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对于腐朽的清王朝来说是当头一棒,之前慈禧老佛爷还能够摆出大国的姿态对西洋人割地赔款,但随着甲午战败,她老人家赫然发现不仅是西洋人,连一衣带水的小国日本都能够在大清国的身上作威作福了。伴随着甲午战败,有两个声音开始频繁出现在社会上,一个是“练兵”,一个是“立宪”。当时几乎连紫禁城的门房老大爷都知道中国需要“变”,求变就如同求生。既然给洋人打败了,那就学着洋人的模样,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立宪”的口号那时候喊得还不够响,赫赫有名的“公车上书”也不过是读书人的小规模行为艺术,倒是“练兵”先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
从最早的天津武备学堂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寻求军事上的改革,但是基层军事教育体制的改革终究只是理论上的变化,落实到实践上就必须进行军事训练的改革。于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到天津附近马场开始练兵,次年移驻天津东南新农镇,即小站,后由袁世凯接替,史称小站练兵。胡燏棻这个人,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后来拿钱捐了个道员,办事有能力,又以“谈洋务”著称,曾上疏言变法自强,深得李鸿章赏识。
胡燏棻和袁世凯,各有千秋,说孰好孰坏,也是难分高下。按照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的说法,胡燏棻曾把英国使节交来的《应时练兵说帖》交给宁波人王修植(注:王修植为定海皋泄人,定海在1950年归属浙江宁波专区管辖,1987年起属浙江舟山市)帮着整理修改一下,王修植脑子活泛,对新政也颇有研究,而且文采不俗,就改出了两个版本的稿子:一个版本的稿子比较平实,另一个版本的稿子则讲究些文辞。胡燏棻拿走了第二稿,把它交给庆亲王奕劻和荣禄,从而博得他们的信赖,得到了去天津练兵的机会。
袁世凯没有想到这活儿被胡燏棻给抢了先,就找人去打听,才知道原来胡燏棻是找了王修植。袁世凯紧接着找到了王修植,还拉着他一起拜把子,请来京城侯家巷的名妓陪王修植,王修植就把《应时练兵说帖》修改稿的第一个版本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不是书呆子,他拿到这个稿子之后早晚诵读,还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改进。袁世凯准备妥当了,就去找荣禄,荣禄逐条考察袁世凯,袁世凯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能够抓住要点。荣禄一看,这个家伙了不得啊,就把袁世凯带去见醇亲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两位王爷也是逐条考察袁世凯,袁世凯照样对答如流,比胡燏棻更能抓住要点。会下苦功夫的还是输给了会下巧功夫的,于是在这场关于练兵终极人选的擂台赛中,袁世凯经过复活赛和加时赛后PK掉了胡燏棻,如愿胜出。
在这里,不能不提光绪二十一年(1895)保举袁世凯练兵的几位仁兄。这几个人里,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翁同龢都属于新势力,翁同龢后来还卷进了戊戌变法;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这几个人就不多说了,慈禧太后的跟屁虫,旧势力的卫道者。这么一列举就能理解了,袁世凯这个人狠啊,新旧势力的人都保举他。说明什么?说明在新势力那边觉得他是同伙,旧势力的人也觉得他靠得住。
这里有个题外话,是说近来一项英国研究发现,男性如果有圆下巴大圆眼睛和偏向女性化的五官,比较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对照老照片大家就可以看到,袁世凯不仅不够高大威猛、玉树临风,而且是五短身材、体态臃肿,因此显得头颅硕大,“圆润”得多少有点儿过了,民间的老百姓甚至因此讽刺老袁,说他是“蛤蟆精转世”。如果以貌取人,袁世凯先生的容貌基本符合英国研究者的描述。当然,在错杂纷乱的政坛,靠脸庞办事只能是句玩笑话,袁世凯能两面都吃香,两面都混得开,还是他的混世之术太到家了。
袁世凯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领旨,以浙江温处道督练定武军。
甲午战争剑拔弩张、高潮迭起,段祺瑞在弥漫的硝烟里指挥着他的学生们“跟我来,冲啊”,带着几百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穿过战火,将清军急需的炮弹送到前沿阵地上,让无数人的血脉偾张。但是别着急,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这出大戏还没有开始呢,这顶多是个序曲。
接着是清朝末年凄凉的音乐,情景切换到了东海的海面上,水面上漂浮着清兵们的尸体,北洋海军那些曾经威武的军舰东倒西歪地横在水面上。为了配合这种历史氛围,天上可以飘过来一些黑烟,然后特写镜头里出现一个清军的龙旗。当然,也可以借鉴徐克在电影《男儿当自强》里的片头,无数光膀子的老爷们儿站在海滩上练拳,一列火车轰鸣着从远方开来,不过火车里坐着的不是年轻帅气的黄飞鸿,而是大脑壳的袁世凯。
