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208年）春正月，曹操北征乌桓彻底扫清了袁绍父子的势力，胜利班师回到大本营邺城，并开掘了一个人工湖泊——玄武池，用来训练水军。
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曹操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荆州。
刘表虽然人品好，但他也不傻，他明白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他很郁闷，也很后悔。
刘表轻易不后悔，但这一次他是真后悔，他甚至向刘备认错。
不为别的，只为刘备的一个计谋，这是刘表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年前，曹操亲自率领主力北上远征乌桓，后方空虚。刘备向刘表提出建议，率军进攻许都，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机抄了曹操的老窝。
曹操的手下，果然是有人才的，还不止一个，而是一拨。这一拨人都料到刘备会来抄后路。
关键时刻，郭嘉又潇洒地站了出来，以实际行动再一次证明了什么叫顶尖谋士，什么叫超世之才。
郭嘉认为，人性比智商更关键，只分析计谋的优劣，不考虑人性的弱点，是大错特错。刘备的计谋不错，可惜刘表绝不会采用，因为刘表绝对不可能信任刘备。刘表作为一个资深座谈客，他关心的从来都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许都，只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荆州。刘备倒是志存高远，心怀天下，但在刘表的猜忌之下只能明哲保身，搞不出什么大动作，丝毫不足为虑。
郭嘉的发言，消除了众人的顾虑，包括曹操在内，都对他报以钦佩的目光。世界上最难知的是人心，最难把握的是人性，而郭嘉的一双眼，看人看到骨子里去了，不论是人心还是人性，在他眼里都如掌心纹路，一览无遗。
事实证明，郭嘉又一次对了。
不出所料，刘表又一次错了。
事后，刘表向刘备认错：“不听你的建议，错失了大好机会，如今我是后悔莫及啊。”
刘备当然也很郁闷，但他明白郁闷后悔从来都于事无补，只能向前看，于是安慰刘表：“如今天下乱成一锅粥，兵连祸结，机会多多，一次没抓住机会不要紧，以后能抓住就好，不必后悔。”
事实上，刘备抓住了日后的机会，刘表却没有。
因为有人不由分说杀了过来。
率先杀过来的人不是曹操，而是江东集团新接班的孙权。
自从猛人孙坚死在襄阳城下，江东孙家就琢磨着如何让刘表从这个天底下消失——所谓不共戴天之仇。孙权接班后，一准备停当就带上一票人马到荆州搞实战演习，完了顺手牵一些百姓回去。
这样的日子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说实话刘表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不一样，刘表的江夏（今湖北武昌）被孙权攻克并惨遭屠城，太守黄祖因公殉职。黄祖是刘表的老弟兄，当年的孙坚正是被他带着一票人马干掉的，他常年镇守江夏对抗江东孙氏，把守着荆州的东大门。
这下北有曹操，东有孙权，刘表再也潇洒不起来了。
刘表人品再好志气再小，直接缴枪投降他还是不愿意。他准备派遣一个亲信带兵前往江夏收拾残局，再造一个坚固的东大门。
派出的亲信是长子刘琦。
按理说，刘琦作为长子不应该外出，应该待在家里等着接班。尤其是这个时期，刘表年事已高，说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了，可荆州不能没有接班人啊！
刘琦不想去江夏，却不能不去。因为如果他待在襄阳，不但接不了班，还有可能陪着他爹共赴黄泉。
只为刘琦还有一个不一般的弟弟——刘琮。
刘琮的不一般之处在于他的老婆——是刘表继妻蔡夫人的侄女（刘琮不是《三国演义》中所写的蔡夫人之子）。有了这一层关系，蔡夫人与哥哥蔡瑁、外甥张允等人，坚决站到了刘琮一边。
虽然刘表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同样骑墙不定，但蔡瑁主外掌握军队，蔡夫人主内枕边吹风，吹来吹去硬是把刘表吹了个回心转意，答应让刘琮做唯一接班人。刘琮成为接班人以后，为了保证顺利接班，他的同盟自然将刘琦视为眼中钉。
大公子刘琦也不是傻蛋，他预感到了危险。为了活下去这个朴素的念头，他找到刚刚加入刘备阵营的诸葛亮求救。但请教多次，诸葛亮就是推来推去不出一计。
诸葛亮这样做，倒不是把刘琦当作外人。此时蔡瑁、蒯越、张允等人结成了统一战线，拥戴刘琮打压刘琦。刘备与刘琦作为蔡瑁一伙共同的敌人，在感情上非常接近。也正因为如此，刘琦才敢找刘备手下的诸葛亮为自己出谋划策。
诸葛亮不出计，是基于一贯的做事原则——谨慎。疏不间亲啊，再怎么说刘琦、刘琮都是亲兄弟；再者隔墙有耳，支持刘琦就是反对刘琮，难保不泄露出去。万一计谋泄露，刘备一方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智商平平的刘琦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让诸葛亮开口的方法。他邀请诸葛亮一起到自己府中的后花园春游。春色满园，风景怡人，两人坐在花园中的阁楼上边看风景边聊天，非常惬意。
诸葛亮正在不亦乐乎的时候，刘琦命令手下将上楼的梯子去掉，随后哭丧着脸可怜兮兮地向他求救：“今天这个地方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只有你我二人，你说的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现在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了吧？”
刘琦如此有诚意，诸葛亮要是还不出主意，就有点不近人情了，他含蓄地说了一句：“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
两人都是聪明人，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是在家待着很可能像春秋时期晋国太子申生一样被干掉，而跑到外边就能保全性命，说不定还能像晋文公重耳一样曲线救国，最终当上老板。
因此，在黄祖死后，大公子刘琦发扬风格，主动争取前往死亡之地江夏出任太守。
对很多人来说，离权力越远越安全。
比如刘琦。他一旦离开荆州权力中心襄阳，就等于放弃与刘琮争当接班人。蔡瑁等人自然也乐见其成，不会从中阻挠；何况以刘琦的用兵才能，会不会成为又一位因公殉职的江夏太守，蔡瑁以为实在是不好说，也不可说。
诸葛亮出山以后，就一直心向刘备。他的这一妙计，实际上是计中计。对刘琦来说，出任江夏太守，虽然也很危险，但至少不用生活在阴影之中，可以暂时保住性命；对刘备来说，就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日后可以联手对抗荆州实力派蔡瑁、蒯越等人。毕竟一个手握兵权的太守，比一个不受宠信的公子强太多。
于是，刘琦带着几分侥幸几分惆怅，前往江夏弥补黄祖的空缺。从能力来说，公子刘琦并不比太守黄祖强多少。只要江东的风浪一来，刘琦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因公殉职的高级干部。
在乱世三国，平静不是常态，战争才是。
不久，果然起风了，这次的风浪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
风从北方来。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统率大军南征荆州，刘表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
出乎意料的是，曹操大军还没开到荆州，刘表就已经撑不住了，躺在襄阳城里奄奄一息。
大公子刘琦得到老爹病危的消息，急忙从江夏赶来探望。蔡瑁等人怕刘表见到刘琦节外生枝，竟然阻拦刘琦，不让他们父子见最后一面。刘琦只好哭着喊着伤心欲绝地回到江夏。
刘备也从樊城过江探望刘表。刘表见到刘备后，将荆州托于刘备，提议自己死后由刘备接任荆州刺史。这就是“刘表托国”。
关于刘表临终托国，很多人表示怀疑，就连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也提出了质疑。但这一说法，分别出自王粲的《英雄记》、王沈的《魏书》、孔衍的《汉魏春秋》三书。尤其是《英雄记》的作者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此时他正寄寓荆州，虽然没有得到刘表的重用，但处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能够耳闻目睹，他的记载更能接近事实。何况王粲一直心向曹操，后来劝说刘琮投降，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府秘书（丞相掾）、封为关内侯，他对于敌对势力刘备一方，应该不会虚构这一事件进行褒美。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上三书的记载虽然在细节上略有不同，却能证明刘表至少说过让刘备代理荆州的话。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靠得住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说的话，而是一个人的心。
刘表说这句话的时候，荆州已经十分危急，将荆州托于刘备并不是他本意，只是形势所迫，用意是让刘备出力保卫荆州。当然，刘表也可能只是用语言试探一下刘备，大家互相谦让一番就完事了，谁都不必当真，谁当真谁天真。至于刘表究竟是出于哪种心思说出让刘备代理荆州的话，我们已经无法知晓。
刘备也未必明白刘表真实的心思，但是否明白一个将死之人刘表的心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白蔡瑁、蒯越等荆州实力派的心思——绝对不会同意自己代理荆州。即使刘表是真心的，刘表一死，蔡瑁、蒯越等人必然会改弦更张拥立刘琮。如果闹到这一步，就只能靠枪杆子说话了。而以刘备手中的枪杆子，想要压制蔡瑁、蒯越等人，难度是非常高的，最大的可能性是重蹈徐州的覆辙——外敌（徐州时是吕布，现在是曹操）一到，内部立即分裂，投降的投降，背叛的背叛，蔡瑁、蒯越就是曹豹、申耽——照样是得而复失。
