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王”的二度出逃
马鸿逵出身于宁夏回族，先后投靠过袁世凯、冯玉祥，最后依附于蒋介石，其执掌宁夏军政大权16年，在蒋介石的甜言蜜语中坚持到最后，败逃台湾后却受尽排挤与冷落，出逃美国后仍受台湾掣肘，做了他乡之鬼仍不得安宁。
姓名字号：马鸿逵 字少云 乳名三元
籍 贯：甘肃河州（今临夏）
民 族：回族
生卒年月：1892年3月9日—1970年1月14日 卒年78岁
毕业院校：甘肃陆军学堂
军 衔：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最高军职：战区副司令长官、宁夏省政府主席
生辰八字：壬辰 癸卯 己亥 辛未
属 相：龙
命 相：天时地利，只欠人和。
讲信修睦，即可成功。
受父祖余德或财力所荫益，衣食无忧。
然家庭不和，子孙不肖。
个人爱好：骑马。
家世：
祖父——马千龄，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因劝说马占鳌（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称之为“良回”。原配王氏、继配马氏、三配韩氏、四配何氏。
父辈——老大福财、老二福禄、老三福寿、老四福祥。马福祥即马鸿逵的父亲，因协同清军镇压回族人民起义而得到清朝廷的重视，原配马氏（马鸿逵的生母），共五个老婆。
1909年——考入甘肃陆军学堂。
1911年——加入同盟会。
1913年——任“昭武军”营长。
1917年——张勋复辟后，赴天津参加段祺瑞的“马厂暂师”，任讨逆军中将参谋。
1919年——段祺瑞上台后，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被曹锟任命为讨逆独立骑兵前敌副总指挥兼绥远援军司令。
1926年——任国民联军第八军第七师师长。
1927年——冯玉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第四军军长。
1928年——任山东省政府委员。
1929年——蒋、冯战争中，反对冯玉祥，任第十一军军长。
1930年——中原大战中，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
1931年——任豫皖“剿匪”总部中路军第三纵队指挥。
1932年——任宁夏省政府主席。
1933年——任第三十五师师长。
1936年——任中将。同年，加上将衔。
1937年——所部改编为第一六八师，任师长。
1938年——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9年——兼中国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0年——创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任名誉理事长兼宁夏分会理事长。
1941年——兼任宁夏保安司令。
194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1970年——在洛杉矶病逝，终年78岁。
◇见风使舵投蒋
马鸿逵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韩家集阳洼山村，是家中长子。其祖父马千龄，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因劝说马占鳌（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称之为“良回”。所以后来马鸿逵说他家“不是造反的回民”。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因协同清军镇压回族人民起义而得到清朝廷的重视。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马福祥尽心护送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因此，8岁的马鸿逵在西安行宫中得以见到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小德张等人。
马鸿逵12岁时，马福祥以1000两纹银为他买得“蓝翎知县”的虚缺。17岁时，他结束了在家塾中的学习，考入甘肃陆军学堂。在所有学习科目里，马鸿逵最喜欢军训体操与军事学科，最讨厌英文课和日文课，但对付考试他素有绝招。每次到考试之前，他都会跑去教官那里软磨硬泡，逼得教官不得不给他画下“重点”。
在陆军学堂学习期间，马鸿逵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还参加了反清活动，后来被清军逮捕入狱。父亲闻讯后四处奔走，马鸿逵才得以被保释出狱，马福祥将其痛骂一顿后，便让他在自己的部队“昭武军”中任教官，不久，升任骑兵营副营长。
