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茅忠耀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三营东头，有一条通向科左后旗平安乡的小道。小道中段有一块三角地，那是一个坟地。人们路过那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那里有不少杨柳树，杂乱无章、毫无声息地长着。树丛间散落着一座座的小土堆，土堆前有的立着一块小木牌，有的则孤零零的啥也没用。就在1975年的早春三月初，这里又新添了一个小坟丘。春去秋来，秋风萧瑟。光秃秃的树干肃穆地守望在那里，风吹叶落沙沙作响，乌鸦时而掠过上空，发出几声凄凉的啼鸣。它们仿佛在向人们诉说一段令人扼腕叹息、辛酸苦涩的往事……
那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
1975年春节我回浙江老家探亲，返场在金宝屯下车已到掌灯时分。凑巧搭上四分场的拖拉机，到三营下车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要是往常，此时营区内早该是灯光闪烁、灿若繁星了。可那天很反常，营区内黑咕隆咚却异常安静。我诧异地背着行囊摸黑走向办公室，只见偌大的一排办公室里没有一间有亮灯的。我从提包内取出钥匙摸索着打开办公室的门，打开电灯，映入眼帘的是我对面的办公桌上杂乱地放着一堆蓝白相间棉线带子——这是我们江浙一带农家自制的带子，我已多年不见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三营的办公桌上？我条件反射地在自己的脑子里打了一个问号，只觉得怪怪的。没顾得上多想，我离开办公室径直向七连浙江男知青的大宿舍走去，想和大家打个招呼问个好。进入大炕宿舍，透过昏暗的灯光，只见有的已经蒙头睡下了，几个没睡的脸上露出一副沮丧的表情。见我走到跟前他们都呆滞地连招呼都不打，我问咋这么早都蒙头睡觉了？还是没人理会我。在再三追问下，有人带着悲悲戚戚的语气告诉我：“郑则三上吊自杀了！”啊！怎么会呢？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道：“你们说的什么啊！则三是个挺乐观、活泼的人，怎么会上吊自杀呢？晚间你们别来吓唬我。”又有人说：“阿耀，这是真的，不是吓唬你。”说话间，原先蒙头睡觉的知青伙伴也都纷纷坐了起来，大家围着我，你一言我一语，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悲剧发生的经过。
原来，前几天郑则三在场院里偷拿了几斤大豆，被人发现抓了起来。还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不少大豆。为此营部派人把他看管起来，听说还要对他召开批判会，也有说要召开帮教会。被看管中，则三以去厕所解手为借口逃跑了，营里派了很多人去寻找，没有下落。第二天清晨，有人在29号地的场院房子里发现了则三的尸体，他是用青布带上吊自缢身亡的。现在已埋葬在去平安乡三角地的乱葬坟地了。听到这里我的眼圈红了，哽咽着竟说不出一个字来。
第二天下午下班前，场部来电话通知三营选派政治思想和各方面表现好的十名浙江知青晚上七点半去场部开会。三营领导找我去商量拟定了十位知青名单并逐一通知了他们。约摸七点左右，场部派来汽车把我们拉到了场部大院。进入场部大会议室，只见场部主要领导和政治处的部分同志都在，还有两位我不认识的人。经介绍才知道他们是郑则三的姐姐和哥哥，特地从浙江慈溪赶过来处理后事。会议开始后，主持人说今晚邀请知青代表过来，要求对郑则三之死一事每人都要发言，作个表态，但不得做记录。处于当时的形势可想而知，人是自杀的，也已下葬了，叫我们发言不管是真心也好，违心也罢，还能怎么样？就这样，我们十位知青代表心照不宣地先后发言表态，则三的姐姐和哥哥满脸悲痛的眼泪，泣不成声。他们为痛失弟弟发自肺腑地叹息，但又是那样的无助和无奈。大家的发言概括起来的大致意思是，“郑则三世界观没改造好，他这样的行为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这算是对则三的最终结论了。笔者平心而论，三十八年前也好，三十八年后也罢，“自绝于党和人民”对一个普通知青而言这顶帽子是有点大了。
反思这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我想：则三当时的缺点错误根本算不上原则性的大问题，假如当时的有关部门不采取过激的手段来限制则三的人生自由呢？假如当时不采用令人望而生畏的批判会来帮教犯了一些小错误的知青，取而代之以给人温暖，晓之以理地进行批评教育，达到帮助教育的目的呢？假如则三不是出身在所谓的“右派”分子家庭，他没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能看到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美好前景呢？假如则三能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具有坚强的意志，保持良好的心态挺过这一难关呢？那么这个悲剧就不一定会发生了。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引用我的知青好友张立民于2009年8月发表在《胜利情怀》一书中《我的胜利农场情结》中的一段话：“最后要追思的是1974年前后在农场意外死亡的浙江知青郑则三，他个子瘦高，非常调皮可爱。虽然他在知青中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他有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以自己会修鞋的一技之长，常常无偿热心地为大家服务……”
悠悠岁月，哀哀亡灵。但愿像郑则三这样不该发生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祈祷逝者在那遥远的东北黑土地下得到安息！
2013年7月13日，写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