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诀别
这对母子就是刘富母子，他们仓皇逃难到了长安。
刘富是谁？为何流落到了京城？
刘富是大名鼎鼎的楚元王的儿子，按辈分算起来是景帝的堂叔，被封为休侯。刘富身为堂堂列侯，怎么沦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
原因是他怕遭到追杀。究竟是谁如此大胆，敢威胁大汉宗室？
那个人就是他的亲侄子楚王刘戊。
高祖驾崩之后，在宗亲中，楚元王辈分最高，与皇家的关系也不错。吕后执政时期，一度让元王之子刘郢客出任宗正，负责宗亲事务。
元王去世时，由于楚太子刘辟非早逝，刘郢客继位，是为楚夷王。文帝尊崇元王，对元王的子孙一概特别关照，元王诸子的封爵甚至与自己儿子差不多，至于空出来的宗正一职，继续由元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刘礼接任。
及景帝即位，元王的其他几个儿子全部封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埶(“埶”为艺的异体字)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做人要将心比心，刘富觉得朝廷待咱不薄，作为臣子，应尽本分才对。得知楚王刘戊胡作非为，连申公这样的当世大儒也敢公然折辱，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派人劝导一下这位大侄子，让他多少收敛一下，做人不要太过分了。
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有时候，比人与类人猿的差距还要大。
作为长辈，刘富本出于一片好心。谁知在刘戊看来，自己这位叔叔竟然胳膊肘往外拐，替外人说话，当即让人给刘富带话：“叔叔和我不同心，待我起兵后，第一个就拿您老人家开刀!”
刘富一听，大惊失色，知道刘戊这个愣头青会说到做到，不敢掉以轻心，连夜带上老娘离开封地，星夜兼程赶到长安。
到了京城，性命暂且保住了，但由于受到刘戊谋反牵连，又擅自逃离封地，刘富被朝廷剥夺了封爵，从宗室属籍中开除。好在后来朝廷得知他曾数次劝谏刘戊，便改封他为红侯。
只是，现如今关东乱起也是迟早的事，又得罪了刘戊，好不容易逃到长安的刘富一家子说什么都不敢再到封地去。
刘富老娘与窦太后沾亲带故，她出面央求，希望朝廷不要再撵他们母子出京。窦太后不忍，便答应下来，让他们留在长安，后来，老太太就老死京城。
做父母的心都一样，无论王侯将相还是平头百姓，无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平安无事。刘富一家子刚安稳下来，又有一位老人不远千里，从颍川老家出发，一路风尘仆仆赶到长安。
进长安后，老人家一路打听，摸到了晁错住处，拍打起门扣来。
晁错开门一看，大吃一惊：“父亲，您老人家怎么来京城了？”
“啥也别说，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回老家!”晁父气喘吁吁地说。
“家里出啥事了？”晁错一头雾水。
“当今皇上刚即位不久，就安排你执掌国柄，可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事？你侵犯了诸侯王们的利益，离间了皇家的骨肉亲情，如今天下诸侯无不恨你入骨，你这样做，到底图个啥？听爹的话，赶紧收手吧!”晁父苦口婆心地劝儿子。
“不，父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为了国家的安宁，我做的是正义的事业，没有错!”对于老父亲的话，晁错不仅不认同，还费心思向父亲解释，希望老父能够明白，他绝非为了个人的权势富贵，而是为了大汉长治久安。
为了今天，晁错已经等了好多年。
他头脑很清醒，早料到在朝廷与诸侯的斗争中，自己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其中就包括同僚的阻挠和家人的不理解。
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不过，关键时刻，总有一部分人站出来逆向而行，扭转乾坤。
晁错这个人的性格确实不大讨人喜欢，但他坚持心中理想，敢于一往无前的精神的确值得敬佩。
知子莫若父，对儿子的性格，晁父很了解，他明白单靠自己三言两语，很难打动儿子。最后，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老刘家的天下安宁了，但咱们老晁家将要大祸临头了，我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晁父回去后，就服毒自杀了，临死前黯然地说：“我实在不忍看到咱们家大祸临门啊!”
晁父死后不过十几天，吴王刘濞就打出“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公开叛乱了。
汉朝廷与诸侯都在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谁抢得先机，谁就等于掌握了主动权。
刘濞蓄谋已久，但选择现在起兵，主要是觉得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景帝在削去楚国两郡后，也对赵国和胶西国开刀了。
赵王刘遂是赵幽王刘友的儿子。刘友死于吕后手中后，吕后一度将赵国封给吕禄，不过没多久，吕禄就死于倒吕政变中。
文帝即位后，为显示拨乱反正，特意封刘遂为赵王，第二年，又将赵国河间郡分出来，封刘遂弟弟刘辟强为河间王。
像赵国这样的大国，一直为朝廷所忌惮，文帝另立河间国，就是要削弱赵国。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为了补偿凄惨而死的刘友，给他的儿子们广施恩露，让人挑不出啥毛病来。相比文帝，景帝的做法就比较简单直接了。
楚王刘戊被削去东海、薛郡两郡的前一年，景帝已下令削去赵国一郡，收归朝廷直辖。
至于赵王刘遂的罪名，史书上没有说，估计强加之罪的嫌疑比较大，不然一定会大书特书。
胶西王刘卬涉嫌卖官鬻爵，被削去六县。不同于楚、赵两国，胶西国本是从齐国分出来的小国，实际也不过一郡之地罢了，如今，一下子被朝廷剥夺六县，胶西国基本上名存实亡了。
刘卬为人好兵，生性勇武，对朝廷剥夺封地一事耿耿于怀。
老谋深算的刘濞洞若观火，朝廷削赵、楚、胶西三王封地的用意，他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景帝和晁错的真正目标并不是这些人，而是自己，等其他诸侯一个个被削弱后，就会拿吴国开刀。
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趁诸侯们对朝廷有怨气之际，煽动诸王，抓紧建立同盟，只要诸侯们抱团起兵向西，绝对有胜算!
