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江陵得罪，而政体始变。上不能无以擅权市恩之意重疑其下，而为政者务于矫前人之失，每阳为推远权势以释上疑，而时时能因人主之喜怒，小为转移以示重于下。于是下之疑辅臣者愈深，责辅臣者愈重，至于揣摩摘觖，舛午胶戾，宫府甚睽隔，小大甚疑贰，政之所以日坏也。
——陈子龙《安雅堂稿》
文忠相业为有明第一人，任事过专，身后遂中奇祸。后之秉政者才既相去远甚，而又鉴于前车，务为保身，相率推诿，于是明遂不振，陵夷以至于亡矣。读是集者，令人叹息于神宗之昏，真下愚也。
——李慈铭《读张太岳集》
万历皇帝为了倾泻十年管制之愤，更为了向臣子们树威立望，不顾师生之情、君臣之谊清算张居正，可惜事与愿违，此举无论于张家还是大明帝国本身来说，都是莫大的不幸。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王朝，境况正似驶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早已危机四伏。帝国从此陷入更为激烈的党争之中。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开创的勇敢任事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正直耿介的陈于陛吐露出当时为官者的心态：“我曾见过受宠掌权之人，即使忠心耿耿，于国有功，而行事稍有不当，就会被严惩。也有急流勇退之人，无大功于国，却子孙世代享受其福。作为人臣，鞠躬尽瘁为难，明哲保身为易。贤者处世，固然应当戮力行志，亦不能忘记保身之道。”
作为阁老，也不得不将明哲保身之意，说得如此直白，也算是张案的最大后遗症了。
随后的年代中，帝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大臣们诚惶诚恐，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时御史龚懋贤就曾深为忧虑地直言不讳：“今天下所少者有五：皇上可以倚为心腹之人少，中外兵少，民间财少，士论公道少，天下任事之人少；而所多者则有三：在朝廷冗费多，在天下刑狱多，在时事隐忧多。”
这一切，虽然只是一番壮志难酬的感慨，却也恰恰成了后张居正时代大明帝国官场现象的最佳描写。
继任的阁臣中，无论才干还是威望，均再无可与之比肩者，且摄于前任威权震主之祸的前车之鉴，无不谨慎柔弱，虽小有匡正，但无法挽明之国运于狂澜既倒。我们就从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说起，一窥政局时势之变化。
张居正一死，始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的张四维终于迎来自己的出头之日。张四维出身于山西蒲州的一个盐商巨族，他家财甚丰，既喜受贿，又善行贿，当年就是靠着金元攻势，打通张居正、李伟（李太后生父）、李太后三人，才得以入阁协助张居正参与机务。
小张与老张在阁共事最久，受气最多，遇此机会，心中积蓄的满腔怨火终于找到了发泄点。他当权后，先把冯保赶到南京种菜，接着收拾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后来把大火烧到已故的前首辅身上，举朝上下刮起一股反张大风，造成“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之乱局，害得张居正在去世九个月后就被削官夺谥。
张四维在张居正生前唯唯诺诺，为君子所不耻；自己掌握政权后，则一切皆反居正所为，以显自己能耐。
若有言官指责朝政的弊失，他总拿死去的张居正充当挡箭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拨乱反正”、“扶危定倾”的首功。
张四维相继废止前任首辅“不得官心”的种种举措，提拔了一批当初因与老张政见不合而备受打压的“气节之士”，这些行为不可谓不妙，坐实前任罪过的同时，丰满自己的羽翼，更是树立起自己“改革者”的大旗，一时小张首辅人望颇高。
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四维志得意满，他老父恰在此时驾鹤仙归，前任的悲剧历历在目，他可没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再搞一次“夺情起复”，况且现在的万历皇帝已经成年，不再是那个时时不能离开辅臣的黄毛小孩。主动也好，无奈也罢，张四维只得回家守孝，临行前，他重加贿赂司礼监太监张诚，盘算着三年后能够得到太监鼎力相助而顺利复职。
张四维居乡守制期间，他掀起的清算老张运动达到高潮，株连蔓引，无数无辜人士遭到牵连。张居正的亲信，现已革职为民的王篆厚着脸皮出来哀求小张首辅，看在他和江陵故相共事多年的分上，就站出来为老上司求求情，说句公道话吧，也算积德行善，善莫大焉。
面对失势的王篆，张四维完全没有掩藏，他占了便宜还卖乖：“岳老（张居正号太岳）柄政日久，四方怨恨归之，他若能听取我的忠告，尹周伟业可保，何至于中途而废，落得今日之田地！”
接着，张四维话音一转，撕破脸皮、口无遮拦地讲：“稽古揆今，未尝见过骄恣如此而得善终之人，在下着实无能为力。况我现在在家守孝，悲情萦怀，不能管理外面之事。”
话里话外，张四维把自己描写得料事如神，同时暗讽张居正咎由自取，我张四维救不了他。
其实，张四维对前任的阳奉阴违，早在前任去世之时就有显露。当时张居正刚去世，朝廷一把手不在了，按照礼仪，应由二把手、三把手为其撰写墓志铭、神道碑，张四维虽满口答应，但就是消极怠工。
半年后，冯保已经垮台，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急着安葬父亲，向张四维索要父亲的墓铭并询问时局。