1912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马福祥见风使舵，站到革命派一边，很快就被袁世凯委任为宁夏护军使，拜中将，马鸿逵跟随父亲一起赴宁夏镇守。1914年马鸿逵因围剿反袁的白朗起义有功，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马福祥为讨好袁世凯，随即将马鸿逵送到北京做了袁世凯的侍从武官。当时各地军阀都遣子入京，甘肃还有三大家族的马家后代被送到北京，当时人们称他们的后代为“四大公子”。
马鸿逵很得袁世凯欢心，当时袁世凯拨给马福祥三个营部队，称为“宁夏新军”，任命马鸿逵为新军统领。当时部队驻扎在宁夏，马鸿逵一人住在北京，每月三个营的军饷全部由他一个人支配使用。袁世凯死后，马鸿逵继任黎元洪的侍从武官。冯国璋任代总统时，马鸿逵因其父亲与冯国璋是把兄弟，仍在京任侍从武官。
1919年段祺瑞上台后，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跟随父亲马福祥驻防绥远。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交战双方都想拉拢马氏父子，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一向见风使舵的马氏父子却因一时看不出胜负终归谁家，只好对双方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应付。曹锟、吴佩孚以封官许愿为诱饵，急调马部参战，被马氏父子以“防地匪党未清”为由予以拒绝。后来直系胜利，奉系败退东北，马鸿逵一下子慌了，赶紧与父亲商量，立刻通电拥护直系，斥责张作霖为胡匪，以讨好直系。吴佩孚不肯罢休，想以武力解决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马福祥只有亲自到北京向吴佩孚赔罪，最终得以和解。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马鸿逵不敢再怠慢，立刻表示效忠曹锟、吴佩孚，被任命为讨逆独立骑兵前敌副总指挥兼绥远援军司令。但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推翻直系北洋军阀政府。在此情况下，马鸿逵与其父很快改换门庭，又依附了冯玉祥。
马鸿逵对冯玉祥表现得十分忠诚和顺从，他要求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冯玉祥收编，冯玉祥自然乐意，将马鸿逵的部队改为第七师，马鸿逵任师长，仍驻防宁夏。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由苏联考察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集体加入国民党，站在北伐军方面，向北洋军阀开战。马鸿逵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兼第七师师长，实施东进战略，与北伐军南北呼应。
然而1929年，马鸿逵的部队又由第四军被缩编为暂编第十七师，没有正规师的番号，军队实力大减，马鸿逵个人的官位也随之下降，因此对冯玉祥极为不满。此时冯玉祥和蒋介石的矛盾已初见端倪，冯玉祥命令部下多写文章抨击南京时政，马鸿逵以“读书不多，不会作文”为借口，婉言拒绝。
其时，马鸿逵发现蒋介石的势力越来越大，在蒋、冯之争中自然是投靠蒋介石为上策，经过审时度势，给其父马福祥发去密电，提出投靠蒋介石的建议。此建议与马福祥的想法一拍即合，马福祥即以回民领袖的身份，赴南京晋谒蒋介石。蒋介石见冯玉祥的部下倒戈，自然热烈欢迎，其后，马福祥为自己谋得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马鸿逵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洛阳警备司令的职衔。
南京编遣会议之后，冯玉祥已决定反蒋，下令原驻山东和河南的军队全部西撤，以便集中兵力与蒋介石开战。而私通蒋介石的马鸿逵自然不愿服从命令，当部队撤到洛阳时，马鸿逵下令停止撤退，暂驻洛阳观望。
马鸿逵的反常引起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的注意，韩复榘因自己有心投蒋而一眼看穿马鸿逵的真实目的，于是派员找马鸿逵商议。马鸿逵虽然已经决心投蒋，但当时马福祥在潼关，还在冯玉祥的控制下，如果公开投蒋，必将连累父亲，因此一时难以做出抉择。就在这时，马福祥给马鸿逵发来密电，让他不要顾及自己，尽快与韩复榘率部东开。
马鸿逵接到父亲的密电后大哭一场，接着便与韩复榘率部开往郑州。在郑州，马鸿逵给冯玉祥发电称自己被韩复榘胁迫，不得已开往郑州，并无反意，其心可昭日月，以后伺机西归。电文请辞恳切，使冯玉祥一时难辨真伪，对马福祥不便采取过激行动。而此时马鸿逵已在郑州与蒋介石派来的代表接触，商讨公开投蒋事宜，不久便向蒋介石发电表示拥护中央。蒋介石随即约马鸿逵到南京商量具体事宜。
