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之前，其实皖系就已经率先崛起，段祺瑞在北洋系中说话的分量，就已经超过了袁氏。所以袁世凯在去世之前，本想将自己儿子袁克定的名字写上嘉禾金简，但人之将死，想到儿子必然无法震慑住北洋诸将，到底瞒着袁克定将他的名字换成了段祺瑞。当时北洋系中唯一能与段氏相抗衡的，就是镇守南京的冯国璋，所以北洋诸将都支持冯国璋出任副总统，加上冯氏在南京时与西南军方面联系密切，西南军政府也同意冯氏出任副总统。但是，冯国璋其实根本无心也无力去制衡段祺瑞，这样一来，反而让直系得到了发展的契机。
冯国璋虽然坐拥江苏，但却有一块心病，那就是上海。1916年12月，段祺瑞命淞沪护军使杨善德进入浙江，从吕公望手里取得浙江督军的职务，吕公望遂南下广东投效孙中山。淞沪护军使原本驻扎在上海，杨善德入浙之后，冯国璋乃电请北京政府废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将上海划归江苏管辖。但上海乃是远东著名的国际大都市，长江三督坐拥江苏、湖北和江西这三个富庶之地已经让段祺瑞心痒难耐，如何甘心将上海也交给冯国璋，于是急令皖系将领卢永祥南下就任淞沪护军使。
自担任副总统，冯国璋就轻易不离开南京，所以他任职后初次抵京，已经是1917年，“府院之争”和对德绝交案闹得最为沸沸扬扬的时候。段祺瑞当权之后，对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颐指气使，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日渐交恶，最终造成了“府院之争”。而“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就是对德绝交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美国拉拢段祺瑞加入协约国，而黎元洪则认为应当加入同盟国。其实冯国璋最早也是反对对德宣战的，不只是冯国璋，当时大多数人都反对，因为“德国陆军天下无敌”的思想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中国早期的军事教育几乎都是照搬德国。
冯国璋会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因为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在府院就对德绝交案吵得天翻地覆之时，张国淦即致电冯国璋，向其详陈对德绝交的有利之处。其实对德绝交，对中国最为有利的就是借款。中国当时最大的债主就是六国银行团，也就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俄国和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便排斥德国和俄国，组成了四国银行团。一旦对德绝交，则与德国的大笔借款可以一笔勾销，同时得到银行团中实力强大的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且，纵然德国陆军天下无敌，但“一拳难敌四手”，加之当时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大增，对德绝交其实是大大有利于中国的。
1917年2月20日，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由南京动身，由津浦线北上，路过蚌埠时倪嗣冲上车随行，并到徐州访问，其间“辫帅”张勋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后在长江巡阅使署会谈。到徐州之后，冯国璋即表示自己在对德问题上认为中国应当恪守中立，这个主张与张勋、倪嗣冲的想法完全一致。离开徐州之后北上经过济南时，山东督军张怀芝又上车迎候，陪同冯国璋到德州后才又返回。22日，冯国璋经过天津，朱家宝又上车陪送至黄村，冯国璋于当晚抵达北京。
对冯国璋抵京，黎元洪和段祺瑞都寄予厚望，但黎元洪显然比段祺瑞更需要冯国璋。黎元洪虽然跟段祺瑞对着来，但他毕竟有名无实，手里的武器就是那枚总统大印，急需要一个实力派来支持自己。车过徐州时冯国璋发表的讲话传到黎元洪耳朵里，他自然觉得冯国璋是与他保持一致的，所以冯国璋一到北京，他就邀请冯国璋到总统府下榻。冯国璋之所以一路主张中立，也是不想与倪嗣冲、张勋这些人发生冲突，他虽然是北洋元老，但性格比段氏温和得多，徐州讲话已经使得皖系诸将有些不快，更不想再得罪段氏，于是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元洪即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冯国璋，俨然是将冯氏看作己方的关键人物。
