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吴淑雯
吴淑雯 女，1950年9月出生于天津。1969年6月15日下乡到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冷库和四站工作。1973年12月离开农场返回天津，在天津机床行业宣传部门任一般干部。后在津京两地经商，创建了“潘丫子布衣小店”，并任“潘家布衣”品牌服装首席设计师。
1969年初，我们这批女二中学生随着大批天津知青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金宝屯胜利农场冷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金宝屯地处科尔沁大草原，却已退化为一片沙漠。每年春天，是这里的风季。听当地人讲，1969年的风刮得比往年都邪乎，肆虐的狂风嗷嗷呼啸，硕大的沙粒、小石块一股脑儿被卷上天空，又重重地砸下来，已经播种到地里的高粱、玉米种子统统被卷走。狂风卷起的沙土形成沙尘暴遮天蔽日。人们经常看不到蓝天、见不到太阳。
胜利农场距金宝屯五十多里，与金宝屯并没有多大关系。冷库是胜利农场下属的肉联厂。厂里加工山鸡、野兔、沙半鸡、鹌鹑等山货。要通过盟外贸在金宝屯火车站装车运往大连口岸。因此，把冷库建在了离金宝屯火车站只有半里路的沙坨子上。
冷库的活不算累，并随着场部一起沿用了原新生就业农场时的旧制度，逢一休息。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们闲下来便三五成群地往金宝屯街里跑。
这个方圆几里的小镇虽然不大，却是个蒙、汉、朝鲜族杂居的地区。从冷库到金宝屯街里也不过一里路，走起来却觉得很远，清一色的沙坨子。一脚踩下去，没脚面深的沙土灌满鞋坑，走一步退半步。
从金宝屯街口开始便稀稀拉拉地散落着一间间用草和泥堆起来的土房子。街上很少有行人。几棵枯死的干树见不到一点儿绿。一个个老鸟窝赤裸裸地在干树枝上顶着，偶尔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
往西拐个弯儿，才是正式的街里。街上一拉溜儿排着农具厂、机修厂、种子公司、农贸公司，那么长的一面墙只写着一条醒目的大字块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哦，还有一个百货商店，商店不大，里面很空，除了牙膏、牙刷、咸盐一类的生活必需品外，其余的商品全当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
这个地方是东西辽河的交汇之处，纬度位置不高，天气却很冷。九月中旬，下了一场中雪，就再也没有融化，地上斑斑驳驳的雪迹，就像一个光头上的秃疮。地冻上了，有风，沙少了。我把厚厚的一叠家信逐封塞进车站邮局的信箱里，好冷啊，赶紧向后转。
我搓着两只手，一路小跑，刚到街口的一间小趴趴房前，“吱呀”一声，门开了。“哐当”一声，一位大妈把一个铁桶放在门前。“买木？”问谁了？是问我吗？我向四周看看，周围没有人，这大概是问我了。“嘛东西？”“梨。”一个梨字，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天津的鸭梨，黄橙橙、绿莹莹，个儿大、味儿甜，一咬一兜水，好馋人。不过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了。这是什么东西？黑漆漆的铁桶里放着半桶溜圆的黑球，小的比核桃大，大的比皮球小，颜色和煤球没什么两样，厚厚的皮被撑得鼓鼓的。我的天，这也叫梨？！要说是手雷什么的更贴切。“能吃吗？”我问，“咋说话，不能吃，那是梨吗？”声音不高，好有力。
我不禁抬起头，仔细地看了她一眼，这老板娘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看不出来。前额上那几道刀刻一般的皱纹，就像一幅叫《父亲》的油画里的那位父亲。眼睛好像很大，但被那双肿眼泡遮得几乎看不出她的眼睛是睁还是闭。宽宽的鼻头儿上有一颗黑痣，一张大嘴两片厚厚的嘴唇闭得紧紧的，这张脸真不讨人喜欢。
不过，梨我还是买了。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赶紧跑回知青宿舍，把我的发现告诉了我的“战友们”。按老板娘教的办法，把梨倒进盆里，用冷水把冰拔出来，原本圆溜溜的冻梨成了小瘪三，软软的，戳破一块皮，一吸一大口，竟然像天津喝糖罐儿的大柿子，只是齁酸，不过我们都觉得很好吃。
