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郭明
郭明 女，出生于1953年8月，天津市塘沽区第五中学68届学生。1969年6月15日响应号召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一营（二分场）。1979年1月回津；1979年4月至1980年12月在天津市公用房屋管理公司第四队工作，后调到天津碱厂盐钙车间。工作期间曾担任真空制盐二段核算员，车间工会女工委员等职。2003年9月退休。
1969年的春节即将到来，爸爸依然在牛棚，不能回家和我们一起过春节。这是我下乡前在家里过的最后一个春节。爸爸不能给我们做好吃的，家里的年味儿一点儿也没有，窗外气温很低，天气很冷，我们的心更冷。
我小声唱起“我盼爹爹快回家，欢欢喜喜过大年”，姐姐说：“别唱了，隔墙有耳别惹事。”我不再唱了。
此时已进入“文革”的第四个年头。1968年的12月份，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随即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我们也跃跃欲试积极响应号召，紧跟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是我们的决心与追求。
我家姐妹四人，其中我和哥哥、姐姐都是“老三届”，姐姐是68届高中生，我和哥哥分别是68届、67届初中毕业生，我是天津市塘沽区小学五年一贯制试点的首批。此时我们都在学校接受毕业教育。父亲当时是所谓的走资派，正受到冲击挨批斗，论政治条件我们只能上山下乡。
从1966年“文革”开始，曾经的一个温暖、幸福、和谐的家庭就不复存在了。父母被贴大字报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大、小字报从他们的工作单位到居住的街边、家里随处可见，抄家、半夜查户口、办学习班、开批斗会等等，“文革”期间的种种磨难我都经历过。
风雨飘摇的1969年，着实让这个六口之家动荡不安。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六口之家走了一半。
1969年3月15日，哥哥跟同班同学去哈尔滨插队。可4月1日他从哈尔滨返津，问他“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政审不合格。”他随身带去的箱子、被褥、换洗的衣服及日用品都丢在那里。
1969年6月5日，姐姐随学校初、高中应届知青到哈尔滨郊区幸福公社插队。
1969年6月12日，哥哥从学校回来说：“工宣队对他讲有去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的名额，跟市里的应届毕业生一起走，问去不去。”随后哥哥拿着户口本到学校办理了相关的手续。哥哥到家跟妈妈说：“学校批准了，定于6月15日出发。”
津城6月份的天气已经热了，大家都在院里乘凉，哥哥从学校回来跟妈妈说话正好让邻居孙老师听到，她插话说：“不如让郭明跟哥哥一起去农场，省得以后她还得去一个地方让你妈操心。”我妈一听此话有理，然后跟我哥商量说：“要不你再去学校问问，妹妹跟着去行吗？”我本应去黑龙江萝北兵团，由于政审不合格，也就是家庭出身的问题没被批准。就这样，不到三天时间，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决定和哥哥一起去胜利农场。
回想起自从“文革”以后，我看到父母的遭遇和家里经历的变化，真正体会到了世态炎凉。在我的思想、精神上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我没有被批准去兵团对我的打击更大，由此在我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觉得抬不起头，矮人三分。恨不能快点远走高飞，远离父母，脱离这个家庭，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到一个没有歧视、没有干扰、不被侮辱、在政治上相对平等、尊重、安静、独立自由的空间自食其力地生活。
当年天津知青的上山下乡乘车证。
当我来到胜利农场后，感觉那个自由、宽松的空间好像找到了。值得庆幸的是一营（二站）一起到农场的知青可能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居多，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始至终在农场相处的日子里互相之间没有争斗、言谈话语中没有火药味，也没有互相看不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都经历了挫折和坎坷，同等的社会地位、同样的政治感受，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营造出彼此之间的尊重、信任、互相帮助的环境与生活氛围，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是非常难能可贵。
当年天津知青郭明的出席农场“积代会”的入场证。
往事不堪回首，但是终生难以忘怀。回想过去我的青春在挫折中起步，在逆境中成长，在艰苦中磨练，在蹉跎中度过。我在胜利农场生活了十年，我无怨无悔。那是我步入社会的地方，我从中得到了锻炼、成长。从1969年6月15日至1979年1月15日办病退返回天津重上户口，整整十年的青春年华我奉献给了胜利农场，我衷心感谢胜利农场的知青和朋友们，帮助我走过了人生的低谷时期。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我非常喜欢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那委婉、动听、低沉的旋律，字字句句都仿佛流自我的心底，唱出了我当年的困惑、痛苦、悲伤与无奈，是动荡生活的真实写照。请记住这历史教训，不要让悲剧重演。
2013年8月，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