马鸿逵到南京后，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任命他为第十一军军长兼六十四师师长，驻防徐州。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马鸿逵被任命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河南省政府委员、郑州警备司令。同时，蒋介石为马鸿逵部拨发军饷30万银元，调拨新枪1000余支，令马鸿逵感激涕零。在中原大战中，马鸿逵严密控制了津浦、陇海两线，使两线成为了蒋介石运输军火、军需的专用铁路，客货运输几乎全部停顿。因此造成徐州地区的民用食盐异常紧张，马鸿逵又以解决军用食盐为借口，派专车大量贩运食盐，进行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中原大战历经7个月，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蒋介石论功行赏，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但马鸿逵不愿去宁夏，他垂涎河南省主席一职，便滞留中原，而把宁夏省政务交给他人代理。蒋介石曾想过把河南交给马鸿逵，一是利用马鸿逵积极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二是以慰马氏家族失去甘肃之抑郁。后来因刘峙报称马鸿逵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贻误军机，致使丢失鸡公山，使得老蒋改变主意，不仅不发表新职，还令刘峙压迫马鸿逵。
1932年，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去世，没有人能再替马鸿逵在蒋介石面前说话，加上马鸿逵的军队驻扎河南时，为害乡里，引起河南人民的强烈不满。所以在蒋介石的催促下，马鸿逵不得不放弃河南，前往宁夏就职，从此宁夏人民陷入了马鸿逵的长期黑暗统治之下。
◇做了宁夏土皇帝
蒋介石命马鸿逵到宁夏上任的时候，为了防止他在西北的势力过于强大，便借“剿共”之名，令其部队留守河南，并由马鸿宾接管，而马鸿宾在宁夏的部队则交给马鸿逵，双方互换番号。蒋介石这么做，无非是要离间二马，削弱二马实力。二马虽是亲堂兄弟，但两人关系一向紧张。
马鸿逵为了能带走一部分部队，用重金贿赂了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由俞替他说情，最终争取了两个团的兵力，即蒋介石最终同意由马鸿逵带两个团进入宁夏。马鸿逵立马连夜挑选了身强力壮的士兵，携带精良武器，于隆冬寒天，将部队运往包头，再由包头步行，星夜兼程进驻宁夏。留在河南的队伍，只剩了一些老弱病残。
马鸿逵到达宁夏后，首先将马鸿宾在位时的省政府班底人员全部免职，同时着手筹组宁夏省政府，1933年3月1日，马鸿逵率新省府全体委员宣誓就职。而此时马鸿宾并没有离开宁夏，只是在马鸿逵到来之前率部队离开银川，移驻到了金积、中宁、中卫一带。但终究“一槽难容二马”，马鸿逵绝不允许他人带着部队停留在自己的地盘上，因此对马鸿宾部极力抵制和打压，有时一连几个月不给马鸿宾的部队发饷，让人们以为是马鸿宾私自扣下了官兵军饷；同时严格限制马鸿宾部在驻地的活动范围；指示各级政府，禁止给马鸿宾部上交军粮。这样一来，马鸿宾的处境十分艰难，其部下要求马鸿宾以武力对付马鸿逵，马鸿宾却不愿伤害兄弟感情。如此在宁夏赖了7年之久，直到1940年实在难以维持了，才不得不移驻到与宁夏毗邻的甘肃海原、固原地区。
马鸿逵主政宁夏伊始，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而事实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扩军”、“抓权”、“刮钱”而展开。
马鸿逵自主政宁夏开始，便不断地扩充军队，年年征兵，甚至一年征兵两次。兵役成为了宁夏最大的罕见苛政。马鸿逵规定，每户有18-25岁的合格壮丁者，三抽一，五抽二；兵源枯竭后，便由壮士抽改为按丁抽，15-50岁男性均要被迫当兵。老百姓为了躲避兵役，有钱的雇人顶替，没钱的甚至自残躯体，还有很多举家逃匿，导致农村壮丁绝迹。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仅1.2万人，到20世纪40年代末竟达到10万人，占宁夏人口的1/7。对于逃兵，马鸿逵的规定相当残酷，不仅以枪毙其家人作为惩罚的措施，而且常常把追回的逃兵成批枪毙，其状惨不忍睹。
在抓权方面，首先是抵制来自南京政府的权力控制，对蒋介石以各种手段与方式企图渗透到宁夏的势力，马鸿逵坚决抵制。国民党中央司法部在宁夏有一套独立的系统，连经费都是每月由国民政府汇发，这与宁夏银行纸币价格相差很大，很多人都对法院眼红。而马鸿逵害怕法院抓他的辫子，就对南京派来的院长百般挑剔，向国民政府检举，使之无法在宁夏待下去。最终，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放弃宁夏的司法阵地，马鸿逵顺理成章地控制了宁夏的司法权。
除此之外，马鸿逵还千方百计地把军权、党权、纸币发行权、教育权、邮政检查权等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不容南京政府染指，甚至连国民党的军统机关都不敢在宁夏公开活动。
