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陈建英
陈建英 男，1948年7月出生于浙江慈溪。1969年6月—1993年9月，先后在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三营七连一排、果园劳动，后调到场部商业公司搞摄影工作；曾任场部商业公司出纳员、政保干事、办公室主任、副经理和工会主席。中共党员。1993年9月调回浙江慈溪原籍，在慈溪市医药药材总公司任电脑操作员，2008年7月退休。
作为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员，我把美好的青春留在了北大荒。
我在胜利农场待了二十五年，饱尝了人生的艰辛，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发生在1985年的那场抗洪抢险大决战，虽然往事已过去将近三十年，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仿佛还在眼前，难以忘却。
1985年8月，连续十几天的大雨迫使东、西辽河洪水暴涨。平时只有十几米宽的西辽河主河道此时已被洪水冲击成二百多米宽的大河，湍急的洪水夹着上游冲下来的大树、家畜等杂物翻滚而来。洪水猛烈冲击着农场的河堤和土地，眼看着大片大片的农田塌下来即刻就被洪水卷走，河面变得越来越宽，洪水流量也越来越大。当时的场面可谓是悲壮惨烈，真让人有点心惊胆战。雨还在不断地下，辽河的流量还在不断增加，保护农场安全的西大堤将随时有被洪水冲垮的危险，农场危在旦夕，情况十万火急！
胜利农场人民的生命财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为确保胜利农场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哲里木盟盟委做出了除必要的留守人员外，其余人员撤出农场，转移到金宝屯等地的决定。命令下达到全场各家各户，当天各分场的汽车、拖车、马车等能坐人的交通工具一齐出动，奔赴距五分场以西约三公里处的辽河嘎布拉渡口。西渡至对岸的嘎布拉村，那里有专车负责转送至金宝屯。而此时的西辽河的西岸已是人山人海，在场领导的精心组织下，群众有条不紊地乘船西渡。当时的场景跟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抗洪抢险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我任农场商业公司出纳员，任国锋是我们商业公司的经理。商业公司接到紧急转移通知后，各门店把当日销售货款全部交往我处。等我收齐货款当地的银行已停止营业，我只好把一大堆的现金存放在保险柜中，塞了满满的一箱。我又把账册里三层外三层地用塑料袋密封，放在柜子的最高处，以防万一。当时我家住在距场部约七里地的三分场，爱人几次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去。我正准备骑车回家，任经理通知我马上去开会，一进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几个场部领导都在。任经理严肃地问我：“你是南方人，会游泳吗？”我说：“会。”他说：“那太好了，我们刚开完班子会议，组织上决定由我和陈惠民（副经理，余姚知青）及你三人组成留守小组，负责保卫商业公司的财产安全，你是否同意留下？”此时我还能想什么、说什么呢？当即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书记刘家昌语重心长地对我们仨说：“千万要注意安全，情况要实在不行的话就撤……”任经理不会水，是个“旱鸭子”，他中肯地对我说：“我的安全就靠你们两人了，有你们俩在，我就放心了。”
商业公司马上派车把我在三分场的家属撤到指定区域。去掉了后顾之忧，我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我们分头检查了各门店、库房的安全保卫及加固工作。把公司院内的物资尽量搬往高处，并疏通了院内排水沟和低洼积水。谁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地干活。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雨水湿透了我的衣服，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干的地方。刘婶拿着一锅还没有煮熟的鸡肉交给我说：“小陈，辛苦你们了，留给大家晚上值班吃……”附近几户家属也来找我，有的还把钥匙交给我，一番千嘱咐万叮咛，我都一一答应了，我明白自己的任务除留守公司外还要照看同事们的家。当时的态势真有点像战斗片里大战来临老百姓转移的情景。我所在的场部中心区域原本人丁兴旺，热闹非常，此时除了偶尔听到几声狗叫，马路上基本见不到人影了。
下午三时左右，商业公司的两位领导去场抗洪指挥部开会去了，公司整个大院就剩下我一个人。雨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黑，农场的供电线路和通讯线路都被洪水冲垮，全场停电，对外联络中断。和我们公司办公室隔路相对的场部大院二楼门楼是当时全场的最高建筑物，是全场电话交换台的所在地，也是这次抗洪抢险的临时指挥部。二楼顶上架设了临时呼叫电台，不断传来“01，01，我是02，我是02”的呼叫声。上级派来的直升飞机低空盘旋在农场上空，空投了抢险物资和食品……胜利农场上空笼罩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空气，如同大敌当前，兵临城下。
