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近代中国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李鸿章在德国与“铁血宰相”俾斯麦会晤之后，大批的德国军官涌入中国，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军事改革与德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由于主要战场在欧洲，所以被时人称为“欧战”。因为中德两国自清末以来的特殊关系，虽然当时中国并没有参与欧战，但很多人也都是站在德国所代表的同盟国一方。直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美国、日本等中立国家相继卷入，作为远东重要国家的中国必将面临抉择。
1917年2月3日，美国正式宣布与德国中断外交关系，第二天美国照会各中立国政府，欢迎中立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也是极力劝告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号召，加强中美合作关系，抵制日本的入侵，从而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取得发言权。但是段祺瑞却是亲德的，他平常吃西药也只吃德国药，每当论及欧战的局势，更是坚信德国陆军必胜。不过当时日本的大隅内阁倒台，新上台的首相寺内鼓吹日中“亲善”，与段祺瑞走得很近。段祺瑞既然与日本关系亲近，而日本也已经向德国宣战，因此在2月7日，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致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询问若中国对德绝交日本政府的态度，章宗祥回复：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
虽然段祺瑞支持对德绝交，但徐树铮和梁启超却是极端的亲德派，国会议员则大多同情协约国，抨击德国的黩武政策。但是荒诞的一幕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段祺瑞原本反对对德绝交，而黎元洪则支持对德绝交，待到段祺瑞站到支持的一方时，刻意要和段祺瑞唱反调的黎元洪却站起来反对对德绝交。
段祺瑞和黎元洪还分别就对德问题密电各省军政大员及全国名流征求意见，结果得到的答复多是反对对德绝交，北洋系的冯国璋、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坚持中立反对对德绝交，孙中山、唐绍仪、章炳麟、康有为、马君武等名流也认为应该坚决中立。中国政府为了答复美国的照会，专门由外交部向美国公使芮恩施询问，于2月8日得到“美国必将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的责任，而不致影响中国对于军事设备及一般行政的统制权”的回复。9日，段祺瑞内阁阁议通过，中国政府向德国致送通牒，要求德国取消潜艇政策，否则中国将和德国绝交，同时，又向美国公使发出照会，声明中国将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对中国政府的反应，日本外相本野在支持之余也表示有些遗憾，因为中国之所以考虑对德绝交，是受到美国的影响而非日本。
尽管如此，国会对是否对德绝交依然争执不下，议员李肇甫赞成绝交，马君武则持反对意见，双方为此甚至险些大打出手。双方都很难说服对方，只好电请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北上。冯国璋原本是亲德的，但因为张国淦再三劝说，并多次强调对德绝交的有利之处，使得冯国璋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在北上途中，冯国璋先是在津浦路上会见了亲德的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在22日抵达天津时，亲德的朱家宝又上车陪送到黄村。
冯国璋于1917年2月22日晚抵达北京，北京政府为欢迎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总统黎元洪邀请冯国璋到总统府下榻，但冯国璋怕引起段祺瑞和其他北洋系将领的误会，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于是，黎元洪只好到禁卫军司令部答拜。24日，自美国公使馆传来秘密消息，说英国截获了一封德国外交大臣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秘密电报，电报上称，如果墨西哥站到同盟国一方并且对美国宣战，德国将会协助墨西哥，将美国西南部还给墨西哥。消息传来，美国与德国的关系更为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也变得更为复杂。这件事对冯国璋的影响也非常大，使得他在对德问题上的主张又再次偏向赞成对德绝交。
到了这个时候，黎元洪的幕僚们终于意识到形势不容乐观，即便是丁世峄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资历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实力才决定谁说话算数。此时，段祺瑞依然对黎元洪方面责令徐树铮去职耿耿于怀，既然国务院秘书长去职，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也必须去职，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勋发来一封电报痛斥丁世峄，徐世昌、王士珍和冯国璋表示出对此事不闻不问的态度，识趣的丁世峄只好退出总统府，25日由夏寿康继任秘书长。