在一个地方跌倒一次，是教训。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是悲哀。
刘备明白要了荆州也是白要，即使刘表是真心实意也不能要。
荆州我想要，却不是现在。
成大事者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能忍，忍常人所不能忍。刘备隐藏起自己的欲望，对刘表的提议进行了一番推辞。《魏书》记载刘备的回答是：“您（刘表）的儿子很好，可以当好接班人，您就安心养病吧。”（诸子自贤，君其忧病）
有人劝说刘备干脆要了荆州，这么一块大好地盘，不要白不要，要了不白要啊！刘备再次拒绝，而且从道德层面说出理由：“此人（刘表）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当然，刘备的话同样未必可靠，可靠的只有心——一颗知己知彼的心。
八月，坐拥荆州近二十年、一生骑墙看风景的刘表在襄阳病逝。
随后，官二代刘琮被蔡瑁等人拥立为荆州牧。
刘表的遗产总共是荆州牧、镇南将军、成武侯三份，刘琮继承了最大最实惠的荆州牧，怕哥哥刘琦不高兴，就把成武侯的封号送给刘琦，也算是利益均沾了。
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问题的方式，明显是有问题的。在刘琮眼里利益均沾的好事，在刘琦看来完全是拿他开涮。
分家产分到这么个空头封号，大公子刘琦当然不高兴。按照公理来说，他作为长子，理应继承荆州牧，可现在明显是公理靠不住。
公理靠不住，还有什么靠得住？拳头，刘琦以为靠得住的有且只有拳头。虽然自己的拳头不怎么硬，他还是抱着试一试不认输的心态，决定起兵讨回一个公道。
但刘琦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太离谱。不是靠拳头解决问题的思路错了，而是碰到了一个更大更硬的拳头。
这个更大更硬的拳头就是曹操。此时曹操的大军已经浩浩荡荡地开进荆州地盘，首先进入北部的新野。
刘琦只好无可奈何地收回自己脆弱无力的拳头，将解决遗产继承问题的时间无限期后延。
风景永远在彼岸。事先对荆州牧一职心往神驰垂涎三尺的刘琮，如愿以偿后很快就发现，当领导并不总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妙不可言的事情，很多时候领导也郁闷。荆州牧的位子还没坐几天，就惹得亲哥哥不高兴，员工们也不高兴，蒯越、韩嵩、傅巽等人正争先恐后地发表劝降宣言——劝刘琮抓紧时间投降曹操。
以蒯越来说，他是跟随刘表多年的老部下，深受刘表信任，两人的交情很不一般。但实际上，蒯越一帮人根本不看好刘表，他们在刘表手下做官，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官职俸禄。相对而言，他们更看好曹操，只不过之前曹老板的生意还没扩张到荆州，只好给本地的刘表老板打工。现在跳槽的机会来了，而且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荆州被曹老板兼并之后，他们这帮人肯定加官晋爵。投降得越早，他们的收益越大；投降得越晚，他们的物资财产和生命财产就越没有保障。
这笔账，他们在心里早就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的，刘表老板对我们还算不错。但交情再好，好不过自己的利益。
投降吧！投降吧！
一时之间，投降的声音萦绕在新任荆州牧刘琮的耳朵里，挥之不去。
没有哪个做老板的，在预期收益不高的情况下，心甘情愿自己的公司被人兼并。
官二代刘琮也不例外。蒯越等人投降了，可以继续当国家干部，很有可能还要升官。他刘琮投降了，还能做荆州地区的一把手吗？绝对不可能。
年轻人刘琮说出了不愿投降的想法之后，老江湖傅巽看出刘琮之所以不想投降，是因为对不投降的前景还抱有一丝幻想——以为不投降就可以继续做荆州地区的一把手。
傅巽决定泼点冷水，让刘琮从幻想中清醒过来。
傅巽从三个方面分析：第一，投降曹操就是归顺中央政府，不投降曹操就是反抗中央政府，就是叛逆，这个罪名你背得起吗？第二，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有自知之明，对抗曹操，一定会输，这个结果你认清楚了吗？第三，即使让刘备抵抗曹操，同样会输，也请你别抱幻想。
给刘琮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后，傅巽接着问老板：“你觉得自己比起刘备怎么样？”（将军自料何与刘备）
刘琮倒是个坦率人，承认自己比不上刘备。
傅巽如此循循善诱，是把刘琮往圈套里引，他早就为刘琮量身定做了一个两难命题：如果刘备打不赢曹操，你即使想打，也打不赢；如果刘备能打败曹操，他肯定不会让你当老板，而是要当你的老板。
最后，傅巽为刘琮指明出路：形势如此严峻，不论采取哪种方式，这个老板你最终都当不成，还不如直接投降曹操。投降后虽然当不了老板，但好歹能混个一官半职，可以继续做国家干部。
傅巽把收益算清楚后，仅仅当了一个月老板的刘琮，终于明白怎么走都是死胡同，无奈之下同意向曹操上表投降。
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
刘琮决定接受曹操集团兼并，按理说应该通知公司全体员工，让大家上下一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改头换面，重新做官。但刘琮偏偏没有让刘备知道消息。
这个可以理解，刘琮明白刘备是不可能投降曹操的，自己投降后，刘备很有可能会带人杀过来，至少也会痛骂自己一顿。刘琮不打算自找没趣。
等到曹操大军开进荆州地盘，刘备左看右看，看不出刘琮这边出兵抵抗的一点动静。
别人来抢东西，主人无动于衷，这唱的是哪一出？
刘备急忙派人前去询问新任领导刘琮。刘琮这才派了一个叫宋忠的人，给刘备传达投降曹操的指示，并建议刘备一起接受曹操收编，曹老板已经答应不计前嫌、量才任用。
刘备怒了。这叫什么人？做的什么事？真是仔卖爷田心不疼，哪有把大好基业拱手送人的道理？全天下人都知道我与曹操早就势不两立，你装什么蒜？既然你们要投降，好歹大家是盟友，你不能早点打个招呼啊？现在曹操都杀到家门口了，你才告诉我，实在太不厚道了。
刘备拔剑出鞘，有一股想砍了宋忠的冲动。但人到中年的刘备，早已不是鞭打督邮时血气方刚的那个年轻人了，他强压住火气，训斥宋忠：“刘琮年少不懂事，你们这些老臣怎么也如此糊涂？就是砍了你，我也不能解恨，临别之际杀你，我还嫌脏了手！”（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
从刘备骂走宋忠的话中，可以看出刘备又一次决定跑路。樊城北边有曹操大军逼近，南边刘琮在襄阳已经投降，刘备在夹缝中根本无法立足，撤退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郁闷的刘备，只好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当然，主要是商议撤退的目的地和怎么落实的问题。
撤退的目的地很快确定下来——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是东周时期楚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一直是南郡政府所在地（襄阳隶属南郡），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就是大城市，既是战略要地，又是军械粮草等战略物资的囤积地，还是水军基地，有好几万水军驻扎。
刘备如果赶在曹操之前占据江陵，就能摆脱被夹击的不利形势，以空间换取时间，组织有效抵抗。
此外，曹操纵横北方靠的是什么？精锐的步骑兵。如果能迫使曹操在长江一带依赖水军作战，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曹操的优势，扭转不利局势。
至于撤退的方式，有人建议，既然刘琮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干脆打进襄阳城活捉刘琮这小子，然后号召荆州军民一起撤到江陵。
史书记载刘备大义凛然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刘荆州（表）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意思是刘表对我不错，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
刘备这句话更像是外交辞令，讲的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问题是省略不讲的。他省略的是可行性问题——襄阳城不是想打就能打下来的，很可能两方人马拼死拼活相争不下的时候，曹操已经开开心心地当了渔翁。即使在曹军到来之前打下襄阳，自己的损失肯定不小，还怎么抵抗曹操？
收起这个不靠谱的念头吧，还是抓紧时间跑路比较科学。
刘备来到荆州，过了长达七年的稳定生活。虽然这七年不像在徐州时大起大落不断征战，没有干出多少成绩，但除了招聘诸葛亮等一批荆州人才，收服许多荆州士民的人心之外，他还有一样可喜的收获——儿子。
刘备此前可能有过儿子，但生在风云变幻的乱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婴儿活下来的概率实在太小。在荆州的第六年——公元207年，刘备有了儿子刘禅，乳名阿斗。对一个已经47岁的父亲来说，老年得子的喜悦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
历史人物也罢，心怀天下也罢，他们的天伦之乐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刘备之外，关羽、张飞等骨干成员也在这段难得的稳定岁月中生儿育女。以关兴、张苞的年龄推算，他们很有可能也是出生在这个时期。
乱世中稳定的岁月，终究有个尽头。
在路上，才是这个时代永恒的主题。
经过一番准备，刘备再次上路——从樊城出发向江陵跑路。
