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对话
贾谊仓皇辞别帝京，临行前，他回望宫阙，不由得悲从中来，一时万念俱灭，心如死灰。一路南下，离长安越远，他的心情愈加沉郁。
不久前，他还在庙堂之上睥睨王侯，指点江山，与天子对答自如，不料一夕之间就从云端坠落，跌入尘埃，远贬长沙。
时耶命耶!奈何奈何!
失落、无助、悲观，一齐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或许，走出长安那一瞬间，他想起了司马季主的忠告，可是一切皆为时晚矣!
贾谊一下子老了许多，感到眼前一切黯然失色，他的世界只剩下黑白两色，嘴里尝到的唯有无尽的苦涩。
世人皆云读史明心，其实未必。
贾谊写过《过秦论》雄文三篇，对历史往事必然了然于胸，简帛之上前圣列贤陈迹，堪堪可读。然而，当大难临身时，未必还能坦荡自如。
远的不说，春秋战国以降，圣哲如孔孟、老庄，多谋如伍子胥、孙膑，善战如廉颇、李牧，受倚重如商鞅、吴起，居位高如孟尝、春申，哪一个的人生不是大起大落，甚至九死一生？哪一个的命运不是曲折跌宕，背影凄凉不忍卒视？
当步入长安的那一刻，他就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怪只怪他的起点太高，步伐太顺，一切来得太快，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站到了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名师赏识，仕途顺畅，皇帝器重，贾谊在短短两年间经历的这些事，估计有些人一辈子都未必能遇到，他有些眩晕，陶醉其中，来不及沉淀。
年轻人容易热血冲动，将事情想得理所当然，然而政治向来是残酷无情的，容不下丝毫的浪漫情怀。
贾谊是个幸运儿，但遗憾的是，他的人生缺乏一种体验——挫折。
一个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注定走不了太远。
挫折可以磨炼人的心性和意志，使人变得更加坚韧和从容。
可惜的是，挫折教育近乎空白的贾谊，恃才傲物，为人做事过于生硬，难免给人留下目中无人的印象。
关于贾谊被疏远的原因，在《风俗通义》中记载着另外一个版本。贾谊与邓通同为太中大夫，在工作中少不了有所交集，但是他看不起邓通，言语间经常讥讽邓通，而且是当着朝廷大臣的面冷嘲热讽。
邓通是何许人？是文帝的枕边宠臣。他的身份满朝文武官员谁人不知？旁人巴结都来不及，作为一个职场新人，贾谊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当众让邓通下不了台，这分明是官场大忌，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
一个凭才华为国分忧，另一个以色事君，各安本分就好，但是贾谊非要跟邓通过不去，那就休怪邓通不讲情义!
惹不起丞相申屠嘉，难不成还怕你贾谊不成？邓通在文帝枕边吹一阵轻风，贾谊就被吹出了长安。
贾谊一路哀怨，步履踉跄，从关中南下，越往南，气候愈加潮湿，他的心情也愈加阴郁。
一日，一条大河拦路，一问方知是湘水。
湘水，古属楚国，它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而且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河流，荆楚文化的一大半都是这条河流孕育的。楚辞中许多瑰丽的诗篇，都在吟诵湘水。
《湘君》如是，《湘夫人》亦如是。
这些辞藻华丽、情感幽怨的诗篇，都出自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
屈原，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和理想主义者。
屈原的自身经历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他才华横溢，情操高洁，怀揣“美政”理想，志在力挽狂澜，扶楚国大厦之将倾。然而，楚怀王父子昏聩愚蠢，被一群宵小包围，耽于安乐，不思进取，至死执迷不悟!
屈原犹如一团烈焰，划过楚国黑暗夜空，他希望燃烧自我，点亮无尽的黑幕，唤醒昏睡的君王。
然而，一切都是无用的，他很快被无边无尽的黑暗吞噬。
黑暗的世界是容不得光明的，一切归于沉寂，悄然无声。
屈原分明听见了秦人自函谷关向东而来的铁蹄声，似乎已看到郢都殿苑间长满荆棘，阶陛之上麋鹿游嬉。
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屈原被放逐，他一路流浪，然犹不甘心，曾问卜于太卜郑詹尹，只是大势已定，虽鬼神亦难以更改，问卜又有何意义？
理想已灭，残喘于世间又有什么意义？
罢了，还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借一江清流濯吾心，宁愿以身殉葬理想而去，亦不愿苟活于此污浊世界。
于是，屈子自沉于汨罗，已百余年矣。
面对同一江清流，贾谊不禁生出感慨：君在百年前，我在百年后，虽时空相隔，然我们的命运又是何其相似!
他站在湘江边，形只影单，面容憔悴，身形枯槁。俯瞰江流，看着水面上倒映出的人影，他都有点分不清是屈子还是自己。
同病相怜之下，贾谊面临江风，挥毫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字里行间看似表达了对屈原生不逢时的惋惜，实则字字都是对自己命运不公的哀叹。
跨越时空的对话，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贾谊唯有将墨痕未干的文稿投于湘水。屈原是绝望之下自沉汨罗江，但此时贾谊尚不想投身于湘水，并非简单的缺乏勇气，而是对未来，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毕竟当今天子不是昏聩的楚怀王，自己的人生尚未到完全绝望的地步。心情虽然很差，但既来之则安之，到临湘上任后，贾谊虽身在长沙，却时刻系长安。
贾谊被放逐后，长安的庙堂并没有平静下来，周勃等人在排挤走贾谊后，并没有得意许久，很快，君相矛盾爆发了。
文帝无法容忍周勃的跋扈，不甘长期受制于人，很快借故将其下狱。周勃差点命丧囹圄，多亏薄太后出手搭救，才捡回一条性命。
帝国宰相下狱，朝野震动，虽远处长沙，贾谊也得知了。
政敌倒霉，贾谊并没有弹冠相庆，更没有投井下石，反而上书文帝，他提出，周勃这样身居高位者，纵然有罪，也要维护必需的人格尊严，切不要随意折辱(周勃在狱中，估计没少吃苦头)。因为他们的颜面，也事关朝廷的体面，就算是罪当死，也要让他们选择自尽，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不能无休止地羞辱。
这就是一个人的胸襟!
贾谊的上书，让文帝颇为触动。此后，若有大臣犯罪，他多选择让他们自裁，罕有弃市街头之举。
但如果就此以为贾谊要推动帝国法制逐步走向文明，使得刑法体系更加人性化，那是高看他了。因为他的本意是要让刑法体现等级差异，公卿大臣就算犯罪，在惩处时也要与普通平头百姓有所区别，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与一般人不一样，就是死，也有一种优越感。
请记住，贾谊的人性化建议中，并不包括底层官僚，更别说农夫和百工这些社会劳苦大众。客观地说，贾谊的建议，本身就是在制造一种不平等。
萧何、周勃等人即使贵为宰相，一旦送到牢中，被狱吏呵斥辱骂，各种刑罚招呼，一样少不了，与普通民众没有多大区别。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周勃，在牢中，也被狱吏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贾谊却提倡让一部分人犯罪后，享受“特殊待遇”，实在有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然而，又不得不承认，这是文明的进步，哪怕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样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因为，在帝国时代，法律本身就是荒谬的存在，比如文帝时代允许私人铸币。
货币发行权本来属于国家权力，保证货币的权威性，是维护市场稳定的最重要手段，在历朝历代，私自铸造钱币都是杀头的重罪。然而，在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朝廷下令废除盗铸钱令，容许民间铸钱。
铸币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一般穷人根本没能力铸币，能够铸币的人，多是像邓通和刘濞这类非富即贵之人。
这些人为了将利益最大化，设法大量掺假。
所铸钱币往往成色不足，质量得不到保证。像邓通铸造的邓氏钱，在市面上流通极广，这些合法假币，坑了千千万万底层百姓。
马克思说过，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有人不惜铤而走险，甘愿走向绞刑架。更何况开动钱范铸钱，是个一本万利的活儿!
