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陈建业
陈建业 男，1952年3月出生于浙江慈溪，中共党员，会计师。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三营，1970年调至场直属加工连酒厂从事菌种培养和化验工作。1974年转场去吉林省洮儿河青年五七战校任酒厂技术员；同年底返回胜利农场任加工连酒厂厂长兼技术员。1978年底回到原籍在慈溪农药厂工作，曾任财务科长；1997年-2012年在慈溪市工业局、市国资委办公室工作。
东西辽河日夜唱着欢快的歌儿，慷慨地把琼浆玉液送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南端，经过千百年的浸润，在两条河流中间催生出了一颗璀璨的明珠——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胜利白酒”就在这里孕生。
土作坊演变成正规酒厂
上世纪50年代初，一大批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的官兵们押着几千名建国初期的各类劳动改造分子来到了这块亘古荒原，开渠挖沟、植树造林，在荒无人烟、杂草丛生的辽河平原上开垦了10万亩粮田，建立了金宝屯机耕农场（1969年改制为金宝屯胜利农场）。这片土地豪爽地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贡献粮食，这里的人们把最好的粮食上交给国家，为了把那些筛不净的瘪土粮及加工产出的碎米、谷糠、麸皮更好地利用起来，在三站建有一个烧酒土作坊，用最原始的办法在农闲时把那些次杂粮酿制成土白酒。为首的酿酒技术人员有老韩头、老冯、老毛等，产出来的酒供应本场干部职工，少部分还能供应附近的金宝屯、平安、向阳等乡镇。直到1970年末，当时的胜利农场军管会领导感到这种土制的白酒口味不太好，产量又低，决定派一名知青到正规酒厂学习一整套的酿酒技术。一纸调令把当时在三营（军管后把站改为了营）营部当保管员的我调到酒厂，并马上起程去郑家屯制酒厂学习制作曲霉菌、酵母菌、化验等技术。经过二十几个日日夜夜艰苦努力的学习，我基本掌握了制酒技术。回到酒厂后，与老师傅们一起制定新的制酒工艺，土法上马制作各种培菌设备。经过军管会生产处批准，我又托已抽调到通辽“农建师筹备处”工作的浙江知青褚均泉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采购来一整套酒精度测量仪表。从此结束了依靠人工目测酒花确定白酒酒精度的历史，提高了测量的精度。技术一到位，产量立马就提高了，酒的口味也就醇了。军管会领导一高兴，拍板马上扩大生产规模，在场部请专业人员打了一口水质特佳的深井，新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酒厂，划入农场加工连管辖。从此，在胜利农场及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的三千多个日子里，我与白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工作之需，几次放弃了升学的机会。
“茅台酒”催生了“胜利白酒”
1970年至1972年，胜利农场加工连来了两位大人物。一位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上将洪学智，另一位是原吉林省委书记李砥平，他们与浙江知青孙炎锋同住在加工连靠东头的砖房里。将军上班时在粮米加工厂帮着装灌米袋或打扫地上的粮食，空闲时就和我们几个小青年一起嘻嘻哈哈地海聊，或研读随身带来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其他军事著作。时任胜利农场加工连指导员的陈玉峰是位老八路，他也经常来凑凑兴，高兴时叫我弄点酒来……有一次喝到一半时，将军说：“下次老张（将军的夫人张文）来时叫她把家里的两瓶茅台酒带来，叫你们尝尝，和农场的白酒有什么不同。”过了两个星期，大概是1971年3月初，茅台酒真的带来了，还带来了一木箱军用地图，但将军却没叫我们马上开喝。