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几次入关，都是希望像皖系的段祺瑞、直系的曹锟那样，能够坐镇北京，把持北洋政权。但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只是帮手，冲在最前线的是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张作霖终于成为北洋系的实力派，但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从而率先控制了北京政权。如今，平定郭松龄、驱逐段祺瑞、击溃冯玉祥，张作霖终于掌握了北京政权，但他的奉系和北洋军阀都已经走到了尽头。
1926年3月20日滦州失守之后，西北军南北两路只好撤退。直鲁两军进攻天津以后，李景林因为之前丢失直隶的原因，不好意思再回任直隶，便以褚玉璞为直隶督军、李爽恺为直隶省长。西北军方面以韩复榘守卫廊坊，以石友三守卫高碑店，以郑金声守卫顺义，至21日，西北军下达前线总退却令，各部纷纷集结于天津总车站，乘坐火车返回北京。22日，鹿钟麟、郑金声率总指挥部回到北京，唐之道自滦州退回通县，孙岳率卫队回到北京，韩复榘部退守高碑店，郑金声部退守密云、怀柔、顺义，李鸣钟部移驻旃檀寺，方振武部、魏益三部则退守易县。
22日，张作霖致电张之江，谈及热河、直隶问题，表示“和战两途皆惟我兄自决之”。同日，李景林的侄子李书凤率领200人的敢死队突入天津，与西北军展开巷战，西北军战败之后，李书凤率部占领直隶督署。天津士绅华世奎与李书凤商定天津善后的办法，一来李书凤暂委任项惠年代理警察厅长职务维持秩序，二来迎李景林入京。当晚，直隶省长李爽恺率马队自小站入津，赴镇守使署布告安民。
李景林部的先头部队荣臻旅于23日自杨柳青小站抵达天津，在抵达天津之后，荣臻即分兵把守督署车站四周。因为被炮火破坏严重，杨柳青铁路需要加以修理，所以大队直鲁联军只能等待铁路修复再行进津。经过荣臻旅昼夜忙碌，杨柳青铁路很快得以修复，李景林与张宗昌会合以后携手入津。30日，张学良与张宗昌、李景林分兵三路进攻北京，其中中路李景林进攻通县，左路张宗昌进攻黄村，右路张学良进攻顺义。
4月2日，奉军出动飞机在北京扔了几颗炸弹，虽然没有对北京造成什么破坏，但还是给京城带来了恐慌。被炸之后，北京到处人心惶惶，很多士绅权贵纷纷出逃。王士珍等北洋元老则致电奉军将领，要求停止轰炸，“兹再披沥直陈，请暂停飞炸，明示大旨所在，俾得稍效奔走传达之役，以释众惑”。奉军将领随即复电，解释之所以动用空军是因为“日来敌人盘踞京师，筹饷筹械，糜乱大局，日甚一日。彼方既出以敌人行动，我自应以敌人对彼，公理昭然，各有攸归”。
但此时鹿钟麟仍然希望能够据守京畿，于是派人南下联络吴佩孚，希望借助吴氏的势力节制奉军，但吴佩孚拒绝了鹿钟麟的提议。万般无奈之下，西北军只好退出北京，直奉军队遂开入北京，吴佩孚部先头部队进驻北京西南郊，奉军进驻北京东北郊，奉军张宗昌和李景林的联军则入驻北京东南郊，随后奉军派参谋长李藻麟率先进京，和吴佩孚方面的代表会商防区的划分问题。
其实张作霖对于西北军，本来也不是非要激战到底，毕竟他所记恨者乃是冯玉祥，而驱逐冯玉祥的目的已经达到，西北军只要撤出北京，他也无意赶尽杀绝。但鹿钟麟向吴佩孚示好，准备联手吴氏进攻奉军，好在吴佩孚对鹿钟麟不假辞色，才让张作霖没有再度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自经历郭松龄的事件之后，张作霖对施以“挑拨伎俩”的人尤为痛恨，遂决定对西北军展开追击。
西北军既然不能为吴佩孚所容，便只好撤出北京自谋出路。西北军总部遂重新进行部署，张之江在张家口统筹全局，鹿钟麟在怀来指挥南口保卫战，宋哲元、孙连仲在多伦以抵挡奉军吴俊升、汤玉麟的骑兵，徐永昌、韩复榘、石友三则在平地泉、丰镇一带防山西阎锡山袭扰国民军后路。国民军后方的安全地带是甘肃，由刘郁芬率孙良诚、张维金入甘。同时，西北军诸将委派李鸣钟和刘骥绕道赴广东与国民党取得联系。而此时南口则成为战略要冲，早在3月间，在刘汝明部第三十旅旅长王书箴的建议下，刘汝明率领所部15000余人开到南口加强工事。
在直奉军队进入北京之后，因为无法得到直奉双方巨头的支持，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组织临时执政府的段祺瑞宣布去职，皖系军阀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颜惠庆继任临时执政，但也只是徒具虚名，因为他还要看吴佩孚和张作霖这两位直奉大佬的脸色行事。
张作霖此次入关，不准备再依附于他人，做好了主导北京政权的准备，但是在没有完全驱逐西北军的势力之前，他并不准备和吴佩孚撕破脸。所以，这一次的直奉巨头会面，比每一次都要融洽。但是让张作霖始料未及的是，因为北伐军的出现，直奉的蜜月期比预料的要长。