宁夏虽十分贫瘠，但视财如命的马鸿逵有着许多搜刮钱财的门道，他以清丈土地增加征粮征款，垄断宁夏贸易和金融，缉他人走私，自己则走私烟土；开办工厂，大搞官僚资本主义敛财；借整顿税收之名，行增加税款之实，致使局卡林立百物皆税；克扣军队及公务员薪饷，马部士兵津贴一向低得不能再低，即使后来有所提高，也还是要强行“储蓄”扣而不发；收地租房租，马氏除在宁夏占有土地房屋外，房产遍布于平、津、宁、沪、渝以及兰州、西安、包头等地，有的作商号，有的开金店，办澡堂，其余专做收租只用。马鸿逵家族的资产皆在此期间横征暴敛而来，其家财之巨，在他逃离宁夏前租用美国人陈纳德的飞机，仅运送黄金就达7吨之多。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为了迎合蒋介石，一方面马鸿逵自创奇说，宣扬“回民是回教，不是回族”的说法。另一方面则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利用回族身份拉拢人心的机会。1940年，马鸿逵秉承蒋介石的授意，促成“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由白崇禧任理事长，白崇禧再聘马步芳和马鸿逵为名誉董事长，三个人都抬高了身价。
马鸿逵在宁夏长期实行所谓的“合署办公”，其总司令部和省政府的主管各部门人员，每天早上都要到马鸿逵的办公室门外等待召见，前者出，后者进，依次问安、汇报、请示。而马鸿逵坐在太师椅上，根据自己的好恶法令，召入者只能站着回答，这种做法被僚属们称作是“上朝”。
尽管马鸿逵的势力不断壮大，但他终究离不开蒋介石这棵大树，一边对蒋介石势力的渗透加以抵制，一边对蒋介石本人大加吹捧讨好。1935年，在宁夏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马鸿逵不着重讲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反而对蒋介石大肆吹捧，宣称“蒋委员长确系继续总理，努力革命的伟大领袖，我们为广大革命事业，发扬总理精神，对蒋委员长只有竭诚拥护”。
为了投蒋介石所好，马鸿逵把“围剿红军”作为治理宁夏四大方针之一。当然这样做也是出于为自己打算。因为红军长征北上之后，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他感到红军已经威胁到自己的辖区，所以他不仅围截北上红军，还在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地方构筑“防共碉堡线”，为此三次向蒋介石递呈《剿共意见书》，劝告蒋介石，乘红军还未在陕北站稳脚跟，全力进行“围剿”，以便根除后患。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电告各地方实力派，希望得到他们的响应和支持。此时马鸿逵十分担忧，唯恐失去蒋介石这座靠山。但由于无法预料事态的发展趋向，所以逢人便哭，似乎十分关心蒋介石的安危，但却不敢做出任何政治表态，更不会有所行动。当各方态度都明了，蒋介石有希望被释放时，马鸿逵于12月16日通电主张讨伐张、杨，但为了表示他从一开始就持此政治态度，特意将电报日期倒填为14日，还假惺惺地向张学良说，为使蒋介石安全回京，愿意以自己全家十多口人的性命做保证。
蒋介石被释放后，马鸿逵即在银川组织军民庆祝活动，强令商店、住房张灯结彩，还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提灯游行。马鸿逵还喋喋不休地先后发出十次通电，向蒋介石大献殷勤，这些自然博得了蒋介石的好感。1936年，蒋介石相继授予马鸿逵陆军中将衔，陆军上将衔，并授给他一枚二等云麾勋章。
◇巧妙应对蒋介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而马鸿逵的抗日态度是消极的。刚开始，他借口防共，不愿出兵抗日，后为形势所迫，才勉强参与作战。蒋介石为统一领导，成立第八战区，以朱绍良为司令长官，傅作义、马鸿逵为副司令长官，又将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和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合编为第十集团军，以马鸿逵为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和绥西防守司令。
马鸿逵有八旅之众，蒋介石只是调马鸿逵的一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开往河套，以御日寇，马鸿逵都极不愿意，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最后只派出一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开赴绥西。马鸿逵的两个旅在绥西，虽名义上是整体服从傅作义领导，具体由马鸿宾指挥，但实际上任何事情他们都要秘密向马鸿逵请示，得到许可后才能行动。
1942年，蒋介石亲临西北视察，为了讨得蒋介石的欢心，马鸿逵耗费巨资兴建了“光园”和“怀远楼”，专门作为蒋介石的行宫。蒋介石停留宁夏期间，马鸿逵不仅陪同视察军政机关和接见军政人员，还坚持早、晚两次请安，并在夜里亲自为蒋介石查岗查哨。一天夜里在蒋介石屋外查哨，见到蒋介石房内灯光未熄，知道蒋介石还未就寝，便故意大声命令哨兵严加防卫。蒋介石在屋里听到声音后问：“外边何人？”马鸿逵立刻回答：“是鸿逵，委员长放心休息。”这样，蒋介石误以为马鸿逵在亲自给自己做警卫，抗战胜利后以马鸿逵抗战有功为名，授予其“胜利勋章”和“忠勤勋章”。