从那儿以后，老板娘的小卖部前，就不时地围着一群知青买冻梨。
人多了，嘴就杂了，中听、不中听的话都来了。“这个店怎么就你一个人？”“除了烟叶、肥皂、小冻梨，你还卖点儿嘛？”“这是房子还是地窖？”“你这也叫商店？”是呀，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商店了，房子又矮又小，多半截在地上，少半截在地下，窗户就好像是胡乱地戳开的一个洞，从里面塞上一个田字形的破窗棱。三块糊着纸，只有一个方格上有玻璃。依着玻璃放了一把蛟河大烟叶，一条当地产的黑肥皂。这个小卖店如果现在还有，可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了。怪不得在这里好几个月才发现它。
不管我们说什么，老板娘总是“要啥？”“看好钱！”这两句话，那张大嘴就像装了一个过紧的弹簧，话音一落就被那根弹簧拉得紧紧的，不再张开，随后转身进屋，不再搭理我们。
有一次，不知是谁到了这里，就风风火火地喊：“老板娘，老板娘，快给……”她好像触电一般，立刻变了脸，急急地朝两边看了看，没等这个人说完，就嚷开了：“叫谁呢？买不了一点儿东西，吵吵把火的，烦人，不卖了，都走、都走。”我们连跑带颠、连笑带闹地一哄而散。过后还是照去不误。
快过年了，各种新闻媒体都在宣传知识青年要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看来今年春节是回不了家了，这时的我们好像从梦中醒来，茫然不知所措。
临近过年的一个休息日，同学们去郑家屯照相，准备寄回家，我留在家里值班、烧火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任务——买冻梨。
早晨还是大晴天，这会儿却刮开了白毛风，还是先把冻梨买回来吧。天真冷，刚出屋皮帽沿上就结了一层霜，我一溜小跑来到小卖店。门关着，敲了两下门开了，老板娘探出头来，见只有我一人，一把把我拉进屋里。“不看看啥天，嘴这谗？这大冷天买冻梨，不吃不行咋地？”
那天一起床，我就觉得身体有些不适，这会儿，不知是着急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又犯了老毛病，只听老板娘讲到这儿，就一头栽倒，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第一眼见到的竟是老板娘那两片厚嘴唇咧得像瓢一样，会心地朝我笑：“丫头，好了？可醒了，好点儿不？这是咋啦？可吓死人了。”“十几岁的小姑娘，细得像颗豆芽菜，一下子蹽出这么远，爹惦记、妈惦记。来，喝口奶茶。”这是我第一次喝奶茶，又香、又膻、又甜、又苦，好暖和、好舒服。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她是蒙族人。
无意中我发现了桌子上的奶粉和白糖，当时，这两样东西在天津极为稀罕，家里有哺乳期的婴儿，每月才能凭票供应两袋海河牌奶粉。至于白糖，不管你一家几口人，一律是每个季度两斤。“咱这疙瘩是少数民族地区，离牧区又近，奶粉不缺，白糖、红糖这物件政府照顾，我这儿多少有点儿，不知底细的人咱还不敢卖。”“人都说，开饭馆的不怕大肚汉，做生意的不敢卖货，为嘛？又不是大烟土。”我问。“傻丫头，怕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呗。”一时间我好像怕了什么，躺在那里，不敢离开。
“丫头，今儿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那群人呢？”
“他们叫你老板娘，你不生气了？”“生啥气，稀罕还稀罕不够了。一到下雨天穿红的、穿绿的、穿粉的、穿黄的，啥衣服？油乎乎的，个个像仙女，哎呀妈呀，眼都看花了。”她说的大概是我们穿的塑料雨衣。
“过去，人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年头，一会儿抓反党，一会儿割尾巴，人们都生分了，没人敢往一堆儿凑了，你们不一样，一群一伙的，叽叽喳喳，一会儿飞来了，一会儿又飞走了。”我一抬头，正看见窗外的老鸦窝，“你是不是说我们像乌鸦？”我逗她。“说啥呢？”她咯咯地笑出了声，“像一群小麻雀。”她加重语气。“你猜，我们天津人管麻雀叫嘛？老家贼。”“耍我呢？”她的笑声更大了，并费力地撩起那双厚眼皮，瞥了我一眼。我的心猛的动了一下，天呀！这目光我好熟悉，对了，像我奶奶，又有点像我妈妈，她们总用这种眼光看我。我禁不住抓住她那双干树枝一般的手贴在脸上，她举着这双手，看了半天，那两片厚嘴唇又咧得像瓢一样。