这次跑路是有计划有目标的战略撤退。兵分两路，陆路由刘备自己统领，谋臣有诸葛亮、徐庶等人，大将有张飞、赵云等人，直趋江陵，路程约五百汉里（下同，单位都是汉里）。水路由关羽率领，战船数百艘，军士约一万人（哪来的这么多水军下文会交代），沿汉水南下，前往江陵会师（进军路线请看下文），路程约一千几百里。
陆路距离最短，水路迂回曲折。但水军顺水行舟的速度，可达步兵的三四倍。步兵一天行走三四十里，水军一天可行驶一二百里。
按照这个计划，水陆两军，差不多可以同时到达江陵。
关羽率领的水军，还承担了运输军需物资的任务。刘备在樊城驻军多年，囤积的军需物资不少，这次战略撤退，能带的家当自然都要带上。古时候陆路运输不便，依靠水路运输军需物资在情理之中。
管理学有个规避风险的著名理论——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否则篮子一翻，全部完蛋。
正是这个分兵策略，最终挽救了刘备集团的命运。
襄阳在樊城的南边，只隔着一条汉水。刘备南撤的第一站就是襄阳。
年轻人诸葛亮来到刘备集团才短短一年时间，不像关羽、张飞等老员工已经经历过多次有惊无险的跑路。这是诸葛亮平生第一次跑路。
第一次，总会有些不习惯。诸葛亮不认为跑路能跑出一个新局面。惶惶如丧家之犬，樊城守不住，江陵就能守得住吗？既然免不了与曹操一战，晚打不如早打，不如就在襄阳决战。否则跑到江陵一带，士气丧尽，又人生地不熟，这仗还怎么打？
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忍不住向刘备提出建议，攻打襄阳吧，拿下荆州治所襄阳，就能号令整个荆州，然后利用荆州的人力物力与曹操开战，胜算比直接跑路大一些。
刘备又一次否决攻打襄阳。
诸葛亮的做事原则是绝不轻言放弃，刘备的原则却是分清轻重，明于取舍。
这正是一个办事能臣与出色领导之间的差别所在。
刘备将自己多年的人生体验告诉诸葛亮，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就有无限可能。船到码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人生的精彩就在于总有转机，看起来山穷水尽，实际上柳暗花明。跑路能跑出一个新天地吗？能，而且是大有可能。有失才有得，有得必有失。心怀天下，就不能太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眼睛只盯着襄阳，只盯着荆州，会把自己绕进去，最终输得一干二净。襄阳以后再说，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跑路。
老板拍板，这事就这么定了。
刘备路过襄阳时，驻马城下呼喊刘琮。刘备既然不打算攻打襄阳，呼喊刘琮的用意多半是回忆一下往日的峥嵘岁月，训斥几句你爹尸骨未寒就将荆州基业拱手送人的懦夫行径，再叮嘱几句好自为之一类的话，然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彼此相忘于江湖。
富二代刘琮却十分紧张，连登上城楼见刘备的勇气都没有。刘琮的害怕有他的道理，自从决定投降曹操之后，他就成为曹操阵营的人，正式与刘备化友为敌。现在刘备带着大批军队来到襄阳城外，这就等于一个仇人带了一票人马操着家伙站在家门口，谁知道究竟要干什么？
刘备多年收服荆州人心的努力，在此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刘琮在襄阳城里无动于衷，襄阳士民却纷纷出城追随刘备。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在时间就是生命的撤退途中，刘备又做出了一件让荆州军民十分感动的事情——前去刘表墓前祭奠拜别。
虽然刘备与刘表不是同路人，两人的交往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但整体来看七年时间相处得还算融洽。在危急关头刘备不忘旧恩，到底是重情重义之人。
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刘备用来收买人心的一场行为艺术。我只想指出一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刘备是假仁假义，荆州人民不会自愿跟着他走，历代人民更不会颂扬他达一千八百多年。
即便是吕思勉先生，为曹操辩护的时候，说世人批评曹操，“只能认为是一些人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三国史话》），却也不能否认《三国演义》里边尊刘贬曹的观点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所以才流行甚广的。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要给这句话加一个字——书，历史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写，可以略，可以篡。但历史本身并不是个小姑娘，比如人心中的历史，就很难被抹杀，很难被篡改，所以有时候反而更可信赖。
在刘备南撤的途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大批荆州百姓拖家带口、扶老携幼赶来追随刘备。
刘备带领军队向南撤退，沿途百姓不断从四面八方赶来加入队伍。队伍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缓慢，到当阳（今湖北当阳）境内时，大约有十余万百姓加入队伍，离开家园，踏上漫漫的旅途，走向未知的远方。
这是人心向背的一大标志，是刘备深得人心的如山铁证。
这么多荆州人民，不是不希望拥有安定幸福的生活，不是不在乎自己的田产房屋，不是不知道跟随刘备前途莫测，但他们还是毅然用自己的双腿做出了选择。
人民选择逃离，必然与曹操的残暴有关。曹操屠城的往事，也许他自己已经淡忘，但人民不会忘记。荆州是逃难者的乐园，来自徐州的难民对曹操屠徐州的暴行更是没齿难忘。
却不全是因为曹操屠城。如果只是惧怕被杀，那么他们可以四散逃命，为什么他们偏偏选择追随刘备？而刘备恰恰是最危险的人物，曹操绝不会放过他。
这么多百姓选择追随刘备，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至少其中的一部分）爱戴刘备，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追随刘备。
人们有从众心理，一批人追随刘备南撤，就会带动更多的人。所以，加入刘备队伍的人民越来越多。
现在有一些曹粉不顾荆州人民自愿追随刘备的史实，认为是刘备妖魔化曹操强迫人民南迁、拿百姓当人质做肉盾，根本就不值一辩。虽然跟随刘备的人民最终的结局十分悲惨，但事发之前，谁又能未卜先知料定这些人民会惨遭不幸？
历代研究历史的学者，很少对人民自愿跟随刘备这件事提出质疑。三国历史有着太多的疑团，许多事件的记载出入很大甚至相互矛盾，但这件事没有争议，因为这虽然难以令人相信，却是不折不扣的史实。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刘备之所以能够赢得这么多百姓的爱戴以及后世广泛的颂扬，与正统不正统没有多少关系，而在于他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一贯作风践行仁义，地地道道深得民心。
建立汉、唐、宋、明等大一统朝代的开国皇帝很多，却没有谁有过这样感人的事迹；建立像蜀汉一般规模割据政权的帝王更多，更没有谁赢得民间如此广泛的颂扬。
后世对刘备的颂扬，并不是始于《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早在唐代至北宋时期，刘备及其他三国重要人物的民间形象已经基本成型。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骄儿诗》，就描述了小儿对三国故事的痴迷情形，说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北宋时，三国故事更加普及，成为茶馆酒肆说书人的重要题材之一。苏轼在笔记《东坡志林》中记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人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评论——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国家会灭亡，朝代会兴替，唯有仁德、忠义一类如今天所谓的普世价值，永远存在于世人的心中！
而刘备，在许多人心中就是仁义的化身！
从襄阳至江陵，陆路约五百汉里，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步兵十多天可以到达江陵，骑兵四五天就能到达。
刘备的军队，绝大多数是步兵，再加上十多万荆州人民，行军速度越来越慢，史书记载“日行十余里”。影响行军速度的主要是跟随刘备的人民，这些百姓拖家带口、扶老携幼，除了带上金银细软等值钱的家当，还少不了粮食衣物，推着独轮车，甚至还有可能赶着耕牛缓慢前进。
队伍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当阳一带。照这样的蜗牛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江陵？如果半路上被曹操的追兵赶到，既无险可守，仓促之间又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
有一位员工忍不住向刘备提出建议，应该放弃百姓，轻军前进，直达江陵，否则曹军一到，必败无疑。
刘备当然明白，一旦曹军赶到，败局无可挽回，但他更明白人心的重要。
十多万百姓背井离乡，随我前进，我就这样抛弃他们？
不，绝不！
失败没有什么可怕的。自从起兵以来二十四年，我败多胜少，事业却一点一点发展，理想却一步一步接近，能够得来今天的成就，靠的不是某一场战役的胜利，靠的是人心和道义。
正因为人心和道义，十多万百姓才一心追随我前进。如果在危急关头置百姓于不顾，今后将何以立足？
只要得到人心、立足道义，仗打败了还可以从头再来，队伍打没了还可以从零再拉。
失去人心，背弃道义，才是彻底的失败，意味着二十多年的不懈奋斗全部付之东流，更意味着自己一生坚持的信念原来一直是错的。
