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三杰”中，冯国璋是年岁最长的一位。他生于1859年，也就是清咸丰九年，彼时的清政府正忙于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武装激战。出道较早的冯国璋，他成名的道路也带着鲜明的中国旧式传统军人的痕迹。从进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到成为聂士成的幕僚，从出使日本到镇压义和团，从效忠大清朝到只知有袁宫保，他勤勤恳恳地跋涉着自己的仕途，从而一直达到权力的顶峰。
在张学良将军晚年的诸多谈话录中，他曾提到与自己交过手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少帅对这位名噪一时的直系将领似乎并不买账：“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那他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当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吴佩孚会有那么大的名气。”后世有人认为，张少帅这句话有点儿言过其实，要知道，美国的《时代》周刊甚至认为吴佩孚是“中国最强者”，美国学者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但是张少帅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只有身在战争中的人才知道，当时的战争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其实自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战之前，军阀之间的争斗都是小规模作战，大多都是暗地里的政治博弈。这大概和近代军阀多为学院派或者是绿林出身有关，他们不太喜欢飞机大炮乌烟瘴气地打一通。所以，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学院教育的张学良，他自然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他看不起民国那些动口多于动手的军人，而当时的民国军人则认为张少帅是“捅娄子”的高手。
一帮军人左右的政治，却不是真正意义上靠正面交锋来解决问题，民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其实是因为这帮所谓的新式军人根本不会打仗。动辄嚷嚷着“开战、开战”的军阀们，往往私底下开个会，搞个“几角联盟”就把对方瓦解了，所以不等打起仗来，事情就落下了帷幕。当时处于新旧交替之际，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开始发展新式教育，培养新式军事人才。但是这所谓的“新式”是必须要加上引号的，因为旧制度下的教育，注定只能空有一个“新”的壳子。
在这些“嫁接”的新式军人里，冯国璋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说起冯国璋，大家总会说到他的曾孙冯巩，其实冯国璋的先祖也相当显赫，那就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冯胜。冯胜能征善战，在明朝建国后被封为宋国公，史书上记载他功勋卓著，在明朝的开国将领里能超过冯胜的只有徐达和常遇春两个人而已。
冯家原本也算是大户人家，但是到冯国璋这一代的时候已经逐步走向衰落。冯国璋七岁的时候在故乡的私塾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十二岁的时候，冯国璋又改到外公家附近的书院读书。这时的冯国璋本性聪颖，学习成绩出色。冯国璋的堂叔冯甘棠非常喜欢自己这个聪明的侄子，于是出资赞助冯国璋到保定的莲池书院去进修。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冯国璋所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与封建社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
而“书生持兵”日后也成为直系军阀一道独特的风景，不论是早期的冯国璋，还是后期的吴佩孚、王承斌、卢香亭等，乃至学历最低的冯玉祥，也深受感染，成为爱国名将。而直系将领的文人出身，也从一个方面映衬出当时民国军界的普遍现象，与其说民国是“武夫当国”，不如说是“儒将当国”。文人将兵，总是要“先礼后兵”，这礼也是明的暗的一起来，所以“礼”罢了往往也就没有什么动兵的力气了。难怪当时外国人讥讽，民国军阀们的战争是靠烟土和银元在打。
因此，不得不对冯国璋这段私塾生涯进行一番推敲，在私塾里，冯国璋学到了什么呢？至少有三样东西对他日后是非常重要的：一、文人的风骨。二、文人的性格。三、文人的计谋。文人的风骨，也就是冯国璋的坚强与柔弱，他由一介布衣投身戎马，数十年仕途起伏不能说不坚强，但当他在蚌埠面对倪嗣冲的顶撞时也显得有些柔弱；文人的性格，也就是冯国璋的传统与革命，他是聂士成和袁世凯的幕僚，是镇压义和团和革命党的铁血派，但日后又是推翻帝制的急先锋；文人的计谋，也就是冯国璋的忠诚与圆滑，他是“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袁宫保”的代言人，但又是覆灭袁世凯帝梦的主导者。
