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中的常青树
作为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干将，周至柔仕途通达。原为陆军将领，后受宋美龄赏识出掌空军，在中日空战中指挥有方，立下赫赫战功，升任空军总司令。赴台后仍得到蒋氏信任与重用。其侍母甚孝，其母93岁高龄去世，周披麻戴孝，甚为悲哀，颇得世人好评。
姓名字号：周至柔 字至柔 原名百福
籍 贯：浙江临海
生卒年月：1899年11月30日—1986年8月29日 卒年87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 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军职：空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
生辰八字：己亥 乙亥 辛丑 戊戌
属 相：猪
命 相：旭日东升势壮富，贯彻大业万事胜。
终至荣达功名显，猛虎添翼势声强。
旭日升天，名显四方。
渐次进展，终成大业。
个人爱好：体育。
1919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
1924年——任黄埔军校上尉教官。
1932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委员。
1933年——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1934年——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1935年——任国民政府全国航空建设会常务委员。
1936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
1937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常务主任委员。同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一厅厅长。
1938年——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航空委员会主任参事。
1939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
1940年——任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
1943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
1945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1946年——任空军司令部总司令。同年，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50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
1952年——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团务指导委员。
1953年——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篮球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4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
1956年——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中华奥运会”主席。
1957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第六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台湾省民防司令部司令。
1962年——任“行政院”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任“总统府”参军长。
1965年——任“全国高尔夫协会”理事长。
1967年——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
1972年——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主任。
1976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198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86年——病逝于台北，终年87岁。
◇半路出家一步登天
周至柔出生于浙江临海县东藤镇，由于父亲早逝，使他在单亲家庭中过早地经受了人生的磨难，养成了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的性格。他先在家乡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而后升入浙江省第六中学，1919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与他的浙江老乡陈诚成为同期同学，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22年军校毕业后，周至柔与陈诚一道分到浙江陆军第二师。但随着时局的发展，目睹国事日非，两人对北洋军阀越来越感到失望。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受先期赴粤的陈诚的召唤，周至柔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与陈诚同时成为了上尉教官。第二年，他随部两次参加东征，由于作战英勇机智，战役结束后升任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周至柔与陈诚同时到了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团任职，陈诚为团长，周至柔为副团长。二人率领该团转战江西、浙江、江苏等地，每战必捷，取得了一系列战果，周至柔也加官晋爵，步步高升，1927年升任第二十一师参谋长。第一次北伐之后，28岁的周至柔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江上游办事处少将主任，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时，周至柔正在第三十三旅旅长任上，率部开赴中原大战第一线，先后参加了攻克马牧集、归德、济南、郑州等重要战役，由于在大战中表现突出，被蒋介石视为劲旅，战后即升任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副师长，不久升任中将师长。