如此泛滥下去，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致使通货膨胀，物价不稳，民众在利益驱使之下，都会一窝蜂地去伐薪烧炭，凿山取铜，再无心思侍候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田地荒芜、农业萧条、粮食减产，帝国将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真到了那一步，恐怕离国家崩溃也不远了。
任何王朝的覆灭，看似各有不同理由，实则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秩序无以为继，引发社会动荡。
贾谊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上书建议取缔私人铸币，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但是却遭到了文帝的拒绝。
至于理由，文帝没有任何解释，贾谊也没再提，这又是为何？
其中缘由就在于，大家都是明白人，点到为止即可。
作为一名放逐之臣，贾谊虽有一颗谋国尽忠的拳拳之心，然如今，处境尴尬，既然皇帝听不进去，再多言无益。
那么，放任私人铸币，其中利弊，文帝是否真的不晓得？八成不见得，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早在秦统一天下之初，始皇帝灭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统一了天下货币。
商周以来，钱币形制、材质不一，有银、锡、珠、玉、龟、贝等，大小轻重悬殊，天下归一后，钱币当然也要定于一。
秦廷宣布，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为二十两，以秦制半两钱为下币，二者并行，作为流通货币。
不过，一切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秦统一不过短短十五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在辽阔的帝国境内实现货币统一，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如今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样是秦半两，有的重达二十七克，有的却不足五六克。
大汉建立以来，货币制度基本保持秦制，实行黄金和半两钱并行的制度。黄金多用来进行大额交易，诸侯进贡、朝廷赏赐、宗庙献祭以及与周边四夷往来亦多用黄金。
诸侯有义务每年向朝廷进贡一定的黄金，作为献祭宗庙之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赋税)。要是缺斤少两或者成色不足，轻则受到斥责，重则剥夺封爵。
汉初半两钱，远不如秦半两钱重，质量大幅缩水，变薄变轻，犹如榆荚，被称为榆荚半两。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米至一石万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为了抑制物价，打击通货膨胀，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吕后改革币制，由朝廷统一铸造钱币，铸造“八铢八两钱”，钱币的铸文依然为半两。同时颁布盗铸钱令，严禁民间私自铸币。
只是好景不长，短短四年后，吕氏与刘氏争权，波及经济领域，再度搞得货币贬值，新铸“五分钱”，其重仅为秦半两的五分之一。如此大幅度的货币贬值，无疑要从民间大肆敛财，再次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文帝即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能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废除旧币制，反其道而行之。
于是，他废除了盗铸钱令，改革币制，废除“五分钱”，改铸“四铢半两钱”，同时容许民间铸币。
文帝的目的就是减少来自朝廷的垄断，刺激民间经济的复苏，做到藏富于民。
至于，出于宠信的原因让邓通铸钱，为了安抚刘濞许他开矿铸币，实则与文帝的经济政策并行不悖。
不过，由此引发的新的货币危机是文帝所没想到的，或者说他也考虑到了，但无力扭转。
这场货币战争还要进行下去，直到数十年后，才会出现转机，只是无论贾谊还是文帝，都已看不到了。
在长沙国的日子，贾谊的心情一直很差，情绪就犹如南方的天气，少有明媚阳光，多为阴晦低沉。但是，命运觉得贾谊还不够倒霉，又再次捉弄了一下他。
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有一日，贾谊在室内闲坐，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只鵩鸟，径自落到了贾谊的座位上。
鵩鸟大概就是猫头鹰一类的鸟类。猫头鹰作为一种益鸟，如今家喻户晓，可是在那个时候，它还被民间视作不祥之鸟，谁家房舍周围树木上有猫头鹰栖息鸣叫，就会被认为这家人要倒霉，甚至会死人。
这类看法，可谓源远流长，秦汉之际就盛行。贾谊看到鵩鸟入室，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了，心情差到了极点，无以排解，便写了一篇《鵩鸟赋》。
文章中，他问鵩鸟，我现在已经混得如此狼狈，未来怎么办，吉凶又如何，还望你指条明路。
鸟儿自然难解人意，呆呆注视了一会儿，便自顾自飞走了，抛下贾谊独自一人，在那里怅然徘徊了许久。
好在否极泰来，一年后，贾谊接到长安那边传来的消息，皇帝召他回京。
言外之意
没想到皇帝还记得自己，贾谊激动不已，内心熄灭已久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贾谊回到京城，发现长安依旧，只是物是人非。
当年诋毁排挤他的人，灌婴已死，周勃罢相回封地，但朝廷中功臣集团实力依旧，邓通依然备受宠爱，红得发紫。
作为功臣集团的一员，张苍接任丞相，在他保守稳健的政治主张之下，新生力量注定没有壮大的机会。
不过，贾谊对未来，还是抱着殷切希望。
过去几年，君臣二人天各一方，虽然不时有奏疏相通，但文字毕竟是死物，哪有面对面交流来得透彻？
贾谊心情很迫切，他有太多的话想对皇帝说。
仿佛又回到了当初，他风度翩翩，自洛阳初入长安，见到了皇帝，君臣两人无话不谈，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
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每一刻都是那样漫长，贾谊在熬煎中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午后。
文帝重鬼神，所以对祭祀之事非常重视。按照礼制，祭祀天地五畤，皇帝一般不亲自参加，而是指派某个官员作为代表祭祀即可。祭祀仪式结束后，祭祀人员会把胙肉(肉类祭祀品)带回一部分，献给皇帝，表明将神的祝福传达给了皇帝，称为受厘。
贾谊赶回长安时，正赶上一场祭祀仪式，文帝坐在未央宫前殿正室——宣室，接受受厘。
仪式结束后，文帝接见了贾谊。
两人相见时，文帝还沉浸在祭祀大典带来的虚幻意境之中，久久不能回神。
对于君臣重逢的场景，贾谊脑中不知浮现了多少次，各种台词在心中早已烂熟于胸。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和皇帝再次见面后的谈话是围绕鬼神展开的。
看文帝目光盈盈，贾谊不忍逆拂皇帝之意，让他扫兴，只好顺着皇帝意愿，谈论起鬼神之事来。
好在贾谊博览群书，涉猎极广，这些事自然难不倒他。
贾谊旁征博引，上至古籍记载，下至民间传闻，滔滔不绝，一讲就是数个时辰，不知不觉已是夜半时分。
宣室内烛光摇曳，君臣二人的身影，投射在殿内屏风上。夜半无人，鬼话连篇，现场气氛格外神秘诡异。
文帝听得入神，毫无倦意，后来觉得还不过瘾，不经意间将坐席向贾谊靠拢，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