而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除了被迫派出的两个旅到抗日战场上敷衍了一下之外，其主力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战8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在宁夏过了8年土皇帝的生活。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打出了“和平”的幌子，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马鸿逵也赶紧与中共方面接触。共产党不计前嫌，特意派代表对他进行统战工作。马鸿逵秘密接待了中共的代表，并对中共代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殷切愿望，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建立联系，如果国民党中央逼他对共产党作战，他将事先与共产党打招呼，打假仗，并把一份密码交给代表带回边区。
然而，当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之后，马鸿逵再次露出“滑马”本色，他真以为国民党可以在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当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马鸿逵立即配合，派军侵犯盐池、定边、安边、靖边等县。如此一来，马鸿逵既可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又可以借机巩固和扩大地盘，因此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占领这些县以后，又亲任县长组织成立县政府，并致电南京政府，以“三边”距宁夏最近为由，建议将三个县划归宁夏管辖，同时以电文通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
11月解放军围攻榆林，蒋介石电令马鸿逵全力驰援榆，马鸿逵又打起了小算盘。为保存实力，迟迟不肯发兵，到最后不得已发兵之后，又命令他的部队“能打就打一下，不能打就退回宁夏”。而援榆部队行军速度相当缓慢，蒋介石一气之下空投手令，责令率领援榆部队的马鸿逵的二儿子马敦静：“如果榆林有失，唯你父子是问。”马鸿逵不敢再怠慢，责令儿子加快行军速度。而此次援榆林，正如马鸿逵所料，其部队受到解放军的强力打击，损失惨重，不等战斗结束，剩余部队便按照马鸿逵的指示，借口粮秣困难以及解放军可能进攻三边，迅速逃回了宁夏。
从此，马鸿逵成了惊弓之鸟，对解放军采取了“多方拖延，绝不冒险前进”的方针，以保存实力。
1949年4月，就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前夕，由于张治中北平谈判未归，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就此空缺，李宗仁代总统一面做着南逃的打算，一面强自支撑改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当时马鸿逵与马步芳辖治陕甘宁青新五省地区，尽管人民解放军即将横扫大西北，但两人仍旧做着“西北王”的美梦，都垂涎着西北军政长官和甘肃省主席之职。李宗仁为此头痛不已，他想，既然两人谁当西北军政长官另一个都不会服气，不如让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出任该职。不料首先反对的就是马鸿逵，理由是马鸿宾年老昏聩而且“剿共”意志不够坚定。
此间，马步芳派亲信携重金到广州活动，打通了白崇禧的门路，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基本上内定了马步芳。马鸿逵得到这个消息后，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不如主动表决落个顺水人情，于是表示让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官一职，自己“情愿当个参谋”。马步芳见此，非常识趣地故作谦让。两人因此热络起来，并由马鸿逵做主，将孙女许配给马步芳兄长马步青的儿子做媳妇。最后商定，由马鸿逵出面推举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待马步芳上任后再推举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主席。
