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死，也绝不做亡国奴
第一节 结识孔祥熙，帮助宋子文
随着“一·二八”事变的硝烟渐渐散去，杜月笙又开始在上海滩上谋求更大的发展。
1934年，一家名为“七星”的神秘公司在上海成立，这家公司一进入上海市场就凭借着强大的资金实力接连吃掉好几家本地大公司，其咄咄逼人的势头大有将本地商人的公司都吞并为止。一时间，上海的本地商人都对七星公司十分忌惮，于是许多本地商人纷纷联合起来和七星公司“搏斗”。
然而，七星公司对于上海本地商人组成的“商业联盟军”并不惧怕，其又凭借着强大的资金实力继续在上海市场上“横冲直撞”。不久之后，七星公司直接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内掀起了惊涛骇浪——上海的金价一日数跌，跌势之凶，为金交易所有史以来罕见，连金融市场都为之震动。
面对来势汹汹的七星公司，上海商人齐心协力，不为所动，看着金价惨跌，就是不肯抛出手中的黄金，而是一直坚持，并且趁机抓住时机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最终，七星公司因为完全没有料到上海本地商人会如此强悍，由于空头做得太多，老本蚀光，只能落得一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而就在杜月笙冷眼旁观着上海黄金交易所内发生的剧烈波动之时，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却找上门来了。
“老杜，上海黄金市场的情况你知道吧？”吴铁城一进门就问道，一脸的焦急之色。
“知道啊，怎么了，看你这样子是被套进去了吧？”杜月笙微笑着说道。
“要是把我套进去还好说，孔先生被套进去了！”
“谁，那个孔先生？你这么着急？”
“孔祥熙！”
“孔祥熙？不可能吧？”
一听见孔祥熙三个字，杜月笙一下子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根本没有想到七星公司的后台老板竟然是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
原来，七星公司是以孔祥熙为首的几个官员办的公司，他们以雄厚的官僚资本准备在上海市场上大捞一笔，没有想到却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在吴铁城来找杜月笙的时候，上海商人们正逼着七星公司如数结账，孔祥熙等几位高官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团团转，因为这种事情除了乖乖赔钱以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办法。一心想着赖账的孔祥熙在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为何不将赖账之事交给上海的黑帮去解决呢？于是，他马上联系吴铁城让他来找杜月笙。
当吴铁城将这件事情的内幕全部讲完之后，杜月笙犹豫了几分钟后还是答应了，道：“既然是孔先生的事情，那我杜某人又怎好推辞呢？吴兄，你回去直接告诉孔先生，这件事情三天之内保准给他办妥。”
得到了肯定答复后，吴铁城满面笑容地走出了杜公馆。而接手这桩棘手事的杜月笙却忙了起来，他赶忙派人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约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开会。
“黄金交易市场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不过，我的一个好朋友套在了里面，本人一向很重义气，怎么又能坐视不管呢？各位，别说我杜某人，就是你们的好朋友遇到了这种事情，你们会无动于衷？我想你们肯定会像我一样讲义气。”
杜月笙这一番话把债主们说得面面相觑，但是几个舍不得钱的商人还是高声嚷道：“笑话！没有这样的事，别人掉了枪花（玩了花头），硬要叫杜先生出来解决，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
“是的，这怎么可能？”
“这样一来，谁还敢在上海滩上做生意？”
到手的钱被硬生生挖去，哪个不心疼？可这些商人都不愿得罪杜月笙，当然更重要的是也不敢得罪杜月笙，现在既然有人提议，也只好跟着响应。
“让人割肉谁都不愿意，看来我只能采取另外一些办法了，我听说黄浦江里有一种鱼，最喜欢吃肉，尤其是人肉，而我又是一个十分喜欢喂鱼的人，嘿嘿，你们说说，我该去哪里找些人肉呢？”
杜月笙的话音一落，刚才还唧唧喳喳个不停的商人们马上一个个闭上了嘴，好像自己一张口说话便会被绑出去喂鱼。
“杜先生，你能不能让七星公司以后不乱来。只要他们不再乱来，能恢复上海市场的经营秩序，那么一切都好说。”一个年纪较大的商人说道。
“是的，只要杜先生愿意做个保证人，不许七星公司再卷土重来，那么就有商量的余地。”一名中年商人接口说道。
“嗯，是的。”
“就应该这样干！”