于是，刘濞的信使们一个个从吴国出发，奉命前往各个诸侯国，鼓动诸王响应刘濞，合兵西向，拿下长安，共享天下。
胶西王刘卬是刘濞重点争取的对象，他特意派了中大夫应高前去游说。不过，应高此行到底有几成胜算，刘濞心中也没底。为了防止策反不成，反而留下把柄，老奸巨猾的刘濞并没有让应高带上书信，应高只需将自己的口信捎给刘卬即可。
人心隔肚皮，凡事必须留一手。
应高马不停蹄赶到胶西国，拜见刘卬。
为保险起见，应高并没有开门见山，而是决定先摸一下刘卬的底细。
游说这种事，说复杂的确很复杂，必须琢磨措辞，推敲逻辑，摸透对方心思才行。但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是诱之以利、喻之以害，使得对方权衡得失之后，做出有利于己方的选择。
煽动他人造反，从来就是个危险活儿，尤其是游说刘卬这样火暴脾气的主儿，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性命搭进去。对于这一点，应高很清楚。
对付刘卬，仅仅许诺好处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显得自己不是跑来将胶西国拖下水，而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才行。
“吴王最近很忧虑，觉得大祸将要临头，特意派我前来，和大王说点心里话，不知当讲否？”
“说吧!”刘卬不置可否地回答道。
“当今天子继位以来，重用奸臣，受奸佞之徒的蒙蔽，只顾眼前好处，看不到长远利益，轻信谗言，随意变更祖宗法令，侵夺诸侯的封地，对诸侯的索取也越来越多，不少无辜之人被牵连诛杀，这种情形往后只会越来越严重。一个人一旦尝到甜头，就不会轻易罢休。诸侯中就属吴国和胶西国比较有名(这是在故意给刘卬戴高帽，实际上两国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如今都被朝廷盯上了，往后恐怕没有安分日子过了。吴王因身体不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朝见皇帝了，常常忧虑遭到皇帝猜忌，却苦于无法解释，只好潜身缩首，谨小慎微，就算如此，还是担心朝廷不会放过自己。听说大王您因涉嫌出卖爵位，已经被削去封地，但我觉得这事，朝廷不会就此罢休。”
提起被削去封地之事，刘卬顿时感到很泄气：“那么，依先生之见，寡人当如何才好？”
应高不动声色地煽风点火，三言两语，就把胶西国和吴国都塑造成受害国，便趁热打铁说：“如今的吴国和胶西国处境相似，遭遇相同，吴王决定就算豁上性命，也要为天下人除害，就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刘卬一听，大惊失色，立刻明白了，刘濞这是打算拉他下水。
被削封地后，刘卬牢骚满腹，很是愤愤不平，但从来没想过反叛朝廷。毕竟，造反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马上推辞说：“虽然形势危急，皇帝逼迫过甚，但我有罪在前，怎敢乱生妄念，对皇帝不恭？这事还是别提为好。”
应高看出来了，刘卬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在他内心摇摆不定的时候，必须要狠狠推一把才行。
“作为臣子，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土地，排斥打击忠臣，他已把坏事做绝。朝堂上群臣莫不对他恨之入骨，各地诸侯皆生反叛之心。现在，天上出现彗星，各地暴发蝗灾，此乃上天降下的预兆。如此千载难逢的机遇，只要大王应允，吴王愿率楚王先一步攻入函谷关，夺下敖仓，等候大王莅临，然后均分天下，岂不美哉!”
应高为刘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画卷，刘卬听完两眼放光，利令智昏，彻底抛弃了最后一丝顾虑，立即点头答应与吴国结盟，一起谋反。
得知刘卬同意后，刘濞仍有些不放心，觉得空口无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亲自跑一趟，到胶西国会盟。
在和刘卬面对面达成共识，亲自签订盟约后，刘濞才安下心来。
造反之人大多心虚，因为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彼此间根本没有诚信可言。刘濞既要利用刘卬为他做炮灰，又要防止他临阵叛逃，在自己身后插刀子。
你可以背叛朝廷，当然也可以背叛我，这就是刘濞的逻辑思维。
实际上，是否要追随刘濞造反，胶西国内部意见也并不一致，群臣中不乏头脑清醒之人，有人就善意提醒刘卬说：“就算把诸侯所有土地加起来，也不过朝廷十之一二，双方实力悬殊，能否取胜实在难说。退一步说，即使将来反叛成功，就意味着会同时出现两个君王，到时候，到底谁听谁的？为了争权夺利，势必出现新的争执，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还不如老老实实，安分过日子。”
只可惜，刘卬已完全昏了头，根本听不进去。
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误判形势者并非刘卬一人，齐王刘将闾、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辟光、济北王刘志几个也被刘濞花言巧语打动，纷纷响应。
齐悼惠王刘肥一系，自吕后起，就受到猜忌和打压，幸好刘肥肯放低身段，低调做人，设法迎合吕后，才得以善终。
吕后死后，在诛灭吕氏政变中，刘肥诸子出力最多。
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和齐哀王刘襄里应外合，配合朝廷功臣集团，为铲除吕氏势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襄自以为是高祖皇长孙，一心想入主大统，谁知群臣却迎接文帝即位，他自然心有不甘。
更让刘襄哥儿几个愤愤不平的是，刘襄当不了皇帝也就罢了，刘章、刘兴居两人本来被许诺一人分封赵王、一人封梁王，文帝却事后食言，只从齐国分出城阳郡和济北郡给他们。
刘章为此郁郁寡欢，两年后抑郁而终，刘兴居一怒之下干脆起兵发动叛乱，只不过造反了短暂数月就被镇压了下去。刘兴居的反叛，使得朝廷对齐地诸王更加不信任，处处防范和排挤。
刘襄之子齐文王刘则死后，文帝甚至一度以刘则无子为借口，废除了齐国。后来顾忌到刘肥诸子的势力，害怕因为把事情做得太绝，会导致像刘兴居一样反叛的事情再度发生，便封刘肥另外一子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同时又将齐国一分为六，加上原来刘章的城阳国，原本拥有七十余城的强大齐国，被划分为七个小国。
文帝此举，就是想分而治之，让刘肥的子孙再无法威胁到朝廷。
可以说，汉廷自吕后起，对刘肥一系的打压、排挤、分化从未改变。所以，刘卬兄弟几个对朝廷的积怨由来已久，他们觉得皇位本来就是自己的，现在夺回来是理所当然。
齐地七国中，六国已明确表态与吴国并肩战斗，唯有城阳国保持沉默，此时的城阳王是刘章之子刘喜。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刘章去世，刘喜继位。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9年)，刘喜一度迁为淮南王，四年后，又重返回城阳国。或许是出于种种顾虑，刘喜没有和他的几位叔叔一样，追随刘濞。
为了尽快达成统一战线，刘濞大度地宣布，城阳景王刘章在诛灭吕氏行动中，已立下不世之功，因此，此次行动城阳国不必出人出力，待取得成功后，照样给他们分胜利果实。
刘濞这一招很高明，既显示了胸襟大度，同时，变相地将城阳国也拉入了自己阵营。
就在刘濞勾结诸侯，准备起兵之际，朝廷方面传来诏书，诏令削去吴国会稽郡、豫章郡，归朝廷所有。
毫无疑问，这道诏书等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坚定了刘濞造反的决心。
白首起兵
按照汉制，诸侯封国内的国相、太傅、内史、中尉等重要职务由朝廷统一任免，诸侯王无权过问。尤其是封国的国相，握有兵权，肩负监督和牵制诸王的重任，历来由朝廷绝对信任之人出任。
为防止国相与诸侯勾结，国相出任前，都不许带家眷。为了权力制衡，汉朝在制度设计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事实证明，这种制度是很有效的，在汉朝历次诸侯谋反中，罕有国相与诸侯王共谋造反。
为防止队伍内部有人暗通朝廷，在决定造反之前，吴国境内由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刘濞处死。