张四维做出一副友好姿态，再三推脱，说他近来政务繁忙且身体欠安，他与张居正交情深厚，不忍心请人代等，请求张公子再给他一段时间，容他静思撰文。冯保垮台不会波及张居正，公子尽请放心。
善良的张公子完全听信了这位油滑政客的花言巧语，但他最终也没收到张四维撰写的墓志铭，直到大难当头才幡然醒悟，认出了他的虚伪面目。
政治的复杂常常令人不知所措，有时只能无奈与遗憾。
张四维机关算尽，奈何运气欠佳，丁忧尚未结束，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早早退出政治舞台。
接任张四维的是状元宰相申时行，如果评选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当之无愧；但要是评选最成功的官僚，则非申时行莫属。
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性情温和，善做文章，凭这两点，受知于张居正，被提携进了内阁。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接过了张四维的班，到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告老还乡。
申时行的首辅之位经历了与张四维的明争暗斗、与新进言官的唇枪舌战，几番周折后才得以巩固下来，可谓来之不易，因此申时行也极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则是内外俱柔，为保富贵，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万历皇帝的偷懒怠政，此公责任最大。申时行以为前任首辅综核名实的做法属“操切束湿”之政，扬言“肃杀之后，必有阳春”，整顿吏治的考成法从此被束之高阁。
与张居正生前严格教育皇帝相反，申首辅积极帮助皇帝逃学。万历后来每遇讲读，总以身体不舒服等原因传免，申时行对此不但欣然接受，还替万历发明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代替讲授，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这个办法遗毒甚广，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堕落厌学的恶果。
他的最大发明是教皇帝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在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即为“留中”，揭开了万历怠政的序幕。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使得万历时代的许多紧急政务，无法得到及时处置，不仅危害百姓苍生，更使得年幼励精图治的皇帝中晚年变得惰性十足。
长此以往，被留中的奏疏堆积如山，后来的董其昌从这些被留中的奏疏中精挑细选，编撰出一部多达四十卷的《神庙留中奏疏》。
申时行任首辅九年间，目睹过八次龙颜，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以后的首辅在任期内见皇帝的次数就更少了。
申相公这种捣糨糊混日子，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头讨好的行为，看似息事宁人，颇有“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为其博得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幸运的是，申时行执政期间，张居正余荫尤在。他躺在前任的功劳下，稳坐首辅长达九年，大明王朝这段时间总体上歌舞升平，四海宁谧。这位太平宰相循规蹈矩，虽于国家无所作为，但于个人却是名利双收，福禄寿三全。
相传他寿登八十那年，海内名流纷纷前往申府庆贺，渴望一睹太平宰相的风采。嘉定名士娄子柔为他作的寿文，谓申相公执政不如前人任劳任怨，功在社稷。
前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当时年轻人对其赞誉者虽众，也不乏有人指责他废弃前任综核名实之政，导致国家日益朝纲不振，法纪陵夷。无论如何，申时行作为一个守成宰相，正如时人叶向高所言，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面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他只笑笑说：“国有国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臣职在密勿论思，惟委屈调剂，维持政体平衡，非可以悻悻建白。尔等以后自会明白老夫愚见。”
这回答深深体现出他浸淫宦海多年的老油条本色，也多少有些讽刺老师张居正为政就是无国体也无政体的味道。
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就一针见血地痛批张四维、申时行二人的倒行逆施：“蒲州（张四维）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博惇大之名，阴行排挤。吴县（申时行）亦踵其故智，使纪纲凌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堕而兵骄，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彼蒲州者，诚江陵之罪人也。”