听见众位商人都纷纷附和这个提议，懂得见好就收的杜月笙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杜月笙不但向孔祥熙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又讨好了孔祥熙，提高了他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事后，孔祥熙直接亲自打电话给杜月笙，向其表示感谢，同时也将“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赠送给了杜月笙。
帮助孔祥熙解决七星公司的棘手之事后，杜月笙又帮其坐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宝座。同时，他还帮助孔祥熙和“国舅爷”宋子文成功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爿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办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当时，孔祥熙和宋子文早就想控制该银行，但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1933年，傅筱庵斥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矗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就在大楼竣工没有多长时间之际，孔祥熙掌控的中央银行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强行对通商银行注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立刻抓住他的一条小辫子——当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傅筱庵还在为孙传芳大帅到处筹措军费，并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北洋军阀全面失败后，若干年来还在秘密集会，企图东山再起，而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帮助北洋军阀图谋东山再起。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
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但国民党政府已经发出通缉令，怎好再把他请回来？
中国通商银行发生的这一巨变，杜月笙看得十分明白，国民党若真想制裁傅筱庵也不会等到现在，现在自然是因为他不够听话，不肯放手这家有影响的银行。如今等于官商双方陷入了僵局。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是个双方落好的差使，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杜月笙先派人去跟宋子文接触，暗示宋子文这件事情由杜月笙出面即可解决。当时，宋子文正为此事愁得寝食难安，一听杜月笙愿意出来解决此事，马上喜笑颜开，直接对着杜月笙派去的人说道：“这事情交给杜月笙去做最合适不过，只要他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有了台阶下，傅筱庵自然会回来。”
得到了宋子文的亲口回复之后，杜月笙马上去找上海市政府商议，由他杜月笙出面做担保人，直接撤销对傅筱庵的通缉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起初很为难，但是一听说是宋子文发的话，马上便同意了杜月笙的意见。
很快，上海市政府便对外宣布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远在大连的傅筱庵听说杜月笙出面帮他脱掉“汉奸”罪名后，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家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一听到这个好消息便急忙赶回了上海。
傅筱庵回到上海，谢过杜月笙的大恩大德，然后回中国通商银行清理账务。由于傅筱庵挪用1000万建造大楼，偌大的亏空无法弥补。无奈之下，傅筱庵只好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以300万元的贱价，便宜卖掉。而卖尽当光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了一个空壳，债务虽然全部了结，但是也难以支撑下去了。
此时，一直暗中关注着中国通商银行的孔祥熙和宋子文见火候已到，马上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中国通商银行向中央银行求援。杜月笙找来傅筱庵商量，傅筱庵经此一番折腾，早已心灰意懒，明知是孔祥熙、宋子文与杜月笙设下的圈套，但是不钻又有什么办法？