会谈结束后，文帝不由得感慨道：“我好久没见贾生了，自以为学识已超过了他，但如今看来还是差远了。”
但一切也仅仅如此而已，感叹完后，文帝再次让贾谊出京，赴梁国，任梁王刘揖的太傅。此后直到去世，贾谊再也没见到文帝。
失望，深深的失望。
或许，这就是宿命。
对于这次会面，后世人持有不同观点，绝大多数人都站在同情贾谊的一边，认为文帝不重视人才，一手造成了贾谊的悲剧命运。
贾谊去世千年后，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就公开站出来为贾谊叫屈：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文帝本人——像贾谊这样不世出的人才，不和他倾谈国计民生，却大费周章地谈论鬼神之事，实在是荒谬至极。
可以说，李商隐这首诗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其实，后世那些为贾谊鸣不平之人，又何尝不是借贾谊之事抒发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呢？
就拿李商隐来说，他满腹才华，却一生坎坷，纠缠于牛李党争，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不得已只好靠作诗与饮酒打发时日，与郁郁不得志的贾谊何其相似!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看，宋人王安石认为，一个人是否受到重视，并不在于他担任多高的官职，而是看他的政治主张有多少被皇帝采纳。从这个角度来看，贾谊虽说没有坐上公卿高位，但他的不少建议还是被文帝采纳，所以不能完全说他生在明主之世却怀才不遇。
近世以来，更有人觉得性格决定命运，认为贾谊之所以以悲剧方式结束了一生，与他的性格有关，比如毛泽东就有诗云：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梁王的死本来就是一场意外，又何必全部往自己身上揽？
后人当然可以超然地评价古人，然而，要是真正置身于贾谊的处境，能否比贾谊做得更好呢？恐怕未必。
在命运面前，别说贾谊，就是文帝自己也未必扭转得了。
作为一名弱势天子，许多事是文帝没法改变的，其中就包括对贾谊的人事安排。
虽说灌婴已死、周勃去国，但当时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因阻力太大，文帝都被迫放弃了拜窦广国为相的打算，尽管他是窦皇后的弟弟。更何况是贾谊!
文帝与贾谊夜半论鬼神，他迷信鬼神固不可取，但君臣共处一室，夜半私语，又何尝不是关系密切才如此？
至于国政大事，该说的早就说了，能采纳的他早就采纳了，不能执行的说了也白说。何况此次贾谊返京，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君臣二人不如讨论点感兴趣的话题。
贾谊从长沙国太傅调任梁王太傅，这一调动，看似平级调动，实则是在为贾谊未来东山再起埋下伏笔。
梁王刘揖是文帝的幼子，备受宠爱，贾谊去做他的太傅，将来前程定然不可限量。毕竟，功臣们多数年事已高，迟早会死去，而贾谊还很年轻。
人生最大的优势，不是地位和金钱，而是年龄，只要活得够久，就能笑到最后。不论帝王还是将相，最终都将输给时间。
从理论上看，历史很明显是站在贾谊的一边。遗憾的是，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距，谁也没料到，贾谊年仅三十三岁，就走完了一生。
贾谊死了，但他的很多预见却得到了证实，比如他在任梁王太傅之时，建议文帝削藩，称诸侯尾大不掉之势隐然形成，必须加以防范。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分化诸侯实力，缩小其规模，使之无力与朝廷抗衡。
刘揖死后，贾谊再次提出，梁国地势非常重要，必须掌握在骨肉至亲的手中才行，否则，一旦东方诸国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次，文帝立刻采纳了贾谊的意见，将儿子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并划四十余城与梁国，扩大梁国规模。
多年后，山东诸国作乱，果真是由于梁王刘武奋力抗击，坚守梁国不失，才保证了长安的安全。
贾谊之死是个悲剧，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比如对晁错而言，贾谊之死，等于排除了他仕途上的拦路虎。没有了贾谊这座大山，晁错出人头地就容易多了。
晁错频频向皇帝上书，纵论内政外交，还蒙文帝赐书垂询，一时风光无限。
贾谊死后第四个年头(文帝前元十五年九月)，朝廷举行了一场人才选拔赛，称为“举贤良文学”。文帝下诏，要求诸侯王、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守，务必高度重视这次活动，大力向朝廷举荐人才。
关于此次人才选拔的初衷，文帝列出了三条：
一、选拔贤能之人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比如上古圣君大禹就曾遍布天下求贤，因此夏朝的统治绵延久长；
二、重视人才是祖宗的成例，高祖刘邦依靠英才豪杰辅助，取得了汉家天下；
三、我个人能力有限(勇于承认，作为皇帝难能可贵)，需要大量人才帮助治理国家。
屈指一算，文帝即位后，十五个年头一晃过去了，迫于功臣集团的压力，一直无力扭转弱势君王的处境，但培养自己亲信团队的信念他从未放弃过。
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初春，丞相张苍在与公孙臣的大汉德性之争中落败，不得已自动去职，为文帝施展手脚提供了空间。
如今，老家伙们死的死、散的散，至于那些侯二代们，成长于和平年代，大多数只知混吃混喝，才干平平，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皇帝。
于是乎，接到皇帝诏令后，他们不敢怠慢，纷纷向朝廷推荐人才。
晁错被平阳侯曹窋(曹参之子)、汝阴侯夏侯灶(夏侯婴之子)、颖阴侯灌阿(灌婴之子)、廷尉臣宜昌(姓不详)、陇西太守臣公孙昆邪联名举荐。
这五位举荐人，除了后两位是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员外，前三位都是开国功臣之后，属于典型的侯二代。曹窋资质平平，虽说一度担任御史大夫，但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绩，至于夏侯灶和灌阿，在史书中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大概也是平庸之人。
他们联名举荐晁错，究竟是真心为国举贤，还是趁机向太子刘启示好(晁错是刘启身边的红人)，不得而知。总之，晁错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有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虽说此前，晁错已给皇帝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此次选拔人才，绝不是简单地填补官员空缺，而是直接参与朝廷的决策。故而，单靠有人举荐还不行，还要应对皇帝亲自考核。
虽说高祖暮年也曾下《求贤诏》，责令御史大夫周昌、相国萧何为国举贤，但由于高祖旋即去世，实际上成效并不大。
所以，此次文帝亲自下诏选拔人才，在大汉建国以来尚属首次，也是对健全官员察举制的一次重大尝试，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关于此次考试，文帝列出了五点要求：一是关于如何治国(明于国家之大体)；二是如何办事(通于人事之终始)；三是敢于进谏(能直言极谏)；四是剖析皇帝不足之处、官吏办事不公之处、政事不畅之处、百姓不宁等现象；五是如实回答，不要有所隐瞒。
这五点，没有玄奥的哲理思辨，没有形而上的问题，可谓全都切中实际，表明了文帝求真务实的态度，他现在需要的是能治国理民的干才，能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敢于讲真话，不务虚之人。