明史亦对其公允论道：“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
诚哉斯言！
张四维、申时行等继任者为取悦一时，尽反张居正所为，博得宽大忠厚的虚名，背地里排挤异己。长此已久，国家纲纪不振，官员贪污纳贿，将士贪生怕死，后患无穷。张、申二人对于张居正诚乃罪人。
万历在这群无辅君之术的庸相小人纵容下，逐渐开始纵情声色，饮酒使气。他信任的太监，早已不是幼时的“大伴”冯保，而是坏过冯保数倍的张诚；他宠爱的女人，是极端自私的郑贵妃。这一切不得不说跟张申及其后之相有很大关系。
申时行以后的历任首辅，是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我们这就来瞧瞧他们各自的“表现”。
许国主政，仅有半年。张居正生前颇爱重此人，延接汲引甚厚，临终前还特意推荐他为可大用的人才。许国曾平定云南叛乱，被皇帝赐予海内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牌坊现在已成为安徽省的国家重点文物。
许阁老为人倔强，与言官不合，多次痛骂言官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除了对任事大臣指手画脚外别无建白，这点颇似他的前辈张居正。最终因力争册立太子之事，申时行、许国纷纷罢相而去，内阁留下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之短。
王家屏为人正直，他当初能够被遴选入翰林院也仰赖张居正慧眼识英才。王家屏德才兼备，上进心强，可惜家境贫寒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张居正不失为良师益友，赠予他很多珍贵图书和银币，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他最大的帮助。王阁老对此深深感恩在心，却也不曾曲迎权相。
张居正生病时，大臣小臣纷纷前往张府看望元老，甚至为他斋醮祈祷，唯独王家屏退而不前。张居正去世后，群臣一反常态，倒张浪潮甚嚣尘上，在这墙倒众人推的严峻时刻，王家屏又能主动站出来，写信给自己学生为张家求救，上护国体，下泽朽骨。
王家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考中进士，仅经历十六年的官场风雨就顺利入阁。他为人厚道，特别维护言官利益，深受清流喜爱，可谓是万历年间官声最佳的首辅。
他不畏强权，敢于直谏皇帝勤政，此外，他也和前辈许国一样，再三请求册立太子，此举赢得文官集团的支持，却遭到皇帝的忌恨，万历骂他沽名钓誉，一纸诏令让他告老还乡。
王家屏走后，本该是申时行的老乡王锡爵出任首辅。但王锡爵言行一致，他早年反对张居正夺情，现在自己家里遇有丧事，毫不犹豫地辞官守制。这样，赵志皋做了九个月的代理首辅。
次年正月，王锡爵还朝，首辅的位置腾给王锡爵，直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五月王锡爵告老。然后，又由赵志皋任首辅，到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九月其病故之时为止。赵志皋是浙江兰溪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探花。
王锡爵是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的榜眼，与申时行既是同年又是同乡，他在阁中总是无条件维护申时行，难怪言官责骂申王二相“同恶相济”。
王锡爵建议万历“三王并封”，不料因此大损声名，被东林名流高攀龙骂得狗血喷头而郁闷回乡。
赵志皋起初也是热血澎湃，反对张居正夺情，他亲自跑到张府，对比他还年轻四岁的张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警告他如果执迷不悟，会付诸青史遭万世唾骂。
张居正一气之下把这个不听话的老学生贬到遥远的广东。赵大人荣辱不惊，格外淡定，在荒蛮之地饮酒赋诗，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官复原职。
但这位赵大人做了首辅以后却变得异常胆小怕事，遇到难题就打退堂鼓，连一件实事也不曾办到。他任职期间恰逢日本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明廷抗倭援朝，赵阁老为求自保，竟把明廷在战争中的错误推在兵部尚书石星头上，害得石星死于狱中。
之后赵阁老更是消极怠工，只会请病假，不办公。大概是他这种性情得到了万历青睐，他一共写了八十几次辞职奏疏，万历偏不遂他愿，直到死在任上。
赵志皋以后的宁波沈一贯，是浙党领袖。他文采飞扬，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沈一贯早年也和张相爷不合，张居正儿子参加科考，沈翰林担任分房考官。别的考官认为张相公功在社稷，建议他优先录取功臣之子，沈一贯硬是不肯向权臣低头。
沈翰林给皇帝讲唐史，含沙射影地借古讽今，说如果顾命大臣不能忠心耿耿，无如小皇帝亲掌朝政。这话传到张相爷耳中，对这个不知好歹的小编修更为恼恨，在自己任内始终没有提拔过风华正茂的沈一贯。
沈一贯的首辅之路与前任一样，也是一事无成。当时司礼监田义冒着生命危险强谏万历撤回祸国殃民的矿监、税使，沈阁老却噤若寒蝉，连太监都看不起他。不过在他手上，帝国轰轰烈烈闹了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搞定，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太子，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前往洛阳。