马鸿逵的算盘打得很好，他想等自己当上了甘肃省主席，就可以把宁夏省主席一职让给儿子马敦静，父子同握两省大权，同样可以推行甘、宁一体化，逐步控制西北，他还自我安慰地对部属说：“长官是虚衔，主席是实缺，有地盘，有实权，将来可以多征兵。”
尽管马鸿逵的算盘打得精确，却忽略了马步芳也有自己的算盘，马步芳对他不过是敷衍，从没打算兑现承诺。因此，一上任就过河拆桥，想把甘肃省主席的职位送给儿子马继援，再由亲信马骥接替青海省主席，以实现甘、青一体化。马鸿逵闻知此情，气得破口大骂，并飞往广州，向行政院长阎锡山大发牢骚。可阎锡山这只“山西九尾狐”只是打哈哈，并不会介入二马之争。马鸿逵失望之余，索性飞到台湾草山向蒋介石哭诉一番，蒋介石看到他还有利用价值，便当面许诺，不久将“明令”发表他的甘肃省主席之职。
虽然有了蒋介石的承诺，但是马鸿逵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即使蒋介石承诺兑现，这个甘肃省主席怕也做不了几天了。从蒋介石居住的草山回到台北后，马鸿逵嘱咐其堂兄马继德在台北、香港、美国购买房产，以备流亡后之需。而此前，马鸿逵曾邀请陈纳德“访问”宁夏，以抛售羊毛为借口，托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将他历年来搜刮宁夏人民的血汗所得，变换成黄金，源源运往香港。据说先后转移黄金7吨多，还有大量金银细软、珍贵珠宝等，全部在陈纳德的帮助下存入美国银行。
8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发表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宁夏省主席则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担任。为消除马鸿逵与马步芳的矛盾与隔阂，阎锡山特意电召两人在广州见面。此间，二马同住爱群酒店，说起西北吃紧的形势，几度抱头痛哭，最后还拿出《古兰经》，向主发誓，一定要摒弃前嫌，同心协力作最后的抵抗。
可就在离开广州的前一夜，马鸿逵召集起全部部下，说：“我们明天飞宁夏不去兰州。”将领们都不明所以，马鸿逵解释道：“如果我与马步芳同往兰州，他必要把我扣起来，强迫宁夏出兵，必要时还会伤害我。我们去兰州，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马鸿逵不愧为“滑马”，对马步芳的为人和惯用伎俩了若指掌。
马鸿逵飞往宁夏后，人民解放军已经向甘肃挺进，于8月20日将省城兰州团团包围。马步芳向马鸿逵紧急求援，国民党中央也电令马鸿逵出兵援助兰州。然后，急电一封接一封，马鸿逵答应派兵出援，但却迟迟按兵不动。直等端足了架子，才组织以马全良率领的援兰兵团。然而，先头部队刚到甘、宁交界处时，马鸿逵便下令停止前进，以向马步芳索要军用物资拖延时间，观望徘徊，以保存实力。
不久，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兰州发动进攻，不到6天时间，便击溃马步芳守军，于8月26日解放兰州。见此情况，马鸿逵并未感到唇亡齿寒，而且幸灾乐祸地说：“我就不信放不倒你马步芳！”
兰州解放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联络部部长甄华派联络员向马鸿逵转达了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傅作义也从包头给马鸿逵打电话，劝他认清形势，率部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也特意赶到银川，向马鸿逵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对此，马鸿逵概不回绝，只是以敷衍拖延时间。同时在内部实行政治军事总动员，决心死守宁夏。解放军进攻宁夏后，马鸿逵对部下说：“要效仿阎锡山，损失尽净也在所不计，最后阎锡山还是当了行政院长嘛！”并同时制订了“防水、防火、打光”和死守宁夏的计划，命令部队哪怕全军覆灭也要抵抗到底。
与此同时，马鸿逵在做着随时逃跑的准备。但私下里却有些发愁，一时想不出怎样逃走才不至于动摇军心。正在此时，蒋介石电招他去重庆参加军事会议，马鸿逵立刻带着四姨太、五姨太名正言顺地逃走了。而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他的次子，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马敦静。
不久，马鸿逵长子马敦厚、次子马敦静也借故离开宁夏，携眷逃往重庆。父子三人相聚，在密室中相对而泣。当晚，他们用电台和宁夏联系，由保安部少将马如龙接电话，马鸿逵说要让马敦静回宁夏继续同解放军打到底，而马如龙说：“满拉们（官兵）不念经了，如果强迫，他们就要拿囊噶（念经的木板）放在阿訇（长官）的尕络（头）上哩！”马鸿逵还是坚持那一套，马如龙只好告诉他“我们已经起义了，‘二爷’（马敦静）不要回来了”。这对马鸿逵来说好像晴天霹雳，良久才发出一阵惨笑。