扯淡清谈之人走开，脚踏实地干活的人欢迎。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点要求都比较辛辣和尖锐，不但考验应试者的学识、见解，也考验答题者的胆识。
历来君王都喜欢说：欢迎大家给我多提意见，对我的毛病别客气，尽管指出来，你批评得越彻底、越到位，朕越欢迎。
可惜的是，绝大多数帝王只不过做个姿态而已，如果你当真了，那可就错了。聪明的选择是，应该立刻站出来说，陛下英明伟大，哪有错？错的都是咱们这些臣下，对陛下的旨意领会得不到位，执行得不彻底。
给君王提意见，从来都是个高风险的活儿，不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龙逄、比干、伍子胥、文种……这个名单没有尽头。
应答者们如何回答，分寸如何拿捏，实在是个大难题。
纵然皇帝大度，但是那些官员一旦得知有人揭他的短，会不会狗急跳墙，打击报复？
好在文帝也想到了这一层，宣布大家尽管畅所欲言，不要背上思想负担，一定要把话说透，不要有所保留。所有的策论试卷，写完后，一律密封，由朕亲自拆封浏览，不要担心有人阻挠。
此次被举荐者约有百人，文帝逐一御览，有一份试卷，让他眼前一亮，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答题人：晁错
举荐人：平阳侯曹窋、汝阴侯夏侯灶、颍阴侯灌阿、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公孙昆邪
一、试举例谈谈对“明于国家大体”的看法。
答：本人以上古五帝的事迹，来回答此题。五帝时期，君王圣明睿智，大臣们比起君王差远了，所以君王们亲自坐明堂处理政务，能做到上符合天时，下顺应地利，中得人和，君王恩德不仅惠及民众，就连飞鸟、鱼类、昆虫、草木等一切生物都受到恩泽(这有点夸张了)。因而，当时五谷丰登，物产丰富，民众安乐，河图洛书、神龙凤凰等祥瑞神兽都不断出现，以庆贺盛世。
二、试举例谈谈对“通于人事终始”的看法。
答：本人以上古三王(指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的事迹，来回答此题。三王时期，君臣都比较贤明，以计谋安定天下，做事无不从人情出发，实行人性化管理。
是人都想长寿，三王就保护百姓不受到伤害；是人都想富裕，三王便设法使百姓免于贫困；是人都想社会安定有序，三王便尽力维持社会秩序；是人都想过上舒适的生活，三王便注意不过于劳民伤财。三王制定法令无不合乎人情，做事将心比心，自己讨厌的事也不要求别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不禁止别人去做。如此管理百姓，民众敬重官府，就如子女待父母，仿佛流水一般自然天成。百姓和睦、国家安宁、社会有序，这就是人事终始的人事之道。
三、试举例谈谈对“直言极谏”的看法。
答：本人以五霸(有多种说法，常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大臣事迹，来回答此题。我听说五霸认识到他们治理能力不如大臣，便将国事托付给大臣去处理。
辅佐大臣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作为人臣，时刻检视自身，不敢诬上，遵守法令不容私情，遇到灾难，自己带头往前冲，俸禄不敢超标，任人唯贤，不与能人抢位子。赏赐都是按照功劳大小，绝不以个人喜恶待人，受到惩罚者都是些危害国家和不忠不孝之人，处罚轻重都是按照所犯罪行，绝不为自己一时愤怒胡乱诛杀。
正因为做到了赏罚公正，就算是被判了死刑之人，也甘愿受死，毫无怨言。如果发现法律背离了情理，就加以修改，免得伤民，若君主执行法律过程中有所偏离，就加以纠正。总之，能够做到补救君王过失、彰显君王美德，使君主内无邪行、外无秽名。做到这样，就是直言极力劝谏之士。五霸之所以能匡扶天下，矫正诸侯，是由于懂得自己不如臣下，善于用直言极谏弥补自身不足。
四、试举例谈谈对“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看法。
答：本人以秦朝兴亡事迹来回答此题。秦王不如三王，其臣也不及三王的辅臣，却能兼并天下，建立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原因何在？因其凭借有利山川地形、充足的财富积累，且秦人善于作战而已。
与秦相比，六国君臣多是无能之辈，内部意见不一，民心涣散，无法有效整合。所以，秦王得以兼并六国，立为天子。秦统一天下后，摒弃三王建立功业的办法，亲信谄谀之臣，肆意扩充宫殿规模，穷奢极欲，搞得老百姓精疲力竭。
秦朝上下依然不知收敛，群臣只知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严刑峻法，苛虐百姓，草菅人命。因此，上下离心，民心尽失。刚开始，还只是侵害平民百姓，后来逐渐扩大到富家大户、普通官吏，再后来就连宗亲大臣都不放过，弄得最后人人自危，皆有叛心。待到陈胜登高一呼，很快土崩瓦解。秦朝的灭亡就是典型的“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
陛下即位以来，废除秦时乱法，宽厚爱人，礼敬长老，抚恤少孤，亲自以身作则，禁止奢侈作风，废除诽谤罪，废除盗铸钱令，废除肉刑，选派正直官员，斥退奸邪小人，兴利除害，变法革旧。凡此种种，都是古来罕见，但陛下一一做到了，实在是天下百姓的幸事。
五、将心中所思所想一一陈上，不要有所隐讳。
答：五帝时，臣不如君，君主亲自主抓；三王时，君臣皆贤能，君臣共治；五霸时，君不如臣，便放手让臣子去做事。不同时代，根据不同情况，圣贤们各自分工，建功立业。
《论语》云：“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
军队打仗总不能取胜，就得转移战场再战，一个人要是长期贫穷，实在过不下去，就要考虑改变职业。
陛下的天资不亚于五帝，临朝已有十五年了，但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没有富足，盗贼依然出没，边境仍然得不到安宁。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大家都认为是由于陛下未能亲自处理政事，而是依靠群臣处理政务。
虽说现在大臣们都是天下的精英，但跟陛下一比就差远了，就如同五帝时期，大臣不如君王一样。陛下不亲自处理政务，却依赖远不如己的臣下，我认为是有失天子的圣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在这样周而复始间流逝了，但陛下之盛德却终究不能遍及天下、流传万世，我实在为陛下感到惋惜。
晁错的这篇对策，看似纵论古今，历数古今君王成功之道，其核心无非只有一点，就是君主和大臣的权力分配问题。
洋洋洒洒说了很多，但真正打动文帝的奥妙就在于，晁错说出了文帝想说却不能说的政治现实，就是他即位以来，一直受制于功臣集团，无法真正做主。
但是如何改变这一局面，晁错没有说。
就算不说，文帝也明白，有些事可以说，可以做；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但不能说。
在某种意义上，晁错和贾谊非常相似。
他们没有太过硬的背景，但都才华过人，性格上都有些执拗。
他们都曾师从名师，贾谊师承吴公、张苍，晁错师承伏生，他们都曾经与皇帝有过多次奏疏对答，有些被采纳，有些被搁置，而且颇得皇帝赏识。
他们都曾侍候皇子，贾谊为文帝爱子梁王刘揖的太傅，晁错为太子刘启的太子家令。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贾谊最终抑郁而死，晁错却在此次对策后不久，被皇帝擢升为中大夫。
时耶？命耶？
究竟为何？
医患纠纷
升为中大夫后，晁错继续给文帝出谋划策，先后共写了三十多篇意见书，每篇都有独到的见解。
虽说不见得每次提出的意见都被采纳，但每一次文帝都为晁错的才华惊叹不已。
其实，晁错的许多意见与贾谊可谓不谋而合。比如对内削弱诸侯势力，加强物资储备；对外坚决拒绝和亲，主张做好与匈奴长期斗争的准备等。有的意见甚至比贾谊更激进，但晁错最终安然无恙，贾谊却英年早逝。