“事到如今，杜先生你就看着办吧。只要能救活通商，怎么都可以啦。”
有傅筱庵这句话，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将大量官股注入中国通商银行。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当然也是为了还杜月笙一个人情，宋子文指定杜月笙为官方代表，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这样一来，中国通商银行保全下来，傅筱庵却大权旁落，心中难免憋气，却也无可奈何。
这一时期，杜月笙已在工商金融界全面开花，他所有的中汇银行也已经搬进爱多亚路143号新建的银行大厦。他自家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设关系，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等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董事。
如今，中国通商这一家老字号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又戴在了头上，杜月笙在金融界已成为呼风唤雨的超级大人物。
第二节 再一次站在募捐第一线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之心一直不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本军队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犯，当时身为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的杜月笙，马上联系著名社会人士黄炎培、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等人，开始为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募集所需物资而奔走，再一次站在了募捐第一线。
７月２２日，杜月笙等人就联合上海市政府重新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当天，到会各界代表几百人，现场选出抗敌后援会委员120名，常务委员35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陶百川为秘书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训练科长汪曼云兼任主席团秘书，杜月笙也被选入常务委员。
然而，抗敌后援会成立之后，便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上海市政府经济紧张一时间拨出来的办公经费非常有限，一开始连抗敌后援会每天的开支都应付不过来。
当办公经费不够的问题传到杜月笙的耳朵里之后，杜月笙直接给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们好好忙手头的事情，不要为经费的问题发愁，抗敌后援会前期的所有经费都由杜公馆垫付！”
经费落实之后，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迅速展开。上海各界民众积极支援抗日，为支援前线捐款捐物，不惜倾家荡产。抗日浪涛一浪高过一浪。杜月笙主持的筹募委员会，很快收到大批的钱款和救援物资。
一段时间后，抗敌后援会秘书长陶百川检查账目，结果这一查令其大吃一惊，杜月笙垫付的资金已近十万之巨。于是，陶宝川便按照抗敌后援会的规定，从捐款中抽出一大笔资金交还给杜月笙。
“你这是什么意思？觉得我杜某人不配出这个钱是吗？”杜月笙一收到这笔钱，马上就给陶百川打电话。
“这是你垫付的经费，说好了要还的嘛！”
“那只是一说而已。”杜月笙电话里的声音颇为严肃，“这是市民捐来抗敌劳军的钱，我杜某人就算揭不开锅、饿肚皮了也不能要这个钱！”
“市民捐的钱不能用，市党部又没有这项开支，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陶百川办事认真，钉是钉铆是铆，他想尽快了结这笔账，“现在这个钱付，账上不好处理。杜先生你说怎么办？”
“这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吗？直接捐出去，捐给在前线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官兵们。另外，你还得记住一条，那就是不能写我的名字！”
“不写名字？那我在捐款人下面写上谁的名字呢？”
“我想一想……那，那就直接写上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会捐助！”
事后，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于是蒋介石特地拨出10万元现款补偿杜月笙。同样，这笔钱杜月笙也捐了出去。