此后，马鸿逵便称病不出，蒋介石得知后，便在阎锡山的陪同下来看望他，马鸿逵竟双腿跪地，紧抱蒋介石的双腿，哭道：“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此举让蒋介石大吃一惊，他想不到马鸿逵一个军人，竟会搞这一套，他赶忙拉起马鸿逵，阎锡山也在旁边说：“没啥，没啥，从头再来过。”三个人寒暄过后，蒋介石便吩咐马鸿逵到台湾去，并警告他，不许再惊动“飞虎队”，而是乘坐两航飞机。蒋介石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怕马鸿逵搭乘陈纳德的飞机飞往美国，抑或是飞往北平。蒋介石走后，马鸿逵不无感慨地说：“连蒋总裁都不相信我了，我怎么会投向共产党？这真是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1949年10月14日，马鸿逵与其子从重庆乘坐“中国航空公司”一架“空中行宫”式60座客机逃往台湾。
◇到台之后遭弹劾
14日上午11时，马鸿逵一行飞抵台北机场，台湾省主席陈诚、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辑等大员前往机场迎接。随后，马鸿逵一行住进了台湾省政府招待所。此时的马鸿逵自我感觉良好，第二天便开始了对台湾军政要员的拜访。
但马鸿逵没有想到，接下来他却连碰钉子。先是郭寄峤给他难堪。郭寄峤是曾被他挤下台的甘肃省主席，没想到现在竟当上了“国防部长”，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为了讨好郭寄峤，其乔迁新居时，马鸿逵厚着脸皮前去祝贺，结果被郭寄峤一顿臭骂。
当晚，便有宪兵来逼迫马鸿逵搬离招待所，马鸿逵请求宽限一天都不被准许，只好连夜搬到市区旅馆居住，后来才搬进台北古亭区和平西路二段的房子。马鸿逵早前在这里购置了大片房产，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两家住23号，长子马敦厚一家住54号，继母马书城老太太住6号，高级军政部属分住在9号，随从人员们住4号。
不久，蒋介石在阳明山召见马鸿逵，一见面，蒋介石就阴沉着脸，查问他在咸阳战役中擅自撤退的原因，将他当面训斥一顿。马鸿逵吓得满头是汗。事后一打听，才知是先到台湾的马步芳、马继援父子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他的状，说他擅自退兵，贻误战机，以致战局急转直下，造成局面不可收拾，把西北战败的责任都推到马鸿逵父子头上，一时间形成了“马步芳打，马鸿逵看”的舆论。
马鸿逵气青了脸，找到马继援，指着他的鼻子狠狠地说：“尕娃，你们说话要讲良心呐，不要血口喷人！”当时在场的马继援的表哥，原国民党骑五军军长，时任驻澎湖的预备军团副司令长官马呈祥见他们一老一小短兵相接，怕双方下不来台，急忙上前打圆场说：“您老人家不要生气了，改回我们登门道歉。”说完，赶紧拉起马继援离去。
10月末，国民党“行政院”奉蒋介石之命，以“擅自撤兵”为由，给马鸿逵“撤职查办”处分。在1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马鸿逵失去了“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紧接着，“监察院”一些委员联名提出对马鸿逵、马步芳的弹劾案，要追究“二马”贻误战机，丧师失地的责任。
随着弹劾案的提出，一时间舆论汹涌，因此时马步芳早已溜走，以朝觐为名溜到中东，矛头直指马鸿逵。马鸿逵虽然一直很恨马步芳，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想到自己死心塌地地反共，跟着蒋介石跑到这孤岛上，好处没得到，却落得如此下场。寄人篱下，今后日子该怎么过。
马鸿逵前思后想，最终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拿定主意后，马鸿逵便以治病为名，让他最宠爱的四姨太刘慕侠去香港看病。刘慕侠在香港安排好后，立刻按照马鸿逵的吩咐，给台湾发来急电，声称“病危”，恳请见丈夫最后一面。马鸿逵不敢去找蒋介石，而是拿着电报去找“副总统”陈诚，声泪俱下哭诉他们的夫妻情分，恳求陈诚放行。陈诚不知是计，便批给他一个月假期。马鸿逵便带着他的六姨太赵兰香等人迅速离开台湾，赶往香港，再也没回来“销假”。
马鸿逵到香港后，住进早先购置的英皇道辉浓台继园1号。第二年，五姨太邹德一和马敦静一家人也先后以种种借口离开台湾飞到香港，与马鸿逵住在一起。其间，台湾行政院以“放弃职守，擅自撤兵”为由，正式给马鸿逵“撤职查办”的处分。马鸿逵闻讯暗自庆幸，多亏自己溜得早，撤职已无职可撤，查办也鞭长莫及了。
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先以“附匪”，后改为“未报到归队”为由，将马鸿逵“开除党籍”。对此，马鸿逵不予理睬，这个党籍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但后来，国民党又通知他可以补交照片办理“恢复党籍”的手续，马鸿逵想了一下，就补交了5张照片。后来蒋介石来电召他回去，马鸿逵也未予理睬。
到香港后的马鸿逵又购置了别墅，生活很是舒适，但马鸿逵仍感香港离台湾太近，觉得不安全，怕蒋介石不放过他，便于1950年，托老朋友陈纳德从台湾驻澳门办事处办理“中华民国”护照。但要携带其香港眷属赴美，一共要6张出国护照，陈纳德又请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帮忙，将邹德一填表为“秘书”，赵兰香填表为“表妹”，刘慕侠填表为“夫人”等，办好了赴美护照和签证。
