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了政治斗争旋涡的段祺瑞躲在西山做起寓公，像他的老上司袁世凯一样，段祺瑞也摆足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劲儿，似乎就算是北京城里山呼海啸，他也不再过问了。段祺瑞甚至时不时地向袁世凯催促一下工资，毕竟是带薪养病不是停薪留职，而袁世凯则完全没有心思去答理段祺瑞，就在1915年的冬天，他的登基大典已经准备完毕，只等着演完最后一出戏，就在早已选定的黄道吉日落下最后一笔。
1915年8月，段祺瑞和徐树铮刚一离开，杨度和梁士诒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筹安会和请愿会，帝制复辟藏着掖着很多年，终于堂而皇之地开锣了。同时，袁世凯还找到了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和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影射中国只能施行帝制；而有贺长雄主张中国改行帝制，施行君主立宪，只要中国效仿日本，就能跟日本一样成为亚洲强国。如果中国人自己说你们不信，好吧，那就听听人家洋博士的，毕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嘛！
如果气势烘托得还不够足的话，那么就演一场历史剧：1915年12月11日，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各省选出的“国民代表”向袁世凯上书，文中对袁世凯的称呼由“我大总统”更改为“我圣主”，这几乎就跟史书上写的一帮文臣武将跪下去对着头领说“请为了天下苍生，速速继承大统”的情景一模一样。心领神会的袁世凯推让了一番，这些“国民代表”随即又拿出一篇更加恢宏的“推戴书”，这篇用了五分钟完成的两千六百字的推戴书，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算是把袁世凯捧上了天。已经迫不及待的袁世凯，草草走了个“我本来不想当，是你们非让我当”的过场，就赶紧进行称帝的程序了。
几乎只隔了一夜，中华民国就变成了中华帝国，大总统袁世凯就变成了大皇帝袁世凯。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两百余人，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做司仪，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整齐划一地向袁世凯三鞠躬。结束之后，袁世凯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内容遵循着“为了救国救民，我就勉强先当个皇帝”的旧模式。在当上皇帝以后，袁世凯大赦天下、大封群臣，跟他鞍前马后多年的老部下都给封了爵位，却唯独没有算上段祺瑞，在袁世凯的心里，段祺瑞与他的梁子算是结大了。
还是在1913年的时候，南方爆发了李烈钧的讨袁运动，史称“二次革命”，北洋军虽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却使袁世凯对于那帮身在“天高皇帝远”的西南且拥兵自重的将领心生疑忌。在西南的诸多将领中，讨袁最积极的首推镇守云南的蔡锷。
蔡锷早年曾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于梁启超和谭嗣同门下，后来东渡日本，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蔡锷应湖南巡抚的邀请，担任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之后又接受了广西巡抚李经羲的邀请前往桂林。后来蔡锷抵达昆明，担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这年8月，又兼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和巡抚部官部参谋官。后来还在广西陆续创办了测绘学堂和陆军小学。蔡锷先后办了四期陆军小学，毕业学生数百人，其中蔡锷的得意门生有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李品仙等日后的风云人物。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后不久，又调蔡锷为第三十七协协统。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蔡锷响应共和，带兵攻占昆明城，被推举为云南都督。“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北洋系势力开始向西南推进，袁世凯电邀蔡锷进京。按当时的情形，如果蔡锷不走，袁世凯就很有可能进攻云南，而当时蔡锷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强大的北洋军抗衡，权衡之下，蔡锷选择了进京。
