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谢泓君
1969年6月7日我和三百余名来自浙江余姚、慈溪的知青来到了金宝屯胜利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分在一营三连，就是后来的二分场。很幸运，一营的营区就在场部所在地，场部是农场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相对来说要热闹些。大约过了十来天，我们一营又来了三十多名天津知青。他们也是下乡来这里接受再教育的。
当时我只是从地理课本里知道中国有三个直辖市，天津是其中之一，是一个很早就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至于更详细的情况就知之甚少了。因我在来农场以前，最远只去过上海。如今突然来了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天津人，很好奇，很新鲜。我很想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和他们做朋友。幸好我们连里也分来了几个天津知青，有男有女，我记得女生有张桂芬、白芸、张建勋、李志兰、孔宪敏（她后调食堂去了），还有田惠光、王宝玉、门彥（她们三人后来调去鸡鸭号工作了）；男生有汤巨雄、张同顺、董万国、李家禄等人。
后来才知道一起分到一营的天津知青来自市区和塘沽区两个地方，市区有十八人，塘沽区有二十来人。
一开始和我分在一起的大都是市区的，我和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渐渐地了解了她们。天津知青属北方人，不但具有北方人的豪爽，而且还有天津人特有的风趣、幽默的性格。她们健谈，待人接物很有亲切感。白天我和她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钻到她们的宿舍去聊天，向她们学讲普通话，了解北方的风土人情。我去得最多的是田惠光、孔宪敏、张桂芬她们宿舍。田惠光和我同龄，都是1966届初中生，她没有其他天津知青那么健谈，但很稳重。我总觉得她比我见识广，懂得多，许多我不知道的她都知道，我的许多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发音都是她帮我纠正的。后来她去了鸡鸭号工作，再后来她回天津上大学了。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算长，但结下了很深的友谊。田惠光回城后我们也时有联系，只要我去天津，她知道了一定会抽时间和我相聚。2013年她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我给她发了祝贺短信，她也马上回复了我，并期待我们再相聚呢。知青的情谊是没有地位高低之分的，是纯洁和永恒的。
张桂芬，是个回民，回族的风俗习惯我都是从她那里了解的。桂芬很健谈，对人很热情，我没少得到她的帮助。记得那时，她和一些天津知青一回家就会带几瓶炸酱来改善生活。天津的炸酱很好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有时还自己学着做呢。
孔宪敏也是我的天津知青好友，她个子不高，工作很认真；话语不多，但为人热情。调整宿舍后我们住同屋。同宿舍的还有我们浙江知青靳积华、周文芸，我们几个同吃同住，就像亲姐妹一样。那时我在连队任指导员，工作比较忙，她们就帮我洗衣服，打饭，搞卫生。后来宪敏调到二分场食堂工作，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直到她嫁给我们浙江知青周前，随丈夫在余姚定居。
还有来自天津市区的女知青张建勋、白芸、王宝玉、李志兰、门彥等，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都得到过她们的帮助和照顾。记得那些年，我探亲回家路过天津经常会光顾她们各家。我在桂芬家吃过牛肉馅饼，在门彥家吃过大油饼，在宪敏家吃过水饺，都是地道的天津味，直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馋人的好味道！
天津知青除了来自市区的还有塘沽区的，刚到场时塘沽区知青没与我们在一个连队，因此了解相对少点，后来调整连队我们有了较多的接触。塘沽知青大多背着一定的家庭包袱，不是走资派的子女，就是父亲有历史问题，或者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们的心里被阴影笼罩着，有一定的思想压力。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掩盖住他们风趣、幽默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郭安、郭明是哥俩。郭安为兄，郭明是妹，胖胖的身材，小小的个子是他们的外形特点。他们是所谓走资派的子女，父亲是原塘沽区体委主任。但他们从骨子里就有那种积极向上的优良品质，他们不自暴自弃，积极努力地工作。郭明年龄最小，不到十六岁吧，但她 干起活来一点也不亚于知青哥哥姐姐们。别看郭明比我小，但我很敬佩她，她聪明，能干，有正义感，为人热情大方。虽然上学不多，但她很好学，她写的文章还上过天津的报纸呢。后来她返城回津，我们一直都有来往。天津知青还有郭韧，干活也很认真，被人们戏称为“三口大鍋”闹革命。虽说是玩笑，我认为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好肯定。
在天津男知青中也有不少我印象较深的。董万国是个比较内向、稳重的人，他是天津市区的知青。曾和我在一个连队干过，因为一封家信中的几句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挨过批，进过学习班。此事对他的打击很大，小小年纪的他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也是不堪回首的事。我是很同情他的，他给我留下了较深的记忆。直到现在我还总是想起他，到了天津总想再去看看他。
杜泽，一个年龄相对较大，比较老练的塘沽知青，和我在一个连队。记得1971年秋收时节，我在一次劳动中不小心摔断了脚踝骨，住院治疗，不能下地，是他受领导派遣和浙江知青罗燕芬在医院照顾我整整二十余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这种知青情谊是一生的记忆，让人不能忘怀。
在二分场的天津男知青中，还有赤脚医生张同顺，身材瘦小的“猴哥”汤巨雄，曾经教我怎样煮饺子的“左手师傅”郑学成，还有唐占发、张金旺、杨荫榜、庞效联……这些男生的名字我也都一直记着，他们都是曾经一起工作的知青战友，我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我会永远记住他们。
最后，还想介绍我的先生李凌木，天津塘沽人。他和那些天津知青一起来到胜利农场二分场，后来又和我在一个连队。天津人具有的风格他都具备：聪明，风趣和幽默。当年我就是被他的风趣和幽默所感染，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喜欢文艺、弹唱，在农场宣传队是个文艺骨干。那时他工作还不是很积极，不善于大田农活，偶尔也会因想家而不请假就跑回天津去。但我还是接受了他，因我喜欢他的聪明、风趣和幽默。
他没学过木工却会打家具，没学过缝纫却会做棉袄，没有经过专业的文艺培训却吹拉弹唱样样会。后来他调到了农场加工厂，烧过酒，当过保管，再后来他当上了加工厂的副厂长，工作很有干劲，直到1986年我们一起调到通辽。1978年初我们在农场结婚，当年冬月生下一个儿子，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我真要感谢那一段历史，因为有了它，我才有机会去胜利农场；因为有了它，我才有机会认识了那么多的知青战友和农场朋友；因为有了它，我才有机会和那些天津知青相知相识；因为有了它，我才有机会和我的先生结合，才有了我心爱的儿子和幸福的家！
天津知青是我的战友，我想你们——天津知青！
天津是我的婆家，我爱您——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