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军阀是在南北战争过程中达到全盛的，这个时候的皖系军阀在北方控制着国会，在南方则召集直系和奉系共同对抗西南系，而标志着皖系全盛时期开始的重要事件，就是安福国会的成立。段祺瑞从担任总理以来，几度沉浮，除了和黎元洪、冯国璋两任总统斗法，就是和国会议员们斗法，段祺瑞一直想控制国会，但是各个派系的存在让国会始终不在皖系的控制范围内。直到安福国会成立，段祺瑞才真正只手遮天，这个时候中国是战是和，就完全取决于段祺瑞的一句话，而皖系的政客和军人也纷纷占据了国家机构中的主要位置，这一时期成为这个短命的军阀团体最辉煌的一段日子。
皖系军阀自来有“四大天王”或者是“四大金刚”之说，查找民国历史的资料时也会发现很多书中提到了这四位在皖系军阀中呼风唤雨的人物，很多作者认为既然是在皖系中说一不二的人物，至少应该手握军权，所以这四位人选有各种说法，总结起来包括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倪嗣冲、曲同丰。其实，所谓皖系的“四大天王”或是“四大金刚”，主要指的是皖系在成立“安福国会”前后最出力的四个人。安福俱乐部早期，徐树铮一直在外活动，所以是由靳云鹏和傅良佐负责的，后来傅良佐兵败湖南，靳云鹏被徐树铮挤走，把持安福俱乐部的是徐树铮和曾毓隽。
事情说起来还要追溯到1917年的3月初，段祺瑞与黎元洪“府院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段祺瑞的对德绝交案接连在国会碰壁，根据段祺瑞身边的人回忆，说段祺瑞在与黎元洪争吵时表达过“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的意思。其实当时的黎元洪手中既无实权也无兵权，“府院之争”与其说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个人争斗，不如说是内阁与国会以及国会之间不同派系的争斗。
说到这里有必要聊一聊民国早期国会中的主要政党，在袁世凯执政时，国会中的四大党派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先是宋教仁在1912年8月将同盟会和一些小的党派合并为国民党，随即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成为国会第一大党；随后，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团体“预备立宪公会”组成统一党；而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和统一党，联合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等立宪派团体组成共和党；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团体“共和建设讨论会”联合以孙洪伊为首的共和统一党、国民协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立宪派团体组成了民主党。此后，为了在国会中制衡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又组成了进步党。
到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国会形成了新的格局，主要的除了国民党外，还有交通系和研究系。在宋教仁遇刺之后，国民党党员有的追随孙中山南下，有的则继续留在国会中，虽然势力大不如前，但在国会中依然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稻园派”，稻园派包括孙洪伊、王湘、丁世峄、谢远涵等，因为经常在稻园开会而得名，他们是国民党的骨干力量。交通系和研究系则是由原来的进步党分化出来，其中交通系的魁首是梁士诒，而研究系的魁首则是梁启超。梁士诒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因此以他为首的派别就被称为“交通系”，他本人更是有“梁财神”之称。交通系到后期分裂为旧交通系和新交通系，旧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包括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汪有龄、朱启钤等，新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则包括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研究系是所有派系中政治理念最为清晰的一支，他们的魁首梁启超拥有一套完整的议会政治论。
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发表了《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详细论述了议会的组织、选举、投票等，并且认定“议院为今世最良之制度”，倡导政党政治，并且主张效仿英国政体组织议会。研究系的主要人物包括梁启超、汤化龙，以及在君主立宪运动中曾与梁启超有过合作的官僚士绅。