从1931年至1933年，周至柔随陈诚第十八军参加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第三、第四次“围剿”。由于他率部作战非常卖力，获得了国民政府明令嘉奖，于1933年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第十四师和第十八军都是陈诚的嫡系部队，国民党军的王牌部队，周至柔一直在其中担任要职，充当陈诚的助手，因此他和罗卓英等人都成为陈诚“土木系”的得力干将。但由于第十八军在第四次“围剿”红军中惨遭失败，周至柔被调离。
周至柔真正的大红大紫是从创立空军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的空军正处于初创时期，对空军如何组建，国民党内部分为“亲意派”和“亲美派”，两派分歧很大。陈诚因此向蒋介石建议，选派一人出访欧美，考察先进国家的航空事业，并推荐其得力干将周至柔。对空军一无所知的周至柔从此从地上转到天上，开始了其空军的生涯。
在近一年的出国考察中，周至柔一边详尽了解各国航空建设与空军训练，一边坚持边考察边自学英语。他对同僚说：“若不能说英语，对方对我就低看三分。”凭着这种精神，在完成了考察任务的同时，他还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蒋介石对他的考察报告和计划书非常满意，于1934年7月任命他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作为空军学校校长，周至柔首先要求自身本领过硬，他信奉中国民间最朴素的道理：“想开饭店，就必须先做厨子。”因此，他苦练飞行技术，多次单独驾机飞抵上海，以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他对飞行员的精神培养非常重视，要求飞行员需具备“智、仁、勇”三者，强调在飞行员训练中培养攻击精神的重要性，认为“攻击精神是军队的灵魂，是发挥战斗力的基本条件。”战术上主张有创意的战术思想，要善于依据敌强己弱的特点寻找制胜的途径，需多行奇袭，为人之所不敢为，能人之所不能。行动时要有灵敏新锐的头脑，讲究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不可古板。战术心理上要不畏不惧，勇于牺牲；不畏失败，胜而后已。提倡严肃纪律，提出“整饬重于训练”的主张。同时，他还对航空学校的制度进行了改革，将航空班纳入校籍，列为第一期，以后随着第二期、第三期的相继毕业，空军终于巍然成军。
周至柔对航校的规范管理以及一整套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系，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但当时空军的主要创办人是毛邦初，蒋介石对毛邦初的信任，主要因为他是其元配夫人毛福梅的堂弟，宋美龄因此对毛邦初很不满意。周至柔看准这个机会，走夫人路线，得到宋美龄的信任。周至柔外表敦厚，说话嗫嚅，虽不善逢迎，却外粗内细。
有一次周至柔陪同蒋介石夫妇检阅空军部队，当蒋介石和宋美龄从他们面前走过时，按照以往惯例，他们只是喊“委员长万岁”，紧跟在蒋氏夫妇身后的周至柔听了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再看宋美龄的脸色，更觉得不对劲了，立刻举起手喊了一句：“夫人万岁！”空军人员都跟着喊起来。通过这件事，宋美龄对周至柔更加赏识。
在宋美龄的提携下，蒋介石将周至柔的名次提高到与毛邦初并列。由于周至柔的才干确实在毛邦初之上，最终毛邦初做了周至柔的副手。1935年1月，周至柔被任命为航空事业委员会主任，实际负责领导全国航空事业。为了表示对航空事业的重视，蒋介石亲自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其时，日本正加快侵华步伐，在东北接连制造事端，培植汉奸势力。周至柔目睹时局，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可避免，也深感未来中日大战中空军负有重大责任，为此加快了空军建设步伐，除继续训练空军飞行人员和军官学生外，同时抓紧购置作战飞机，首先从美国和意大利订购一批飞机。同时在全国各地大量建造军用机场，从国外秘密购进大批航弹、航油，分别储备于各机场中。训练大批空军地勤人员与空军机械人员，分散于各机场，以备战时之用。并着手建立航空工业，选派优秀学员赴意大利学习飞机制造，与意大利合作，在南昌东郊青云浦机场内建立了一座飞机制造厂。在周至柔的努力下，国民党空军很快初具规模。
1936年10月，蒋介石50大寿之际，周至柔向何应钦等人建议搞一个全国性的“献机祝寿”活动，被何应钦等人采纳。此次献机祝寿活动“筹”得款项650多万，可购买战斗机60多架。在献机典礼上，周至柔派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在南京上空进行飞行表演，组成“中正”、“五十”的字形，反映了中国飞行员的高超技术。中国空军从无到有，到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周至柔功不可没。
◇战鹰出击血战长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实施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在中共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感召和压力下，毅然对日宣战，8月初，航空委员会正式成立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部，周至柔兼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世邦藩任参谋长。
就在中国空军做着紧张迎战部署的时候，日军也在台湾等地布置了大量远程轰炸机和战斗机，对中国军队构成严重威胁。周至柔针对日军准备从海、空对华东地区展开攻势的企图，将空军力量全部配置在沪、宁、杭地区，以配合陆军防守上海、南京。