肃清行动完毕后，刘濞向吴国全境内发布战争动员令：“寡人今年六十二岁，将亲自带兵出征，我的小儿子才十四岁，也在阵前效力。按照此标准，吴国境内十四岁与六十二岁之间的人，都要入伍出征。”
通过极限动员后，刘濞共征兵二十万，吴国境内的男丁基本全被他征集入伍了。刘濞决心以倾国之力，与中央朝廷殊死一搏。
而后，刘濞又派人到闽、东越，动员两国发兵相助，又纠集了约十万人马。这样一来，刘濞麾下总兵力有三十余万。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三日，刘濞于广陵起兵反汉，率领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西进，渡过淮水，进入楚国境内。
得知吴兵西来，楚国的国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苦苦劝谏楚王刘戊，劝他及早悬崖勒马，不要与刘濞沆瀣一气，以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是刘戊早已铁了心，哪里听得进去？为了防止张尚、赵夷吾挡道，他干脆直接将二人处死，然后率兵与吴军会合。
在北方赵国，赵王刘遂也跟刘戊一样，将劝阻他不要谋反的国相建德、内史王悍活活烧死，随后，一面屯兵于赵国西部边界，只等吴兵跟上后，与刘濞一起西进。另一面，派使者北上，寻求匈奴帮助。
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刘遂根本不顾什么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了，就连勾搭汉朝世仇匈奴这种引狼入室的可耻之事都能做得出来。
这种人要是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没天理了。
果不其然，叛军与朝廷还没打起来，队伍内部就开始出现内讧，窝里反了。
齐王刘将闾有贼心没贼胆，答应刘濞一起谋反后不久，就有点懊悔了，越想越后怕，干脆关起门来装死，拒不发兵。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刘肥的其他几个儿子一看，老哥太不仗义了，跟朝廷的仗还没打起来，你就开始临阵退缩，当了逃兵，这不是打击咱们盟军的士气吗？
胶西王刘卬一怒之下，纠集了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杀了过来，将齐国都城临淄团团包围。不过，济北王刘志没有赶来，不是他不想来，而是他被属下软禁起来了。
在造反前夕，不知何故，济北国都城博阳(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城墙出现了坍塌，这在古代可是不祥之兆。济北国郎中令提出，出兵之前先把城墙防御工事修好了再说，刘志心急火燎，一心想早点攻入长安，到京城花花世界去享福，哪里听得进去？
谁知这位无名的郎中令也是个强势人物，一声令下，就把刘志扣押了起来。刘志气急败坏，恨死了这位郎中令，坏了他的大事，殊不知，正是由于他被软禁，后来才得以保住性命，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再说临淄城下，刘卬率领的叛军战斗力实在太差，久久攻不下临淄。
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齐王刘将闾心急如焚，临淄城虽说城高池深，但日子一长，难保不被攻破，他便派路中大夫(姓路的中大夫)火速前往长安，向朝廷求助，求朝廷赶紧发兵救援齐国。同时，他又与刘卬等人私下周旋，尽量设法拖延时日。
路中大夫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绕过叛军，一路纵马奔驰，向京城方向赶来。
在路中大夫赶往长安途中，朝廷已经获悉吴、楚举兵造反之事。景帝想起文帝临终遗言，当即提拔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全权负责平叛事宜。
但如何平叛，总得拿出个作战方略才行。景帝召见周亚夫，询问作战部署大略。
周亚夫提出，叛军财力雄厚，楚地一带的士卒向来剽悍善战，如果朝廷与他们正面作战，胜负难料，不一定能占多大便宜，上上之策就是设法切断敌人物资补给。叛军远道而来，只要粮草不济，定会军心大乱，届时朝廷再全力反击，必然会赢得胜利。
景帝听完频频点头，但是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朝廷方面能想到的，刘濞就想不到吗？他苦心经营数十年，谋反作战想必已经做了无数次模拟推演，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他岂能不知？岂会坐等朝廷来切断他的补给运输线？
周亚夫早就料到皇帝会产生疑惑，他说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设下一个令刘濞无法拒绝的诱饵，吸引这只老狐狸上钩，想尽一切办法将吴、楚叛军套牢，朝廷就可以顺势腾出手来，趁机切断叛军的粮道。
那么，诱饵是什么呢？
“梁国!”周亚夫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景帝倒吸了一口凉气，梁王刘武那可是窦太后的心尖肉，将他推到与叛军交战的最前沿，置于险境中，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如何跟老太太交代!
皇帝眼中流露出迟疑，周亚夫看得一清二楚。
实际上，他设计作战方案之时，已做好了承受各种结果的心理准备，包括皇帝的猜忌、训斥甚至被革职查办——毕竟将皇帝亲弟弟推入狼窝的设想，实在是骇人。
不过，周亚夫毕竟不是一般人，知难而退不是他的性格。看皇帝犹豫，他没有丝毫退缩，反而进一步提出，以梁国为饵，并非作假，而是真的要做好彻底抛弃梁国的准备。
唯有如此，才能让刘濞看不出丝毫破绽，才会满心欢喜地咬钩，也唯有如此，没了任何后援的梁国，才能做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爆发出最大的战斗力，与敌人拼命，死死缠住叛军，为朝廷大军腾出手来赢得战机。
景帝听后，为周亚夫大的胆构想震惊不已，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狠下心来，点头应允。
在随后召开的朝会上，景帝宣布由太尉周亚夫统领三十六位将领东出平叛，迎战刘濞率领的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曲周侯郦寄(汉初功臣郦商之子)北上消灭赵王刘遂，将军栾布率兵对付齐地诸国叛军。
朝堂上紧密锣鼓调兵遣将之时，齐国路中大夫赶到了长安。
听完汇报后，景帝得知齐地诸国并非全部反叛，感到欣喜之余，当即吩咐路中大夫，如今特殊时机，决不能耽搁时间，就不挽留你了，还要劳烦你尽快赶回去告知齐王，请他务必坚守住城池，朝廷马上派大军赶来救援。
可怜这位老兄，千里迢迢从齐地好不容易赶到长安，没喝口热茶，没睡个囫囵觉，便再次上马，日夜兼程往回赶。
一来一回，数千里路途颠簸，没带回一兵一卒，仅仅带了一个口信。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于绝境中的人们来说，他回去，至少会带回一丝希望，让他们支撑下去。
路中大夫再次赶到临淄城外时，他绝望了。
跟他离开时相比，叛军的人数增加了好几倍，将临淄城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严严实实，可谓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如今就算是插了翅膀也难以飞进去了。
叛军也很快发现了他，路中大夫成了叛军俘虏。得知路中大夫是齐王派到长安的信使后，叛军将领如获珍宝，觉得可以利用他搞心理战，彻底摧垮齐军的斗志。
“你到阵前，向城里守军喊话，就说朝廷军队已经被我方击败，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再做任何抵抗也是徒劳的。守城已毫无意义，不如早点开城投降。”叛军利诱威逼说。
路中大夫答应下来了，但叛军将军总还是有些不大放心，又逼着他对天盟誓，绝不反悔，反复排练了好几遍，觉得万无一失后，才放心带他来到城下。
临淄的城垛遥遥在望，路中大夫远远看见了城头的齐王刘将闾。就在此时，令叛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路中大夫忽然提高嗓门，冲着城头大声喊道：“大王!朝廷已经派太尉周亚夫亲率百万大军东出，一举击溃了吴楚两国叛军，现在正率领大军马不停蹄地向齐国赶来，请大王务必坚守城池，绝不能投降!”