两人之所以命运不同，除了贾谊本人性格原因外，与朝堂权力格局变化也有莫大关系。贾谊崭露头角之时，正值汉初功臣们的权力巅峰期，而晁错出道较晚，等他崭露锋芒时，灌婴、周勃、陈平、张苍等功臣集团的大佬们或死或退，根本无力阻止晁错的崛起。
然而，革命尚未完全成功，晁错尚须努力。功臣们尚未死绝，当晁错正式成为皇帝顾问团成员之一时，朝廷的中枢大权依然掌握在功臣手中，此人便是丞相申屠嘉。
这位最后的功臣终结者，恰恰是晁错。
晁错可谓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大汉庙堂的权力格局，从他开始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但所有这一切，还要等数年以后才出现，晁错的道路还很长。
就在贾谊早逝、晁错崛起的这几年，朝堂上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倒是有一桩看似不起眼的越境指控，引起了轩然大波，推动了一场刑法大改革。
汉承秦制，汉朝的法律制度几乎都继承自秦法，而秦法以苛虐残酷闻名。在秦法中仅仅死刑就数以百计，砍脑袋算是最幸福的死法了，其中许多折磨人的酷刑，就是来自地狱的魔鬼听了，也会吓得战栗。
高祖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宣布废除秦朝苛法。然而，这种做法仅仅是为了争取民心的舆论宣传而已，实际上，汉朝建立后，还是大量继承了秦朝残酷的刑罚。
比如，高祖动辄喜欢用烹刑来吓唬人(比如栾布因为给彭越收尸，就差点被煮了)。试想将一个大活人丢入热水沸腾的大鼎，活活煮熟，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但这不算最惨，高祖将功臣彭越处以醢刑，即将犯人剁成肉酱。彭越被处死后，高祖还将他的死尸肉酱分赐诸侯，其酷烈程度与秦时毫无二致。
除了死刑，次一等的刑罚就属于肉刑，包括：
黥刑，在脸上刺字着墨，让犯人一辈子洗刷不掉，是一种莫大的羞辱，秦末汉初的九江王英布就曾受过此刑；
劓刑，割掉鼻子，商鞅变法时，秦公子虔被处以此刑；
刖刑，砍掉脚，或剜掉膝盖骨，战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孙膑被判处刖刑，沦为废人；
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史学家司马迁(他的故事后面会详述)被判处此刑；
杖刑，当众脱了裤子打屁股；
……
还有很多。
相对于死刑，肉刑除了对人的肉体进行摧残外，还有强烈的人格羞辱意图，经历肉刑之后，犯人除肢体残缺外，还会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总之，这是一种从肉体到心灵的双重折磨。
凡经历过肉刑之后的人，像孙膑、英布这样挺过来又能成就一番事业者寥若晨星。多数人基本就变成行尸走肉了，跟活死人差不多。
肉刑，是罪恶的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污浊阴暗的一页，将人性的恶释放到了极致。
这样的罪恶，只要它存在一天，谁都无法保证，哪一天不小心会落到自己头上，哪怕是救死扶伤的医者。
医生从来就是一项高危职业，古往今来都一样。
在古代社会，医者的地位并不高，医卜星象常被同列，都是比较低贱的职业。治病救人无法保证发家致富，但一不小心惹了患者家属，激化了医患矛盾，轻则摊上官司，重则说不定还会搭上性命。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史记》本传称文帝四年，《资治通鉴》称十三年，根据《史记》《汉书》“文帝本纪”记载废除肉刑，可推断为文帝前元十三年)，有一位倒霉的兼职医生，惹上了官司，按照汉朝律令，当判处肉刑。
这名医生名叫淳于意，齐国临淄人，他的正式身份是齐国太仓令(即负责管理粮仓的官员)。淳于意本来管好粮仓的入库、支出，做好账目明细就可以了，只是他天生一颗济世仁心，一心想学医，治病救人。
淳于意在年轻时就喜欢钻研医术，打下了不错的医学基础，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淳于意向同郡元里的名医公乘阳庆(公乘为爵名，为秦汉二十级爵的第八级，阳庆为姓名)拜师学医。
此时，阳庆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家里富足，衣食无忧，只是眼看时日不多，但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若将自己一身本领带进棺材，实在不甘心。淳于意的出现，让老阳庆感到很欣慰。
淳于意能结识阳庆完全是出于偶然。
起初，淳于意听说淄川唐里有个名叫公孙光的名医，便前去求学。淳于意医学天赋很高，不久，就学会了公孙光的所有医术。
公孙光觉得，再不能让他在自己这里浪费时光，便对淳于意说：“以你的天资，一定会成为国医，我有个同胞兄弟住在临淄，精于医术，远比我强多了。”
于是，淳于意跟着公孙光到了临淄城，意外碰到了阳庆的儿子阳殷。阳殷估计有事求助于齐王，打算给齐王献一匹马，但苦于无人引荐，好在公孙光人脉广泛，替他引荐，成功将马献给了齐王。
如此一来，阳殷欠了公孙光一个大人情。阳庆远比公孙光兄弟厉害多了，于是公孙光索性将淳于意托付给了阳殷，让他写信将淳于意引荐给阳庆。
阳庆是个怪人，医术非常高明，却从不医治人；家藏医书非常丰富，却从不展示给自家孩子，也不愿意给自己孩子传授医术。
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这样一个怪脾气之人，却和淳于意一见如故，非常投缘，越看越欢喜。不过，在传授医术给淳于意前，他提了两个条件：
一、绝不能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你是从我这里学的医术；
二、跟我学习可以，但先把你脑袋中，那些以前学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
面对怪人提出的怪条件，淳于意丝毫没有犹豫，马上答应下来。
在古代社会，缺乏系统教育体系，医学也不例外，知识的传承往往靠师徒间口传心授。医学是一门实践经验非常强的学科，每个传承者经验差异很大，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所以路子太杂乱，反而会形成干扰。
阳庆觉得，要想学精医术，就必须专一，将以前所学的知识全部抛弃，先把自己当作一个医术基础为零的医学素人。
有时候，脑中一片空白之人，方能做到专心致志。
在以后的日子里，阳庆将生平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淳于意，包括相传从黄帝、扁鹊那里传下来的《脉书》(《脉书》在1984年张家山汉简有出土，主要讲经络、针灸等)、《五色诊》(介绍观察患者面色，以判断病情)、《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医学古籍。
师从阳庆后，第一年，淳于意主要学习望闻问切、针灸、药理学等医学基础知识。在第二年，开始参与临床治疗，积累临床经验，虽然也治愈了一些人，但医术还很肤浅。通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到了第三年，淳于意医术日益精湛，可以准确判断患者病情，做到手到病除，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通过三年的学习，淳于意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了，向他求医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头有脸的人物，比如齐国官员、王府的内眷等。淳于意在齐国的名气越来越大。
淳于意不但医术精湛，而且有个良好的职业习惯，将每次出诊过程都详细记录在案。直到今天，在史书中，还保留着二十五例病例，如实记录了患者姓名、职位、性别、症状、诊断过程以及治疗结果等。由于病历涉及许多专业术语，比较枯燥，就没必要一一罗列，先简单介绍几例。
齐国有个名叫成的侍御史(比御史大夫低一级的监察官员)，约淳于意去看病，患者自称头疼得厉害。