1926年4月16日，西北军撤退完毕，直奉方面的部队陆续开入北京。22日，奉系巨头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等进入北京，于当晚11时到延庆楼面谒被冯玉祥部软禁的曹锟，并将曹锟接到福禄居。23日、24日，吴佩孚的代表王怀庆、齐燮元入京，随即也去面谒曹锟。经过了这一番劫难，虽然身边人一直在教唆曹氏再次依仗直系的力量担任总统，但曹锟无心恋战，决定通电下野。
此时西北军已经退出北京，谁进入北京以后掌管北京政权便成为当前最要紧的事情。在皖系崩盘之后，曹锟、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几度交恶，都是因为进入北京以后的利益瓜分不能均等。这一次张作霖入京本是直奔掌管北京政权而来的，但奉军入京之后，却并没有显示出强硬的态势。吴佩孚擅自任命王怀庆为北京卫戍总司令，张作霖不仅没有反对，还致电王怀庆表示“京师根本重地，我弟出任维持，极所欣慰”，在随后的诸多事件中，张作霖对吴佩孚也是极力迁就。
吴佩孚虽然东山再起，但早不复当年虎踞洛阳时的威风，进攻河南驱逐岳维峻都颇费了一番周章。张作霖虽然比吴佩孚强，但是也强不到哪里去，张作霖的优势在于后方有兵工厂，在武器枪械上不用担心。但是经过郭松龄倒戈，奉军的精锐之师伤亡殆尽，纵然有飞机大炮撑腰，没有出色的官兵驾驭，也跟废铁没有多少区别。而此时冯玉祥部虽然连遭重创，但冯玉祥的精锐尚在，一旦张作霖和吴佩孚撕破脸，吴佩孚再与冯玉祥联手，张作霖必然没有招架之力。
老谋深算的张作霖采取的策略是先稳住吴佩孚，所以密电在京畿的奉军诸将，遇事务必迁就直军，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与直军有冲突。所以在最关键的宪法和治安问题上，奉军都“听吴主张”。这样一来，反而让吴佩孚有些不好意思，既然张作霖同意将北京的治安问题交给王怀庆，吴佩孚自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将驻京军队的军机问题交由奉系李景林负责，做到不偏不倚。
段祺瑞离京以后，由颜惠庆暂组临时执政府，这个提议主要是吴佩孚提出的。对于北京政权的问题，张作霖一再表示没有意见，但他不提出意见，却手握着反对的意见，吴佩孚属意颜惠庆，却没有得到张作霖的附和。奉系的首脑既然态度冷漠，颜惠庆不敢贸然上任，只好以胡惟德暂代外交总长兼国务总理摄行政务。到5月3日，先是吴佩孚电促颜惠庆尽快摄政，当日，孙传芳领衔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省军阀致电北京政府，也要求颜惠庆尽快摄政。
张学良这段时间为了调停直奉矛盾在奉天和北京之间奔走，4日，王士珍、赵尔巽等北洋元老宴请张学良、张宗昌、齐燮元等直奉巨头交换政见。经过众人商讨，最后决定先以颜惠庆摄政，待颜惠庆就任之后即召集阁议选出新总理，以新总理代替颜惠庆摄政。至于宪法国会的问题，则应该等待对冯玉祥部的军事行动完全结束之后，再进行讨论。总而言之，就是“求同存异”，先打跑了西北军再说，至于可怜的颜惠庆，经过这么一讨论，就是只能做个过渡摄政罢了。
对于直奉双方的决议，张作霖比较满意，他于6日致电吴佩孚，表示“此事悉请我兄，放手进行，但于国家民生有益，弟毫无成见”。张作霖在这封电报里，对于颜惠庆摄政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吴佩孚复电张作霖，“鱼电敬悉，谦让盛意，感佩愈崇”。既然有了直奉两位首脑的支持，颜惠庆就走马上任，但颜惠庆临时摄政府是直奉双方妥协的产物，任命的议员多持观望态度，颜惠庆内阁显得凄惨而又寥落。
在颜惠庆的任命中，陆军总长张景惠、内务总长郑谦都是倾向奉系的政客，见张作霖对颜惠庆内阁态度冷淡，便不敢轻易入京任职。吴佩孚见张作霖对颜惠庆内阁始终态度冷淡，便于18日致电张作霖，希望能催促张景惠、郑谦尽快就职。而张作霖则复电吴佩孚，“历次政变，均系政客从中播弄，傀儡武人。东电即系揭破鬼蜮伎俩，素仰质直，如湘事略定，即请北上，见面一谈，诸事无不可以解决也”。
吴佩孚本来早做好北上的准备，但是湖南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他便没有办法分身赴京。但中央政权陷入僵局，他不入京与张作霖会晤，问题便无法解决。于是，在内忧外患之中，吴佩孚被迫选择北上，并命令王怀庆在北京为其准备行辕。吴佩孚既决定北上，张作霖也命令亲信王琦赴京准备行辕，张作霖当时看好顺承王府，王琦乃寻找工人及时进行修葺，以待张大帅抵京之用。