一切来得太突然，叛军将领们当即傻眼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路中大夫会临阵变卦。路中大夫声音洪亮，城上城下，听得真真切切，叛军内部也引起了一阵骚乱。
本想瓦解齐军的士气，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搅乱了自家军心。
气急败坏之下，叛军将领当即处死了路中大夫，然而，一切晚矣。齐国上下听说朝廷援军不日前来，备感振奋，就是本来首鼠两端的齐王刘将闾也彻底打消了与叛军私下媾和的念头。
三国叛军除了继续围城外，一时间也想不出任何好办法来。
在胶西王刘卬等围困齐国之时，吴王刘濞也没闲着，一边整合集结吴楚联军一边加强舆论攻势，企图在天下人面前争取舆论支持。任何做坏事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作恶。
历来反叛者，明明破坏了社会稳定，搅乱了国家秩序，但都不愿承认自己在祸国殃民，无不竭力往脸上涂脂抹粉，将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刘濞也不例外，在向朝廷发起正式攻击以前，先向天下发出一份给所有诸侯王的公开信，抢先打响舆论战，企图占领舆论制高点。
舆论战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但核心无非两点，一是抬高自己，二是抹黑对手。
只是景帝是文帝生前就册立的合法继承人，他的继位正大光明，合情合理，受到朝野承认，帝位合法性不容置疑，而且他即位不过短短两年，也挑不出大的执政过失来。
抹黑皇帝有点难度，就从晁错身上下手。
天下人都知道，削藩之事真正的决策者是景帝本人，晁错不过是给皇帝做参谋，执行皇帝意志罢了。
但这些，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
刘濞采取隔山打牛的战术，在公开信中宣称皇帝身体不好，以至于精神恍惚，判断力出现错误，受到奸臣蒙蔽，听信谗言，抛弃先帝功臣，任用小人，发生了侵夺诸侯土地、重用酷吏审讯折辱诸侯、疏离刘家骨肉等等令人痛心的事。
那么，这个大奸臣是谁？就是晁错!
如今刘氏江山受到极大威胁，高祖宗庙眼看不能血食，宗亲诸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晁错为非作歹吗？决不答应!
刘濞在公开信中接着说：“我现在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但决不愿袖手旁观，我愿意顶着一头白发起兵，诛杀这个奸佞之臣，匡扶大汉社稷!吴国虽面积不大，好歹方圆也有三千里，国内人口不算多，可集结五十万大军不成问题，我跟南越王关系也不错，他们提供了三十万大军(吹嘘军队数量规模以壮声威，在古代是个惯例)。我虽然本事不大，但愿意为诸王前导，在阵前效力。”
在吹嘘完自家实力后，刘濞不忘夸耀一番自己的统一战线如何强大，称将与东越王、楚王、淮南三王(即刘长的三个儿子，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勃、庐江王刘赐)合兵一处，并首向西，在洛阳等候与齐地诸王和赵王胜利会师。
刘濞又称，燕王刘嘉(琅邪王刘泽之子)出兵占领代地和云中郡后，率领燕国与匈奴混合战队，南下破萧关，直取长安。
谋反风险太高，成功概率又实在太低。这些诸侯王在各自封国内呼风唤雨，有吃有喝，有钱花，虽说被削了一部分土地，但过日子还是绰绰有余，为何放弃幸福生活，要跟着刘濞卖命呢？
刘濞煽情地说，朝廷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诸侯们对朝廷不公平的做法，充满怨恨由来已久，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掰着指头举例说明，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勃、庐江王刘赐皆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为了报仇，十多年来，从未好好休息过一天。另外，前长沙王的儿子们因没有继承王位也愤愤不平(长沙王吴芮死后，由于没有子嗣，封国被废除，但吴芮的其他后裔肯定还在，封国被废除，不满之人肯定大有人在)。
不过，还有一个人，刘濞没有说，就是他自己。
刘濞举兵造反，是为了谋取皇位，但给儿子报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七七八八说了这么多，拎着脑袋上阵厮杀，还是靠广大将士们，不是靠诸侯王，那么大伙儿跟着造反又有何好处？
刘濞也给出了答案，我节衣缩食三十年，就是为了今天，武器、甲胄、粮食、钱有的是，大家只管努力向前就是了，这些你们都不用操心。
对于战功，刘濞明码标价：杀死大将军之人，赏赐黄金五千斤，封邑万户；杀将军之人，赏赐黄金三千斤，封邑五千户；杀副将之人，赏赐黄金两千斤，封邑二千户；斩杀二千石官员，赏赐黄金一千斤，食邑一千户；斩杀一千石的官员，赏赐黄金五百斤，封邑五百户。凡立下以上战功者，皆封列侯。
刘濞也不忘向朝廷阵营的官吏伸出橄榄枝，鼓动他们自动脱离朝廷，投奔到吴楚阵营来，对投诚之人，开出优厚的条件：城中士卒过万和户口万户的官吏投降，封赏与捕杀大将军对等；城中士卒和户口满五千的官吏投降，封赏与捕杀将军对等；城中士卒和户口满三千的官吏举城投降，封赏与捕杀副将对等；城中士卒和户口满一千的官吏举城投降，封赏与捕杀二千石的官员对等。就是普通小官吏投降，也会按照官衔大小给予相应封赏。
刘濞信誓旦旦，对于其他赏金，朝廷多少，我翻一倍，赏金的兑现问题，大家根本不用担心，我的钱全天下到处都有，你们不需要跑到吴国来领赏。
这份公开信可谓极具煽动性，很快在全天下传开。不多久，在长安街头也开始流传。
大战尚未开始，叛军的舆论和心理攻势已从四面八方向京城扑来，长安人心浮动，战争的恐惧气息弥漫于大街小巷。如何应对刘濞的攻势，景帝找来晁错，君臣二人日夜磋商。
不承想，晁错给皇帝提出的建议比周亚夫更大胆，更令人瞠目结舌。
“如今之际，面对刘濞的蛊惑，难免人心动摇，将朝廷数十万大军指挥权交给外人，实在难以让人放心。”晁错告诫皇帝说。
“那么，你觉得该由谁来带兵出征？”景帝疑惑不解。
“请陛下您御驾亲征!”晁错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那么京城防守该由谁来负责？”景帝又问。
“臣!”