8月13日，日寇发起对上海的进攻，淞沪之战爆发。周至柔根据航委会紧急作战会议要求，命令空军第五大队于次日凌晨派出轰炸机群，并挂500磅大炸弹飞往上海，轰炸进入长江口的日军第三舰队；命令第二大队派出轰炸机群飞往上海，分别轰炸江上日军与江山码头登陆日军及日军码头、仓库；命令第四大队从周家口机场转至杭州笕桥机场，待机歼敌。
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大雨滂沱，高志航的第四大队冒雨从周家口飞往杭州笕桥机场，刚着陆便接到日军空袭的紧急警报，高志航率郑少愚、李桂丹两中队共27架飞机紧急升空应战，分途拦截日军战机。战斗中，中国空军极力奋战，歼灭敌机6架，日本海军航空队溃败而逃，而中国空军未受任何损失，首创空战光荣纪录。
战斗结束，各地电台、报纸纷纷报道，胜利捷报很快传遍全国，许多城市大放鞭炮，庆祝空战大捷。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对日抗战的士气，周至柔更是兴奋不已，发表演说，勉励中国空军发扬英勇战斗精神，再接再厉。当时许多外国记者不相信中国空军有如此高超的战斗力，周至柔便亲自带领他们去空战现场查看日机残骸，进行现场采访。后来，国民政府将“八一四”这一天定为“空军节”，以永久纪念空军将士的辉煌战绩。
8月15日，吃了败仗的日军开始对中国机场进行轰炸，60多架飞机分批次对南京、杭州、嘉兴、曹娥等机场展开大规模轰炸。周至柔沉着应战，下令空军奋起还击，第九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日机4架，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敌机16架，并协同第三、五大队及航校暂编部队在南京上空击落敌机14架。16日，第四、五、三各大队分别于杭州、句容、嘉兴、南京、扬州上空截击敌机，共击落敌机8架，击伤数架，号称日军精锐的鹿屋与木更津两海军航空联队几乎被全歼。
空战三天，中国空军各大队奋勇作战，战果辉煌。17日，空军主动出击，轰炸上海敌军司令部及其虹桥阵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击落反击敌机2架。19日，第二大队率轰炸机7架，以第四大队驱逐机6架为掩护，袭击集结在白龙港的航空母舰，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开创中国空军“自杀攻击”之先河。
日军恼羞成怒，出动了更大批量的飞机，开始了更加疯狂的轰炸。到1937年10月，日军对淞沪战场已投入20万兵力，作战飞机增加到400多架。经过近三个月的激战，中国空军飞机和飞行员损失巨大。由于补充困难，使中国空军在飞机数量上处于劣势，开战初取得的空中优势开始逐步丧失，只能利用夜间或坏天气奇袭，以出奇制胜袭击日军。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在此期间，中国空军涌现出战功卓著的“四大天王”：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高志航是第一个击落日机，实现了中国空战史上零突破的飞行员；李桂丹在杭州空战和后来的武汉空战中多次击落敌机，战功显赫；乐以琴在一次空战中击落日本飞机4架，创造单次击落日机最多的纪录；刘粹刚在“八一四”空战中，在吴淞口外炸毁日舰一艘，立下首功，在以后的空战中，又先后共击落日机11架，是中国空军中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然而，到1937年底，“四大天王”中，已有三位先后为国捐躯，他们是：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空军随同迁移。但由于时间紧迫，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门暂时留驻武汉，武汉因此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日军占领南京后，随即把进攻目标对准了武汉。此时，中国已从苏联购进一批飞机，并在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协助下，中国空军与日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创造了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三次空战大捷。
1938年2月18日，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26架歼击机，从南京、芜湖两地机场直飞武汉。周至柔当即令驻守汉口的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飞行队和第二十二飞行队起飞迎战，驻孝感的第二十三飞行队同时起飞。三支飞行队在武汉上空同敌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战斗持续约12分钟，中国空军击落日机11架歼击机，2架重型轰炸机。但此次空战，中国方面付出了损失5架飞机的代价，第四大队大队长、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李桂丹在战斗中牺牲。在四二九空战中，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击落日机21架，击毙、俘虏日军飞行员50多名。年轻的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受伤后，驾机猛撞敌机，与之同归于尽。
空战后公祭为国捐躯的空军将士，蒋介石亲自主祭，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挽联上写道：武汉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以及陈纳德等人送了挽联和花圈，表达了对献身抗战的空军英雄无限的崇敬之情。
但日军并未善罢甘休，仍然不间断地派出飞机对武汉地区进行轰炸。为了给日本侵略者一些教训，周至柔向蒋介石建议，派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以此鼓舞国内军民士气。蒋介石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当即批准。周至柔挑选了几名优秀飞行员，进行轰炸模拟训练。当一切准备就绪，周至柔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报告时，宋美龄认为，扔炸弹对日本只能是一次极小的惩罚，而且只有2架飞机出征，威力有限，因而建议改投传单，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