沈一贯为官操守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接受楚王朱华奎重额贿赂；他还炮制“妖书案”，企图把自己内阁同僚沈鲤和他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置之死地而后快。
沈鲤和郭正域都是万历年间的贤良忠臣，官声颇佳。沈一贯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在举国一片非议声中黯然下台。沈一贯回家后闭门不出，一味写诗自娱自乐，亦自嘲：
写真自咏
浪说图真岂有真，鬓丝何夜忽成银？
可怜落拓青藜子，独睹揶揄白眼人。
筹国无成疑燕雀，画师终不到麒麟。
从来后辈轻前辈，况我今先厌此身。
晚年沈一贯晓得自己“筹国无成”，实在颇为不易，此说是谦虚之词还是诚心悔过已无从考证，但他终究算有自知之明。
明人沈德符看得透彻，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人早年都敢于和权势煊赫的张相公唱反调，忤逆权相被贬谪而赢得士林的啧啧称赞，尔后由此“光辉事迹”而入主文渊阁，结果自己掌权以后也没跳出勾心斗角的怪圈，于国于民无所补救，人气骤然跌落谷底。
正如意大利经典名著《君主论》所讲：评价一个人不要只看他从前做了什么，而要看他掌权后的作为。
此时，群臣都结党相攻。在江南重镇无锡，被皇帝罢黜回乡的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形成著名的东林党。东林之外，还有齐、楚、昆、浙等地方党。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
沈一贯退休以后，由朱赓继任。朱赓是浙江山阴人，这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没有多大精力来纠正皇帝的种种恶习。他上疏十次，批下来的难有一次。他为人敦厚老实，没有功劳也算有苦劳，最后死在任上。
接着，两个福建籍首辅——李廷机和叶向高依次登场。
李廷机为人正直，才华横溢。张居正做次辅期间就很钦佩刚考取举人的李廷机，请他给儿子当老师，李廷机谢而拒绝。张居正柄政后，李廷机写信给张家公子，表示自己很敬爱令尊，然其晚年一些举措令其不敢苟同。
待李氏执掌政权，他和叶向高在内阁中私下交谈过眼前政局。叶向高认为，如今的混乱不堪都归结为当年张居正“擅权市恩”留下的后遗症，即便他现在尚健在也一样无计可施。李廷机不以为然地表示，当年主少国疑，张居正可谓对症下药。
叶向高作为东林首辅，八面玲珑，与他之前的申时行、王锡爵、李廷机，之后的阉党老大魏忠贤都相处甚欢，却把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推在死老虎身上。
尽管李大人操守极好，但清流认为他是声名狼藉的浙党领袖沈一贯的接班人，因此一再遭到炮轰。李大人禁不起再三弹劾，主动申请辞官，他先是把房子捐献给穷人，让全家老小卷铺盖走人，自己独身跑到附近一所破庙住下，人称“庙祝阁老”。自古以来，宰相下榻破庙，也只有大明王朝的李廷机了。
“庙祝阁老”连连给万历皇帝上了一百二十三封辞职信，苦苦请求卸任，超越当年的赵志皋，成为史上递交辞呈最多的宰相，却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无奈，“庙祝阁老”顶着擅离职守的罪名，冒着抗旨杀头的危险，自作主张跑回福建老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
然后就是他的同乡叶向高继任首辅，叶向高远比李廷机精明圆融，他大披帝宠，也深受清流喜爱。他没有张居正那样勇敢任事，却也曾经写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劝万历勤政爱民。
“微臣进退可以置之不问，文武百官不能全部没有，言官建言不能一律不纳，封疆大吏不能不派遣。如今中央与地方离心离德，肘腋之间怨声载道，天灾人祸难以预见。陛下与臣僚隔绝，阁臣不得尽忠，六部无法尽职。全天下已没有一个可信之人，陛下却自以为是。臣恐怕自古圣明帝王，没有这样做的。（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好一句“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言外之意就是陛下您是昏君，不是圣明帝王。做臣子的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而万历依然是淡定地“宅在深宫赏佳丽，千呼万唤不出来”，继续“万事不理”的甩手掌柜生涯。
叶向高的继任者方从哲，虽然远祖是浙江德清人，却在京城土生土长。正因如此，皇帝对他更是放心，因为他不可能像李廷机那样突然罢工，跑到遥远的福建。他也是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进士，与上述二位福建阁老有着同年之谊。
这时的帝国已不是当年四海升平的繁华景象，早已病入膏肓，官员们不理公务，奔波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互相打击报复。
面对这样一个“断头僵尸”政府，连官声不佳的方从哲都叫苦不迭，“职业尽失，上下解体”。方阁老是浙党领袖，在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八月以后唱起了独角戏，一直唱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万历老头子咽气归天，在内阁“独相”六年。
