远离战场，这或许也是战役进展未能顺利的另一个原因。
永安之战使韦国清对越军的了解加深了一步。他确信，越军急需进行整训，解决在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高战斗力，以逐渐适应运动战、攻坚战和歼灭战的需要。1951年1月27日，韦国清将这些想法向中共中央军委做了报告。两天后的1月29日，毛泽东电复韦国清：“（一）同意你提出的整训计划。（二）越南同志的缺点要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使他们能够接受你们的意见，而不要引起他们的反感。他们现有的缺点正是中国军队在幼年时期所曾经有过的，并不足怪，只有用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在长期锻炼中才能使他们逐步改进。”
接到这个电报，韦国清心里踏实多了。
然而战场主动权毕竟是掌握在越军手里了，胡志明对此坚信不疑。1951年2月11—19日，在越北根据地举行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罗贵波应邀列席。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胡志明当选为党的主席，长征为总书记。这次大会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将印度支那共产党更名为“越南劳动党”。
之所以改变党的名称，是由于印支共认识到，手中已经有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党无须继续处于秘密状态了，党应该公开，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公开后的党改称“劳动党”更有利于建立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从另一个方面说，虽然该党长期以来将“印度支那”冠于党名之前，实际上老挝和柬埔寨的党员极少，绝大多数党员是越南人。改名之后的党与党员的组成成分比较吻合。
胡志明在会议上做政治报告。报告中说，自从有了“共产国际”，“世界革命人民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而我们党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晚辈之一”。
在政治报告中，胡志明没有提及中国顾问入越援助一事，但他特意阐明了越南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关系，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越南革命应该学习，而且已经学习到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这是我们越南革命者应该牢记和感谢的。”在政治报告的结尾，胡志明还说，越南战争之所以会最后胜利，还在于“我们有着人类最英明的、当之无愧的兄长和朋友，这就是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
胡志明谈到了华侨问题，说：“必须保护遵守越南法律的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对于华侨，最好鼓励他们参加越南的抗战。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将同越南公民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尽同样的义务。”
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胡志明说：“我们抗战，柬埔寨和老挝两个兄弟民族也进行抗战。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干涉者是我们和柬埔寨、老挝民族共同的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支援兄弟般的柬埔寨和老挝，支持他们的抗战，进而成立越—柬—老民族统一战线。”
胡志明的这段话，为日后越法战争加速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埋下了伏笔。根据胡志明的意见，会议在决议中专门阐述了越南劳动党的印度支那政策：“由于印度支那是一个战场，越南革命有配合柬埔寨和老挝革命的任务，所以，现在要积极地帮助柬埔寨和老挝革命，发展游击战，建设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
武元甲在会议上做军事报告，阐述了加速越军正规化建设的任务。
1951年3月3日，在越北根据地举行的仪式上，胡志明正式宣布越南劳动党成立。他发表了简短讲话说：“越南劳动党的目的，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团结全民，为国效劳。越南劳动党的任务是，坚决领导全民走向：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印支共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举行和越南劳动党的成立，标志着越法战争的进一步复杂化。从那以后，印度支那战争越来越具有地区性有限战争的大国际背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