我独自坐在昏暗的财务办公室里，内心感到十分紧张。望着装满现金的保险柜，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此时万一歹徒冲进来抢钱怎么办？我一人能顶得住吗？万一洪水冲过来了，我已有二十多年没游泳了水性还好吗？此时西辽河惨烈场景的所见所闻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可以肯定，要想抵抗西辽河的洪水求生存，光凭我这点水性是绝对不行的。我的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赶紧做好自救工具！说时迟那时快，我马上去公司库房找来两只汽车内胎，打足了气。又用一块跳板结结实实地绑上绳子把两只车胎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自己动手，很快一个简易的救生筏制成了，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好了，万一洪水来到只要抓住这个土造救生筏，我们就有逃生的希望了。我又拿了三件雨衣，一箱罐头食品备用。同时我也设计好了逃生的行驶路线——向公司南面的场电视转播塔靠拢，只要能抓住铁塔，再大的洪水也就不怕了。
一切准备就绪，天已漆黑，两位领导开会回来了。我把自己的“杰作”和想法给他们讲了，任经理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夸奖说：“太好了，想不到你这小子脑瓜儿还挺活！”我心里说这还不是被强烈的求生欲望给逼出来的嘛！已经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三个人都觉得有些饿。没地方做饭，我们吃了些罐头食品，为了驱寒还喝了白酒。在昏暗的烛光下，我们苦中作乐笑谈着趣事。晚上我们不敢睡觉就像箭在弦上，轮流去各处巡视，随时关注着洪水的发展情况。
好在没有更加严重的情况发生，难忘的那一夜总算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
第二天一早我去一公里外的长征路查看水情。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条新建的四十公里长的公路由于路基高又坚固，挡住了农场东面的洪水，洪水基本和路面持平。再看路基东侧的平安乡已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一人多高的玉米基本没顶。位于路东侧的场砖瓦厂也浸泡在洪水中了，看过去白茫茫的一片。这条长征路在抗洪抢险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保住了胜利农场。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心里只是庆幸。
两天后，天气放晴，洪水渐渐退了下去。随着转移的人们陆续返回，胜利农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至此，这场胜利农场历史上罕见的既有惊又有险的抗洪抢险战斗在农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场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终于化险为夷，平安宣告结束。
苍天有眼，胜利农场有福，以后的事实验证了胜利农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1985年辽河流域的特大洪水使胜利农场周边乡镇的农作物遭受了严重歉收，有的甚至绝收。而胜利农场由于指挥得当，抗洪有方，当年仍获得了大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及哲里木盟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胜利农场的抗洪事迹。场党委书记于占海同志因此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抗洪英模，后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胜利农场抗洪总结座谈会上，有媒体记者采访我：“你当初留下来怕不怕”？“怕！”我坦率地说，“只要去过西辽河渡口的现场，看到长征路洪水与路基持平的现场，就没有理由说不怕。但怕与坚守抗击是两回事。”记者又问我：“是你主动要留下来的吗？”我说：“不是，我是临危受命。”我虽不是军人，但服从上级命令是我的天职。关键时刻组织上用我，这是对我的最大信任和褒奖，我愿意接受生与死的考验。我没有理由拒绝，只有做到最好。
其实当年能做到这一点的不是我一个人，许多知青在那场抗洪抢险的战斗中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公而忘私，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宽广胸怀和奉献精神。
流年如水，光阴似箭，四十五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回忆往事仿佛一切都在眼前，但一切都已一去不可复返。而它们已成为我一生难以抹去和忘却的深切怀念。
历史见证了我们这一代知青的足迹和业绩；人们没有忘记知青曾经所受到的艰苦磨难和锤炼。
我深深怀念我的第二故乡——胜利农场，深深怀念曾经和我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农场各级领导、父老乡亲和广大知青朋友们。
2013年11月16日，写于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