在上海滩积极募捐的同时，杜月笙也帮助南京政府在上海发行“救国公债”。
早在1935年之时，国民党政府曾借口解救金融恐慌，发行过一亿元“金融公债”。结果以其中3000万元加强了中央银行，使其资本达到一亿元；又以1500万元做“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以1000万元“官股”加入交通银行，从而占有了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再度发行５亿元“公债”，但是因其信誉低，数额巨大，即便打着“救国”的招牌，一开始也没有人理会。
为了帮助南京政府募集抗日资金，杜月笙联手上海政商界人士成立了两个劝募总队，一个是上海市民劝募总队，总队长由杜月笙自家担任；一个是上海商界劝募总队，总队长由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担任。两支劝募总队成立之后，杜月笙和王晓籁亲自带队走上街头进行劝募。
后来，上海商界劝募总队由于劝募业绩进展缓慢，王晓籁辞去了总队长一职，杜月笙索性连这个总队长也一肩担了起来。最后在全国总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仅上海一地便认购了7500多万元，占发行总额的六分之一，折合美元（当时汇率）高达2300余万元。
在淞沪会战进入最激烈的时期后，杜月笙为了激励前方将士们的士气，直接捐赠了一辆装甲车。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在淞沪会战期间还支持过八路军，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曾致函杜月笙，函曰：
“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
杜月笙接到潘汉年的来信之后，立刻驱车前往抗敌后援会的仓库，调集相关物资准备支援八路军。然而，就在杜月笙走进仓库的时候，却遭到了当时正在仓库中查货的几名常务委员的阻拦，其中一名常务委员问道：
“这些物资都是准备给国军的，你拿给那些泥腿子赤匪岂不是白白浪费？和赤匪们有瓜葛，以后政府肯定会怪罪下来的！”
“一派胡言，抗日不分你我，八路军那是蒋委员长给的番号，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军队，你为什么要说给他们物资是白白浪费呢？难道说八路军打死的小日本就不作数？”
杜月笙的这一番斥责直接使那几名本来还想阻止他的常务委员不再吭声，最后杜月笙从抗敌后援会募集的北上慰劳金里拨出1.6万元，购买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然后回函潘汉年：“兹由本会勉力购赠荷兰新到防毒面具1000只，请即劳驾慰劳委员会接洽运输手续，以便早日送达贵军前方将士备用。”
潘汉年接手这批防毒面具后，马上运送到了八路军抗战前线，有效地减少了日军的毒气弹对于八路军将士的生命威胁。
第三节 誓死不做汉奸
除过积极为抗日前线的将士们筹募物资之外，杜月笙和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局的掌管者戴笠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上海驻军进行防卫，同时也肩负一些特别行动，比如刺杀汉奸、日本间谍等任务。
就这样，为抗战忙得废寝忘食的杜月笙，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不过，日本人并不想立即除掉杜月笙，准备攻陷上海后建立傀儡政权的日本人觉得杜月笙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是他们建立傀儡政权首选的人物之一。所以，日本人决定诱降杜月笙，让他成为一名不顾民族与国家的狗汉奸。
事实上，诱降杜月笙的计划早在日军发动淞沪会战之前就已经展开了。
淞沪会战爆发前的一个晚上，一个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男子在日本驻沪总领事的陪同下走进了杜公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当时，杜月笙简直惊呆了。自己一向和日本人素无往来，这两个日本头面人物到他这杜公馆究竟所为何事呢？
出乎杜月笙意料之外的是，永野修身竟然是来跟他谈生意的。双方一落座，永野修身先是狠狠地夸赞了杜月笙一番，然后才道明了自己的来意：
“杜先生，您在上海滩上可谓是呼风唤雨般的人物，皇军现在就缺少与您这样的人进行合作。我个人觉得，杜先生您应该放手做一笔大买卖！”
“哦，什么大买卖？”杜月笙一副想说不想说的口吻，眼睛这里看看哪里望望，一脸地不屑。
“日本海军准备投资3000万日元，在上海开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请问杜先生可否愿意合作，出任公司董事长？”