人，尤其是伟人，是靠信念活着的。失去信念，是他们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何况根据正常的行军速度，刘备认为曹军追上自己的可能性很小。
于是，面对部下的建议，刘备说出了一句感动历史的千古名言：“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危难之际见真情，这句话表明了刘备的真实心境，感动了当时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也感动了古往今来无数看到这句话的人。
一百多年后，晋人习凿齿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被深深地感动，并写下了著名的评论：“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在习凿齿看来，刘备如此重情重义，信义昭著，在危急时刻依然坚持一贯的原则，根本不是靠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行为比得了的，必然深得人心，日后终成大业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的确，这样一个人不得民心，谁能得民心？这样一个人不成功，谁又能成功？
刘备，即将走出人生的低谷，大踏步走上成功之路。
不过在此之前，他还要接受一次极为残酷的考验。
因为他即将遭遇一支天下无双的军队。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支军队，那么就是——恐怖！
这支军队的名字叫作虎豹骑。它是曹操手中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
《三国志》惜墨如金，尤其不注重战争描写，其他兵种能在正文甚至裴松之的注文中出现一次，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可以称得上是精锐，比如陶谦的丹阳兵、公孙瓒的白马义从、高顺的陷阵营等。但虎豹骑仅在《三国志》正文中就出现了三次，可见是精锐中的精锐。
有关虎豹骑的史料记载非常缺少，《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王沈的《魏书》记载：“（曹）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由此可见，虎豹骑的士兵称得上是百里挑一，其他军队中带领百人（一个连队）的头目，在虎豹骑中只能充当一名普通士兵。
悲哀吗？不，一点也不悲哀，相反是无上的光荣。因为你加入的是一支天下无双的常胜铁军！
虎豹骑不只是精锐王牌，还是曹操的亲兵。史料记载虎豹骑的统领将军前后有曹纯、曹休、曹真三人——都是曹操非常重视和信任的曹氏将领。其中曹休“使领虎豹骑宿卫”，可见曹操将这支部队当作禁卫军，无比信任。
比较有趣的是，曹纯去世后，选拔新任虎豹骑统领的时候，曹操说道：“曹纯这样的人才，非常难得，一时之间选不出第二个。我看还是由我本人亲自担任虎豹骑统领吧。”（纯之比，何可复得！吾独不中督邪？）于是曹操亲自上马，兼任虎豹骑统领。可见曹操对虎豹骑是何等重视！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取代战车以后，就成为新兴的机械化部队，如同今天的主战坦克。鉴于当时的战争，陆战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拥有一支精锐骑兵，是每一个意图乱世称雄者的梦想。后世的成吉思汗纵横欧亚大陆，正是依靠精锐骑兵。
组建骑兵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大批优良的战马，而战马在乱世中十分金贵。官渡之战前，战马正是曹操迫切想要却又得不到的东西。这也没办法，曹操起家的地盘是河南、山东一带，这个地方只能长庄稼，不产骏马。
借问骏马何处有？曹操惆怅望北方。
在河北经营多年的袁绍，与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关系搞得很好，弄点马匹回来不算太难，他手中握有不少让曹操羡慕不已垂涎三尺的骑兵。
官渡之战后，曹操将袁绍投降的士兵全部坑杀，而袁绍的一万多匹战马高高兴兴照单全收。
曹操正是利用这些马匹，组建起威震三国的虎豹骑。虎豹骑其实是由虎骑和豹骑两支精锐骑兵组成的，不过习惯上并称而已。
虎豹骑的数量不会太多，在五六千到一万。兵贵精而不贵多，善于用兵的曹操深谙此道。何况组建和维持这样一支精锐部队的经费是非常高昂的，即使曹操想扩大数量，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否则也没必要设置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专门盗墓以筹集军费了）。
从虎豹骑横空出世的那天起，这支军队就与“百战百胜”几个字画上了等号。建安九年，曹纯“督虎豹骑从围南皮”，破斩袁谭。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曹纯率领虎豹骑阵斩乌桓单于蹋顿。后来，在渭水击破西凉马超军团的仍然是虎豹骑；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虎豹骑同样在阵前立下赫赫战功。这些战役，都是三国历史上著名的硬战。
总而言之，虎豹骑的战斗力极其剽悍，是名副其实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曹操正是挥着这把利剑，方才纵横天下，统一北方，奠定曹魏霸业。
虎豹骑能够发挥出如此恐怖的战斗威力，与身上的一件小小的装备分不开。
这件小小的装备虽然不起眼，却在骑兵发展史甚至世界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件装备就是——马镫。
关于马镫（双马镫）对骑兵的影响，及其发明的时间，是不是由中国人发明，这些问题说起来至少可以争论几天几夜。我只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根据几何原理，三角形最具稳固性。骑马也是如此，骑马者只有借助马鞍和马镫，将臀部支撑于马鞍上，将双脚支撑于马镫上，构成三个支撑点，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才能达到人马合一的效果，在马匹急速奔驰的时候不会轻易掉下来，在战斗中也更能保持身体的灵活性与挥动兵器的力量。
在马鞍和马镫发明之前，骑着近似于光身子的马匹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这是骑兵出现之前，中、西方为什么都用马来拉战车而不直接骑马作战的一大原因。
比起骑兵，战车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大的弱点是对地形要求很高，地形不平坦不行，有条小河小沟也不行。在战车时代，双方打仗一般要提前选择一个平原地形，然后才能开战。打着打着，不小心车轮子一损坏（一般是木质的），那就完蛋了，等着当俘虏吧——春秋时代很多个国君就是这样当了俘虏，你说冤不冤？另外，使用战车也十分不经济，组装一辆战车一般需要四匹马，还有不少木料，而车上只有三名甲士，一人负责远程攻击——射箭（称车左或甲首，是战车的指挥人员），一人负责近程保护——持长戈或长矛（称车右或参乘），还有一名非战斗人员——御者，也就是专门的司机。可见，花费四匹马以及大量的木材，才能拥有两名高速机动的战斗人员，比起一人一马的骑兵实在太浪费了。
战国中期，赵国武灵王赵雍，从北方匈奴人那里学会了骑马作战，并加以推行，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此后，中原各国纷纷效仿，骑兵逐渐流行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骑射”两个字。这表明当时的骑兵，绝对不是今天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的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骑上战马，挥动大刀、长枪往来冲突的精彩景象，而是骑马射箭（甚至下马射箭），只能算是轻骑兵。
当时骑兵的作用，在我国的一项传统游戏象棋中有一定的体现。小小的象棋中，蕴藏着古人的智慧以及当时的军事特征。下过象棋的朋友都知道，象棋中最牛的主战兵种还是车，而马只能叫作“拐子马”，只能从侧翼发动进攻，不但对车作战没有优势，就是正面遇上步兵（兵和卒）也挡不住，完全不是重骑兵时代冲突敌阵、势不可当的场面。
这正是因为马鞍与马镫还没有发明出来。这时候的骑兵，主要是利用马的快捷优势，进行一些侦察、骚扰、包抄、偷袭和追击的任务，配合步兵军团进行战斗，骑兵单独对步兵作战并不占有优势。秦始皇兵马俑中，骑兵的数量很少，而且分布在远离主阵的侧翼，就是明证。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的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其他马具齐备，唯独缺少高桥马鞍与马镫。
据考古研究，在中国发现的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年代最早的是东汉末年的作品，如我的家乡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
我们知道，艺术品的产生必然滞后于实物的出现，再加上艺术品保存至今的概率差不多与中彩票一样小，因此可以断定，最晚在东汉后期，高桥马鞍就已经出现。
那么，马镫是什么时间出现的？这是一个令无数中、西方学者研究了很久，却没有形成定论的问题。
在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实物双马镫，最早的是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出土的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三角形鎏金铜裹木质马镫，时间是公元4世纪初；其次是南京象山东晋琅邪王氏（王导、王羲之一族）墓葬群七号墓中出土的一件装备双镫的陶马，时间是东晋永昌元年（322年）或稍后。