冯国璋并没有在莲池书院顺利完成自己的求学生涯，因为家道中落缴不起学费，他不得不选择退学。退学以后的冯国璋并未就此回到乡间完全蜕变成一个农夫或是穷酸秀才。对他随后的人生起到影响的主要是内外两个原因，内因是他所接受的教育已经给他植入了新的价值观，而外因则是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当时清政府腐败，仁人志士四处传播尚武强国的思想。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冯国璋立志出人头地，在大时代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少年冯国璋决定像当时诸多踌躇满志的少年一样投笔从戎。
翻看清朝的历史就知道，清朝之所以能够纵横辽东、问鼎中原靠的是“八旗子弟”。所谓的“八旗子弟”其实也不尽是由满族人组成的军事武装，主要是指“满洲八旗”和后来归顺的“蒙古八旗”。在入关过程中又收编了明朝留下的汉族武装，发展出了“汉军八旗”，这二十四旗总兵力共有28万人。清朝统一天下以后，专门把心腹部队提了出来，组成了“禁骑”，负责京城警卫和监控国防，而其他的“二十四旗”则分到了地方，称之为“驻防八旗”。这就是清朝的主要军队“骑营”。
除了“骑营”，清朝的官方武装还有稍后成立的“绿营”，也就是在统一天下以后收编的汉族武装，后来凡是汉族的子弟，只要考中武举，就可以通过这条路走上仕途。“骑营”和“绿营”都属于“经治兵”，就是国家的正规武装。可是在清兵入关以后，尤其在清朝末年，“经治兵”极端腐化，终于被太平天国的太平军打得一溃千里。之后曾国藩招募乡勇，经过训练，编成了“勇营”，也就是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部队湘军和淮军。
少年冯国璋加入的就是“淮军”。“淮军”是李鸿章所管辖的部队，因为早期的兵员和将领多来自于安徽江淮一带，故而得名。淮军最有名的战役当数与太平军激战上海，此后又镇压捻军，逐渐成为晚清的重要军事力量。而后随着曾国藩、李鸿章接连担任北洋大臣，淮军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先天不足的“勇营”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由于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市井的无赖和从良的土匪，加上“勇营”的很多首领治军都不严，因此“勇营”的军纪散漫，士兵出去烧杀抢掠，当官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为了刺激“勇营”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随便地给予封爵和赏赐，“勇营”的不少官兵难免居功自傲。
当冯国璋抵达天津大沽口加入淮军时，淮军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少年冯国璋所面对的淮军，是一支军纪散漫、思想落后的部队，官兵们营私舞弊，“勇营”战士横行乡里，与土匪无异。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并未浇灭冯国璋的满腔热血，和那个时代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冯国璋在默默地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天津武备学堂，也被称为北洋武备学堂、陆军武备学堂，可以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如此，冯国璋亦如此。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冯国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成为第一期步兵学员。在天津武备学堂期间，冯国璋的学习成绩很出色，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所以在毕业以后，他顺理成章地留在武备学堂当教员。
1893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做了几年的教员之后，冯国璋决定不再纸上谈兵，而选择再次投军。冯国璋找到了淮军名将聂士成，成为聂士成的一名幕僚。聂士成是淮军名将，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立下战功，此后多次与外寇作战，以骁勇无畏著称，史书记载“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外国人甚至认为“华军虽重，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
1893年，日本、俄国窥伺东北、朝鲜，时任太原镇总兵的淮军将领聂士成主动请求勘察东三省边陲的地形。清政府准许后，聂士成带着冯国璋、张祖佑等人，沿黑龙江乌苏里江一线中俄边境勘察，考察漠河金矿，经瑷珲、海兰泡、黑河、伯力，直到双城子、海参崴。半年之后，他们又经由朝鲜北部咸镜道进入朝鲜，沿朝鲜东海岸路过元山，直至汉城折返经平壤回国，行程2.3万余里。在这次的勘察过程中，冯国璋不仅履行着自己的本职，还积极帮助聂士成将此行的所见所闻以日记图标形式汇成《东游纪程》一书，加上他之前的淮军背景，终于让他得到了聂士成的器重。
冯国璋得到聂士成的信任之际，中国的历史进程走到了岔路口上。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府之请，聂士成奉命随同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两千人开赴朝鲜，进驻牙山。作为聂士成的幕僚，冯国璋随同聂士成一起抵达朝鲜。正如此后历史发展的那样，东学党起义最终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使受到“黑船来航”影响的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跃成为东亚强国，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越走越深。