投资3000万日元开一家建设银公司，这个诱惑是在是太大了！可是杜月笙心里很清楚，宋子文早就在上海办了一家“中国建设银公司”，现在日本人也要办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岂不是要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相对抗？
“办这个‘中日建设银公司’，就是为了和上海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一争高低。”永野修身坦率地说，“以我们雄厚的资本，以杜先生的能力，这场竞争我们必胜无疑。”
“哦，你的这番话我实在不敢苟同。杜某人一介草民，哪里敢有这种奢望。”杜月笙冷冷一笑，然后慢慢地说道。
“杜先生，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有大日本皇军为您撑腰，以后要做什么样的生意，生意想做多大，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叫做易如反掌！”
“哈哈，你刚才说过，我现在在上海滩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而呼风唤雨在中国文化中一般是形容蛟龙的，你想想，我已经是这上海滩上的一条蛟龙了，还哪里需要什么易如反掌呢？不好意思，在下最近身体抱恙，先不奉陪了，送客！”
“杜先生，你，你，我们会再见面的，下次是什么样的场景就不好说了！”
永野修身被杜月笙气得浑身发抖，撂下这么一句狠话后便带着日本驻沪总领事走出了杜公馆。但是，永野修身走后没多久，即淞沪会战刚刚开战后，日本著名的中国通、曾任“东北王”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板西利八郎又走进了杜公馆，他的策略是拉拢许愿：如果杜月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留下来与日军合作，将给予杜月笙在上海滩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合作上的诸多好处。
然而，令板西利八郎非常失望的是，此行的结果与永野修身一样都是无功而返。
在永野修身和板西利八郎先后诱降失败后，日本军队直接派出了他们的王牌，日本特务的开山祖师、参与策划一系列侵略中国战争策略的土肥原贤二。
与前两位劝降者相比，土肥原贤二更为自大、也更为残暴，他一出场就自以为捏住了杜月笙的杀手锏，他几乎肯定杜月笙不会离开上海，他的结论是根据杜月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与“挥金如土”这两项而得出的。离开了上海滩，杜月笙将人脉尽失，家财尽无。他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他完全没必要付出如此大的牺牲。可是，令土肥原贤二大为光火的是，杜月笙同样也没有给他面子，他满以为只要自己使出恐吓和威胁这一杀手锏就可以吓怕杜月笙，可最终他还是被杜月笙“送客”出门了。
土肥原贤二走后的第二天下午，在辣斐德路辣斐坊十六号姚玉兰夫人的香闺里，杜月笙正跟学生徐懋棠商量离开上海的事，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飞机引擎声。
正疑惑间，四太太姚玉兰从外面走进客厅，用一口京腔说：“今儿可是走路撞着邪了，怎么有一架飞机一直在咱们家头上盘旋呢？”
杜月笙和徐懋棠赶紧跑到天井里朝天空眺望，果然是一架日本轰炸机正在头顶上盘旋，几乎就要俯冲下来的样子。
“会不会是土肥原贤二在威吓？”
见此情形，杜月笙也是心头一惊，赶忙起身跑回客厅，坐在沙发里思考起对策来。
“先生，最近我在蒲石路买了一幢公寓，十八层楼的洋房，房子也很讲究。先生和师娘何不搬到那边去住？日本人一时肯定找不到你们，现在住在这里实在太危险。” 徐懋棠进门后急着说道。
杜月笙当即表示同意，又征求姚玉兰的意见，姚玉兰毫无意见。于是，说搬就搬，当天下午便从辣斐德路搬到蒲石路，住进十八层楼的公寓大厦。后来，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杜月笙与姚玉兰仍然住在蒲石路十八层大厦，时间一久，上海人纷纷将姚玉兰称之为“十八层楼太太”。
杜月笙拒绝了日本人的诱降之后，却开始为自己的老哥们张啸林担心了起来。原来，日本人打进来之后，张啸林便不断发出颓废悲观的论调，而且任何抗战活动都不曾参加，总是一个人跑到莫干山避暑去了。当时“苏浙行动委员会”设立之时，１５名委员的名单分别是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虞洽卿、吉章简、蔡劲军、张啸林，以及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等人。而其中，张啸林是杜月笙硬加进去的一员——杜月笙为防患于未然，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以后果真落水当了汉奸。张啸林并没有明确答复愿意加入，而其他参选人员都碍于杜月笙的面子，也不好表示反对。
然而，最终令杜月笙失望的是——上海沦陷后，张啸林便公开投敌，沦为汉奸。