1938年5月19日，周至柔派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率机2架飞抵日本，在长崎、福冈、佐贺等地进行整治宣传，将所带传单、小册子14万份扔在了日本的国土上。传单上印着《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外交协会书》等，其中称：“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药，尔其戒之。”以期唤醒日本士兵与广大民众的觉悟，显示中国军队的实力。此举在日本引起极大震动，也轰动了国际社会，一时间各方面的赞誉都向中国空军涌来。
武汉失守后，空军部队陆续入川。随后在保卫华中、华南、大西南的多次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但是，与日军相比，中国空军毕竟尚属草创阶段，飞机短缺，飞行人员不足，使空军面临着很大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支援中国空军，并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空军的形势开始好转。
作为空军创始人的周至柔，由于指挥空军作战有方，本人又精明能干，精通英语，因而备受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在抗战中访问印度，出席开罗会议，都点名要周至柔陪同前往。在1943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上，周至柔直接用英语与外国人交谈、交往，基本不用翻译。他还得到丘吉尔赠送的质地优良的中山装，以至于作为随员的他“颇感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开罗会议不久，周至柔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继而又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由此可见，他已成为蒋介石完全信赖的心腹干将。
◇打内战不遗余力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通过接收及美国的援助，中国空军已基本恢复元气。这时已有第一、二、三、四、五、八、十一等7个大队及第十二直属中队。但是，当时的空军毕竟是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服务的。战后，周至柔首先指挥空军，将国民党部队从大西南运往全国各地，抢占胜利成果。国民党率先挑起内战后，周至柔又率领空军把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由于空军机动性好，作战距离远，威慑力大，被蒋介石视为手中的一张“王牌”，投放到全国各个战场。
1946年5月，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司令部，周至柔被任命为第一任空军总司令，毛邦初为副总司令，王叔铭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周至柔率领空军这支现代化的军队，运用侦查、运输、扫射、轰炸等手段，积极配合地面部队，向解放区疯狂进攻。
6月，刘峙率30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发起进攻。为配合刘峙作战，周至柔派出主力飞行大队向中原解放区进行侦察和轰炸。此外，还命令空军携带大量传单向地面散发，对解放区进行欺骗性宣传，称“愿意终止战争生活另谋其他工作者，将给予优厚的政治待遇”等等。但处在国民党军队包围圈中的解放军将士不为所动，尽管武器装备落后，又无空军主战，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还是成功突围，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7月，周至柔指挥空军继续轰炸已突围的李先念部；8月，派8架飞机轰炸延安，同时配合陆军向苏皖解放区发动进攻；9月，配合地面部队进攻淮阴、巨野、宁城等地。
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后，又发起了重点进攻。1947年初，周至柔又指挥空军开往山东战场和陕北战场。其间，为配合地面对解放区的进攻，多次派飞机扫射抢修黄河故道堤坝的民工；为配合胡宗南10万大军进攻延安，出动飞机100多架。胡宗南以损失5000余人的代价，换了一座空城，但延安毕竟是中共首府所在，国民党对此大肆宣扬，除给胡宗南加官晋爵外，还给甚为卖力的周至柔颁发了二等宝鼎勋章。不久，周至柔又获得一等宝鼎勋章一枚。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周至柔指挥空军同地面部队紧密配合，派出一批批的飞机轰炸解放区及人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当国民党军被包围的时候，周至柔又指挥空军大量投入粮食和武器弹药。遇到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周至柔更是不遗余力，斩尽杀绝。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轻巡洋舰“重庆号”宣布起义，引起国民党震惊。因为“重庆号”是英国赠送给国民党海军的，它的起义非同一般。蒋介石为此非常震怒，下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炸沉。
周至柔领命后，立即派出空军侦察“重庆号”行踪，并于3月3日上午由上海基地出动4架B-24式飞机前往烟台实施轰炸，但初战后“重庆号”连夜转移，国民党空军不知所踪，直到3月中旬才在葫芦岛找到“重庆号”的踪影。3月18日，国民党空军出动4架飞机轰炸“重庆号”。“重庆号”海军将士以舰炮、机枪奋起抵抗，解放军为此调来两个高射炮连，与其组成火力网迎战国民党空军。双方从早上激战到下午4时，军舰被炸穿两个洞。19日上午8时，国民党空军加大火力，出动7架轰炸机对“重庆号”轮番轰炸。激战一天，“重庆号”舰右舷又被炸开一个大洞。为避免“重庆号”被炸沉，当天晚上，解放军总部命令“重庆号”官兵自沉军舰。事后国民党空军谎报军舰被炸沉，率部执行炸毁任务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陈嘉尚等人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嘉奖，蒋介石对周至柔也因此更加信任。而这次轰炸任务的实施，国民党空军共投下40吨炸弹。