这两件证明双马镫存在的文物，虽然地域一南一北相隔很远，年代却非常接近。这表明双马镫在公元4世纪初，在中国境内已经广泛使用，而且马镫的形态已经趋于成熟。而欧洲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马镫见于公元6世纪匈牙利阿瓦尔人（蒙古高原的柔然人后代）的墓葬中，这比中国晚了两个多世纪。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马镫是由古代中国人（包括汉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发明的，是柔然人把马镫从中国带到了西方，马镫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中国靴子”。
另外，根据史书上关于骑兵作战的一些记载，比如项羽使用骑兵冲突敌阵、汉武帝时期骑兵作为主战兵种大规模投入进攻匈奴的战争等，许多人推测马鞍和马镫就是在中国汉代出现的。即使当时没有出现后世的金属双马镫，起码出现了类似的替代品——比如采用绳带、皮革或木板作为马镫。
这不只是人们的推测，西方一本名为《阿提拉的传奇——匈奴人入侵欧洲》的书籍记载，“上帝之鞭”阿提拉率领的匈奴骑兵，装备有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马镫。不过是在马鞍上系上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让脚有个可以踩踏的地方。
由此可见，早期的骑兵的确采用过绳带、皮革或者木板一类的材料作为马镫，而这些材料很容易腐烂，不可能有实物保存下来。至于金属，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东西，如果用来大量制作马镫，那实在是太奢侈了。
关于马镫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方，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古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重道德文章而轻实用技术，一向不重视类似的奇技淫巧。木牛、流马如果不是诸葛亮发明而是一般人发明，想要在《三国志》中留下一笔，基本上就是白日做梦。
综合以上几点，就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公元4世纪初中国境内的马镫已经成熟且广泛使用，却没有此前的实物马镫保存下来以及没有书面记载。
成熟的马镫在公元4世纪初出现于中国境内，那么马镫的雏形或替代品出现于什么年代？大致范围可以确定为两汉至魏晋时期，至于准确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论。考古实物的出现，只能证其有，不能证其无。公元4世纪初在中国境内出现马镫，只能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马镫，绝对不是说马镫在那个时期才发明。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马镫出现的时间只会提前不会推迟。
我有一个推测，曹操手下威猛无比、百战百胜的虎豹骑，正是装备了马镫（很可能就是木板、皮革和绳带制作的替代品），方才发挥出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不仅要靠战术和勇气，还要依靠先进的武器装备。
此时，距出土的成熟马镫出现的时间——公元4世纪初，还有一百年，出现马镫的雏形是完全有可能的。
追击刘备的五千虎豹骑，很可能正是一支利用新技术装备了马镫的精锐骑兵！
刘备遭遇虎豹骑的地点是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
从襄阳到当阳长坂，共三百余里，刘备的军民混合队伍走了十多天，曹操的虎豹骑只走了一日一夜（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
什么叫急行军？虎豹骑给出了最佳的诠释。
如果没有马鞍和马镫的帮助，日夜不停奔驰三百里，将士们累都可以累死，大腿和臀部会严重磨损。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立刻发动猛烈进攻，那就有点不把虎豹骑的将士当人使了——他们当然不可能是超人。即使有个别人骑术高超，身体强壮勉强可以做到，但五千虎豹骑不可能人人骑术都如此精湛。所以曹操的虎豹骑装备有马镫或类似马镫的配件，是非常有可能的。
追击刘备，又一次体现出曹操卓越的军事才能。曹操在新野一带接到刘琮的投降书后，准确判断出刘备将要南撤占据战略要地和军需物资囤积地江陵。
江陵如此重要，曹操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它落到刘备手中。他将运输部队留在后边，亲自率领大军迅速向襄阳开进。到达襄阳后，确认刘备已经向江陵撤退，他更是将收降纳叛的统战工作暂时放到一边，立即部署追击刘备。为求万无一失，针对刘备分军南下，他同样分军追击。
曹操毫无疑问是军事奇才，分得清轻重缓急，做决策当机立断。同时可以看出，曹操是将刘备视为头号大敌优先考虑的。
这一次，曹操希望在南下之路上给刘备一个大大的惊喜，彻底终结刘备奇迹般的逃亡生涯。
事实上，曹操几乎就要做到了。
曹操亲自率领的五千虎豹骑经过一日一夜的急行军，军队已经十分疲劳。但最高领导曹操本人身先士卒与小兵们一同追击，领导不喊苦，小兵们只得咬紧牙关跟着前进。
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备队伍的时候，虎豹骑的将士以及他们的战马都很疲惫，不过令他们欣慰的是，经过多日行军的刘备军队，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
刘备军队在行军中难以保持队形，许多士兵都被分散开来帮助老百姓推车扛包，仓促遇敌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样一支既疲劳又无阵形的军队，在虎豹骑雷霆万钧之势的突击下，瞬间土崩瓦解。
面对此时此境，刘备别无选择，只能再一次抓紧时间跑路。
刘备逃命非常仓促，第四次不得已丢弃了老婆孩子，跟在身边的只有诸葛亮、徐庶等几十个人。
这是乱世的生存法则，老婆孩子远远比不上谋臣武将重要，妇孺老弱远远比不上青壮男子逃命方便。
虎豹骑有着阵斩敌军统帅的光荣传统，当然不会放任刘备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他们纷纷纵马追赶，迫切想要砍下刘备的首级来博取封侯拜爵。
虎豹骑眼看就要成功了，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将会因此改变命运。
但一个人的出现，阻止了他们建功立业的步伐。
这个人就是张飞。
张飞带着二十名骑兵，肩负着掩护刘备安全逃命的殿后重任。
恐怖的虎豹骑与落荒而逃的刘备之间，只隔着张飞与他的二十名骑兵。刘备、诸葛亮等人是生是死，就要看张飞的了。
通常情况下，虎豹骑的进攻不会犹豫，速度不容置疑，摧枯拉朽，挡我者死，逃命者同样是死。比如当年袁谭逃命时，喊着“兄弟你放我一马，我给你富贵”，但话音未落，虎豹骑的兄弟就挥剑砍下了他的脑袋——富贵我现在就可以自己取，需要你给吗？别人施舍的东西，永远不如自己伸手拿到的可靠。
这一次，虎豹骑的勇士却犹豫了。面对张飞率领的一小拨人，深深地犹豫了。
虎豹骑的勇士与张飞的小股骑兵，分别驻马一条河流的一座木桥的两边，相对无言。生死一线的战场出现难得的寂静。
死一般寂静。
打破这片寂静的是张飞。他怒目圆睁，横握长矛，像极了一座坚固的桥头堡，并自报家门：“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
名人效应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虎豹骑的勇士除了军事技术过硬之外，也有良好的军事素养。张飞张益德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他们清楚这个名字意味着勇冠三军（刘晔语）和熊虎之将（周瑜评）。上去与张飞决死，结果往往只有一个——一决自己就死。当然，凭借人多势众，虎豹骑的勇士们最终是可以干掉张飞的，但这至少需要留下几具尸体作为代价——谁都不清楚自己会不会率先倒下。
保全性命和博取功名哪一个更重要？虎豹骑的勇士用自己的行为做出了选择——没有人敢冲上去（皆无敢近者）。
当然，虎豹骑的勇士犹豫的时间只有片刻，等到战友越聚越多，尤其是顶头上司前来督战的时候，他们照样会纵马渡河，奋勇前进。
但两军阵前，一发千钧，战机转瞬即逝，很快刘备已经绝尘而去，虎豹骑将士望尘莫及。
张飞完成了艰巨的殿后任务，奠定了一代猛将的历史地位，如赵翼所说“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羽）、张（飞）”（《廿二史札记》）。
刘备就此逃出生天。
一起逃出的，还有日后的蜀汉皇帝刘禅。
此时的刘禅刚刚一岁，是个刚学会爬还不会走路的小屁孩，更不会骑马。
这样一个小屁孩能够幸运逃出，绝对是个奇迹。
奇迹的创造者是赵云。
刘备仓皇逃过木桥时，原本跟在队伍中的赵云掉转马头，往乱军中拍马赶去。
刘备身边有人立即打小报告，说赵云居然背叛，向北投降曹操去了。
危机处理最能体现领导的水平。刘备卓越的识人才能，在这紧急关头又一次展示出来。
遭遇这样的大败，跟随的十余万百姓遭难，大批将士纷纷逃散，老婆孩子丢弃于乱军之中，任何一个领导都会生气、愤怒乃至抓狂。
但刘备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断定赵云绝对不会背叛。他在愤怒中拔出手戟（匕首）扔向打小报告的人，语气肯定地说道：“子龙不弃我走也。”（《三国志》注引《赵云别传》）
赵云确实没有辜负刘备的信任。他往曹军中拍马跑去，不是投靠新老板，而是为了救出未来的老板——阿斗。
救出阿斗，体现出赵云的大局意识与前瞻性思维。
阿斗，是刘备当时唯一的儿子，也是刘备集团未来的接班人。