蔡锷到了北京以后，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成了京官以后，蔡锷就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当时八大胡同中的头牌妓女当数“京津群芳领袖”小凤仙，蔡锷几乎立马就拜倒在小凤仙的石榴裙下，天天跟着小凤仙在北京城出双入对。蔡锷的夫人看不下去了，一气之下跟蔡锷闹了离婚。蔡锷的风流事连杨度也看不下去了，骂他是“假道学难逃美人关”，可蔡锷依旧我行我素。“帝制运动”爆发以后，蔡锷还担当起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先行官，不仅帮着袁世凯去天津劝说梁启超，还在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第一个提笔签名，以示拥护帝制。
蔡锷的表现让袁世凯很满意，就在袁世凯对蔡锷放下心来的时候，蔡锷忽然在北京失踪了，等袁世凯了解到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站在了横滨的土地上。蔡锷从日本发来的明信片袁世凯还没有看完，蔡锷已经又回到了老巢云南。袁世凯这才恍然大悟，蔡锷是玩了个“金蝉脱壳”。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开始了。
蔡锷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上曾有一句话：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正是其为人的写照。这一次支持帝制的“老古董”梁启超也换了一副强硬的面孔，坚决跟蔡锷站在一起讨袁。云南地处西南一隅，蔡锷虽然是个将才，但是要和袁世凯作对，拿云南一省的军队来对抗北洋军，还是有点儿螳臂当车的意思。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贵州和广西的将领还向袁世凯发电报，要粮饷和枪械，表明了要帮助袁世凯剿灭蔡锷、唐继尧的决心。袁世凯当然乐不可支：李烈钧都禁不住我北洋军的攻击，更何况是蔡锷？这世界上还是识时务的人多啊！
但是护国军很快就打下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袁世凯正急得跳脚，哪知道贵州和广西的将领也都是白眼狼，拿了袁世凯的粮饷和枪械以后，立马紧跟着云南起来反袁。本来接受袁世凯的密电“假意独立”的广东，在其他省份的要挟下，也不得不举起“反袁”的大旗。1916年4月12日，浙江也宣布了独立，这就表明，“反袁”不再只是西南省份的“犯上作乱”，而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
看着形势危急，袁世凯就想把镇压“二次革命”时的故技重施：用船只通过水路运北洋军南下增援。于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运兵到广东，命令刚下，广东就独立了，没有办法，改成浙江吧！什么，浙江也独立啦？没有办法，奔福建去吧！可是人倒霉了真是挡也挡不住，袁世凯的好运已经到头了，奔着华东战场去的船队在温州海面遇到了一场大雾，两只船舰居然撞在了一起，同时沉没，淹死了官兵700多人，损失了大量的军械物资。
才当上洪宪皇帝没有几天的袁世凯，顿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那些北洋系将领虽然嘴里头皇上长皇上短，却压根儿不听调派。更重要的是，袁世凯遍视身边的这些心腹，要么是杨度、梁士诒这样的文人，要么是袁克定这样的半吊子军事家，而北洋之“龙”王士珍呢？搬出来当个吉祥物还行，要真让他去震慑北洋系的其他将领，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袁世凯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靠北洋系起家，靠北洋系夺权，如今依然还得靠北洋系，于是，他找来与段祺瑞关系比较融洽的阮忠枢去一趟西山。
阮忠枢抵达西山以后，段祺瑞自然是好茶好酒好招待，叙叙旧情，谈谈闲话，带着阮忠枢观赏一下自己的菜园和花圃，吃罢饭了酷爱围棋的段祺瑞难免邀请阮忠枢手谈一局。那边的段祺瑞从容惬意，这边的阮忠枢却是身怀重要使命，哪有时间陪着段祺瑞赏花赏月的，趁着左右无人，就拿出了袁大皇帝的手谕。不过，看到所谓的圣谕，段祺瑞并没有三跪九叩高呼万岁，只是淡淡一笑。要我去打仗吗？好啊！以什么身份去打仗？是大将军还是陆军总长？
阮忠枢讪笑着回应，只要您出兵，不管是大将军还是陆军总长，怎么都行。段祺瑞这个时候忽然收起了笑脸，义正词严地跟自己的老朋友说，我老段态度是明明确确的，我绝不做洪宪朝的大将军，我绝不支持帝制复辟；如果是陆军总长，那是民国的陆军总长，只有民国宪法选举出的总统才能签发调派命令。阮忠枢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来劝说段祺瑞不成，反而让段祺瑞反将了一军，噎得他半晌说不出话来。最终，阮忠枢垂头丧气地回去见袁世凯，把段祺瑞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气得差点儿把假牙咬烂了，“北洋三杰”中的“虎”将，他最为倚重的“重将”，自小站练兵起就跟随他的段祺瑞，在他最需要别人拉一把的时候竟然也不愿意仗义伸手。对袁世凯来说，这个打击太重了，以当时的情形，段祺瑞是带兵的第一人选，既然段祺瑞不出手，老袁只能退而求其次，给他的另一名老部下冯国璋发去了电令。结果，这封电令如石沉大海，老冯借抱病为名赖在南京不动弹。