秘密谈话
和晁错谈话后，景帝没有表态，他决定再听听另外一个人的意见。
此人便是窦婴。
窦婴旗帜鲜明地反对立梁王为皇位继承人，给景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晁错提出削藩后，满朝文武官员保持沉默，唯有窦婴站出来反对。种种迹象说明，窦婴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信任。
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多咨询各个方面，听听不同意见，总是没有错的。
越是在危急关头，越要保持头脑冷静。
遍观宗室外戚之人，论能力和见识，像窦婴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窦婴不像外臣，接见没必要搞得太正式，景帝依照家人亲眷的标准接待他，窦太后也作陪。
寒暄过后，景帝表示，有意让他出山担当重任。
窦婴听后，没有大喜过望，反而淡淡地说：“臣患病日久，尚未痊愈，未免耽误大事，还请陛下另择贤能为好。”
听话听音，在旁的窦太后立刻听出来了，窦婴对她当初的做法怨气还没消，不由得老脸一阵泛红。
景帝当然也明白了，窦婴的心结还未解开，便说：“如今天下处于危难之际，你还这样推三阻四，可不好吧？”
话既然挑明了，窦婴再不好意思推辞了。
毕竟窦婴是个有抱负的人，不甘于长久籍籍无名，过混吃等死的日子。
景帝当场宣布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赏金千斤。
窦婴接受任命后，景帝问：“王孙(秦汉时对贵族男子的尊称)谈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吧。”
窦婴说：“要说对时局的了解，有一个人比臣看得更透彻，陛下应该听听他的建议。”
“谁？”景帝感到很好奇。
“袁盎!”
景帝即位后，袁盎就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他早已被剥夺了一切官职，贬为庶民。要是窦婴不提，景帝早把他忘了。
而那个让袁盎沦为白身的推手，是晁错。
早在文帝时，晁错和袁盎就形同水火，但由于袁盎一直受文帝赏识，故晁错没有机会下手，一直在等待机会。
景帝即位后，晁错飞黄腾达，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任御史大夫。手握对百官的监察大权后，晁错便迫不及待地出手了，他指示手下检举袁盎，指控他在担任吴国国相时，私收吴王刘濞的贿赂。
国相结交诸侯是死罪，晁错就是想置袁盎于死地。
好在景帝还不算太糊涂，下诏特赦袁盎，仅仅罢黜了他的官职。
几经宦海沉浮，袁盎早已看开了，就想安心做一名平头百姓。
窦婴好客，喜欢结交朋友，他的朋友圈子很广，从不问出身，袁盎虽沦为平民百姓，还依然与栾布等人出入窦婴家中，为窦家座上宾。
袁盎本想就这样，平平淡淡走完一生。
孰料，晁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除掉袁盎决不甘心。
权力斗争没有双赢，从来就是你死我活。在晁错看来，只要袁盎还在人世一天，难保不会翻身，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他。
刘濞谋反的消息传来后，晁错觉得彻底铲除政敌的机会来临了，立即找来丞史(御史大夫的属官，汉朝时，丞相有两长史，御史有两丞，合称丞史)谋划：“袁盎担任吴国国相时，大量接受刘濞的财物，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一直以来包庇刘濞，替他隐瞒朝廷，屡次打包票说，吴王不会反叛。可如今刘濞却真反了，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赶紧拟出一个检举惩处袁盎的方案来!”
晁错信心满满，笃信袁盎此次在劫难逃，死定了。
不过，这位丞史却没有顺着长官思路办事，而是说出了他的想法：“想当初，吴王还没谋反，那时惩处袁盎，或许可以达到告诫效果，警示吴王朝廷已掌握了他的阴谋，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可如今，吴王已反，处罚袁盎已于事无补，更何况，吴王谋反之事，袁盎也不见得真的了解内情，咱们办案，要有确切证据才行!”
丞史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言外之意很明白，如今国家内乱，大敌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朝廷稳定团结的局面，可不能敌人还没杀上门来，咱们内部先乱了阵脚，自己人相互倾轧。
晁错听后，想想也对，内心开始有所动摇，有点犹豫要不要立刻拿袁盎开刀。踌躇之后，就暂时将此事搁置了起来。
晁错不知道，他这一犹豫，反而送了自己性命。
那个丞史才跟晁错谈完话，就一溜烟跑去给袁盎通风报信。
他为何这么做，是因为同情袁盎，还是因为看不惯晁错赶尽杀绝，没有人知道。总之，袁盎得救了。
袁盎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一时间顾不了太多，连夜跑到窦婴府上求救。
他没有丝毫隐瞒，将自己在吴国国相任上之时，为了稳住刘濞，也为了自保，不得已接受财物等事，毫无保留地向窦婴和盘托出，表示自己无愧于心，愿意当面向皇帝澄清。只是自己现在是白身，希望窦婴向皇帝引见。
恰在此时，景帝召见了窦婴。
或许一切都在冥冥中注定了，晁错和袁盎这对生死对头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有时候，给别人一条活路，何尝不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当你步步紧逼，将对手逼入绝境时，有可能同时使自己陷入绝地。兔子急了尚且咬人，何况是人呢？
袁盎可不仅仅是会讲仁义大道的腐儒，要论杀人，他的办法不比晁错少。他在朝中做过中郎将，在陇西带过兵，在吴国与刘濞做过伴，他的人生阅历，远比晁错丰富得多。
袁盎这一辈子还真没服过谁，文帝时，宦官赵同(实名赵谈)恃宠而骄，袁盎当着皇帝的面强行让他下车。申屠嘉贵为宰相，权倾朝野，在袁盎面前，也是心服口服。
晁错，对不住了，是你逼人太甚，那么，就休怪我无情!