万历皇帝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万历一概不管，方从哲也只是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同败絮其中、千疮百孔的大明朝相比，其东北边境却是狼环虎伺。
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崛起，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击溃杨镐，灭掉叶赫与哈达，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又打下抚顺。
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冒死犯谏，慷慨陈词，自发跪在文华门外，恭请皇上批发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他们又从文华门转到思善门外跪求。
民众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和反抗暴政的革命，一点也没有打动皇帝的心。
万历帝始终与爱妃宅在偌大的皇宫里嬉戏作乐，毫不理睬外面的事情。明末清初的侯玄汸在《月蝉笔露》中说：“群臣皆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民愈贫矣，吏愈贪矣，风俗益以坏矣。将士不知杀敌，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可见当时政局之混乱。
就连出使帝国的朝鲜使者也深有同感：“予观近日大小唐官、唐将所为，全无远虑，惟以贪边轻勋为能事。日夜忧虞，虽陈药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无动听之事。”
内忧外患当头，士大夫们早把礼义廉耻抛之脑后，毫无忧患意识，对金钱的贪欲反而日益炽烈，政以贿成，生杀予夺，不出于公道，发号施令均要银子打点。
邻国大臣都以为“天朝之事亦可忧”，而后继的首辅们不是明哲保身，就是勾心斗角，罔上行私。人品端正的又有心无力。
从哪里再召唤出一个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天下之患？无怪乎钟惺感叹“今世颇知惜江陵”，而无情的现实却是，世间已无张居正。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这是一代名贤沈鲤为《张太岳集》作序所感。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褫夺其官阶、谥号，群臣莫不胆战心惊，自上而下掀起一阵腥风恶雨。
怨者纷起，投机者蠢动，亲近者也为了自身名誉急忙洗脱与之关系。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
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也有许多深具正义感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已故首辅求情，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不少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不绝于缕。
当朝大思想家李贽振聋发聩地盛赞张居正乃千古“宰相之杰”；抚文追思，怆然泪下者有之；刊刻遗集，自行出版者有之；树碑立传，歌颂其“社稷之勋”者有之。
一般论者都认为张居正冤案之官方昭雪，始于天启年间。那么，万历年间是否有大臣公开为居正上疏鸣冤？
明史有论，“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故而后世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传记大师朱东润先生，对此也都深信不疑。
事实果真如此？明末清初史家周圣凯《楚宝》之张居正本传，“万历末年，台谏连章奏居正冤，言有十大功于国”的记载赫然入目。鉴于周圣凯生活年代更接近于传主，令人不能不质疑《明史》之论。
其实，明神宗还在位之际，就有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公开上呈《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该奏疏收录在明末博物学家董其昌编辑的《神庙留中奏疏》吏部卷一。
奏疏开篇开宗明义：“陛下亲政以来，一直广求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大学士张居正这样的大臣。居正去世将近四十年，从来人品，日久论定，岂有四十年无法评论？”
接着逐条介绍居正在阁十六年对国家的贡献、招人怨恨的原因、他的过失及因此导致的悲剧。
官应震声称，他早年也痛恨居正夺情、专权，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认为居正功在国家、过在身家，祈求明廷为他昭雪，以此激励后来人。
由于张门冤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尚在，此疏如石沉大海，依旧以“留中”的方式冷处理。老万历一命呜呼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为张氏申冤的洪潮了。