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往往都容易犯下“理所当然”的错误。黎元洪这个人，说得尖酸点儿是个对政治非常热心的人。民国初年执政的几任总统，都有军队撑腰，袁世凯和徐世昌靠着北洋系、段祺瑞靠着皖系、冯国璋和曹锟靠着直系，只有黎元洪不靠天不靠地，每次都是被人请出来，然后又给踹下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黎元洪的幕僚们还总是撺掇他和北洋系较劲，结果每次都是灰头土脸，这些事情，在那个年代没有点儿“阿Q精神”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黎元洪虽然极力讨好冯国璋，但冯国璋在北京的第一次正式碰头会议，请来的还是徐世昌、王士珍和段祺瑞。这四个人里面，徐世昌是北洋元老，王士珍是“北洋三杰”之首，冯国璋和段祺瑞则是掌权派和实力派。当时要平衡的，是以段祺瑞为代表的支持对德绝交派和以张勋为首的反对对德绝交派，府院之间的矛盾只是两派矛盾的集中体现。但是在此次会议上，冯国璋发现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外交意见极端不合，所以他也就没有发表意见，不再言明是否支持对德绝交，而只是研究对德问题，等于是抽身事外。
1917年3月4日，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当晚段祺瑞愤而出京，正在出席陆军军官欢迎会的冯国璋闻讯，急忙赶到北京东站，但段祺瑞不顾冯国璋的劝告，坐火车前往天津。而气走了段祺瑞的黎元洪则做起了改由他人出来组阁的黄粱美梦，哪知道段祺瑞一到天津便准备通电各省督军，将府院之争摊开交由北洋军人来评定是非，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将此事密电冯国璋。5日，黎元洪邀请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讨论政局，冯国璋便含蓄地透露出朱家宝密电中所述及之事，黎元洪只好央求冯国璋到天津请回段祺瑞。冯国璋乃以和事佬的身份进津，劝说段祺瑞回到北京。黎元洪最终不得不妥协，同意了对德绝交案。
冯国璋老实归老实，但人不傻，自然知道黎元洪是斗不过段祺瑞的，那个年月，手里没枪没兵还想翻云覆雨多少有点儿做白日梦。有趣的是黎元洪手底下有一帮幕僚，也就是总统府的“四大天王”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号称是军事幕僚，其实却是一副读书人的架势，和清末戊戌变法时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极像，都是抱着一个有名无实的吉祥物，只凭着满口的圣贤文章就对当权的实力派开火。但对冯国璋来说，这一趟北京之行却是非常扫兴的，所以对德绝交案刚一通过，冯国璋就于11日离京南返。
冯国璋离京之后不久，“府院之争”就再掀波澜，最终段祺瑞再次离开北京，黎元洪遂电请北洋军的“盟主”张勋北上。黎元洪邀请张勋北上，是因为赶走了段祺瑞，邀请这位“盟主”调停时局。张勋本不算北洋嫡系，在民国初年虎踞江南，不管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对他忌惮三分。能够在北洋军阀间求生存，张勋的头脑不能说不灵活，但灵活不等于清醒，至少，张勋有两点是糊涂的，一来是清室复辟，二来是北洋地位。
其实就这两件事，张勋不是没有思考过。袁世凯搞过帝制复辟，结果一败涂地，身家性命和数十年基业毁于一旦，但是张勋认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无外乎有两点：一是他复辟的是自己，而不是清廷，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别人反对他；二是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缘于南北两大军阀的反对，北方是冯国璋，南方是陆荣廷。因此，张勋认为自己支持的清室复辟，再得到冯国璋和陆荣廷的支持，成功简直是唾手可得。
张勋成为北洋系的“盟主”，是在北京爆发“府院之争”，段祺瑞两次离京、冯国璋离京南返的情况下，彼时北洋系群龙无首，张勋登高一呼，才会得到督军团“盟主”的身份。其实以实力和势力来说，张勋在北洋系中都只是中下游水平。冯国璋的直系“长江三督”实力最强，而段祺瑞的皖系则势力最大，只是当时局势复杂，张勋才得到了机会。但当时张勋身边的幕僚都是逊清的遗老遗少，他们哪里分得清外界的局势，只催促着张辫帅尽快北上复辟，好让他们再过上尽享尊荣的舒坦日子。
而说冯国璋和陆荣廷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就要用暧昧这个词了。陆荣廷是西南系大佬，拥兵两广，虎视东南，与张勋早年同隶属于广西提督苏元春部，故有同僚之谊。陆荣廷这个人，最擅长的是“顺势而为”，凡事都不急于表明态度，奉行“走着瞧”的原则，张勋与陆荣廷虽有同僚之谊，但似乎并不了解，所以当张勋就清室复辟问题探寻陆荣廷的口风时，陆荣廷并未支持也并未反对，而张勋则单方面理解为“默认”。相比陆荣廷，冯国璋对清室复辟更纠结。在北洋系早期的元老中，徐世昌和冯国璋是最得清室器重的，两个人即便是在袁世凯被逐的日子里依然能够官运亨通就足以证明。