唯一的儿子很重要，未来的接班人更重要。
揣着这样的认识，赵云返身纵马冲进乱军之中。
不错，虎豹骑不是一般恐怖，此去救出阿斗的希望很渺茫，很有可能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但刘备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古有公孙杵臼，今有常山赵子龙！
舍生取义，何足惜哉！
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
长坂坡前尸横遍野，血映残阳。活着的只有两种人，纵横冲突、所向披靡的虎豹骑，与四散逃命、哀号震天的刘备军民。在这样的乱军之中寻找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值得庆幸的是有寻找线索。乱军之中，几个妇人和婴儿能跑到哪里去？线索就是保护刘备家眷的将士，还有夫人和阿斗乘坐的马车。
赵云不惧艰险一路寻找，难免要与恐怖的虎豹骑遭遇搏杀，在《三国演义》中发挥成了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在敌军之中七进七出的精彩故事，荡气回肠，令人神往。史料的记载极其简略，缺少精彩的细节，但结果比演义中更振奋人心——（赵）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三国志·赵云传》）。不仅救出了阿斗，还救出了甘夫人。
能够在虎豹骑的铁蹄之下救出一个婴儿与一位夫人，除了赵云过人的胆略和卓越的武勇，必然离不开保护刘备家眷的将士们的奋死抵抗。
赵云赢得生前身后名，其他将士却淹没于历史的尘埃。
历史不应只为英雄记。
刘备见到赵云救出阿斗与甘夫人时的喜悦，还有对赵云的嘉奖和称赞，不需要多说（史书上没有刘备摔孩子的记载）。
需要讨论的还是一个老问题：跑路跑到何处才是尽头？
恐怖的虎豹骑就在身后穷追不舍，今天逃掉了，不代表明天还能逃得掉。要想彻底摆脱虎豹骑的追击，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有人满世界追着砍自己的时候，虽然天地广阔，但跑是绝对跑不出一个安全的地方的（参见南宋两位末代小皇帝的悲惨遭遇）。光杆司令一个，则无处不危险；手下有一批靠得住的枪杆子，则无处不安全。
所以刘备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关羽。只有会合关羽水军，才能保障他们一拨人的生命安全，也是东山再起的最后资本。
那么，关羽此时究竟在哪里？
答案在刘备心中。
不过在刘备会合关羽之前，有一个人选择了离开。
这个人便是徐庶。
徐庶加盟刘备集团比诸葛亮早一点，而且同样受到了重用。此时他选择离开，并不是因为他只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而是因为他的母亲与刘备的一双女儿一样——被曹军俘虏，成了阶下囚。
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非常推崇孝道。正是在孝道观念的影响下，徐庶决定离开刘备，前往曹操军中，救出成为俘虏的母亲，日后为她养老送终。
徐庶以手指心，向刘备递交了口头辞职报告：“我本想凭借胸中所学，跟随主公共谋王霸雄图，开创千秋大业。可是如今我的母亲做了俘虏，我的心很乱，不能继续追随你了，希望你让我走吧。”（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
刘备心中明白失去徐庶这样优秀的人才是一大损失，也明白自己手下的人才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对自己非常不利，但他将心比心，更明白母亲遇难时作为一个儿子的痛苦心情。因此，即使心中有着万千的不舍和诸多的不情愿，他还是没有强留徐庶。
元直，你去吧。
即使不能一生相随，过往的深情厚谊，逝去的峥嵘岁月，定当长留心间。此一去，今世就如生死相隔，再难相见，唯愿彼此珍重！
员工也是人，不是只能干活创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刘备的做法，体现出一个仁义老板的广阔胸怀。
对此，东晋人徐众有一段评论，还举例在类似的情况下，刘备让徐庶离去，而曹操的大臣程昱要求下属靳允不要在乎母、弟、妻、子的生命，将两种行为做了一番对比，认为“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靳允也应该先救亲人，不能为了工作不顾亲人的生命。“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徐）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靳）允”（《三国志》注引徐众《三国评》）。他明确指出程昱的做法不对，对刘备的行为则表达了赞同和景仰。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是包子总会露馅儿的。刘备时时处处以仁义为怀，明显不是装出来的，唯有表里如一，一片赤诚，方能如此。
徐庶离开之后，刘备带领幸存的几十人，继续策马狂奔，抄近路前往汉津。
汉津，顾名思义是汉水渡口。但究竟是哪一个渡口，众说纷纭。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从当阳长坂“斜趋汉津”，可以看出这个渡口应该是离当阳长坂最近的一个，大约是今天湖北沙洋或者钟祥一带的汉水渡口。
当刘备死里逃生一路狂奔到达汉津的时候，无比惊喜地发现，汉水中行驶的船队正是关羽水军！
关羽水军在樊城、襄阳一带，与刘备陆军分别后，沿汉水南下。刘备陆军以蜗牛速度走了十多天才到达当阳长坂，关羽水军也走了足足十多天方才走到当阳东边的汉水一带。
这是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关羽水军在汉水中走得如此缓慢？
汉水从襄阳附近到当阳东部，水道基本是南下，大约五六百里。这么一段路程，不要说水军依靠风力还有人力，就是扔一块木板顺流而下，十多天时间大概也漂出汉水进入长江了。
关羽水军的行军速度怎么就比不上一块木板呢？
答案只有一个——关羽水军其实根本就不想走。
关羽水军前往江陵，有两条进军路线。
一是先沿汉水东南方向行进至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然后溯长江西上到达江陵，在汉水与长江中行驶的路程差不多都是1200多里，总计约2400多里。这一条路线今天仍然通行，路程也没有多少疑问，是绝大多数人认同的自襄阳到江陵的水路。
有疑问的是第二条水路。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江陵“去京都（今江苏南京）水三千三百八十”，夏口“去京都水二千一百”，襄阳“去京都水四千四百”。可以看出，南朝刘宋时期，襄阳至夏口的水路是2300里（4400里减去2100里），这差不多是汉水从襄阳至夏口水道（约1200里）的两倍。很明显，《宋书》记载的从襄阳至夏口的水路，必然不是一直在汉水中行驶。
这说明在南朝刘宋时期，从襄阳到江陵，除了沿汉水东南行至夏口然后取道长江这条水路之外，还至少有一条水路可以到达江陵（大约是从汉水取道夏水、杨水或涌水）。而这一条水路还是一条近路，只有一千余里（江陵至夏口水路为3380里减去2100里等于1280里，则襄阳到江陵水路为2300里减去1280里等于1020里，或者4400里减去3380里等于1020里）。甚至有时候前往夏口也是先走这条水路到达江陵，然后顺长江东下。
论证第二条水路在三国时期是否存在，后来在什么时期消失，涉及古今地理的演变、云梦泽的消亡等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实在过于复杂。我只在这里简单找出几条论据支撑。
论据一：西晋陆机《辩亡论》写道：“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邓塞正是在襄阳附近。此外，王粲《英雄记》记载，曹操欲从襄阳浮汉水到长江，但由于“无船”，只好“作竹椑（筏子），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这两条记载，可以证明赤壁战前，曹操的大部队及投降的襄阳军队至少有一部分是走水路与江陵水军会师后开往赤壁的（确切说是乌林）。但江夏掌握在刘备和刘琦的手中，曹操军队走水路不可能经过夏口前去乌林会师（如果能通过夏口也不必在上游的赤壁决战了），当然更不可能水军变空军飞过去，必然有另外的水路通往江陵一带的长江，与江陵水军会师后顺江东下。
论据二：日后刘备配合周瑜进攻曹仁镇守的江陵，提出了“从夏水入截（曹）仁后”（《三国志》注引《吴录》）的进军计划。证明水军可以从江陵附近的长江进入夏水，并可以沿夏水深入江陵北部。很有可能正是这一条夏水连通了汉水。
论据三：关羽日后从江陵、公安出发北伐襄阳、樊城，当时江夏掌握在东吴手中，史料中并没有关羽向东吴借道的记载（东吴答应不答应暂且不论）。但在襄樊之战中，关羽水军大显神威，水淹于禁七军，攻灭庞德等人。如果没有其他水路，关羽水军的大船难道是飞过去的？
由此可以证明，这第二条水路在三国时期乃至南朝刘宋时期，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还是一条近路，只有一千余里的路程。
刘备如果急于占据江陵，南撤时有两个选择：一是陆军分军一部分脱离军民联合队伍先走；二是派关羽水军走近路直下江陵。
但刘备既没有分军，也没有派遣关羽水军抢先占据江陵。否则，用十多天时间走一千余里水路，是绰绰有余的，当刘备兵败当阳的时候，关羽已经在江陵城里晒太阳了。
而刘备兵败当阳的时候，关羽水军还行驶在当阳附近的汉水中，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关羽根本没有急着前往江陵。在当阳附近接应刘备，不是巧合，而是事先做好的安排。从一开始分军，关羽水军的任务就不是急于占据江陵，而主要是策应和掩护刘备陆军。
这是刘备撤退时部署的一手好棋。刘备清楚曹操的长处是陆军尤其是骑兵，水军就是曹操手中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由关羽水军担任策应和掩护陆军的任务，是比较容易完成的。水陆两军同步前进，最终同时到达江陵。