窦婴出宫赶赴荥阳前线时，袁盎入宫了。
见到皇帝时，景帝正在与晁错商议给前线筹措军粮之事。
与吴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这个地处遥远东方的诸侯国，对长于深宫的景帝来说，依然有些陌生。
在他记忆中，只是依稀听说吴国有个叫田禄伯的将军颇有些才能，除此之外，对吴国的底细，他了解甚少。
两军交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景帝迫切地想知道关于吴国的真实情况。
目前在朝中，唯有袁盎是为数不多的在吴国工作过多年的人之一，对吴国的实际情况最了解。
也许当初，景帝不同意处死袁盎，就是留了一手，以备不时之需，也未可知。
“你曾经出任过吴国国相，想必知道田禄伯吧，此人能力到底如何？对于吴国、楚国叛乱，可有好的应对之策？”
“陛下且宽心，吴国、楚国叛乱没什么了不起，无须过虑，用不了多久，朝廷就会彻底将他们击败。”袁盎说得很轻松，就像拉家常一般，不过，他没有正面回答景帝的问题。
袁盎的回答，让景帝感到很意外。
“吴王开挖铜矿，自行铸造钱币，又煮海水制盐，靠着无数的财富积累，纠集了天下英雄豪杰，熬了大半辈子，等到头发白了才举兵作乱，要说他没有周密的盘算，说出来谁信？你怎么一口咬定他会很快败亡，一事无成呢？”袁盎的话太空洞，景帝觉得他在敷衍自己，心中有些不悦，当即反驳。
“陛下说的是，吴国拥山海之利，开山取铜铸钱、沸海煮盐都是事实，吴王拥有用之不竭的财富也不假，但要就此断定吴王招揽了天下豪杰，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英雄豪杰岂是靠金钱就能收买的？他不过是拼凑了一伙贪图钱财的亡命之徒罢了。倘若吴王麾下真有英雄豪杰，定然辅助他匡扶正义，做利国利民之事，怎会挑唆吴王起兵造反呢？”袁盎不慌不忙地回答。
这番话看似说得正气凛然，滴水不漏，实际大而不当，冠冕堂皇却非常空洞，所谓君臣大义和国家秩序，这些话站在不同立场，都能解释得通。刘濞也不会承认他在犯上作乱和祸国殃民，他以正义之师自居，自诩举兵造反是在做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
至于真英雄无法靠金钱笼络这种说法，更是完全不着边际。
谁敢说刘濞几十年来招募的人全都是酒囊饭袋，没有一个真有本事之人？
或许，真英雄豪杰没法用金钱来收买，但英雄豪杰也缺钱，也要养家糊口，也要吃喝拉撒，汉朝中央朝廷肯定无法做到野无遗贤吧？那么，肥得流油的吴国，何尝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不过，袁盎说这番无懈可击的废话，在政治上完全正确。
连在一旁的晁错都忍不住插话说：“袁盎说得对!”
一直以来，晁错恨不得将袁盎除之而后快，这次为何一反常态，当着皇帝的面给袁盎帮腔？
也许是晁错公私分明，他与袁盎之间没有私人恩怨，只有政治立场不同，所以，只要袁盎说得对，他会毫不犹豫地赞成。
也许是为了在皇帝面前撇清，他之所以屡屡揭发袁盎，并没有掺杂个人利益在内，只是一心谋国。只要对国家有利，哪怕是政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赞成。
也许是景帝太年轻，面对气势汹汹的吴楚叛军乱了分寸，晁错想借袁盎的话稳住他。
又或许，各种情况兼而有之，但真实情况唯有晁错自己知道。
但对于袁盎来说，有晁错这句话就够了。
景帝又问：“虽然如此，请你还是谈谈具体措施才行。”
“事关机密，请陛下让身边人回避。”袁盎马上回答道。
袁盎的提议完全合理，谁也无法保证皇帝身边没有刘濞安插的耳目。
景帝示意左右侍从之人退下，晁错没动，留在了原地。
晁错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皇帝最亲近之人，不属于外人，无须回避。
但是，袁盎依然一言不发。
景帝催促他，现在可以说了，袁盎面不改色地说了一句：“臣所说的方略，唯有陛下一人可知，非人臣可知。”
晁错猛地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只得悻悻退下，到东厢房回避。临走前，回过头来狠狠瞪了袁盎一眼。
不过，袁盎面无表情，根本懒得再理他。
目送晁错的背影消失在殿门口后，景帝回过头问袁盎：“现在可以说了吧。”
“吴楚等诸侯宣称，高祖分封天下，遍立刘氏宗亲为诸侯，晁错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实在不甘心，说到底，他们是痛恨晁错，而不是反朝廷。为今之计，只有斩杀晁错，遣使赦免吴楚七国的谋反之罪，归还被削除的封地，如此一来，他们就失去了造反的借口，兵不血刃就能平息战乱。”
袁盎的话说完了，景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袁盎知道皇帝已被打动了，现在他无须再多说一句话，只要静静等待即可。
果然，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和权衡之后，景帝深深叹息了一声，说：“若真是这样，我怎么能为了爱惜一人，而得罪整个天下？”
皇帝已经主意，要拿晁错做牺牲品了。
不过，姿态还是要做足，毕竟晁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帝位。
如今，只需给皇帝搭个台阶。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皇帝是在别无选择、百般无奈下，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此计以外，以臣有限的智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来。”袁盎脸上堆满了内疚和谦恭，而在内心中，他如释重负，他知道在短期内，自己性命无忧了。
在东厢的晁错尚不知自己的生死已在三言两语内决定了。
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是在家国天下、万姓苍生等崇高词汇的遮掩下，干一些交易、出卖、利用的肮脏勾当。
晁错为人刻薄，不会做人，不会团结同僚，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如同商鞅、吴起、韩非等历史上的著名法家之士一样，他善于谋国，但拙于自全。
或者说，个人得失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变革无不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以晁错的智商和学识，他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削藩，他图的是什么？
说白了，成功了，巩固的也是刘姓江山，但是倘若失败了，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的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历来不缺乏为民请命、为国牺牲之人，他们敢于为了自己心中崇高的理想而牺牲。
支撑晁错无所惧地往前冲的源动力，正是来自他的忠诚与理想。
自战国以来，国家动乱，民不聊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诸侯林立，政令不一。
大汉建立以来，高祖之所以有限地恢复分封，是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的不得已之举。
只是，权力会侵蚀人的心性，它不会由于血缘而变得温情脉脉起来。那些刘姓宗亲诸侯们，为了权力和利益，不会比异姓王更加亲近，正是这些诸侯王的存在，对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削弱诸侯王势力，并非晁错一人之见，而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包括晁错的死对头袁盎。
但明白是一回事，真正去做是另一回事。
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需要大智大勇，手段和勇气不可缺，权力的支持也不可缺。
权力的诡异就在于，无论你做正义之事，还是祸国殃民之事，都离不开它。
一切成功之事，都是在正确的时机、用合适的人、用恰当的方法完成的，缺一不可。
文帝时，贾谊、晁错都先后主张削藩，但文帝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诸侯犹如脓疮，长在大汉的肌肤上，已有数十年了。晁错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等它深入骨髓，一切就晚了。
晁错犹如一名冒死冲锋的战士，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然而，他疏忽了一点，正面射来的毒箭易躲，可身后的刀子实在难防。
历史上那些变革者的下场，晁错比谁都清楚，但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诸侯们开刀，是他太过自信，以为自己对皇帝的忠诚，一定会换来皇帝对自己的绝对信任。
只要君臣相互信任和扶持，大事必成!