为此，马鸿逵花了大量黄金、美元，单他送给陈纳德的一只翡翠西瓜就价值不菲，乃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刘慕侠的干爹、慈禧太后身边宠爱的小太监小德张从宫中偷出来的。1930年马鸿逵部驻防山东泰安时，遇到小德张游览泰山。小德张这个“遗太监”在社会上处处受歧视，马鸿逵却殷切地接待了他，还请他阅兵，这让小德张很是感动，就把这件稀世珍宝送给了马鸿逵。
移居美国后，马鸿逵一家先住在旧金山，后在洛杉矶郊外买了一幢别墅，便又迁到洛杉矶居住。随后，马鸿逵在洛杉矶办起一家“普拿马”牧场，以养马为业，用马鸿逵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养鸡养马聊资生活”。面对牧场，他常常会想起远在中国西北的家乡，这就促发了他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感情愈加笃厚，他甚至在私下对人掩面而泣，哽咽道：“恐怕此生回不了大陆了……”马鸿逵留居美国期间，美国移民局劝他加入美国国籍，但他不愿意，对身边的家属们说：“你们入不入美国国籍由你们，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死了要埋在祖国土地上。”
到美国后，马鸿逵经常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速回台湾履职，但已是离笼的金丝雀，怎么可能再甘愿返回牢笼？他几乎就没有回过蒋介石的电报，他对蒋介石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态度极为不满，但苦于还有一些家人留在台湾，被蒋介石当人质，虽心中不满，也不敢在公开场合发牢骚。甚至还会在一些公共场合为蒋介石说好话，他还呼吁美国政府援助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由于马鸿逵不会外语，他在美国的生活极不方便，加之交通困难，使他在财产方面的打理也无法正常进行，于是他将黄金所换美元的一部分，交给儿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掌管开支票。谁知没过几个月，一大笔钱就所剩无几。马鸿逵认为是儿孙自己花掉了，暗自叹息不已。
不仅子孙不孝，马鸿逵的妻妾也时常争吵，这都给晚年的马鸿逵增加了无限烦恼，即便是钱财不缺、衣食无忧，马鸿逵的生活也幸福不起来。1956年，马鸿逵的五姨太邹德一为了结束在这个是非家庭中的痛苦生活，要求离婚，马鸿逵只有同意，并给了邹15万美元，邹德一后来改嫁了一位大学教授。马鸿逵虽最为宠爱四姨太刘慕侠，但刘只知把持家政，对马鸿逵并不关心，只有丫环出身的六姨太赵兰香，仍像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地侍奉马鸿逵。
1960年，马鸿逵的次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又因财产对簿公堂，后来竟将马鸿逵也告到了美国法院。马鸿逵受此打击，一病不起，从此缠绵病榻。马敦静则因与其父闹翻了脸，一气之下返回台湾定居了。
1962年，病中的马鸿逵撰写了《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揭露马步芳父子当年在青海及西北地区的种种劣迹。到1970年1月，马鸿逵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他让孙女马爱玲将他口述的生平经历和感受编辑整理，取名《马少云回忆录》，赠送亲朋好友作为纪念。该书于1984年1月由香港文艺书屋正式出版。
1970年1月12日，洛杉矶异常寒冷，此时马鸿逵做过心脏病手术出院不久，感到自己“归真”大限已迫近，于是挣扎起床，让家人帮他端坐室中，等候真主的召唤，并一再叮嘱四姨太刘慕侠，一定要把他的遗骸送回祖国。随后，他双眼紧闭，嘴里喃喃不停，仔细听，才知道他反复念叨的是：“我死也要回去……”
14日凌晨，马鸿逵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享年78岁。
遵照马鸿逵的临终遗言，他去世后，其六姨太赵兰香只身护送马鸿逵的遗体去台湾。1971年1月14日，运送马鸿逵遗体的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马鸿逵在台湾的长子马敦厚带儿子马家骅以及甘肃同乡在机场迎候，他们将尸体护送至台北新生南路清真寺内停放两日后，埋葬于台北县三张犁回教墓地。台湾当局因马鸿逵生前为“国大代表”，拨付新台币30万元作为安葬费，并组成了以谷正纲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
第二年，四姨太刘慕侠遵照马鸿逵生前的嘱咐，将唐玄宗、宋真宗两代皇帝封禅泰山的两支玉筒护送回台，最后珍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