历史的奇妙在于它的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天启初年，张案的初步平反，有位关键人物参与其中，引来争议，他就是当年反对夺情被杖贬的邹元标。
当时及后世论者认为，尽管邹元标当年因激烈反对夺情而遭杖谪，可邹先生不计前嫌，是为身在地下的张居正复官复谥的第一功臣，并且他留下那句著名的“功在社稷，过在身家”的经典评论，成为明清史家对张居正其人的主流评价。
更有甚者煽情道：白发苍苍的邹元标目睹时局败坏，幡然醒悟，后悔当年的鲁莽行为，重新拜倒在这位社稷能臣脚下。他拖着残疾的双腿，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奔走呼号。
明末清初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邹元标晚年想法有变，他还专程去京师要求首辅叶向高恢复张阁老的谥号，讲其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意气用事。”
吴应箕对此颇为质疑：正是因为邹大人当年不畏权贵，誓死捍卫纲常名教，才成为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偶像。可人上了年纪怎就后悔当初所为？
吴应箕越想越郁闷，亲自找来御史方震儒问个究竟。
方御史告诉他，当时邹元标为总宪（即左都御史），要莅临都察院，诸位御史各就各位。
总宪郑重发话说，张居正当年夺情起复确有罪过，他当时出于激愤，不能不进言。现在想来，张氏于国有功，谥号亦当返还。
在座的诸御史皆佩服邹元标心胸宽广，不抱成见。
这个记载出自复社（复社号称小东林）文人笔下，主旋律莫不是为东林精神领袖歌功颂德，不可尽信。
然而，历史讲究的是史料、证据，而不是煽情、臆测，事实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做一番考证。
纵观《明熹宗实录》和邹元标本人的文集，没有一篇他为张居正平冤昭雪的奏疏。倒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的邹元标本传上说，楚籍大臣陈大道为故相请求恤典，引起邹大人不悦。于是就有言官弹劾邹元标不明是非，为修旧怨而犯公论，不肯为张居正正名。
邹元标无法忍受，极力为自己辩驳，他仍然站在道德至上、宏儒硕学的至高点，批评张居正学术偏激，刚愎自用，对他的人品也颇有微词。
邹大人回忆，当年的大清算运动中，不少人是出于忠愤，当然也夹杂有投机媚上的小人。我堂堂君子在当年那么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都不落井下石，现在怎么会和一个死去四十多年的朽骨为仇？总之，反张风波最终发展到让张相爷家破人亡确实过分，现在该是平反昭雪的时候了，表彰他当年的辛劳，以激励后来者奋进。
接着，东林首辅叶向高也连忙跑来说情：“张居正之恤典本楚人所求，臣等如实拟之。张居正功罪本不相掩，褒贬何妨并存。邹元标之沉默，臣更服其无成心，奈何以此罪之？”
东林老战友叶向高这番说辞充分说明，张居正之平反乃楚人的努力，邹元标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政敌咄咄质问下才站出来表态，他只是顺水推舟不反对而已。所以邹元标力主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显然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末李逊之的《三朝野记》载：“邹公年高德劭，涵养粹然。有追论江陵者，公独曰：‘江陵之过在身家，功在天下，绝不以一己嫌怨参也。’”按照这种说法，邹元标私下相当肯定江陵相业，力阻旁人追论张相。不过细细想来，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和阉党争斗得你死我活，谁还有工夫追论四十多年前的首相？况且李逊之又是东林党领袖，吹捧同道无可厚非，这则笔记的可靠性不免令人质疑。
撇清了邹元标与平反张案的关系，我们来还原历史真实。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春，户部侍郎陈大道带领多名在京楚绅联合上疏，为沉冤四十年之久的故相张居正请求恤典。
恰恰此时，湖广荆州的张居正墓突冒白烟，整座墓园都笼罩在白雾之中，连续三天三夜方才散去。大概是功业彪炳的张相爷沉冤太久，苍天都为之哀鸣悲号，朝廷这才复其官衔、谥号，并赐祭祀，没有变卖的房屋一并归还。
降至大明崇祯年间，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有感于江山日非，怀念五十年前江陵柄政时期的美好岁月。
汉阳人李若愚大声疾呼：“居正辅神庙十年间，事甚确。居正死四十余年，莫敢列其功烈……其诸孙被褐负薪，令人酸楚。问其才多可录者，合查当年荫典尽还之，尤未足偿其社稷功也。居正亦可含泪入地矣。”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争相讼居正冤，全面列举其整顿吏治、丈量土地、治理河槽、振作武功等历史功绩，高度评价了故相忠贞报国、不计得失的高尚品格。
年轻的崇祯皇帝看了奏疏，抚今追昔，对天长叹：“臣工皆自保名利，似居正者，以天下己任，何叹国事不兴？”接着，皇帝正式下旨：“旧辅张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劳怨，力振纪纲，饬举废多，有功可纪，虽以夺情及后蒙议，过不掩功，委当垂恤，所请荫赠所司看议以闻。”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吏部尚书李日宣等人合奏：“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崇祯帝恢复张敬修官职，赠谥“孝烈”，表彰他捍卫家父而自杀殉家的节烈，妥善安排其孙张同敞荫承中书舍人。