因此，在当阳长坂遭遇虎豹骑的猛烈打击后，刘备毫无疑问会向东“斜趋汉津”，会合关羽水军。
陆军溃败，至少还有关羽水军可以依靠。此后一直到南征四郡时期，关羽水军是刘备唯一的嫡系军事力量。
刘备与关羽会合后，眼看曹操虎豹骑已经迅速南下，他们原定会师江陵的计划已经落空，只好改变行军路线前往江夏一带。
刘备做出这个决定，至少有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刘备一方与江夏太守大公子刘琦一向交情不错，现在又有共同的敌人曹操，牵手合作是共同的需要。
二是此时刘备只能依靠关羽水军前进，而水军只能走水路，现在曹操骑兵南下抢占江陵，关羽水军就只能走另一条水道——沿汉水走江夏，进入长江。
三是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来人便是鲁肃，因为献出“榻上策”（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而深受老板孙权器重的鲁肃。
鲁肃不辞劳苦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几千里深入荆州来到当阳，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吊唁老板孙权的杀父仇人刘表那么单纯，而是身负重任，既要与大公子刘琦化敌为友，又要与刘备联络感情建立友谊。
曹操几乎兵不血刃迫降荆州，身在江东的孙权早已坐不安稳睡不踏实。在强大的曹操威胁之下，不只是刘备、刘琦需要盟友，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权也有同样迫切的需要。
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牵手合作是必然的结局。
因此，刘备顺水推舟，接受鲁肃的建议，率军前往江夏一带。这样不但能摆脱曹操的追击，而且能靠近东吴的地盘，便于日后抱团取暖，联合抗曹。
不过汉水从当阳到江夏的水道还远，曹操追了那么久追得那么辛苦，怎么舍得让你潇潇洒洒地走？
能否安全到达江夏，刘备唯一能够指望的，还是关羽水军。
刘备的水军，最早组建于驻军樊城时期，而且应当是在后期。
此时，刘备逐步取得了刘表的信任。也是在此时，刘表早年的战友（比如黄祖）大多老去或死去（刘表临终言“诸将并零落”），打仗需要依靠刘备这样有些真材实料的人。
于是，在刘表的许可下，驻军樊城的刘备开始组建一支水军。日后威震华夏的关羽水军，就此诞生在襄阳和樊城之间的汉水之中。
这支水军初创时期的统帅，很可能就是关羽。三国时期为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做到兵知将、将知兵，往往是一个将军固定统领一支部队。
不过这支水军的数量应该不多，大约只有几千人。
刘琮投降曹操时，许多不愿投降的襄阳、樊城一带的荆州水军，纷纷投奔刘备，关羽水军得以迅速扩军。
在刘备南撤时，关羽水军担任了运输军需物资和掩护、策应陆军的重任。
关于这一点，从刘备的军队分配上也可以看出端倪。从樊城南撤时，刘备的军队大约有一万人，分给关羽的水军和船步兵大约是一半，也就是五六千人。后来诸葛亮出使东吴时曾说“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考虑到当阳惨败后能够活着回来的将士数量不会很多，这一万精甲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关羽水军，在八九千人。也就是说，关羽水军中有不少是刚刚投奔刘备追随南下的刘表水军。而刘备派遣这样一支庞大的水军在汉水里游荡，既然不急着去占领重镇江陵，一定另有重任。
实际上，关羽水军在汉水中南下，与刘备陆军的进展保持同步，几乎每天还要互通消息，协调进度。
汉水中有荆州水军时，关羽就打个招呼，喊兄弟们跟我走吧，我们欢迎你；汉水中或岸边有曹操的追兵时，关羽就狠狠地揍他们几下。
如果不是关羽水军掩护陆军、切断水路、带走船只，曹操进入襄阳后，派遣襄阳水军运载大批军队南下，然后迂回包抄刘备，速度比骑兵慢不了多少，而数量将不再是五千，会是好几万。再加上虎豹骑两路夹击，带给刘备的将是灭顶之灾。
关羽水军带走汉水船只，有前文引用《英雄记》的记载：“曹操进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椑，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大江，注浦口。”
当然说“无船”有夸张的成分，但船少不够用是不争的事实。襄阳是荆州重镇，也是刘表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如果说襄阳一带本来就没有刘表的水军和船只，那就有点太离谱了。曹操到达襄阳时“无船”，肯定与关羽的努力拉人和认真抢船的出色工作是分不开的。
关羽水军在南下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曹操绝不会轻易放弃追击刘备，但苦于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水军，陆军进攻水军又无从下手，只好望水兴叹，眼睁睁地看着刘备上了关羽的船，又一次跑路成功。遗憾的是，关羽水军与曹魏名将乐进、徐晃、文聘、满宠等人交手发生的汉津之战、寻口之战、荆城之战，由于《三国志》的记载过于简略，难以确定具体的交战时间。
当阳惨败，刘备能够死里逃生、东山再起，表现最为突出的不是出山不久的诸葛亮，也不是堪称长坂双璧的张飞和赵云，而是水军统帅关羽！
是关羽救出了危难之中的刘备和他的骨干成员，也是关羽保全了刘备最后的一支军事力量。
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刘备日后正是凭借这些骨干成员和关羽水军，东联孙吴，北抗曹魏，奠定蜀汉霸业。
关羽能成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名将，绝非侥幸。他被后世尊为“武圣”，也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刘备一路漂泊到达江夏的时候，曹操也没有闲着。
曹操在当阳击溃刘备陆军后，迅速南下占领江陵，掌握了数万荆州水军。
随后，曹操进一步落实招降纳叛、安抚地方的统战接收工作。饮水不忘挖井人，曹操没有忘记对和平解放荆州做出巨大贡献的蒯越、韩嵩、傅巽、王粲等荆州干部，被封侯者达十五人，蒯越、韩嵩等人还被调入以曹操同志为总理（丞相）的中央政府工作。原荆州地区一把手刘琮同志，被调任青州刺史，日后另有任用，改为中央政府闲职（谏议大夫），再往后就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下落不明了。
同时，曹操调兵遣将，占领各处要地，将机动部队大部分集中于江陵，准备顺江东下。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关键时刻，猛人曹操又一次自负了。
几乎兵不血刃占领大半个荆州，一战击溃刘备，连远在西蜀的益州牧刘璋也俯首帖耳，主动派兵前来听从调遣。
多么小的代价，多么大的收获！
更关键的是，除了虎豹骑在当阳一战击溃刘备，曹操的主力部队根本没有打仗，难道就这样班师回朝？要知道大规模出兵一次很不容易，需要准备很长时间，消耗很多粮饷。宝剑既然出鞘，就要派上用场。
武侠中有的剑客，出剑必见血，伸手必杀人。曹操此时就像极了一个剑客。
一个高处寂寞不胜寒、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剑客！
人心苦不知足，既得楚复望吴。曹操在出兵之前，目标只是占领荆州，没有料到会如此轻松地达成既定目标。
此时，出乎意料轻而易举的胜利，使曹操坚定了一举荡平江东孙权、奠定统一大业的雄心壮志！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江山代有人才出，曹某岂非一统主！
于是，自信满满的曹操大笔一挥写下一封书信，送到了江东老板孙权的眼前。这是一封内容极其简单，措辞极其霸气的恐吓信：“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孙权，此时正在柴桑（今江西九江）首鼠两端举棋不定。
看到这封书信的时候，孙老板与他的员工们着实吓了一跳。
水军八十万，那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是江东总兵力的十倍！
会猎于吴，这是什么意思？吴是我孙家的自留地，你曹操不请自到来打秋风，意欲何为？
曹操的意思其实不言自明：要投降就抓紧，不投降就连你一块收拾，信中欠收拾的猎物就是你孙权。
一时间，“投降吧，投降吧”的呼声又在孙权的耳旁此起彼伏。江东才俊比起荆襄人士，也就是半斤八两。旧事重演，孙权面临刘琮的选择。
最终阻止富二代孙权成为刘琮第二的，主要是三个人——鲁肃、诸葛亮、周瑜。
这三个人站在不同立场，在不同时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孙权指点迷津。
诸葛亮是作为刘备的全权使者，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指导思想，主动向刘备申请跟随鲁肃到东吴缔结同盟条约的。见到孙权后，他先用心理学知识，拿激将法指出一个男人是不能投降受辱的（投降是哪种人，自己去想）；然后指出刘备是大男人真英雄，而你孙权算不算男人，不是看别人怎么评价，而是要看你自己怎么做。得到孙权要做男人的表态后，诸葛亮又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团结抗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上起刘备、刘琦，下到荆州人民，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现在的形势那叫一个寡不敌众，不过不是我们寡、曹操众，而是我们众、曹操寡。只要你孙权决心联合刘备并肩战斗，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