尽管周至柔对蒋介石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对打内战不遗余力，但也无法挽回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势。为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周至柔不惜纡尊降贵，亲自下到空军基地，与飞行员住在一起，和他们共饮食，同起居。甚至不惜在南京空军总司令部内设置变相的夜总会——新生社，请来南京城里的著名交际花和舞女，供空军将士玩乐。但国民党大势已去，任何手段都无法让空军将领忽略这个现实，也无法阻止大批空军将士驾机投诚，在内战三年多的时间里，共有4000多名国民党空军将领起义，其中50多名飞行员驾驶22架各型飞机投向解放区。
南京解放前夕，周至柔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一面积极组织运力帮助蒋介石将黄金、美钞及各种战略物资抢运到台湾；一面从长计议，向蒋介石提出保持空军实力的方案，即提前将空军转移到台湾。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周至柔暗中派人到台湾布置基地，先将台湾的机场及家眷住所全部修建好，把空军器材全部运往台湾，并将没有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及其眷属先行迁往台湾。
1949年4月，随着南京的解放，周至柔已为空军的全部撤退安排好后路，随即跟随蒋介石离开大陆，飞往台湾。去台后，周至柔一面指挥空军掩护其他部队以及“国民政府”撤退，一面对祖国大陆沿海地区实施狂轰滥炸。
◇赴台后身居要职
周至柔到台湾后，蒋介石对其仍信任和倚重，以至长期历任要职。1950年3月，周至柔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仍兼“空军总司令”，并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951年6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任职“参谋总长”后，周至柔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配合蒋介石的国民党改造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军中陋习。他首先建立军中人事制度，规划干部训练计划，核实发饷制度，将军饷直接发放到士兵手中，杜绝了长期以来的“吃空缺”和虚报、冒领饷银装备的弊病；同时集中精力整军、建军、精练“三军”，将“三军”84万人核实为57.7万余人，并以60万人为目标给予冻结，在缓解军费压力的基础上，改善官兵生活，使士兵安心服役；提出“三军一家如兄弟，三军一体如手足”的口号，以团结全军、鼓舞士气；还号召士兵“助民爱民”，要求军队“自己割草伐竹盖草房为营，种菜养鸡鸭为食，并助民整理村路，修建道路、堤坊、桥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去台军队和当地人民的矛盾。为了减轻当局财力负担，他将国民党政府原分给“空军”的大量黄金全部献出。
除此之外，为了消除国民党军队中长期存在的派系观念和山头主义作风，他订立了各级将领任期制度，实行“限期主管官任期制度”，规定主管官只可连任一次。为以身作则，开风气之先，他在1952年率先辞去“空军总司令”兼职，并于1956年6月“参谋总长”连任期满后，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指示特批他再连任一届，但他表示自己是提案立法之人，应带头守法，坚决拒绝接受三次连任。其以身作则，一时在台湾传为美谈。
周至柔推行一系列改革对台湾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评论他是“开创国军现代化第一人”，周至柔也因此越发受到重用。卸下“参谋总长”一职后，1954年7月，周至柔奉蒋介石之命筹组“国防会议”，并担任“秘书长”，蒋经国为“副秘书长”。周至柔明白，“国防会议”这一机构的设立，是特意为蒋经国提供插足军界的机会，目的自然是为“传位于子”，使国民党政权在蒋氏父子中顺利过渡。所以周至柔在任“国防会议”秘书长期间，对蒋经国大力提携，为他涉足军界提供种种便利条件。周至柔的保驾护航，让蒋氏父子对他大为满意，这也是周至柔在台湾长盛不衰的秘诀所在。
1956年4月，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将领赴美参观考察军事设施，周至柔奉蒋介石之命组织“星云考察团”赴美访问。参团人员皆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有25位上将及中将主官，号称“一百将星”。当年名声赫赫的大将如今都置于周至柔麾下，足见周至柔在台湾地位之隆。考察团途经日本时，特地停留一周参观旅游。当地“使领人员”打算安排考察团游览东京及附近历史名胜地区十数处，不料周至柔却对此不感兴趣，说日本文化由中国而来，无需看，同时认为那些古董没有任何意义。他对工作人员提出：“闻日本战后一切新设施包括娱乐事业，都向美国仿效，甚至较为美国更为出色。我要看这些新玩意。”工作人员只好改变参观项目：一、观赏有名的宝琢少女歌舞剧；二、大水族动物游戏馆；三、大的百货公司；四、大的超级市场；五、大型电子公司。游览完后，周至柔眼界大开，颇为满意，由此可以看出周至柔颇具现代化头脑，此前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也是出自这种思想。
自美国归来不久，1957年8月，国民党八大会议召开前，蒋介石对台湾党、政、军人事做了大调整，命周至柔接替严家淦任台湾省主席。周至柔长期任军职，对地方事务不太熟悉，突然接此任命，毫无思想准备。省主席之职对他无疑是一个新考验。