号脉完毕后，淳于意没有立即给出诊断结果，只是说，病人病情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叮嘱了几句多休息之类的话，就出来了。
成的弟弟昌觉得有点蹊跷，跟了出来，询问哥哥病情究竟如何。淳于意便直说：“患者得了疽病(即痈疽)，病源在肠胃间，五天后会肿胀，再过八天，就会吐脓血而死。”并指出其病因是酗酒后同房引发的。
疽病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疾患，病原菌为葡萄球菌，有的生于皮下组织，也有的寄生于内脏，初期只是局部疼痛，但随着肿胀，肿瘤化脓破裂，导致病人死亡。
果如淳于意所言，八天后病人吐脓血而死。
齐王因为自己的小孙子生病后厌食，吃不下饭，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便召淳于意去看病。观察和询问后，淳于意诊断出小孩子系精神焦虑引发气郁，反胃打嗝吐酸水，导致情绪低落，食欲不振。
淳于意当即给患者开了汤药，叮嘱按时服用。过了一天，病人胸中胀气消散，两日后开始进食，三天后痊愈。
没多久，淳于意又被一名叫作循的齐国郎中令叫去看病。
淳于意赶到时，发现房内早已聚集了许多医生。他们一致认为，病人是逆气进入腹腔，都在围着给病人针灸，但根本无法缓解病人的痛苦。
通过观察，淳于意认为，是医生们误诊了，病人得的应该是涌疝，得了这种病，患者会大小便不通。一问，果不然，病人已经三天没有排便了。
淳于意当即开了一剂火剂汤，病人服用后，很快就能大小便，服了两剂后已能排便通畅，三剂后便痊愈了。
至于病因，淳于意诊断出是患者长期憋尿同房，造成尿液回流膀胱，致使无法排便。
一名叫作信的齐国中御府长(负责管理王后钱财衣物等出纳及库藏的官员)出使楚国，经过莒县阳周水时，察觉桥面损坏严重，想拉住辕马，紧急停车，由于缰绳扯得太急，使拉车的马儿受惊，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河中。时值严冬，信被浇了个透心凉，受了严重风寒，回家后忽冷忽热，高烧不退，幸亏淳于意及时给他开了驱寒退烧药，他才保住了性命。
再后来，就连宫内眷属也听说了淳于意医术高明，齐国太后因大汗后脱衣小解，导致排便困难，在淳于意的治疗之下得以痊愈。
如果遇到得了不治之症的患者，淳于意会将情况如实告知其亲属，比如齐国章武里有个叫曹山跗的人生病了，找到淳于意。号脉后，淳于意说：“病人生的是肺消瘅，外加寒热病。”当即叮嘱患者家属，已回天乏术，赶紧回去，让病人好吃好喝等死好了。
曹山跗这类病是没法治好的，只能听天由命，但有些病明明可以治好，可是遇到不听医嘱、自找死路的患者，就是神医淳于意也没办法。
齐国的中尉(负责治安的官员)潘满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小腹疼痛厉害，请淳于意诊疗。号过脉后，淳于意诊断出病因是酒后纵欲过度，告诫他立刻停止同房，否则将有性命之忧。
或许淳于意已料到患者不肯配合治疗，后来他遇到齐国一名叫饶的太仆和一名叫由的内史时，他说道：“中尉要是再这样下去，估计活不过三十天。”
不出所料，潘满如没把医嘱当回事，依然故我，我行我素，结果二十天后尿血不止，一命呜呼。
其他诸侯听闻淳于意医术高明后，也纷纷派人来求医。据淳于意后来回忆，济北王、淄川王(济北、淄川是从齐国分出的小国)就曾请他到自己的藩国去治病。
在济北国，淳于意先后治好了济北王的风寒、王宫侍女的妇科病和济北王奶妈的胸闷，在淄川国治好了淄川王的头疼，以及他的一位美人(嫔妃的称号)的难产。
济北王和淄川王深为淳于意的医术所折服，但总不能将他长留在身边，于是派人到淳于意那里去学医。
济北王派来的是太医高期、王禹，淄川王派来的是太仓马长(淄川国物资储备库马匹管理员)冯信。
高期、王禹是科班出身，济北王派他们来是情理之中。只是冯信作为管理马匹的工作人员，派遣他来，实在出人意料，究竟是淄川国实在无人可派，还是淄川王认为医兽和医人原理相同，就不得而知了。
虽说找淳于意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但似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处境(估计病人多是王室贵胄和官员，赖着不给诊疗费)，他依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但是求医者却源源不断，且不说胶西王、济南王等齐地的诸侯，就是赵王、吴王也千里迢迢派人来找淳于意，让他不胜其烦。
这些爷们都骄横跋扈惯了，谁也惹不起，要是硬性拒绝，恐怕招来麻烦不说，说不定还性命难保。于是，淳于意想了个招，将自己户籍挂在邻居名下，不再打理家事，四处游走，在民间看病，挣点零花钱养家糊口。再后来，他干脆跑到杨虚侯刘将闾(齐悼惠王刘肥之子，齐哀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的弟弟)的封地躲了起来。
齐王刘则(齐哀王刘襄之子，谥文王)，年不满二十，或许是因为吃得太好，又懒得动，年纪轻轻，身体太过肥胖，脂肪积累太多，患上严重的哮喘，还经常头痛，造成视力下降，一看就是严重的高血糖患者。
刘则本打算找淳于意治病，但派去的官吏根本找不到人，只得作罢。在位十四年后，备受病痛折磨的刘则去世。
刘则一生基本抱病卧床，没留下一儿半女。按照惯例，诸侯王没有子嗣，封国当废除，齐国遂并入中央，由朝廷直辖。
或许是考虑到齐悼惠王刘肥诸子的势力庞大，尤其是刘襄、刘章、刘兴居等人在文帝上位过程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齐国被取消后不到一年，文帝又将齐国一分为七，分封给刘肥诸子，以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即为后来的齐孝王。
淳于意在刘将闾的封地内时，还曾一度跟随他到过长安，在长安近郊的安陵一带为人治过病。
在那些年里，作为五个女儿的父亲，淳于意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冒着非法行医的风险，在民间替人治病；一面又要躲避诸侯和达官贵人的纠缠，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行医从来就是高风险，没有人能保证百分百药到病除，难免出现医疗纠纷，即使是神医淳于意也承认，自己的诊断无法做到绝对准确。
但是病人和患者家属可不这么想。
人一旦生了病，思维方式就变得跟正常人不一样，在问题认知上出现偏差，在患者看来，医生就该无所不能。我把个人性命安危交到你手里，你就得负责到底。只是他们忘了，医生并非神仙临凡，其实医生跟一般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是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罢了。
绝大多数患者可不这么想，在其他行业出现失误，也许可以理解，但他们对医生相当苛刻，虽说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毕竟医疗治病关系人命，生死大事，完全寄托于医生之手。只是，谁又能完全没有医疗失误呢？
医患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个难以破解的难题。淳于意有意躲避，不给权贵看病。
这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再后来，淳于意被任命为齐国太仓令，成了官员后，公务缠身，更难腾出手来替人治病，自然得罪了不少高官和有权有势之人。
他们决定狠狠整治一下淳于意。
但是，淳于意为官清廉，要找个职务犯罪的证据实在困难。要是从他兼职医生身份入手，原本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只是医疗治病专业性实在太强，一般外行人很难从技术角度找到把柄，再说古代社会，根本没有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那么，怎么办？
不难，不难，在有着博大精深的官场厚黑学积淀的国度里，想要整人，办法多的是。政治问题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可以用政治手段处理，专业问题就用法律手段来整治!