中日甲午战争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耻辱，但却成为冯国璋仕途的起点。而要说到冯国璋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最重要的时刻，当数摩天岭阻击战。摩天岭位于辽宁东部，本溪市区南偏西80千米处，距离辽阳市约50千米，是本溪和辽阳的东西界山，也是连山关和下马塘的南北分界点，海拔969米，也叫作大高岭、太高岭或是高岭。
先说1894年聂士成和叶志超率军进入朝鲜平乱。7月，日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偷袭，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向牙山出兵。聂士成和叶志超主动将部队撤到公州、成欢，借助有利地形伏击日军，虽然一度重挫日军，终因寡不敌众撤到公州。随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打响。聂士成随即率部绕过汉城，取道忠州、金化，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与入朝参战的平壤大军会合。在平壤战役爆发前，聂士成回国募集兵勇，在抵达义州时又奉命折回平壤，但是部队才行进到安州，平壤就已经陷落。聂士成只好率军撤回国内，参加鸭绿江江防虎耳山战役。
对聂士成和冯国璋来说，这一段故地重游的经历实在谈不上有多么美好。就在抵达虎耳山不久，日军就突破了鸭绿江防线。为了阻止日军向辽阳、奉天推进，聂士成不得不退守摩天岭及其东侧的连山关，堵住凤凰城通往辽阳的唯一通道。10月11日，日军第二十二旅团攻取连山关，聂士成在摩天岭的丛林中故布疑阵，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才算是暂时保住了摩天岭。
而此时的冯国璋，作为聂士成的重要幕僚，针对摩天岭的地形以及东北的气候特点，向聂士成提出了雪夜奇袭连山关的计划。
在冯国璋看来，东北的严寒天气必然让日军不适应，加上敌方不熟悉摩天岭附近的地形，他们完全可以借助天时与地利伏击日军。同时，可以利用疑兵之计，不断进行游击战术，等到日军松懈，再相机攻击凤凰城。对聂士成来说，冯国璋的计策是冒险激进的，因为对阻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守”，而冯国璋的计划却是“攻”，一旦不能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出击的清军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但沉稳的冯国璋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最终使聂士成下定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在10月25日，驻守赛马集和摩天岭的两路清军同时出击，夹攻草河口一带的日军，毙敌数十人，随后趁着风雪奇袭连山关，击毙日军中佐富冈山造。随后，清军实施游击战术，不断袭扰日军，并袭击凤凰城，最终将日军阻挡在摩天岭至赛马集一线，使得日军不得不退回凤凰城，彻底粉碎了日军经摩天岭直捣奉天的作战计划。摩天岭阻击战虽然并没有影响到中日甲午战争的最后结果，但却是战争中清军唯一一次成功的阻击战。凭借此战，聂士成以战功晋升为直隶提督，率兵进驻山海关保卫京畿，冯国璋则受到清政府褒奖，担任聂军军械局督办。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冯国璋跟随聂军到芦台驻防。此时的聂士成以自己的功字十营为骨干，从驻防的淮军里选练马步队三十二营，编为武毅军，仿照德国营制操法，编订《淮军武毅各军课程》作为教材，创办开平武备学堂，用近代军事知识教育军官。这段时间冯国璋几乎成了聂军中最为忙碌的人，曾经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过教员的他，再次受到聂士成的重用，负责修订教材、训练新兵。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的清政府终于意识到，曾经孤悬海外的“小岛子”日本，如今已经崛起成为远东军事巨擘，于是决定派军事随员出使日本。在挑选人才时，年轻有为的冯国璋被列在了出使日本的名单中。是年4月，冯国璋以军事随员的身份跟着驻日使臣裕庚出使日本。到达日本以后，冯国璋大开眼界，终于意识到中国所谓的“新式”军事训练，不过是空有一副皮囊，尤其是这期间他还结识了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意识到日本人对中国之研究何其全面，而闭关锁国的中国不必说对英美等国，就是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根本没有什么了解。
冯国璋在日本期间留心考察军事，同时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汇编成了数册兵书。在结束了出使日本的公务回国之后，冯国璋就急不可耐地将自己所写的兵书呈给了聂士成。聂士成和李鸿章一样，更倾向于德国式的军事教育，对他来说，即便中日甲午战争遭遇惨败，也很难在心理上信奉“岛国”日本的成功之道。本来踌躇满志的冯国璋完全不曾料到自己苦心汇编的兵书会遭到聂士成的漠视，一时愤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