至此，张居正冤案在历经数十年的曲折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有诗人王启茂在拜谒张文忠公祠堂时，心中万分感慨，挥笔写下一首堪称史诗的《谒江陵张文忠公祠》：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素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奈何这位传奇首辅生前的一切恩怨是非只有随着所有当事人都死去，才得以盖棺论定，然而这时，已到了边关危急、国是日非之际。
不幸中的万幸是，张居正生平曾自负地说道：“国家多难之秋，皆楚人挺身而出。”他不曾想到自己身后之冤的昭雪也是由他所敬慕的荆楚人士（如官应震、梅之焕、罗喻义等）不计风险，振臂高呼而成。群山万壑赴荆门，在为张首辅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被这风景瑰丽的楚地，仗义勇敢的楚人深深折服。
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物是人非，当大明王朝国将不国之时，崇祯皇上抚髀长叹：有一百个庸相不如一个救时宰相。
可惜，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济于事，没多久，统治中华大地两百七十六年的明帝国终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翕然坍塌，而地球彼岸的西方国家正在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朝着近代社会迈进……
不得不说的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部下亲到江陵，要张居正五子张允修出来做官，张允修不从，留绝命诗“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自焚而死。
荫封中书舍人的张居正曾孙张同敞，后来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做了南明兵部侍郎，总督广西各路兵马兼督抗清军，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清兵攻桂林的那天傍晚，他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会面。瞿式耜劝他逃亡，他却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
翌日上午，两人被一同押往靖江王府，后软禁于桂林。最终在被囚禁四十余日之后的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闰十一月十七日，与瞿式耜在桂林英勇就义。传说张同敞人头落地时，身子仍然向前行走三步，然后才倒下。
疾风知劲草，不论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还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中华文明每当发出“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的哀叹之时，总会有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君子死社稷，何憾之有！
张居正一生为国，死而后已，虽然身后有过落寞委屈，也有沉冤昭雪。这个家族传承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张氏后人的义举，正是他们血脉中这个烙印的最好注解。
与其师张居正近来不断为人啧啧不同，神宗不神，定陵不定，张门惨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始终难逃“明实亡于万历”的学术论断，他作为朱氏家族的罪人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公正即在于此。
张居正的一生留下了不可思议的传奇，也留下了擢数不尽的遗憾。他在政治中成长，在政治中成熟，在政治中成就丰功伟业，不期亦在纷繁的政局中身败破家……最终，他又在时局的召唤下洗耻雪冤。
那些曾经令人艳慕的功名富贵，终究要化作一缕青烟无情地散去。他生前固然遂行其志，然而毕生的心血精力却随着泥土被埋入九尺黄泉。正如他年轻时所作《适志吟》：
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
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
他建功立业时一定气宇轩昂，处于平和时一定深沉淡然，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一再被大富大贵、大灾大难所缠绕。是是非非伴随其生前身后，经过时间的过滤，人事纷扰、利害相争都已淡化，他的诗意也就变成一种空灵，留给后人无限的思考。
斯人已远，斯事可鉴，斯情可叹，斯业可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