至少，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也许他怀有侥幸心理，商鞅、吴起之所以以悲剧收场，是由于秦孝公、楚悼王早死。但如今皇帝年轻，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和信任，削藩之事必然成功，自己也可以青史留名。
可惜的是，这世上最难测的正是帝王心。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景帝的帝王术正是晁错教给他的。
如今这位好学生，要用晁错教的本事来对付他的老师了。
帝王术的核心，就是臣下猜不透帝王的内心世界，不可让臣下看出自己的喜恶，手中紧握赏罚生杀大权，令臣下战战兢兢，不敢逾越，永远对皇帝的内心捉摸不透。
指望与皇帝交心，实在太过天真。
但是，晁错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假象所蒙蔽，对与皇帝师生之谊的期望严重超值，陶醉于景帝对他的言听计从之中。
但他忘了，如今的景帝，不再是他的学生，他是大汉天子，天子的心胸未必如大海一样宽广，但天子的心思绝对如大海一样深不可测。
朝衣斩市
景帝与袁盎密谈后，朝堂上下一如既往，大臣们依旧按部就班，上朝办事，下朝回家过日子，看不出与往日有何不同。
倒是长安坊间流传着一件事：新任大将军窦婴出征前，将皇帝赏赐给他的千斤黄金悉数陈列廊下，任由军官们拿去用，而他自己却分毫不取。
对于此类收买人心的伎俩，晁错不会太过关注。大战在即，千头万绪的事需要他去处理，他无暇关注其他。
他不知道的是，袁盎已被景帝秘密拜为太常，在家收拾行囊，随时待命前往吴楚大营，与刘濞妥协和谈。
日子一天天在忙碌中过去，一眨眼，十天时间转瞬而过。
晁错不会想到，这十天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时光，死神正向他一步一步逼近。
第十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鸥突然一起联名给皇帝上书，弹劾御史大夫晁错：
吴王刘濞大逆不道，图谋作乱，危害宗庙，天下人应当共诛之。社稷危亡之时，御史大夫晁错不为君分忧，还给陛下出馊主意，称将百万大军交给群臣不可信，让陛下亲自带兵出征，置天子安危于不顾，将陛下推上第一线，自己却留在京城，又说要将徐县(属临淮郡，治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半城镇)、僮县(属临淮郡，治今安徽泗县东北骆庙乡潼城村)一带直接让给吴国，他究竟是何居心？他这是意在离间陛下与群臣百姓，却与吴楚暗通款曲，实在大逆不道，对这等毫无人臣之心之人，臣等义愤填膺，强烈要求腰斩晁错，其家人、父母妻子兄弟等，无论老少统统处死!
陶青、陈嘉、张欧三人分别掌握行政、京城卫戍、刑事司法大权，他们的联名指控，相当于代表了百官的意志，分量十足。他们对晁错控诉的三大罪名大逆(危害君父)、不道(违背君臣伦理)和通敌(将土地拱手让人)，每桩都属于十恶不赦之罪!
如此罪名，不仅要打倒晁错，而且要彻底斩草除根!
晁错为人冷峻，不懂得通融，注定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但从陶青等人的指控来看，他几乎站到了所有官僚的对立面，这究竟是为何？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他们对晁错的指控罪名完全是莫须有。削藩政策的真正主导者是皇帝本人，晁错所做的一切，最大的受益人正是景帝，他怎么可能对皇帝不忠？怎么可能危害皇帝？至于说晁错勾结刘濞，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根本不值得一驳!
那么，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是否有道理？
实际上，晁错说得并没错，而且有前例可循。
大汉开国之初，先有楚汉之争，后有英布等诸侯叛乱，高祖将长安丢给萧何，亲自带兵出征，群臣配合无间，最终赢得了胜利。
高祖之所以在暮年还要带着伤病亲征，除了鼓舞士气，对大将拥兵自重始终保持戒备之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赵王武臣、燕王韩广等人一旦脱离旧主，就马上自立称王，韩信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拥兵自重，公然要求立他为齐王，这一幕幕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将军权交给属下，高祖一直抱有高度警惕，所以宁愿亲征，也不肯轻易将军权拱手让人。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吴楚联军公开反叛，想要赢得胜利，就必须全力以赴，这意味着，朝廷必须将倾国之力托付给平叛主帅。那么，谁能保证主帅在刘濞的利诱面前不会动摇？
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大汉危矣!
晁错思维之缜密，从他给文帝上的数篇奏疏就可见一斑，以他的深谋远虑，肯定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故而，他建议景帝亲征，意在让景帝效法先祖，而他的抱负，是想做大汉的萧何第二!
至于放弃徐县、僮县之地，涉嫌串通吴楚，更是无稽之谈，就算全天下人勾结刘濞，唯独晁错不会。
且不说晁错是否有过这样的提议，即便是有类似主张，也属于战术转移，为了全局，只要赢得最终胜利，不必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
周亚夫不是也主张必要时可以抛弃梁国以拖住敌人吗？
一国与区区两县相比，孰大孰小？
为何周亚夫没事，晁错就涉嫌通敌了？
当初，晁错主张削藩时，除了窦婴站出来反对，陶青、朱嘉、张欧等人一个个缄口不言，不敢吱声，如今却跳出来要求惩处晁错，他们的底气何在？
他们出于公意，还是私心作祟？
要说完全没有掺杂个人私心，根本不可能。且不论景帝对晁错的宠信已令满朝文武恨得牙痒痒，就是陶青本人，也感受到了来自晁错实实在在的威胁。
大汉建立以来，文武官员属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最为尊贵，因太尉不常设，且几乎是个名誉头衔，所以御史大夫为仅次于丞相的高官，地位类似副丞相。
自文帝以来，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一旦出任御史大夫，下一步极有可能就会担任丞相。
张苍、申屠嘉、陶青等历任丞相无不如是，在担任丞相前，都曾有过出任御史大夫的履历。
陶青本是官二代出身，庸人而已，之所以能够出任丞相，完全是出于权力平衡需要。
他这个丞相完全是过渡安排，若不出意外，被晁错取代是早晚的事。
景帝即位以来，晁错光芒四射，完全盖住了陶青这个丞相的风头，陶青在朝堂上几乎没有存在感。
如今晁错倒霉，要说陶青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之心，说出来怕是没人相信。
另外两位，中尉陈嘉是什么来头，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估计也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事。
廷尉张欧是安丘侯张说(生平不详)庶子，虽说也跟晁错一样研究刑名之学出身，但为人胆小，属于不粘锅类型的官员，奉行的原则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个典型的和事佬。有案件送到他手里时，他往往打回去重审，能拖就拖。遇到实在没法拖延的，只得将案件卷宗封起来。在张欧身上根本看不到帝国最高司法官该有的雷厉风行，总是一副拖泥带水、慢慢吞吞的样子。
周围人每当提起张欧时，都由衷地说一声：“好人啊，为人太厚道了!”