要说小站练兵,首先得从小站说起。小站原名叫新农镇,距离天津七十里,是天津到大沽火车站中间的一个小站。这个地方原本很荒凉,只是因为后来修了铁路,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气旺了,才热闹起来。李鸿章所辖的一部分淮军有几年驻扎在这里,他们引水灌溉种植粮食,倒是让小站热闹了一段日子,不过到小站练兵之前,淮军早已经离开了小站,那里其实只剩下了一片废垒。
到了小站以后,袁世凯组织人手打扫打扫卫生,把场地都修缮一新,又打了个报告给上级把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名不正则言不顺嘛,既然是“新军”那就什么都从头开始。场地修缮完毕了,就让手下人该招兵的招兵,该买马的买马,武器也不能还用过去老式的了,和军务处说一声,配新的,必须整齐划一,杂牌子的武器统统扔掉,其中最受照顾的无疑要数段祺瑞和他的炮队。到了清朝晚期,大刀长矛已经不是主要的作战武器,洋枪和洋炮开始成为战争的主角。
在组建炮队的过程中,段祺瑞结识了一个来自山东的年轻人,名叫靳云鹏。靳云鹏字翼青,生于山东省邹县(今邹城市),后迁住济宁。靳家一共有兄妹七人,靳云鹏在兄弟中居长。靳云鹏的父亲去世得早,他的母亲邱氏靠卖煎饼、当奶妈维持生计,靳云鹏他们兄妹几人也经常走街叫卖。八岁的时候,靳云鹏得以进入私塾读书,但是读了五六年以后,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只好到南关柳行街当勤杂工。1894年,靳云鹏和弟弟靳云鹗到天津小站投入新军,被分配到了段祺瑞的手下。靳云鹏有个缺陷,就是斜眼,所以只被列入“备补兵”,做一些清扫马厩、厕所的工作,但他勤恳踏实,虽然职位卑微但勤奋好学。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他工作勤恳、学习认真,认定他是个人才,于是特别叮嘱段祺瑞给予提升。
在袁世凯的提点下,段祺瑞也开始留意靳云鹏,随后多次保送靳云鹏到军校学习。可以说,靳云鹏是日后成型的皖系军阀中,最早一批被团结到段祺瑞身边的嫡系,也是日后段祺瑞最为倚重的皖系“四大金刚”之首,即便是后来段祺瑞最为亲近的徐树铮,在皖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和靳云鹏相提并论。除了靳云鹏,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期间还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人,包括张怀芝、段芝贵、倪嗣冲、卢永祥、田中玉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了皖系军阀的中流砥柱。
1898年9月9日,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告成,清政府给予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等升叙加衔。在晋升的同时,段祺瑞将靳云鹏送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又将靳云鹏留任教习。从此以后,段祺瑞的身边再没有缺少靳云鹏的身影。1908年靳云鹏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总参议,算是正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北洋系将领,而皖系的扩张与成熟也自那一天开始。
在光绪皇帝苦心经营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1898年12月,得到清政府信任的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段祺瑞仍然统领炮队,并且赴日本观操。也就在这个时候,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了,而当时的山东巡抚仇视外国侵略者,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安抚为主,使得山东境内一时到处都是义和团。
1899年,荣禄委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就是想打压义和团的声势。袁世凯带着武卫右军开赴山东。对于随军的段祺瑞来说,此次山东之行实在是“杀鸡用牛刀”,他的炮队是为了对抗洋人才组建起来的,用着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在他眼里实在是不堪一击。但是,这毕竟是袁世凯和他的初次出征,即便是面对义和团这样的群众武装,他们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到了山东以后,开始大举整肃义和团,将义和团驱逐出了山东。
1900年5月18日,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病逝。段祺瑞与吴氏成婚于1886年,彼时他正在天津武备学堂就读,两个人相扶相携十四年,也算品尝过无数酸苦。在妻子的葬礼上,段祺瑞见到了妻弟吴光新,当时二十五岁的吴光新已经是一个高大英武的青年人,段祺瑞发现,记忆里拖着鼻涕到处跑的小舅子如今变得愈发成熟,聊起时事颇有一些见地。吴光新,字自堂,一作植堂,江苏宿迁人,得到段祺瑞赏识的他得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院就读,日后亦成为皖系军阀中的重要成员。