在段祺瑞组阁以后，交通系和研究系都逐渐靠拢到段祺瑞的身边，在西原借款的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时以稻园派为首的国民党在国会中依然占据着主要席位，尤其是孙洪伊经常在会议上和徐树铮发生冲突，引发阁潮。段祺瑞随即指派徐树铮联络交通系和研究系的要员，拉拢国会中的中小派系，以制衡国会中的国民党。但徐树铮为人跋扈，即便是交通系和研究系中也有人对他颇有微词，徐树铮只好找来靳云鹏、傅良佐、曾毓隽等商议，这四个人就此构成了皖系的核心。
1917年3月27日，在徐树铮的背后策划组织下，靳云鹏、李国筠等联合合平社、澄社、宪政会、新民社、衡社、静庐、正社、友仁社、宪法协议会、苏园等十一个政团组织，成立了“中和俱乐部”，所谓“俱乐部”就是大家都要得到利益、都要欢乐，当然，只要加入了这个“俱乐部”，就得先让段祺瑞欢乐才行，段祺瑞欢乐了，加入的人才能欢乐。
段祺瑞再造共和之后，瓦解了国会中的主要势力国民党，稻园派的孙洪伊南下，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不再。更为重要的是，在段祺瑞讨伐张勋的过程中，交通系和研究系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等于是中和俱乐部、交通系和研究系勠力帮助段祺瑞驱逐了张勋。虽然段祺瑞还没有再次组阁，但是他已经开始积极为组阁做准备，虽然得到交通系和研究系的支持，但段祺瑞决心完全将国会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交通系和研究系当时和段祺瑞走得很近，但是研究系的梁启超并不是唯段祺瑞马首是瞻的狗腿子。梁启超对于政党政治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支持段祺瑞，正是因为他认同应以国会来制衡总统的权力。段祺瑞虽然不想做总统，但是他却希望能够拥有左右府院的力量，所以才会造成他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三任总统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梁启超原本是康有为的学生、保皇党的高层，后来又脱离保皇党投身革命党，从帮助康有为鼓吹保皇到后来又反对康有为，从帮助袁世凯组建进步党到又反对袁世凯，这样的人往往是认理不认人。
此时傅良佐因为在湖南战败，不方便回到前台，徐树铮在奉天与天津之间为与奉系的外联奔跑，只有靳云鹏和曾毓隽在京，于是段祺瑞就指示这两个人改组中和俱乐部。
1918年3月7日晚，在靳云鹏和曾毓隽的安排下，中和俱乐部的主要成员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黄云鹏、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开会，因为俱乐部场所设于安福胡同，故而名为安福俱乐部，并将3月8日定为正式成立日。成立之后，安福俱乐部设立了王揖唐主管的干事部、田应璜主管的评议会、李盛铎主管的政务研究会，干事部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的下面设股。其人员之众、机制之周密，甚至比国会犹有过之。其实自国民党解散之后，国会中的各派似乎取得了某种共识，不再使用政党名义而改用所谓俱乐部的名义。
因为在安福俱乐部成立期间，不管是台前幕后均以靳云鹏出力最多，而曾毓隽为人低调、随和，不管是徐树铮还是靳云鹏，曾毓隽都能甘当副手，这样一来，使得靳云鹏在皖系尤其是安福俱乐部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时徐树铮在外、傅良佐兵败，靳云鹏借此成为“四大金刚”之首，皖系除段祺瑞之外的二号人物。3月23日冯国璋请段祺瑞出面组阁，段祺瑞随即第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则出任参陆办公处主任，更是与曾毓隽一外一内成为段祺瑞的左右手，同时也是安福俱乐部的幕后主脑。但是段祺瑞一上台，在权力分配上自然不能少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徐树铮，而徐树铮因为导奉系入关，也在段祺瑞组阁的过程中厥功至伟，再度回到北京的徐树铮比之前更加张扬。
4月7日，安徽督军倪嗣冲抵达北京，他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选举权尽快进行总统选举，倪嗣冲的意思是尽快驱逐冯国璋，让皖系真正控制北京政府。但徐树铮却不着急，他坚持认为还是由新国会选举总统比较妥当，而且提早选取总统也是不合法的，这时徐树铮便开始着手策划新的国会，而这个新国会正是建立在安福俱乐部基础上的，后来被人称为“安福国会”。
徐树铮要以安福俱乐部的基础来策划国会选举，从而在国会中取得绝对优势的席位数量，进而真正意义上把持国会。第一步，就必须取得安福俱乐部的控制权。对靳云鹏而言，他自然不想放掉手中的权力，可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靳云鹏纵然再不愿意，也奈何不得徐树铮，只好拱手将安福俱乐部的指挥权交给了徐树铮。
徐树铮掌握了安福俱乐部，但是却与靳云鹏之间有了隔阂，彼此见面也不再像之前那么融洽。靳云鹏毕竟不是惯于甘居人下的曾毓隽，而徐树铮对靳云鹏的态度自然也不像对待曾毓隽，所以取得了靳云鹏在安福俱乐部的地位之后，徐树铮又开始对参陆办公处的事务指手画脚，甚至越俎代庖地替靳云鹏发号施令。按照曾毓隽后来的回忆，靳云鹏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总是不太舒服的，他不甘心就此放弃参陆办公处主任的职务，但是也奈何不得徐树铮，只好请了病假回家养着，肩上扛着参陆办公处主任的职务，却把实际工作和权力转交给了徐树铮，由着他去兴风作浪。