当天晚上，冯国璋在五条胡同徐世昌的私邸里和北洋系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进行了会晤，这是北洋系内部的一次重要碰头会议，徐世昌和王士珍当时已经毫无实权，所以只是充当中间人，冯国璋当时态度虽然出现动摇，但是已经渐渐倾向于赞成对德绝交。但是经过会谈之后，发现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便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说他进京只是为了疏通府院矛盾，对德问题也只是研究研究不下定论。冯国璋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而段祺瑞却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那就是之前和段祺瑞一样亲德的梁启超。梁启超变成反德派之后，甚至自我解嘲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以至于招致他的老师康有为发函谴责。
冯国璋就对德问题并没有表态，但其实就等于是表了态，对黎元洪一方来说，他本来寄希望于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是当时除段祺瑞以外北洋系中的第二号实力派人物，他若是表态反对对德绝交，段祺瑞必然有所顾忌。可如今冯国璋不表态，首先证明段祺瑞的影响力已经完全凌驾于北洋旧人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之上，其次也侧面说明冯国璋如今也可能已经站到支持对德绝交的一方。同时，德国驻华公使辛慈也在中国拼命活动，三番五次向冯国璋发出邀请，请他到德国公使馆赴宴，但冯国璋均予以婉拒，这更让黎元洪意识到，冯国璋已经转向支持对德绝交。
1917年2月28日，段祺瑞命令陆徵祥以总理代表名义与驻京的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在权利方面，段祺瑞提出逐步提高关税、缓付庚子赔款、废止《辛丑条约》中部分内容等；在义务方面则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提出不会向欧洲派兵，但是会提供原料及劳工给协约国。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进行了会谈后，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回复陆徵祥，各国表示对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各条款均持赞同意见，具体办法另行研究，并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对德宣战。同时，日本政府则派专门代表会晤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鼓动中国尽快对德宣战。另外一方面，日本寺内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也与段祺瑞方面秘密协商“经济援助”。
3月1日，就对德绝交问题，段祺瑞及内阁所有成员在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黎元洪提出这个问题需交由国会讨论才能确定。于是，段祺瑞在2日以国务院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进行座谈，此前因为嚣张跋扈在国会中颇多非议的段祺瑞，这次非常难得地依靠自己有理有据的发言取得了议员的支持。3日，国会通过对德绝交的法案，并草拟出致日本政府的节略，交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交给日本政府，但是这个电稿呈到总统府以后，却被黎元洪搁置下来。4日，段祺瑞带着内阁成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章，同时请黎元洪将给驻日公使的电报发出。
之前段祺瑞做事跋扈惯了，尤其是徐树铮在的时候完全不把国会放在眼里，很多草案在国会通过时都是磕磕绊绊。黎元洪主动提出把对德绝交案交由国会审理，哪里知道国会居然通过了段祺瑞的提案，本来总是把“国会”放在嘴边的黎元洪，这一回没有办法，只好把段祺瑞最爱念叨的军人放到嘴边，表示“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以前总是攻击段祺瑞的阁员们，这一次把怒火对准了黎元洪，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着桌子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简直像专制皇帝一样了。”早已按捺不住的段祺瑞，更是直接提出辞职，随即带着全体阁员退出总统府。
段祺瑞没有通知任何人，在当天晚上就要乘坐专车离开北京，正在出席陆军军官欢迎会的冯国璋扔下碗筷直奔火车站。冯国璋到底是老大哥，他劝段祺瑞不要负气，要以大局为重，但段祺瑞此时对黎元洪的忍耐已经到了极致，他说黎元洪“这个人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和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然有特权，内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还要尸位素餐呢”。段祺瑞哪里听得进冯国璋的劝告，一意孤行地坐火车去了天津，随后下榻在意大利租界段芝贵的私邸。
当时总统府秘书长是夏寿康，但他却对府院之事不多过问，总统的要务多是由黎元洪的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做主，这些人和丁世峄一样，都是读书人出身，对政治有想当然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段祺瑞离京正中下怀，因此便给黎元洪献计请徐世昌和王士珍出来继任内阁总理。当初徐世昌和王士珍不组阁，是因为段祺瑞在，他们不敢，现在段祺瑞主动离开不正好给他们机会了吗？想来自古读书人做事，都是想当然的纸上谈兵，其实，枪杆子握在谁的手里谁才有说话的资本。黎元洪厌烦段祺瑞已久，不想让他回京，但是时人心里都清楚段祺瑞在中国的影响力，国务院总理那把椅子看着诱人，实则荆棘横生，黎元洪就是用八抬大轿来请也没有人敢坐上去。