第四节 青帮大亨张啸林之死
1939年夏，日本人主张的“新亚和平促进会”正式开张，张啸林亲自任会长，其亲家俞叶封任秘书，张啸林的亲信门生程效欣，以及杜月笙的“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任理事。
成为汉奸之后，张啸林马上用日本人拨给的枪支弹药，把他的门徒党羽武装起来，成了为日本人卖命的走狗。当时，日本人给张啸林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为侵华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
而张啸林呢？
他倚仗关系多，门路广，地理熟，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在运输的事体上甚至动用杜月笙的力量——忠义救国军中的潜伏人员，以至于几乎包揽了上海与华中之间的煤、米、棉生意，在为日本人筹集战争物资的同时，自己也从中大赚特赚。到最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张啸林生意越做越大，竟然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各地，大发国难财。
在张啸林当了汉奸之后，杜月笙极为心痛，多次致电、写信劝其回头是岸。但是，利欲熏心的张啸林又怎么听得进去杜月笙的劝告，他不但不回复杜月笙，反而经常当着手下人的面嘲笑杜月笙不识时务，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受，偏偏跟日本人做对。
就在杜月笙为张啸林的事情忧心不已的时候，“暗杀之王”戴笠却对张啸林动了杀心。当时杜月笙已经远走香港，在听说戴笠的枪口对准了张啸林之后，他连忙给戴笠打去了电话，道：“雨农（戴笠的字），我与啸林共事大半辈子，情同手足，他现在虽然做了汉奸，但是我们能不能拉他一把，毕竟他还是很有才干的一个人，一旦迷途知返必然能为国家再做许多好事！”
然而，不论杜月笙在电话里如何说好话，戴笠就是不答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啸林被送上黄泉路。但是，杜月笙更想不到的是，戴笠派出去的杀手竟然是杜月笙门人陈默……
1940年1月15日，张啸林与俞叶封一起去为上海评剧头角新艳秋捧场。当这一消息传到戴笠的耳朵里之后，他立即指示陈默带人前往戏院埋伏，伺机除掉这两个大汉奸。接到戴笠的命令后，陈默带领杀手化装成普通观众进入剧场，悄悄坐在距离两个汉奸预定的贵宾席不远处。
然而，开戏的时间都过了十多分钟了，只有俞叶封坐在贵宾席上，张啸林这个老狐狸迟迟不肯露面。就在陈默和锄奸队员们跟俞叶封一样等得不可耐烦之际，一个听差的跑进来大声告诉俞叶封：“张先生说他临时有个应酬不能来了，请您不必等他了！”
一听张啸林不来了，早就等着看戏的俞叶封马上向戏台上挥了挥手示意开戏。而就在俞叶封挥手的时候，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悄悄地瞄准了他。等戏演到精彩处的时候，全场观众都热烈鼓掌叫好，忽然“砰”的一声枪响传进了戏院中每一个人的耳朵中。
随着枪声响起，全场立刻大乱，男女老幼们纷纷尖叫着、嘶喊着向门外冲去。保镖们一听到枪响就知道坏事了，赶紧望向俞叶封的座位，只见其已经倒在血泊中，气息全无。等到戏院的大灯亮起来之后，俞叶封的保镖四处探寻，行刺者早已是不见踪迹……
俞叶封被锄奸队干掉的消息传到张公馆之后，张啸林被吓得半天没缓过神来。张啸林清楚，这场暗杀是冲着他来的，俞叶封不过是临时被捎带上的。幸亏那天晚上临时有个应酬他才没有去，否则他此时也跟俞叶封一样成为了锄奸队的枪下之鬼。
经此一吓，张啸林惊慌失措，将公馆内保镖增加到20多人，公馆外巡逻的日本宪兵也增加了一倍。他本人除了偶尔去大新公司五楼赌博消遣外，轻易不敢外出。如若必须出门，总要带上10多名保镖，分乘三辆汽车，而乘坐那一辆车等到临出发前才决定。
几个月后，张啸林准备在距离张公馆不远处的一家大酒店招待各界名流，庆祝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新章程出台。消息一登上报刊，戴笠便给行动小组发出指令，务必抓住这个机会除掉张啸林。
然而，老奸巨猾的张啸林为了安全起见，安保工作比平时更为严密，当天早上，张公馆便处于严密防备状态，不仅公馆内外保镖、宪兵密布，张啸林赴宴的必经之路也布满伏兵，甚至准备了手提机枪。
傍晚时分，张公馆铁门打开，汽车鱼贯而出。当车队行驶到福熙路十字路口之际，红灯亮起，张啸林的司机阿四踏下刹车板，让汽车缓缓滑行。就在这时，突然“哒哒哒”的一串枪响，阿四情知不妙，立刻踩油门闯红灯。顿时枪声大作，但车队已绝尘而去。
事后，戴笠追查行动失败的责任，原来是杜月笙的弟子于松乔提前开枪，致使张啸林死里逃生。有人说是于松乔不忍杀张啸林，故意提前开枪放他一条生路。
经历了此次暗杀事件之后，张啸林比之前更加的小心谨慎，出门总是带着一大批保镖，四名身怀绝技的贴身保镖更是时刻不离寸步，一时间更难下手。