早在袁世凯去世的第二天，冯国璋就曾致电在徐州召开复辟会议的张勋，告诉张勋共和是“潮流所趋，民志不可违，公理不可悖”。随后，张勋派参谋长恽毓昌到南京与冯国璋密会，冯国璋似乎又同意清室复辟，并亲自回复张勋，信中有“请张勋带兵万人先行，随后率兵五千名后继”的言语，但两天后冯国璋就反悔了，在接见张勋的代表胡嗣瑗时，“尽复前言”，声明自己反对复辟。冯国璋对复辟的态度如此纠结，原因在于他的幕僚中也有不少遗老遗少，而他的嫡系部队亦是逊清时的禁卫军，所以他才会对清室复辟有所反复。不过在向胡嗣瑗表达了反对复辟之后，冯国璋就没有再动摇过，之所以在张勋入京之前再度站到支持复辟的一方，还牵涉到了一桩公案。
说起这桩公案，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叫潘博的人。潘博，是康有为的学生，原本担任张勋的机要秘书。潘博是京社党人，复辟派的急先锋，在张勋准备复辟前，他准备效仿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四方诸侯支持清室复辟。潘博知道张勋准备拉拢冯国璋，于是自告奋勇，前往冯国璋处担任“卧底”，冯国璋就延用其出任记室。后来，潘博又举荐胡嗣瑗担任江苏军署的秘书长，这样一来就有了“双卧底”，等于是上了双保险。而随后冯国璋支持复辟的闹剧，几乎就是这两位兄弟唱的“双簧”。
徐州会议时，冯国璋委派潘博到徐州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张勋则趁机向潘博打探冯国璋对清室复辟的主张，潘博几乎是信口胡诌地表示，只要北洋诸将领对复辟没有意见，冯国璋对复辟就没有意见，他随大溜，你懂的。可张勋还是不放心，于是特意写了封信给冯国璋，将北方的政治波动归咎为国民党企图推翻北洋系的阴谋，所以需要另寻解决时局的方法。可是这封信寄到南京，冯国璋并没有看到，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胡嗣瑗。就在张勋寄出这封信的时候，潘博就先一步密电胡嗣瑗，叫他将这封信扣下，然后以冯国璋的名义回复一封信给张勋。而冯国璋这个人，素来不大在意这些公事，对幕僚们也极为放心，胡嗣瑗乃以冯国璋的名义电复张勋，表示对复辟极力附和。
当然，只是一封信还不足以让张勋认定冯国璋支持复辟。5月22日，胡嗣瑗以江苏督军代表身份出席张勋召开的徐州会议，会议进行中，张勋打开一个支持复辟的黄缎让与会人员签名，轮到胡嗣瑗时他毫不迟疑地大笔一挥，不过这位仁兄签下的并非他自己的名字，而是副总统冯国璋的大名。会议结束以后，胡嗣瑗也没有回南京，而是直接跑去了上海。冯国璋对此事毫不知情，而张勋看到冯国璋的签名算吃了定心丸。要说清廷的遗老遗少们，可真是对清室复辟日思夜念，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结果害得张勋刚到北京把溥仪抬出来，北洋军就对其展开讨伐，辫子军土崩瓦解，辫帅本人也逃往使馆才幸免于难。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再也没有脸回京继任总统，段祺瑞、冯国璋和曹锟反而借由此事迎来仕途的新局面。段祺瑞借入京讨逆，击败辫子军，成为“二造共和”的英雄，重新掌握北京实权；冯国璋则联名段氏反对帝制复辟、讨伐张勋，在黎元洪卸任之后，成为民国新一任的大总统；曹锟则因为驻兵直隶，所部成为讨逆军的主力，借此巩固了自己在北洋系中的权威，同时成为北洋系中最大的实力派。
除了上面这三位，还有三个人在帝制复辟中得利，一个是洪宪罪人杨度，一个是直系将领吴佩孚，还有一个是同属直系的冯玉祥。杨度是有名的“洪宪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复辟的头号人物，张勋在北京复辟后遂电请杨度入京，却被杨度拒绝，并致电痛斥张勋“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幼年在私塾读书时颇受先生好评，曾高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但是因为家境贫寒，遂于1898年投入淮军。1901年2月考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于9月放弃学习机会，投天津陆军警察队任正目，后升至额外初等官。日俄战争期间加入北洋政府与日本人联合组成的侦探队，在进入东北执行任务时被俄军俘获判处死刑，后跳车逃跑捡回一条命，战后晋升上尉军衔，加入曹锟的北洋第三镇任管带。1912年9月，任中央陆军第三师第六旅炮兵第三团团长，驻南苑。1915年被提升为第六旅少将旅长，后参与讨伐张勋，担任西路讨逆军先锋，率部进驻卢沟桥、宛平。
而冯玉祥部则是段祺瑞讨逆军的主力，当时皖系势力都不在京畿，段祺瑞与徐树铮商议后就近调遣部队，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恰好就驻扎在京畿。冯玉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人，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幼年时因为家境贫寒，遂投入保定五营当兵，于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后再度被起用，于1914年担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出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