颜惠庆摄政以后，因为各部总长持观望态势，不入京就职，他自觉无趣，便想找个台阶下台得了。随着吴佩孚、张作霖都准备入京以解决时局，财政总长顾维钧、农商总长杨文恺、海军总长杜锡珪、交通总长张志潭均表示可以就职，颜惠庆也不再嚷嚷着要隐退。吴佩孚的代表齐燮元在自北京回到汉口以后，曾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杜锡珪、杨文恺、张志潭将会和吴佩孚同车北上就职。
在北上途中，吴佩孚免去了手下大将靳云鹗的职务，据说是因为靳云鹗反对联奉反冯。张作霖获悉以后，也解决了吴佩孚素来不喜欢的赵杰部，以投桃报李。在吴佩孚北上的同时，张作霖亦自奉天动身，他的卫队由张学成率领，于1926年5月31日上午10时抵达天津，分驻直隶。卫队虽然进驻京畿，但张作霖到6月5日才姗姗起身，由郑谦、杨毓珣和八大处随员陪同。5日晚，奉军将领张学良、褚玉璞、李景林到唐山恭迎，张作霖则于6日晨抵达天津。
张作霖到天津时，吴佩孚则身在保定，在两位派系首脑未见面之前，由双方的幕僚召开了巨头会议的预备会，会议预定三天，主要讨论军事、政治和法律三方面。前两天双方主要是交换意见，对军事方面并没有太多分歧，同意奉、直两方合作进攻冯玉祥的西北军，其中，以奉军攻多伦、吴军攻南口，直鲁联军主持后方，各军粮饷自筹，张作霖和吴佩孚相约不与国民军单独讲和。
但是说到政治方面和法律方面，双方便生出分歧，分歧的根本是护宪问题。吴佩孚所护的“宪”乃是曹锟贿选后颁布的宪法，也就是“曹氏宪法”。而奉系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高举的便是反对贿选的大旗，如今却要食言支持贿选后颁布的宪法，自然是张作霖所不情愿。于是，张作霖又将原本留守奉天的杨宇霆调入北京，杨宇霆和张其锽这两位直奉两派的首席智囊坐到了一起，经过新一轮的讨论，双方最终又回到了5月4日的情况：暂时搁置宪法问题，待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再行讨论。
会议结束以后，张其锽就回到保定向吴佩孚报告商定的结果。20日，颜惠庆召开内阁会议，选定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这个代理国务总理，其实就是为了促成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巨头会议，所以杜锡珪一就任，便分别致电张作霖、吴佩孚，促其二人尽快入京。
其实，二人此时入京已经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意义，该解决的问题已经在预备会议中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二人即便入京也难以解决，这个时候的张、吴会面，不过是例行公事地走个过场。
25日，张学良和张宗昌自天津赶赴北京，先行为张作霖打前站。26日，张作霖抵京，随后下榻顺承王府，并接见奉军诸将及杜锡珪内阁阁员，此后又专门去拜访王士珍、赵尔巽等北洋元老。吴佩孚则于27日离开保定，翌日抵京，随后下榻王怀庆私邸。吴佩孚抵京之后，张作霖亲自驱车拜访，吴佩孚亦在大门口相迎。张作霖告辞后，吴佩孚则前去拜访王士珍、赵尔巽等北洋元老，随后到顺承王府答拜张作霖。
在顺承王府，吴佩孚与张作霖结拜为兄弟，因为吴佩孚比张作霖年长两岁，便当了兄长。结拜之后，张作霖非常高兴，还特地合影留念。中午，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和顾维钧、张国淦、任可澄、杨文恺、张志潭等五阁员在怀仁堂盛宴款待双方，除了张作霖和吴佩孚以及二人的随行人员，还特地邀请赵尔巽、王士珍、孙宝琦作陪。正式的巨头会议便在怀仁堂举行，但是只进行了短短半个小时便告结束。
就在怀仁堂宴会结束的当晚，吴佩孚即率领随员出京抵达长辛店，准备在南口与冯玉祥部交战的事宜。张作霖则于29日返回天津，一回到天津，张作霖便解除了李景林的军权，据说是为了清算郭松龄倒戈时的旧账。张作霖罢免李景林，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完全是雷霆手段，看得张宗昌讶然失色。同时，张作霖又与吴佩孚、阎锡山联合通电宣布讨冯，并下达总攻击令。
吴佩孚将进攻南口的任务交给了心腹田维勤，结果田维勤久攻不下。而另一方面，唐生智投靠北伐军，湖南的战事也出现了变化，万不得已之下，吴佩孚只好将对南口的主攻任务交给奉军。张作霖于是将奉军兵分三路，任命褚玉璞为总指挥，以徐源泉为第一路、荣臻为第二路、韩麟春为第三路，张宗昌担任前敌总司令，张学良担任后方总司令。在奉军的猛攻之下，刘汝明渐渐不支，终于撤出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