这帮人很快找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罪证：淳于意私下交游诸侯!
为防止诸侯相互串通对抗朝廷，汉朝朝廷严禁诸侯私自接触，各个诸侯国的民众更是不得擅自到处游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这也是淳于意一再拒绝赵王、吴王、胶西王等诸侯王邀请的原因，对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他是很清楚的。
一旦朝廷追查起来，这些诸侯王们可以有十万个理由开脱，倒霉的恐怕就是淳于意了。
但是，在这些诸侯王面前，他太弱小了，总有被官吏堵在家门口，无路可逃的时候，只得给济北王等人治病。
这就等于坐实了指控，他私自越境，结交诸侯的罪名是逃不了的。
修法事件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夏，淳于意被免去官职后下狱。
太仓令是诸侯国的重要职位，像这样的官员被罢免治罪，必须报备朝廷。长安方面一听，淳于意竟然私下到处窜动，与不少诸侯来往，感到事态严重。
对诸侯私下结交外臣，朝廷方面历来非常警惕，不由得怀疑，淳于意如此活跃，在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朝廷不敢大意，立即下诏给齐国，要求将淳于意押送到长安来。
按照汉律，交游诸侯罪名坐实，将处以肉刑。这意味着淳于意到长安后，下半辈子将会沦为废人。
淳于意上路那天，临淄街头人山人海，人们都赶来围观这位神医太仓令沦为囚犯后的模样。
淳于意的五个女儿也来给父亲送行。家里突然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女儿们像天塌了一般，连哭带喊，凄凄切切，好不心酸。
淳于意本来心情就很差，再被女儿们一通哭闹，搅得更加心烦意乱，不由得骂道：“哭，就知道哭!生了你们一帮黄毛丫头，却没有一个儿子，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哭有什么用!”
父亲的一顿训斥，深深刺痛了小女儿缇萦的心，她当即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让父亲免受肉刑的折磨。押送淳于意的队伍上路后，她一路跟随押送队伍，一直追到了长安。
缇萦是看出来了，父亲的罪名已经坐实，想要推翻，根本不可能，如今能做的就是主动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能够改变父亲罪刑的只有一人，就是当今天子。到了长安后，缇萦主动上书文帝，信的内容相当感人：
我父亲作为朝廷官吏，齐国当地人民都交口称赞他为官廉洁公正，现在因犯法被判刑。我感到非常痛心，人一旦被处死就不能重生，受刑致残的人，就算想改过自新，再也无法康复。我情愿没入官府做奴婢，来赎父亲的罪，好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名犯人的子女，想把书信转交到皇帝手里，简直比登天还难，我们不知道缇萦这位小女孩用了什么手段，通过层层官吏之手，将书信送到皇帝手中。总之，奇迹发生了，她的书信被成功送到了文帝手里。
缇萦质朴的话语打动了皇帝，因为文帝本人至孝，虽然他们地位悬殊，但人对亲人的感情都是相同的。
不过，就算是天子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因为一个人上书，就随意更改判决。退一步讲，就算文帝动用皇帝特赦权，赦免了淳于意，那么以后呢，再出现淳于意这样的案子怎么办？
如果人人都效仿缇萦伏阙上书，又如何处理？
特赦权必须慎用，一旦滥用，无疑是纵容犯罪，后患无穷。
地位决定高度，文帝的位置决定了他做事决不能单靠一时冲动，凭借个人感情用事。
所以，法律问题还需要法律来解决。
至文帝时，汉朝建立已二十多年，但法律制度依然深受秦律影响，秦法中的许多苛法酷刑都保留了下来。
高祖虽提出过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法，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楚汉之争及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战争中，高祖常年在外作战，留萧何坐镇关中。
萧何曾经做过秦朝底层司法管理官员，工作经验告诉他，约法三章肯定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更何况此时秦朝刚刚灭亡，在民间潜伏着各种前朝失势者，他们随时会伺机而动，利用法律漏洞钻空子。
政治口号不妨说得漂亮一些，但手中的大棒要时刻高高举着。
萧何在秦律基础上草拟出《九章律》。《九章律》包含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基本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汉朝四百年历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一座汉初墓葬，墓穴内有大量陪葬书简。书简内容非常丰富驳杂，涵盖法律条文、医学典籍(其中就有淳于意研读过的《脉书》)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中出土了吕后二年颁布的《二年律令》，这是研究汉初法律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从《二年律令》中不难看出，汉初的法律依然非常苛虐，许多秦律的苛法都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了。
不过，相比秦朝，汉朝的法律总体上有些进步，比如惠帝时废除挟书律(此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商鞅时期，严禁民众私自藏书，典型的愚民法律)、高后元年废除妖言罪(在社会上散布谣言)、三族罪(即将涉罪之人自身家族，以及父族、母族三族之人全部杀掉)等。当然，这些公开宣示，不见得如实执行下去，实际上，纵观两汉，为了实际政治斗争需要，妖言罪一直存在。
文帝即位时，离秦亡不远，社会上对苛政的厌恶之情仍在蔓延，加上他本人处于弱势，所以他推崇黄老思想，为政低调内敛。处理案件时，基本能遵守法律，这一点可从他一再尊重廷尉张释之的判决就可以看得出来。
秦律中，有许多不人道的法律，其中有一项为商鞅变法时推出的连坐法，就是一人犯罪，全家遭殃。凡家中父母妻儿老小，全受到牵连，一个都逃不掉。
这种恶法实在残忍，许许多多无辜之人，根本没做任何错事，就因受到牵连而被送入大牢。
法律的根本原则应该是惩罚坏人，打击罪犯，保护善良和无辜者。很明显，连坐法违背了这一原则。
文帝觉得连坐法再执行下去，无疑会让更多无辜者蒙冤，实在不公平、不人道，所以他即位第二年，便提出废除连坐法。
谁承想，他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了左右丞相周勃和陈平的反对。
周勃与陈平都是从秦朝过来的人，身上难免留有旧时代的思想烙印。他们认为连坐法可以震慑罪犯，好让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在犯法之前，好好掂量一番，连坐法已经实行很久了，还是维持原样最好。
这种逻辑实在无法让人信服，因为谬论即使存在了一万年，也成不了真理。
在寻常具体政务上，文帝多看这些老臣脸色行事，事事照顾他们的情绪。但在事关国家法律典章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决定不退让，冷冷回复说：