1970年3月初，因为附近煤矿“文化大革命”搞得红火，冷库进不来煤，车间停工了，盟外贸的杨老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这些知青披着大衣，坐在窗前，用哈气化开玻璃上的冰花，往外看。七嘴八舌地唠嗑。“昨天这场风，又是沟满壕平。”“什么叫科学，这就叫科学，一条平齐线把一片土地分为道西、道东。道东为吉林，道西为内蒙。道西飞沙走石，道东安然无恙，道西的流沙就算长了腿，也不会越过铁道，跑到道东去。”“真邪门了，你们看地图了吗？偏偏金宝屯三个字跟前点了几个点儿，这就是沙漠。”“诸位，到了这里，撒哈拉沙漠你就不用去了，不过是再大一点，热一点，大同小异。”
不知是谁，操着一口正宗的东北小调在院里喊：“唉呀妈呀，这老风造的，移沙把金宝屯都埋了。”我激灵一下子，一步窜下炕，抄起一把铁锨，冲出门。屯子里数老板娘的房子最矮，她一个人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真厉害，一夜间，金宝屯成了童话世界。大沙包上不时地露出一座烟囱、一个屋顶、半间房屋。
我瞄着车站，找到了老板娘家的大概位置，轮圆了胳膊，飞快地铲沙子。沙随风势，像水一样飞快地流走了。还好，不一会儿刨出了烟囱。这一下，门的方向就找到了，我欣喜若狂。门框露出来了，可是挖出一个大坑以后，就不是铲走一锹少一锹了。往往是铲走一锹从上面滑下来的沙子比一锹还要多。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把门打开，也不知道房子被埋了多长时间，真是急死人。我使劲地把铁锹插进一条缝里。两手把住铁锹把儿，双脚蹬在墙上，拼命地撬，“咔嚓”一声门板劈了，我被摔出老远，我急忙爬起来，扑到裂开的门板上，往里看，屋里昏昏暗暗。老板娘瘫在地上，灰的脸上滚着豆大的汗珠，端着肩膀大口大口地拔气。我伸进去一只胳膊，恨不得一下子把她抓到门口，这胳膊太短了，肩膀顶在门板上，还是够不着，“快些！到门口透透气！”我直着脖子朝她大喊。她好像从梦中惊醒，费力地挪了几下身子，终于，我抓住了她伸过来的手，“怎么样？还好吗？”她长长地喘了几口气，这一回我又看到了她那厚嘴唇咧得像瓢一样，肿眼泡下面趟着两条小溪。是劫后余生的欣喜？还是孤苦伶仃的苦涩？……
随后赶来的同学们把小卖店从沙堆中刨出来，怕它再被移沙埋上，又在门前清出了一块儿空地，空地周围砸上了一圈木板和枯树桩子。
我披着大衣，裹着棉被，坐在炕上，老板娘在火墙边替我烤那些被汗水湿透的衣服。
“这年头，咋了，老天爷也翻脸不认人。简直不让人活了，才三月，按说地还没回冻，就来了流沙。你再不来，我真的没招了，憋死人了。唉！死了倒也好，活着也憋气。”她又掀开大衣，用手轻轻抚摸着我肩上那大片被门板扎破的伤口，心疼地问：“还疼不？”我没有接她的话。
“太悬了，要是有个人跟你住在一起就好了。”“谁说不是呢？”我迟疑了一会儿，小心地提出了一个久积心头的疑问：“大妈，您没有儿子？”她也迟疑了一下，摇摇头。“没有女儿？”又是摇摇头。脸上露出一股无限愁苦的神色。我也不明白，她的这种否定式是有，还是没有。“老伴儿呢？”“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割了？什么意思，专政了？跑了？还是死了？”
她走过来摸着我那已不再冒热气的头，转移了话题，“丫头，还回天津吗？”这回轮到我摇头了。“不走了？”我又摇头，“走？”“不知道。”她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一老一少，半晌没吱声。
四十载光阴，弹指一挥间，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是思念、是牵挂，一种不可言状的情绪就萦绕心头。多么想再看看这位蒙族老阿妈，不知道她还是否健在。看一看把我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她的这片土地，我的第二故乡——科尔沁大草原上的金宝屯胜利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