不过，对于有着“中国希莱姆”之称的戴笠来说，他想杀的人几乎很难从他手掌心里逃出去。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戴笠派遣与张啸林手下人员较熟悉的杜门弟子前去做策反工作，最终成功地策反了张啸林的一名保镖……
被戴笠策反的这个保镖叫做林怀部，他不但是张啸林的保镖，更是张啸林的亲戚。林怀部的父亲曾经在北洋军队里服役，与张啸林有点交情，后因其武艺好，才担任了张啸林的保镖。
8月14日，接到伪浙江省长的委任状的张啸林整整高兴了一天。傍晚时分，张啸林的弟子、伪杭州锡箔局长吴静观专程前来道贺。由于天气实在太热，酒宴完毕后，张啸林便和吴静观到三楼继续闲谈，就在两人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楼下却突然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吵闹声。
此时，吵架的正是林怀部，他故意为难张啸林的司机阿四，两人直接在楼下争吵和扭打起来了。
吵闹扭打声惊动了楼上的张啸林，张啸林从窗口探出头来，脸冲着楼下破口大骂：“你们吃得太撑了吗？竟然敢在在这里厮打，简直不成体统！老子……”
张啸林还没有骂完，林怀部抬手就是一枪，“砰！”子弹不偏不倚，正从张啸林张着的嘴巴里射入，穿颈而出，其脑袋登时垂挂在窗前，一命呜呼……
半个小时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安南巡捕第一时间赶到，等到日本宪兵队赶来的时候，林怀部已经坐在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监牢内。事后，土肥原贤二的“梅机关”要求引渡“凶手”，法租界以林怀部犯罪在法租界理应由法租界处理为由，予以拒绝。林怀部在监狱里待了一阵子被释放，很快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溜出了上海。
第五节 家人朋友沦陷香港
在上海沦陷之前，杜月笙便将家人朋友都转移到了香港。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杜月笙在1941年秋天便和戴笠商量如何将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那些转移到香港的社会名流接回重庆来，因为阴云笼罩下的香港也随时有被日军攻陷的可能。
可是，就在杜月笙和戴笠即将制定好接人方案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马尼拉、香港、新加坡同时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日本军队进驻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天中午，杜月笙正在与戴笠紧急磋商应变措施，香港来了急电。戴笠匆匆看过后，交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去一看，顿时大惊失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战火烧得如此之快。
“香港守军只有英军的两三个营兵力，印度兵倒是有9个营，可统统都是坐享清福的少爷兵，根本拉不上战场，香港怕是撑不了几日的。” 杜月笙焦急地对戴笠说道
“据日本军事专家估计，香港防守超不过三个星期。依我看，最多超不过三天。”戴笠分析说。
“那怎么办，咱们的接人计划还没有制定好，别说我的家人朋友了，陶希圣、王新衡名流也在香港，日本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到他们非杀他们不可！”
戴笠自然晓得杜月笙此时此刻的心情，但当务之急，头等大事自然是抢救那些接到香港的重要人物，倘若那些重要人物落入日伪之手，会给国民党政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当然，就戴笠本人来说，蒋介石这一关定然也不好过。于是，两人当晚通宵未眠，最后商量出了一个营救计划——直接派飞机飞赴香港接人！
然而，计划定下来之后，两人却都为如何拟定营救名单而发愁。因为，戴笠只能派出一架飞机飞赴香港，而需要营救的人又特别多，一架飞机根本接不完。说白了就是，只要飞机接了杜月笙的家人，那么戴笠想接的那些名流人士就无法搭乘飞机，搭载了戴笠想接的那些人，杜月笙的家人朋友则坐不上飞机。
就在双方都很为难的时候，杜月笙开口说话了，“先抢救对党国有重要用途的人吧，我的家人朋友可以缓一缓。”
杜月笙思量再三，对他本人来说，自然是抢救杜公馆的人紧要。但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来看，杜公馆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倘若牺牲了那些社会名流，就算他救出了家人，蒋介石那边也无法摆平。
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话后很受感动，心里充满了钦佩和不忍。但他没再说什么，低下头铺开那张原先拟定的名单，写下了那些急需要救出的人的名字：陶希圣、颜惠庆、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