这对一个主管刑狱的司法官来说，可不是什么好评价。
张欧之所以能出任廷尉，完全是由于他是景帝在太子时期的旧人而已。
就这样三个人，现在画风突变，站出来异口同声地对晁错喊打喊杀，实在突兀，令人惊掉了下巴。
不是他们三人一夜之间换了思想，改变了工作作风，而是得到皇帝的暗授机宜了。
是景帝抛弃了晁错。
晁错自始至终就错了，错不该将景帝视如高祖皇帝。
成长于深宫之内的景帝，自幼浸淫于权谋厚黑学，内心阴暗、自私，比先祖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高祖身上那股来自民间的豪气与豁达。
高祖与萧何共起于细微，血雨腥风之中并肩作战多年，他尚且对萧何不放心，在前线作战时，仍不忘笼络他，深恐后院起火。一旦局势稳定，就立刻将萧何投入大牢，萧何几乎死于狱中。
高祖尚且如此，况景帝乎!
晁错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与景帝推心置腹，奈何在皇帝眼中，他不过是一粒棋子而已。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悲乎!悲乎!
晁错!晁错!一错再错。
年轻气盛的景帝本想借用晁错铲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将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但他低估了对手的能量，当吴楚联军汹汹而来的消息传来时，他顿时慌了，一时手足无措。
在这种心境之下，听到晁错让他亲赴前线时，畏惧、怯懦之后生出了愤怒。那一刻，晁错的悲剧就注定了。
当袁盎提出牺牲晁错时，景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那一刻，他不是犹豫要不要抛弃自己的恩师，而是在思考如何以说得过去的理由牺牲晁错。
自古无情莫过帝王，危急时刻，他们最先考虑的是自己，至于他人，他们从来不在乎。
帝王的颜面比天大，既要杀人，也要做得冠冕堂皇。这种事不需要皇帝亲自动手，只需要一个眼神，陶青等人马上心领神会。
陶青、陈嘉、张欧三人治国理政本事稀松，但落井下石可是轻车熟路。经过数日的灯下密谋后，就将一份义正词严的控诉书放在皇帝书案上了。
这一刻，景帝没有丝毫犹豫，抓起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可”。
与此同时，中尉陈嘉已在赶往晁错府的途中。
抓人是陈嘉的本职工作，当仁不让。
此时的晁错还完全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陈嘉赶到晁错家门口时，正逢晁错穿好朝服准备上朝。
陈嘉连哄带骗，拉晁错上了车，待车行驶至长安东市时，陈嘉忽然动手，将晁错拽下车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可叹晁错至死都没明白怎么回事。
堂堂御史大夫，没经过审讯、没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这样被杀害!
这相当于利用国家公共机器，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谋杀!
那一刻，长安东市的民众，莫不惊骇不已。
晁错死后，家中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处死，一个不留。
景帝为何如此急迫处死晁错，而且是当街处死？
主要是目前局势紧迫，他害怕夜长梦多。
另外，当街杀人，就是做给刘濞看，表明自己与晁错划清界限态度之坚决。
对于晁错的死，后世有不少争议。但总体来说，对他的初衷，多数人持肯定态度，认为错在方式方法有问题。
苏轼就曾写过一篇《晁错论》，他认为晁错做事太过于急于求成，想毕其功于一役，结果适得其反，自己落了个横尸街头的下场。
不得不说，东坡先生之论，属于事后诸葛亮，要是他处在晁错的位置上，未必能做得更好。
晁错晁错，错生时机，错信君王，错用方法，一错再错，终酿大错!
当长安城里的君臣明斗暗算，上演丢卒保帅的大戏时，在遥远东方的吴楚叛军大本营，也因为下一步进军路线的问题，将帅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大将军田禄伯(就是景帝念叨的那位)提出，目前大军蜂拥向西，受道路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很难铺展开来，吴楚兵力优势无法发挥出来。不如兵分两路，由他带上一支五万左右的人马，顺长江和淮水水路沿江而上，直接攻占淮南国和长沙国，然后直攻武关，与刘濞会师关中。
不难看出，田禄伯此人并非浪得虚名，很有战略眼光。
他的用兵方略完全可行，一旦执行，汉朝朝廷将腹背受敌，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田禄伯汇报作战计划时，吴国太子刘驹也在场。
田禄伯前脚刚走，刘驹马上就对刘濞说：“咱们是干什么？是造反哪，既然我们可以反叛朝廷，又怎么指望别人不背叛我们？父亲将军队交给外人另辟战线，实在难以放心，万一他生了二心，岂不是白白损失了一支力量？”
果然是做贼者心虚，反叛者眼里人人皆是叛徒。
刘濞一听，儿子说得有理!遂否决了田禄伯的提议。
不久，又有一位姓桓的年轻将领给刘濞出主意：“咱们吴国多是步兵，汉军多为战车和骑兵，步兵利于山地战，车骑善于平原野战，咱们应该扬长避短，不要与汉军过多纠缠，无须对沿途城池挨个攻占，应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趁着汉军尚未反应过来，迅速拿下洛阳武库，占领敖仓，然后依据山河之险，号召诸侯。如此一来，就算一时半会儿攻入不了关中，也可与朝廷做长期对峙，天下大势可定。反之，大王要是过于恋战，斤斤计较一城一邑之得失，行军缓慢，战线过长，等汉军战车和骑兵火速赶到，在梁国和楚国的大平原上两军对垒，我军必败无疑。”
桓将军这番战略分析可谓精辟到位，将双方的优劣得失剖析得一清二楚。
无论古今，战争说到底就是在拼消耗，靠的是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吴楚联军远离大后方，致命软肋就在粮食供给。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对于这一点，战争双方的将领，周亚夫和桓将军的看法出奇一致。只是敌我立场不同，周亚夫要设法切断吴楚粮道，桓将军则是提出首先占领国家粮仓，拥有充足的后勤保障。
刘濞将桓将军的提议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在座的一些老将领们倚老卖老，当场提出反对意见，用轻蔑的语气说：“年轻人就喜欢拼血气之勇，两军阵前冲锋陷阵还可以，至于战略战术这些事关全局的大事，他能懂什么!”
刘濞本来就自信满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听老将们这么一说，也就没把桓将军的意见当回事。
殊不知，正是患得患失和骄傲自大，使他错过了最佳战机。
梁国是西进的必经之地，国富民足，要是绕过这么一块肥肉，刘濞实在心有不甘，所以一心想先拿下梁国。
正当刘濞发起围攻梁国之战时，有两个人从长安赶来求见。
一人是前国相袁盎，一人是自己的侄子德侯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