1917年3月5日，直隶省长朱家宝向冯国璋告密，说段祺瑞已经拟好了辞职出京的通电，准备把府院之争摆到桌面上交由北洋系军人来评论。段祺瑞的通电还没有发出，各省军阀获悉段祺瑞辞职离京的情形后，纷纷致电北京极力挽留段祺瑞。总统府的那些书呆子幕僚完全傻了眼，黎元洪不得已请来冯国璋、徐世昌和王士珍讨论政局，黎元洪的气焰完全没有了，他转而请求冯国璋亲赴天津劝段祺瑞回京。于是，冯国璋连夜坐专车抵达天津找到段祺瑞，告诉他“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冯国璋和段祺瑞在第二天一起回到北京，冯国璋到总统府向黎元洪报告任务完成，而段祺瑞则径直回到府学胡同的私邸。
7日，段祺瑞回到国务院办公，头一件事便是发出致章宗祥的电报，下午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到总统府见黎元洪。见面时段祺瑞和黎元洪都是一脸严肃，段祺瑞详述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时，黎元洪也始终只是听着，却未置一词。
10日，段祺瑞出席众议院，正式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院以331票对87票表决通过。
11日，段祺瑞又出席参议院，参议院以158票对35票表决通过。参议院做出表决的当天，在北京被府院之争搅得心灰意懒的冯国璋离京南返。
14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发布外交照会，黎元洪同时布告全国。在对德绝交以后，中国政府随即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并且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
所谓“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在对德国侨民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依然秉承友好的态度，除了继续留用在中国各部门中服务的德国人，各地的德国商人依然照常经营，德国传教士也可以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回国时，黎元洪还专门送给他很多礼物。
政府宣布对德绝交之后，梁启超率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虽然府院之争以黎元洪的妥协宣告结束，但当时各地反对对德绝交的还大有人在。自清末以来，中国军事教育深受德国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心中早已经烙刻下“德国陆军天下无敌”的思想，康有为获悉对德宣战之后，就效仿伍子胥发出“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的悲观感叹。
11日，回到南京的冯国璋发电反对参战，段祺瑞随即电问冯国璋为何出尔反尔，原来，这封电文居然是冯国璋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而伍宪子则是康有为的门生，为了怂恿冯国璋反对参战，在康有为的指使下竟然擅自以冯国璋的名义发出了电报。不过，随后反对参战的电报则不断涌入北京，14日张勋寒电，16日王占元谏电，不久上海商界联合会也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
当时的人都知道，绝交不过是个开始，绝交就等于站到了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恐怕也是早晚的事。对军人们来说，他们很珍惜自己在地方上的军事力量，也不愿远涉重洋去和“天下无敌”的德国陆军作战，那等于是自讨苦吃；至于社会各界，则是自来受到舆论影响，只知道德国陆军多么厉害，就像是玉皇大帝的天兵天将一般神勇，更兼鸦片战争以来也实在是给外国军舰打怕了，因此极力反对对德宣战。黎元洪也坚持认为对德问题只能到绝交为止，坚决反对宣战，而北洋系的元老徐世昌、王士珍也认为对德宣战太过冒险，唯有梁启超坚持对德宣战。其实此时的府院之争虽然已经不在明面上，但更加胶着，总统府幕僚哈汉章极力怂恿黎元洪联合冯国璋压制段祺瑞，蒋作宾则与当时新近崛起的张作霖有密电往来。
22日，广东督军陆荣廷应邀入京，他也是护国战争之后西南派遣入京的第一个军人，所引发的轰动不亚于冯国璋入京。他先是在南京见过冯国璋，又于24日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嗣冲陪他到徐州会晤张勋。张勋与陆荣廷早年曾在苏元春的营中共事，与陆荣廷交好多年，亲自到车站来迎接这位西南军事大员。三人在徐州巡阅使署大花厅摆宴，席间倪嗣冲再次提到反对对德宣战，但被陆荣廷敷衍过去。
28日，陆荣廷抵达北京，先后与黎元洪和段祺瑞见面，随后于29日到紫禁城会见末代皇帝溥仪。
但是，陆荣廷一到北京就表示“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做好了“解甲归田”的准备，并且极力推荐部下陈炳焜、谭浩明继任广东、广西两省督军，同时示意北京政府能尽快撤换广东省长朱庆澜。为了拉拢陆荣廷，北京政府随即于4月10日发布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并任命陈炳焜为广东省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省督军。利用府院之争讨到便宜的陆荣廷不欲继续蹚北京的浑水，随即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便悄然南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