新国会的选举事宜正式开始被拿到桌面上，但当时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五个省对此次国会选举表示反对，而湖北、湖南和陕西三省则由于南北战争正处于战乱之中，因此能够参与国会选举的，仅仅有十四个省。而此时的国会内部，已经逐渐出现了安福系、交通系和研究系三足鼎立，其他小派系勉强存在的情况。安福系在成立之初，就迅速吸收了诸多的小派系，从而壮大成为国会中最强有力的一个派别。
另外，新交通系几乎是毫无悬念地与安福系站到了一起，使得交通系的实力大幅缩水。其实新交通系与安福系本来就已经纠缠不清，段祺瑞主张推动的西原借款，就是由交通系的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出面推动的，另外，段祺瑞与交通系的曹汝霖、吴鼎昌都是天津裕元纱厂的股东。而旧交通系的魁首梁士诒与研究系的魁首梁启超之间也是关系微妙，两人本来有同乡之情又有同窗之谊，但却因为不同的政见以及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早已心生罅隙。
根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的记述，除了拉帮结派，安福系还极力拉拢交通系，安福系当时许诺在大选成功之后，任命梁士诒为参议院院长。安福系对交通系投之以桃，交通系则对安福系报之以李，梁士诒捐给安福系助选资金200万元，曹汝霖和叶恭绰则捐出70万元，段祺瑞甚至还挪用国库资金和盐税作为助选资金。而研究系方面得到的资助就少得可怜，仅有与段祺瑞不和的冯国璋捐出的40万元，其他一些与梁启超关系亲密的地方督军出资数十万元。在有了大笔的资金之后，安福系就到处奔走大肆贿选，据当时上海的《申报》揭露，很多研究系的人在被安福系贿赂之后，都转而投入了安福系的怀抱。在《申报》刊登的《苏州：众议员初选举之怪状》一文中描述到这样的场景：苏州一个商人花钱买动了四百多人，投票前用酒席招待他们，足足开了五十多桌的酒席，前来赴宴的投票者中十之六七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而根据《盛京时报》记载，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是把初当选的人集中起来，公开宣布了推荐名单，用枪杆子指着这些人宣布“不准选举限外人员”。
结果不言而喻，国会大选结束之后，计票结果显示安福系在国会中获得330席次，而旧交通系获得120席次，研究系只获得了20余席次，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凡是递送到国会中的议案，只要国会议员半数支持便可以通过，之前国民党独大时在国会中也不过占据200余席次，所以诸多议案才会争执不下，如今安福系在国会中坐拥330席次，俨然已超过半数，就是说任何一项议案只要在安福系中通过，也就可以在国会中通过了。但其实交通系和研究系也已大半归到段祺瑞的麾下，交通系的魁首仍然是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则是交通系的巨头人物，龙建章、沈云沛、梁鸿志等为主要人物，其中龙建章和叶恭绰更是被称为交通系的龙虎二将。加上新交通系的亲日派巨头曹汝霖、陆宗舆、丁士源等，都已经聚集在段祺瑞身边。而段祺瑞的内阁阁员则多为研究系成员，段祺瑞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等都是研究系在后面出谋划策。
所以，到安福俱乐部控制国会，形成了安福国会之后，段祺瑞真正全面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对内，参议院和众议院完全都在段祺瑞的控制之下；对外，段祺瑞早已经是皖系公认的魁首，加上又拉拢了直系的实力派曹锟、奉系的实力派张作霖，段祺瑞及皖系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北洋系的盟主。1918年的段祺瑞和皖系军阀都处在他们整个政治生命的巅峰期，段祺瑞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也终于一手缔造了“皖系帝国”，当时吴佩孚征讨湖南，西南系苦苦支撑，西原借款的大量真金白银充入国库，所有的事情对段祺瑞来说都是那么美好，“武力统一”似乎即刻就要梦想成真。
虽然没有效仿袁世凯复辟帝制，但段祺瑞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超越了袁世凯，以国务院总理之名实实在在地左右着民国的时局。当时的段祺瑞也坐拥中国最强的嫡系力量：靳云鹏虽然不再担任参陆办公处的主任，但依然承担着编练新兵的职责；徐树铮则负责操纵国会，参众两院的所有议案几乎都由他来决定；背后有日本人做靠山，花钱的事情不用操心；身边有一文一武两大盟友，文的是梁启超和研究系，武的是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面对着满把的好棋，心高气傲的段祺瑞有的也只是“幸福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