“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会谨慎守法，受到惩罚也会乐于遵从。官员在管理百姓时，要用善念引导民众，而不是用恶法惩处他们，如果执意如此做，那么就是用法律手段迫害民众。我不觉得连坐法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你们还是再斟酌斟酌吧。”
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周勃和陈平语塞了。
碰了钉子后，他们开始觉察到，这个年轻皇帝不是靠摆出老资格，凭借三言两语就能糊弄过去的。毕竟都是官场老油条了，还等什么呢？赶紧转舵，识趣地顺从上意才是上上策。二人赶紧回话：“臣等见识短浅，不如陛下看问题看得那么远，陛下使有罪之人免除拘捕之苦，不让无辜之人受到牵连，天下苍生有幸，蒙受陛下如此大恩，臣等奉诏，请彻底废除拘捕法、连坐法。”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被深深地感动，是否掬了一把清泪？深为大汉数以万计的民众感到庆幸，他们遇到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仁慈明君。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你就想得太简单了。
不错，相对秦始皇父子，文帝是个富有同情心的皇帝，他处处谨慎，不喜欢搞好大喜功之举。总体来说，是个不错的人。
但别忘了，他的首要身份是皇帝，绝不能简单地将他看作一个善良的好人。历史一再证实，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不见得就能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皇帝也不见得就是个好人。
一个人，无论个人品行好坏，一旦坐在皇帝宝座上，他的所思所想，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维持江山稳定，如何将位子传给子孙万代。至于其他的一切，包括法律等，都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既可以是打击对手的有力武器，也可以是笼络民心的手段。
至于如何运用，那就要看政治需要了。
因此，不难理解，同样是汉文帝，在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时，他可以与权臣们的阻力抗争，力行废除连坐法。但十四年后，在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他又以诛杀三族手段处置了新垣平。
因为，不这么做，不足以洗刷文帝受到愚弄带来的耻辱；不这么做，不足以平息这桩政治丑闻；不这么做，不足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说白了，文帝就是要用新垣平及其族人的血，制造寒蝉效应，此事到此为止，决不允许人们再讨论，就当此事从来没发生过。
不过缇萦上书救父时，文帝展现给世人的面目，依然是仁慈之君，因为新垣平事件要在三年以后才发生，他暂时还没有露出权力的獠牙。
有了以前废除连坐法的经验，文帝已经轻车熟路了，他下诏，命令相关部门废除肉刑。
修改、废除法律毕竟是大事，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该开的会还是要开。
为了做足姿态，文帝在诏书中写道：
听说古时候有虞氏(指舜)时期，犯罪之后，就在人犯的帽子和服饰上画上不同的图案，来表明他犯罪的程度。就算如此轻微的处罚，也没人犯罪，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啊。如今刑法中，保留三种肉刑(黥刑、劓刑、刖刑)，但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的德行浅薄，对百姓教化不够？想想我就很惭愧，现在许多人犯了罪，根本得不到改正的机会，我实在很同情他们。肉刑会让一个人的肢体终身残缺，无法复原，这样的刑法是多么残酷，是多么不人道!我命令从现在起废除肉刑，用其他办法替代惩罚，只要犯罪后不逃亡，服刑年满后就地释放，恢复自由身。
同样是废除法律，但这一次与上次废除连坐法相比，文帝说话的语气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此时周勃、陈平等政治强人基本都已不在了，对继任的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文帝说话就没必要那么客气了。
张苍和冯敬也没有反驳皇帝诏令的勇气，他们知道，文帝这不是跟他们商讨废除肉刑的可行性，而是要他们拿出替代肉刑的方案来。经过一番讨论后，张苍和冯敬拿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原判处黥刑的，改判为髡钳后去服城旦刑、舂刑，即本来是脸上刺字的，改判为剃掉头发，戴上铁项圈，罚去做修城墙和替公家舂米等苦役；
二、原判为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即本来是割掉鼻子的，改判为打三百板子；
三、原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
四、原判处剁掉右脚的，杀人后主动自首、受贿及枉法之人、监守自盗，以及本已判刑，但又重犯罪，一律弃市(在街头公开斩首)；
五、犯人若被判城旦刑和舂刑，刑满三年后，改为服鬼薪白粲刑一年，即本来罚为无期徒刑，一辈子替朝廷修城墙、戍边和舂米，现在改革修订后，修城墙满三年后，男犯派去深山砍柴(祭祀鬼神放火，要用柴火)，女犯派去筛选清洗米(祭祀鬼神用米)，期限是一年；
六、服鬼薪白粲刑一年后，服隶臣、隶妾刑一年，免为庶人，即砍柴淘米苦役干完一年后，再到官府做一年奴婢，才释放为平民；
七、若原本判处为服隶臣、隶妾刑的，改为服役两年后，男犯再服为司寇刑(剥夺自由，协助捕盗、运输等苦役)，女犯改为如司寇刑(就是类似司寇刑)，一年后释放。
法律修改案报上去后，文帝当即写了一个大大的“可”字，宣布批准。
这次刑法修改案最大受惠者无疑是淳于意。修改案公布后不久，他即被释放，回家后根据文帝的要求，给皇帝写了一份供述词，详细介绍了他多年的行医过程，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医学资料。
故事看上去似乎很圆满，孝女救父，孝心感动仁君，释放名医，并举一反三，借此机会，修改了秦朝以来摧残人性的肉刑制度。后世史书中，对这一段大书特书，以此作为佐证，来树立文帝仁义之君的高大形象。
然而，如果仔细文帝批准的那份由张苍和冯敬提供的法律修改案，就会发现有点不对劲。
从表面上看，废除了黥刑、劓刑、刖刑等灭绝人性的酷刑，并规定了徒刑的期限，毫无疑问有着进步意义，但大汉法律由此变得更加宽松和人性化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就劓刑、刖刑改为笞刑来说，处以劓刑、刖刑后，如避免伤口感染，除了造成身体残疾外，起码可以保住命，但一个人被打三五百板子后，很少有能活下来的。更有斩右足改为直接砍头，若说是减刑，还不如说是直接给了个痛快而已。
种种迹象说明，文帝的这次刑法改革，不但没有减轻犯人的惩罚，反而是轻罪重判，以至于许多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死于板子之下，就是侥幸活下来的，也落下了终身残疾。
这哪里是减刑的善举？分明是以轻罚的名义变相杀人!
正义，有多少罪恶都是在披着你的外衣!
历史的真相，总是这样令人不忍卒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