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冯迪意
吴羡尔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五年了。我们每每想起她的时候，总有酸酸的感觉。今年是我们支边青年赴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务农四十四周年，大家又一次在一起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自然又想起了羡尔，总觉得她不该早早离开我们匆匆而去。
我与羡尔是很要好的同学，从小就熟悉。后来，羡尔的姐姐成了我的嫂子，我与她就又多了一层特殊关系。
1969年，我与羡尔相约，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一起报名赴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务农。
记得那一天，我们坐在从余姚火车站开往内蒙古的知青专列车厢里，耳听着车窗外送行队伍的喧嚣呐喊，眼看着车厢内知青插友们主动热情的自我介绍。羡尔却没有过于激动，她静静地端坐一旁，既无痛楚，又看不到兴奋，似乎一切都由着上天安排，给人一种临危不乱的感觉。
一
到了金宝屯胜利农场后，我们家乡的八十三名同学都被安置在二营（五站）。我和羡尔、文君、云娟四个女生还分配在同一个宿舍，从此开始在一铺大炕过上北方人的生活。因为羡尔比较文弱，我们一致同意把炕头留给她，但羡尔说什么也不肯接受。最后，她还是把方便让给了最瘦小的云娟。
胜利农场的自然条件还算不错，没有早先想象的那样糟。这里原先是农垦劳改农场，后来改制为国营农场。知识青年进场以后，就成了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基地。在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下，这里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各种生活设施也比其他农村强得多。因为是国营建制，每个月有三天休假，每月还能领到二十三元工资。对此，大家都觉得很满足，毕竟这是第一次拿到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的报酬。更何况，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至少还有相互之间的帮助和照顾，不会觉得孤单和寂寞。
农场的工种很多，极大部分男知青被分配到大田连里干农活，而我们这些女同学多数被分配到鸡鸭号去养鸡鸭。我和羡尔是第一批进鸡鸭号的，羡尔养鸡我喂鸭。
鸡鸭号的活其实很脏，也很累。特别是那里的环境，就是上万只鸡鸭拉出来的粪便也能把人熏得头晕眼花，口吐白沫。每天多少次的冲洗、清扫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羡尔看似娇嫩，但干起活来一点不比五大三粗的汉子逊色。喂养雏鸡阶段，羡尔不分昼夜连续在30度以上高温的条件下和雏鸡待上半个月，精心守护。当然，她养出来的鸡也总比别人的羽毛丰满，漂亮精神。
为此，羡尔常常得到连长、指导员的表扬，也多次受到营部、场部的表彰。而在荣誉面前，羡尔一直显得很随意，不管有人怎么称扬，她总是一笑了之。
知青刚到农场的时候，因受“文革”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仍有一些坏习气，如打架闹事、偷鸡摸鸭等等。羡尔虽然对插友们的行为并不赞成，但在那个环境中她不能改变别人，也只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羡尔胆小，只负责“烹调”，而对这个任务，她表现得还算尽心尽责。那时候，知青们把“偷”叫做“拿”。不仅拿鸡，拿鸭，还会拿西瓜、拿嫩玉米，拿菜园里的各种蔬菜。困苦的生活在我们的创造下变得丰富起来。
羡尔亭亭玉立的外表和文静大度的性格始终影响着许多插友的行为。只要羡尔在，我们小小的宿舍里就会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大家一边行酒品茶，一边吟歌弹唱，可以把一天的劳累抛撒得无影无踪。
三
支边后的第一个春节临近，多数知青因为思乡心切，纷纷编造各种理由请假探亲，有的甚至不打招呼偷偷溜回老家，剩下的已寥寥无几，女知青中只留下文君、羡尔和我三个人。
除夕之夜，我们留场的十几位知青在松权他们的宿舍里一起聚餐，因为有羡尔做伴，都觉非常开心。羡尔和我自告奋勇下厨，包了饺子，烧了好多菜，羡尔还把从老家带来的“干货”统统拿了出来，其中有火腿、花生、虾米、年糕片等等。羡尔说，吃了“火腿”，今后的日子一定红红火火；吃了“年糕”，来年的路一定平平坦坦。为了调节气氛，松权准备了农场自酿的红高粱老白干让大家品尝。他说，能在北国大地上过一个集体春节是前世修来的福份，还提议插友们珍惜、珍藏，不醉不还。
虽然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第一次在外过年，又那么简单，虽然有个别知青喝着喝着就泣不成声，我和羡尔都喝醉了，但这确实是我们人生长河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经历，最值得留恋的一次享受，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四
岁月匆匆流逝。几年后，一些知青被选拔上学，陆续离开农场，而留下来的那一部分知青却遭遇到第二次严峻的挑战。1974年4月胜利农场发生“变场”事件，恢复劳改农场，我们被迫迁往吉林省白城地区的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继续接受再教育。昔日的小姐妹们都分散到了各个不同的生产连队。文君、羡尔和我三位要好的同学自然也被打散分派到了不同的地方。从此，我们之间的联系减少了。直到知青集体上访，重返金宝屯胜利农场，我们才再次相遇。
重返金宝屯胜利农场以后的日子是愉快的。因为那里有熟悉的领导，熟悉的战友。归根结底，在那熟悉的环境中，我们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已经在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感情。面对原来住过的房子，原来睡过的土炕，我和羡尔真有点像天真烂漫的孩子一样欢声雀跃起来。
1974-1975年，我和文君被推荐上学，先后离开农场。云娟结婚后分到了新的房子，曾经一个宿舍的四位同学就这样只剩下羡尔一人。临行时，三姐妹惜别之情溢于言表，好在羡尔已有阿泽的痴心呵护，并不觉得有生离死别般的痛苦。羡尔木然、大度、临危不乱的表现让我和文君感到莫大的安慰。
其实，羡尔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也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在她的生命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雅的本真，让许多人不敢近前。所以，她在整个群体中显得有些孤傲，有时候她似乎成了只能让人瞻仰的雕像，圣洁却不富有情感。
我和羡尔再次相遇是在通辽。她随裘胤泽调到通辽工作，安排在通辽市宾馆当服务员。
五
在通辽的这段日子里，是羡尔最开心，也是我们在一起最有意思的时光。我们两家人，再加上良军、家林两家，一有空闲就串门，一边吃着蒙古大餐，一边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地神侃。良军会露一手乐器绝活，阿泽会猛吼一段革命歌曲，往往使生活充满阳光。羡尔话虽不多，但从她的表情中看得出来她是幸福的。
自古红颜多薄命，这句话应在羡尔身上太过伤心。然而羡尔确实离我们而去，她走得太过匆忙。我总觉得羡尔在世时释放着太多的真挚，潜藏着太多的忍耐；由于过于依赖给自己留下了不应该有的软弱。因此，她不会在花一样的环境中学会适应，而把自己封闭在自家的小楼里孤芳自赏。
前排左起：冯迪意，袁勤耐；后排左起：王晓毛，吴羡尔。
羡尔病重期间我曾数度探望，而她离世时我却没有勇气相送。我不想见到她的遗容，是不想破坏我对这位同乡姐妹应该保留下来的尊严，当我们回忆起她的时候，她依然那么美好。
2013年10月，写于浙江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