此前的日本、美国之行给周至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深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上任后，周至柔首要的政治理念就是全面加强台湾的经济建设，多方招揽人才，延揽台湾省籍才俊参加建设工作。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周至柔在任期内完成了多项大型公共建设，如横贯公路东丰桥的通车，连结台北和吉隆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麦克阿瑟”高速公路等。这些交通设施的完成，极大地带动了各地方的繁荣。除了经济方面的建树，周至柔在省民的社会福利问题上也做出了功绩，尤其是在1957年台湾发生大水灾时，他白天到处勘察灾情，晚上则指挥抢险抢修救灾事宜，据其秘书李蔚荣说，周至柔在此期间曾有连续72小时不眠不休的纪录。
周至柔任台湾省主席的五年时间里，台湾的社会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1962年11月，周至柔从省主席职位上卸任后，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这个工作相对于以前来说轻松了许多，于是周至柔有了从事自己爱好的时间。
周至柔一生爱好体育活动，不但倡导人们多进行体育锻炼，而且身体力行。即使工作再忙碌，他也会抽空打打高尔夫球。他的球艺甚精，很多人来向他讨教，不论对方地位和球艺如何，他都会热心并认真地教授。他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了职业高尔夫球家，他则博得了“中国高尔夫球之父”的美誉。
周至柔曾经提出在三军中建立球场，并且聘请江良规博士为军中“大鹏”篮球队教练。该球队在周至柔的悉心培育下进步很快，在赴菲律宾参加的比赛中一举夺魁。
另外，周至柔在围棋界也有所涉足，他对围棋“神童”林海峰尤为关心，并且悉心地加以培植，为其日后成为世界著名棋手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1956年10月，周至柔被推举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兼台湾“中华奥委会”主席。
较为悠闲的日子过了五年多，1967年，适逢台湾当局通过“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政府”增设“国家安全会议”，“安全会议”下设“国家建设设计委员会”，周至柔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兼“总统府战略顾问”。在此期间，他组织人员大量搜集翻译西方国家建设的先进资料，编成重达数公斤的《世界大势要览》，每年出版一次，分赠台湾政要及社会知名人士参阅。他还根据这些资料，制定各种建设设计方案，送到“行政院”作参考，台湾后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无疑离不开周至柔的努力。后来，“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周至柔仍任主任。
1969年4月，周至柔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7月又被任命为“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选举总事务所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1982年8月，“国家设计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周至柔仍任主任。
1973年，周至柔主动请求辞去中常委一职，说：现在要专心“国家”建设设计，对“国家”全盘、“党国”大计未曾综合了解，故很少在常委会上发言，何必虚占一职。现在要提拔青年才俊，我要让后辈年轻人有上进机会。同年11月，周至柔正式辞去中常委一职。1976年11月和1981年4月，周至柔连续两次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周至柔在81岁时突然中风，左脚及左手指行动不便，但他仍然每天坚持坐轮椅上班，而且早上9点准时到达，12点返回寓所。虽然只是工作半天，但对于年过古稀且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这已经是很难做到的了。
周至柔无事的时候喜欢看一些中外新书、新刊物，但从不读古书，他说“我们是从古时过来的人，应知道现在的一切变化与进化”。谈起自己的病情，周至柔表现得非常乐观，经常说：“人生健康，系天命安排。”他每周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可病情总没有什么好的进展，这时他就会说：“没有退步就是进步”。尽管食欲不佳，周至柔仍然坚持每顿起码吃一小碗饭，他每天的服装也坚持打理得整齐精神，没有一点老迈的感觉。
周至柔对母亲甚为孝顺，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周至柔于1950年把母亲接到台湾，并侍候得十分周到，每日都要问候母亲的身体，还亲自为母亲设计饮食。每逢春节，周母都要按旧时风俗给周至柔包20元的压岁钱，周至柔每次拿到压岁钱都十分开心，而且逢人便把红包拿出来讲：“这是妈妈给的压岁钱！”在周至柔的悉心照料下，周母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直至93岁病逝于台北。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葬礼上，周至柔披麻戴孝，膝行祭拜，泣不成声。
此后，周至柔和夫人王青莲、儿子周一西、媳妇汪丽玲、孙女周婉青在台北一起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周一西是台湾当时的青年才俊，与连振东之子连战、蒋经国之子蒋孝武、陈诚之子陈履安，被誉为台湾“四大公子”。周至柔晚年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过得十分愉快。
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7岁。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在“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的大楼里，人们还能看到他办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