三个月后,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夹着尾巴往西边跑,整个北方只有袁世凯待过的山东划境自保,在义和团的兴起之地,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被杀的事件。于是等到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太后下旨大肆诛杀义和团,袁世凯又立了一功。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一代名臣撒手人寰之后,接手的人选只剩下了袁世凯。
就慈禧太后看来,袁世凯举报光绪帝,他忠诚;袁世凯镇压义和团,他能干。这一年袁世凯只有42岁,作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毫无疑问他是最年轻的。看看袁世凯的三位前任混到这个职位时的年纪:荣禄62岁,李鸿章47岁,王文韶65岁。除了李鸿章,袁世凯都足够给另外两人当儿子了。
在赴任之前,袁世凯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给段祺瑞娶妻。吴氏去世以后,段祺瑞没有续弦,家里没有一个当家的女人终归说不过去,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了段祺瑞。
张佩蘅是江西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的孙女,家世自然比段祺瑞要好很多,但段祺瑞是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张家自然也乐得攀上新贵。
5月31日,段祺瑞正式迎娶张佩蘅,满朝权贵无不派人登门道贺,袁世凯更是亲自主持婚礼。
11月7日,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则保奏段祺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袁世凯没有带着段祺瑞一起北上,而是把段祺瑞和自己的老搭档徐世昌留了下来。山东是新军练成之后开辟的大后方,而武卫右军各学堂则是日后新军不断扩大的基石,袁世凯留下自己的军师和重将,显然是为自己的退路和未来制订了周全的计划。
段祺瑞留了下来,他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他自然明白山东对于袁世凯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身边有徐世昌陪着,他自然知道袁世凯并没有抛弃他。在随后的时间里,段祺瑞兢兢业业地主持着武卫右军各学堂的事务,更为袁世凯所器重和赏识,而几乎在同时,武卫右军学堂里毕业的年轻人,则在无形之中壮大着皖系的势力,甚至可以说,当袁世凯的北洋系才见萌芽的时候,段祺瑞的皖系已经同时生根,恰在此时,段祺瑞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
还是在袁世凯没有上任直隶总督的时候,一个叫徐树铮的人到济南向袁世凯上书,陈述“经武之道”。这个徐树铮字又铮,自号则林,是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人,自幼聪颖过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补廪生,人称“神童”。但是,这个“神童”的上书并没有打动袁世凯,他没有留用这个有些自大的年轻人,而是把他打发到段祺瑞那里做了记室。记室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秘书,工作也就是帮领导写个报告或者抄录个文件什么的,跟打杂的没有什么分别。
对于孤高自傲的徐树铮来说,这样一份工作几乎就是对他的侮辱,他立刻就想拍屁股走人。但是命中注定,他遇到了段祺瑞,段祺瑞看过徐树铮的“经武之道”后,大为赞赏,力劝徐树铮留下担任他的幕僚。徐树铮也是日后皖系的“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对皖系真正的影响,远要比段祺瑞、靳云鹏来得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他一手创建了皖系,构建了皖系“帝国”。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段祺瑞也没有在山东待太久。1902年,直隶广宗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武举出身的景廷宾在巨鹿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厦头寺聚众起义,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被推为“龙团大元帅”,随后与附近各县的农民联庄会以及鲁、豫边界的义和团力量取得联络,形成了一支横跨直、鲁、豫三省二十四县的起义军,人数也达到了十六万。清军“围剿”起义军不力,接连遭遇大败,不得已,直隶总督袁世凯只得搬出家底,命令段祺瑞即刻由山东开赴直隶,镇压起义军。
5月,景廷宾在向河南临漳(今属河北省邯郸市)转移时兵败被捕,随后在威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被凌迟处死。因为镇压起义军有功,段祺瑞被任命为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并且全面主持编练新军。
7月9日,段祺瑞升“道员留直隶补用,并加二品衔”,8月9日,经袁世凯保奏,准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