那几天，将军一有空就拿出好几张地图，用放大镜及尺子在图上比来划去的，我们很纳闷，问将军看什么呢，将军用手中的红笔指着越南地图中的9号公路说，越南马上要有一场大战，这一下美国佬要吃大亏喽！大概又过了六七天，报纸上真的刊登了越南人民军发动的9号公路战役将美国的一个王牌部队歼灭了。报纸发表这天，将军把陈指导员和我们几个小青年叫到一起说：“小酱油（浙江知青张良峰的绰号）把茅台酒打开，今天庆祝庆祝。”端起盛酒的大瓷缸，满屋飘着茅台酒的醇香味。我是使劲地嗅，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酒啊。陈指导员抿了一小口酒说：“老洪头，您咋就那么神呢？好像是您在指挥这场战斗似的。”酒喝多了，我也随着恭维：“老洪头，真是决胜于千里之外啊。”将军高兴地说：“美国佬从一进入9号公路，我就知道越南人民军要包他饺子了。”酒酣之际，将军说：“小陈啊，什么时候你做的酒有这个味儿就好了。”天哪！这老洪头对我的要求目标也太高了，我们的酒怎能跟茅台比呢？我只好说：“能跟‘北大荒’、‘开鲁大曲’差不多就行了！”将军意味深长地说：“农场的白酒一定要闯牌子，要瓶装，要有商标，就叫‘胜利白酒’吧。”大家听了顿时感到精神振奋，我们几人个个举起手中的瓷缸，齐口同声地说：“为胜利白酒干杯！”
日子过得很快，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将军要结束劳动返回长春了。临走时，将军把绸被面上的几对鸳鸯分别剪了下来，一一送给我们几个小青年，作为以后的结婚贺礼。当送到我时，将军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哪，等着喝咱自己的胜利白酒啊！”
胜利白酒65度的由来
将军走了。我暗暗地铆着劲，一定要把白酒瓶装化，要有商标，要有自己的特色。征得加工连和场领导的同意后，白酒的名称就定为“胜利白酒”。我到开鲁酒厂学习了一个月，并得到了他们厂保密的德国12号菌种，经过工艺改进，把样酒送到开鲁大曲酒厂的评酒师——郭技师（东北白酒评审委员会委员）处，郭技师欣喜地说：“小陈，真有你的，你们的酒真不比开鲁大曲差了。”我提议将酒度定为65度，因当时的瓶装、散装酒大部分是60度，领导们也都说应该定65度。
陈指导员的三儿子陈荣承担设计商标，因白酒采用的主要原料是玉米，所以商标两边画着两穗硕壮的金玉米，“胜利白酒”四个字是我斗胆用行书写的，上面标明65度，煞是好看。于是乎，我带上了一箱样酒，到科左后旗主管工商的哥们刁秉武那里。哥们就是哥们，刁哥那很痛快地通过了，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小陈，我这关是过了，但吉林省工商局是不一定会批准的（当时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现在已经提倡白酒低度化了。这样吧，我们以白酒产地是蒙古族少数民族居住地为由，根据少数民族牧民爱喝高度酒的实情，闯闯吧！我陪你去！”嘿！咱刁哥还真够意思。于是陈指导员和我们一行到了长春的省工商局，几位领导喝了后，齐口说：“好酒！好酒！”但要盖章同意却犯了难。我们在旅馆唉声叹气，但又不甘心。突然，陈指导员一拍大腿说：“小陈，有了！我们先找老洪头去，再找你在洮河时的杜指导员，让他们帮我们活动活动。”我们提了两瓶样酒，在洪学智将军家说明了来意，蹭了一顿饭，晚上又在老杜（时任吉林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家蹭了一顿，就回旅馆逛大街静候佳音了。隔天上午9点多，服务员来敲门说：“有人找你们。”开门一看，是省工商局的张处长，我们一看他满脸的笑容就知道大事已成。一番热烈的握手后，批文已到了我们手中。真感谢将军和老杜大爷。1994年老杜离休后带夫人来我家度春节时还说，他和将军托的是同一个老战友。
多余的话
1978年底返城后，留场的知青好友徐如平几次回老家探亲都带着胜利白酒送我过瘾。有一次在我家和几个哥们喝得人仰马翻，不知天南地北。事后妻子说：“一见胜利白酒你就这德行，以后别叫阿平带酒来了！”此后，阿平就再也没有带给我胜利白酒了。果真是这样么？只有阿平老弟知道了。
“胜利白酒”——我留在第二故乡的青春魂！
“胜利白酒”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