整整一张纸上，没有一个名字是杜月笙家人朋友的。
出人预料的是，这一次营救行动并没有完全成功。虽然救出了不少人，但是陶希圣、李济深、颜惠庆等人却没有接回来。飞行员更是带回来一个更坏的消息，那些联系不上的人都已经音讯全无了。
这下子，戴笠着急了，救不出这些人，他怎么向蒋介石交待。于是，戴笠赶忙又和杜月笙商量，希望尽快想出办法联系到那些失踪的重要人物，并将他们从香港救出来。
“现在，情况如此紧急，要想在沦陷区搜救这些人，我估计唯有依靠帮会弟兄了。”杜月笙思量了一番后，对戴笠说道。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戴笠立即表示赞同，“幸好组织了人民行动委员会，遇到这件棘手事，唯有发动人民委员会的弟兄们才可办到。”
戴笠所说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是一个成立于1940年夏天的帮会联合组织。该组织由戴笠发起，戴笠见杜月笙的帮会弟子无论在别动队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还是在军统的行动小组锄奸，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便想把海内外所有的洪门、青帮、理教、四川袍哥等，全部组织起来，纳入一个最高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就定名为“人民行动委员会”。
找到了解决这件棘手事的思路之后，杜月笙与戴笠连夜商量出了一套救援方案，即利用“人民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帮会关系，将重庆、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到香港，迢遥数千里路上的帮会首脑、绿林侠盗都动员起来，开辟出一条“撤退之路”。通过这条“撤退之路”，将那批急需营救的重要人物，由香港护送到重庆。
虽然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些帮派兄弟中有一个临时出了差错，或者投靠了日本人，那么这条“撤退之路”便会变成黄泉路。不过，这件事情并难不住脑瓜子极为灵活的杜月笙，他马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策——与虎谋皮。鉴于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争取杜月笙的幻想，杜月笙便想利用这一点，让徐采丞同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接洽，要求日本有关方面同意徐采丞替他在上海租一艘船，赴香港将他的朋友接回上海。
这个计策一提出来，便遭到了戴笠的强烈反对：“这个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很低，日本人并没有那么笨，最为重要的是你准备投靠日本的消息一旦传出去，那可就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才能洗刷清白。”
“没有多大事情，只要咱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这件事情肯定能成。再说了，咱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杜月笙用非常坚决地语气反问道。
戴笠一听杜月笙的口气如此坚决，心下便有点动摇，自己坐在书房整整思考了一个下午，最后还是觉得只有这个计策的成功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于是，便采纳了杜月笙的这个计策。
戴笠同意的当天，杜月笙就将一封密电发给了徐采丞，叫他火速斡旋。
事实证明，杜月笙所料不错，经徐采丞的巧妙运作，这一大胆计划竟然得到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徐采丞在上海顺利地租到一艘轮船，并借到一架日本军机——1942年2月3日，轮船启航赴港的同时，徐采丞携巨款乘飞机直飞沦陷的香港，代表杜月笙分访杜月笙的“朋友”，通知他们作好准备，待上海包租的轮船一到，马上离港，并对其中生活有困难的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结果，这一船足足载了300人，其中包括陶希圣、王新衡、颜惠庆、陈友仁、曾毓隽、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社会名流，以及杜门亲友和苏浙同乡，虽然路上几经辗转，但是大家都安全地抵达了大后方。不过，对于杜月笙来说，最幸运的事情除过家人朋友安全归来外，那就是这个计划执行过程中的保密工作做得很不错——杜月笙准备投靠日本人的这一假消息只有日本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