事到临头，袁世凯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是孤家寡人，满目山河虽然近在眼前，自己却恍然如在梦中。他叫来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将那一份份《顺天日报》劈头盖脸地砸在他的身上：你们说老百姓都希望我当皇上，为什么等我当上皇上，就有这么多人来反对我？袁克定终于低着头跪在袁世凯的面前，直陈是自己制造假象让袁世凯以为民心可用，才造成了今日今时的困境，把袁世凯气得捶胸顿足，直呼袁克定是“欺父误国”。
1916年1月，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攻入四川，在叙州、泸州、綦江之间与守军展开激战。李烈钧则率领护国军第二军进入广西，与桂军的陆荣廷部联合，进逼广东。就在护国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贵州、广西都相继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的形势则日趋紧张。
在西山养病的段祺瑞也没有闲着，此时与他关系较为亲近的将领不时发来电文，向他请教该如何应对前线战事。段祺瑞让徐树铮告诉前线的将领，打仗有什么请教的，以前怎么打现在就怎么打，只不过，要照顾好身体，尤其是双腿，所以他特地多叮嘱了几次：慢慢走，别着急。护国军在南方越打越顺，去镇压的北洋军却屯兵不前。袁世凯急了，派下去的官员也急了，可是段祺瑞不急，北洋军的将士们那就更不急。
所以到2、3月间，护国军和北洋军并没有展开真正的决战，但是宣布独立的省份却越来越多。只要开会一讨论起出兵平叛，北洋军的将领们倒是都口口声声誓死效忠，但背过身去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天天叫嚷着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动辄就要带兵攻打护国军为“圣主”效命的倪嗣冲，除了不断要求扩编和军火，也没有真正冲到前线去和蔡锷拼命。“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是袁世凯眼下的切身体会。后来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因为袁世凯去世才造成了日后军阀割据的情况，原因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群龙无首。其实在袁世凯去世之前，甚至是洪宪称帝之前，北洋系内部的矛盾就已经非常明显，只不过为外部环境所迫，加上段、冯两大系之间互相制衡，才使得北洋系内部依然保持着表面上的团结。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每个军阀都希望将自己树立为偶像，保证部下不会犯上作乱。四川军阀刘湘请来了刘神仙给手下讲道，湖南的唐生智让全军都剃度受戒，就连冯玉祥也找来了传教士用水龙头给自己的部队受洗，如今说起来觉得荒唐，但也是当时旧秩序被打破之后，新秩序尚未建立，各军阀病急乱投医带来的结果。但不管怎么忙活，在那样一个武夫当国的时代，都是不可能完全制造出一个偶像，能够让下面的将士们打心眼儿里顶礼膜拜的。中国古代的战争文化从来都是最功利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有钱念得起书的可以去考取功名，念不起书的人自然就靠着外出征战建立功勋，不论千里为官还是千里行军，都是为求利求名，不过是文官和武官的区别。
就北洋军而言，他们也没有偶像，一开始跟着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能让他们当大官，加上很多人还跟老袁有一层师徒关系。可是逐渐衰老以后，袁世凯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一旦失去这种能力，人们自然开始远离他、抛弃他，只是袁世凯自己没有发觉，以为自己还是北洋军的龙头老大，于是轻易挥霍掉了自己攒下的人品。段祺瑞和冯国璋本来是旗鼓相当的，但段祺瑞身在北京，又是陆军总长，加上他的性格优势，自然胜过冯国璋一筹。
自洪宪称帝到四面楚歌，只过了八十多天，而这八十多天可以说是袁世凯毕生感觉最煎熬的日子，也自此落入了人生的低谷。感到已经走投无路的袁世凯，再也没有心思继续做皇帝梦了，1916年3月21日，袁世凯亲笔写了密函，派人分别送给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请他们到公府参加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这次紧急会议要商讨的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取消帝制。在场的人对于取消帝制的决定都没有意见，只有安徽将军倪嗣冲还在嚷嚷着要誓死效忠，但袁世凯已经懒得再理会他。
做中兴之臣匡扶清朝皇室，做开国之君让中国成为像日本一样的强国，这是袁世凯一生中曾拥有过的两个宏伟梦想。但清朝皇族的腐化让他绝望，而他最后的梦想也被时代所遗弃。当瑞蚨祥的老板为满屋的龙袍官服无处打发愁得无计可施时，袁世凯硬着头皮再次找到段祺瑞，现在的情形，似乎只有靠这只安徽来的猛虎才能稳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