鲁肃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指明孙权投降曹操不是入股而是被兼并，并且是股权为零、收益为负的兼并，毫无疑问是笔赔本的生意，永远也不会再有翻本的机会，很可能混来混去就会混到下落不明的地步。不投降，你是独霸江东的孙老板，投降后，你就是曹操掌中的孙跟帮，曹操想怎么欺负你就怎么欺负，什么时候想要你的命就什么时候要，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后悔也来不及。
最关键的是周瑜，这是一个即将迎来人生高潮的人物。他先从政治学的角度指出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抗曹不是以下犯上，而是为大汉王朝打扫卫生清除垃圾（为汉家除残去秽）的正义行为。接着，他从军事学的角度，点明曹军南下旷日持久，难保无虞；北部不稳，马（超）、韩（遂）在后；水军作战，舍长就短；水土不服，人马皆困，得出的结论是——曹操必败无疑。最后，他还秀了一回统计学知识，指出曹操原来的人马不过十五六万（《三国志》注引虞溥《江表传》），已经疲惫不堪丧失了战斗力；收降的荆州军队最多七八万，更是军心不稳难有作为，全部加起来不过二十几万，拆穿了曹操吹嘘“水军八十万众”的牛皮。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个统计数据的准确度之高，令人惊叹。
在三人多角度全方位的轮番劝说下，孙权终于摆脱了刘琮的阴影，抗曹的信心顿时雄起，成长为令曹操慨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年轻豪杰。
人生的要紧处，往往只有那么几步，甚至一步。一个关键的抉择，可能就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孙权下定决心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实际上这也是他最好的选择，以他的话来说，放眼天下，“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
决定天下向何处去的孙、刘联盟，就此结成。
表面上看起来，促成结盟出力最多的是不辞劳苦奔波千里的鲁肃和诸葛亮，实际上出力最大的是坐镇江陵蠢蠢欲动的曹操。如果没有曹操的巨大威胁，刘备和孙权恐怕早就在江夏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到达江夏后，刘备渡江驻军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北），刘琦驻扎北岸夏口。关羽水军，作为刘备唯一的依靠，应该在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封锁江面。
自从诸葛亮跟随鲁肃顺江东下，刘备就以渴望长江水倒流的精神，眼巴巴地看着江面上逆流漂过来点什么。
刘备清楚手下的一万人马加上刘琦的一万，照样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是地地道道的猛人，当年他不是老大的时候，就带着几万人马搞定了带头大哥袁绍，那场战役刘备还亲身参与，记忆犹新啊。现在曹操自己成了老大，放眼天下，还有谁是他搞不定的？
正是在曹操接连不断的残酷打击下，刘备在徐州一带走南闯北，最后一路漂泊寄寓荆州。现在又漂过了汉水，漂过了长江，下一步漂到哪里去？
刘备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因为他一想这个问题就忍不住有些郁闷。从河北涿郡起兵，出生入死混了几十年，混来混去混到了江南。下一步难道是蛮夷之地的交州苍梧郡？
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
所谓的人生，许多时候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刘备的事业在曹操的打击下，陷入低谷。同样陷入低谷的，还有刘备的信心。
事实上，这是最后的低谷。
不过，长路漫漫刘备看不到尽头。
长江茫茫，刘备同样看不到尽头。
刘备只看到了船队。从长江下游逆流而上的船队。
船队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刘备看清楚正是东吴水军后，感动得心里一阵热乎，连忙派人前去劳军。
船队的统领是大伙都熟悉的帅哥周瑜，陆续到达的还有程普、黄盖、鲁肃、吕蒙、甘宁、凌统等一拨东吴猛人。
周瑜带来了多少军队？
答案是三万。
周瑜从来没有带过这么多军队。三十岁出头的周帅哥，懂音乐，会打仗，膝下有子女，金屋藏小乔，爱情与事业双丰收，意气风发，心情大好，感觉大丈夫在世自当如此。
大丈夫在世不当如刘备。周瑜如是认为。
惶惶如丧家之犬，从徐州跑到荆州，从汉水跑到长江，几番抛妻别子，年近半百的刘备还能折腾出个什么明天？
周瑜以为刘备盛名之下，着实难副。
总而言之，别人眼里大名鼎鼎的刘豫州、刘使君、左将军，在成功人士周瑜的眼里，其实是一个不成功人士。
何止是不成功，简直就是落魄！
现在落魄人士刘备派人慰劳成功人士周瑜。周瑜感到不爽。
为了让自己爽一把，周瑜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刘备亲自过来看望自己。
以刘备左将军的官阶，讨虏将军孙权都差得很远，周瑜更是没法比。按理说，应该是周瑜前去拜见刘备。
虽说乱世靠枪杆子说话，而不是看印把子，但周瑜手里有枪杆子，刘备手里也有。何况此时刘备与孙权是联盟双方的首脑人物，而周瑜不过是孙权手下一个打工仔——级别高一点的打工仔而已。
说到底，周瑜提出的是不合理要求。
刘备却没有拒绝。因为孙刘同盟，是他刘备有求于孙权。曹操杀过来，首当其冲是他，最想干掉的还是他，他不着急谁着急？
小不忍则乱大谋。成大事者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能忍，忍常人所不能忍。
刘备最终接受了周瑜的不合理要求。
为表达诚意，刘备只乘一艘小船去见周瑜（乘单舸往见）。
宾主见面，久仰失敬、请坐看茶之后，刘备提出了最关心的问题：“战卒有几？”
周瑜：“三万。”
刘备：“是不是少了点？”
周瑜：“足够了，您就待在一边看我破曹。”
刘备：“鲁肃先生来了吧？要不一起见见？”
周瑜：“鲁肃不归我管辖，您要见改天自己去见。”
刘备：……
很明显，会见场面是话不投机，周瑜盛气凌人，刘备委曲求全。
当落魄人士遭遇成功人士，类似的情形是司空见惯，丝毫不值得意外。
能做到成功而不傲人，富贵而不骄人，很难。
周瑜没做到，刘备做到了。不论是在平原还是在荆州，刘备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以此感化了刺客，赢得了人心，让他受益终身。
周瑜的心不是《三国演义》中所写的小，而是高，自视甚高，恃才傲物，日后成为曹操与刘备离间的对象，让他防不胜防。
不过，此时刘备与周瑜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他们需要并肩作战，共商抗曹大计。
在周瑜率领东吴军队溯江西上的同时，曹操也准备停当，自江陵顺江东下，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冬十二月。
赤壁之战正式打响。
鉴于《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实在太精彩了，而且主导战役的是东吴一方，刘备集团并没有多少作为（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捉放曹，其实都是罗贯中演绎的），所以我决定不写战役经过了，主要分析讨论战役中的谜团，以及刘备一方在战役中到底干了什么。
赤壁之战，无情地击碎了曹操一统山河的梦想，奠定了天下分裂的格局，甚至对日后南北朝并立局面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深远。
然而这一仗，有着太多的谜团。这些谜团，已经无休止地争论了上千年，很有可能还会一直争论下去。鉴于留下来的第一手可靠资料实在太少，我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或者说出个人观点。
第一大谜团，会战地点。
赤壁是周瑜水军与曹操水军在长江逆向行驶中遭遇的地点，然后双方停下来在此决战。至于具体的地点，至少有蒲圻说、嘉鱼说、黄州说三种。其中蒲圻说证据较多，最为可信。
蒲圻说认为赤壁位于今湖北蒲圻（已改名为赤壁市）西北，隔江与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相对。周瑜驻军南岸赤壁，曹操驻军北岸乌林，隔江对峙。所以这一仗又被称为乌林战役。
第二大谜团，参战双方。
宏观上说，参战双方自然是刘备、孙权联军，对抗曹操一方。但具体到乌林战役，双方究竟有哪些部队参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争论的焦点是刘备的主力——关羽水军究竟有没有参战，刘备一方在战役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等等。
史料记载过于简略，是这些疑问出现的根源。但正因为关羽、张飞、赵云等刘备大将的传记中没有记载他们在乌林战役中有什么表现，恰恰从侧面说明他们没有参战或者没有值得一提的战绩。
既然史料记载无法正面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字缝里寻找答案。
关羽水军究竟有没有参战，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乌林之役，左将军（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鲁肃）来欲收地邪？”（《三国志》注引《吴书》）
这句话的发言人是关羽，用意是争取荆州土地。
这样的语境，就如我们学生时代评选三好学生或者争取奖学金，候选人都是尽量找出自己的优点和成绩，为自己增加砝码，不弄虚作假、吹牛谎报都算不错了，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绝对不会隐瞒不报。但关羽口中己方的功劳仅仅是刘备身临前线，没有说具体有什么战绩，更没有说自己率领水军如何如何。
所以结论是关羽水军没有参加乌林战役，很可能是在封锁汉水，防止曹操从汉水进入长江，以掩护周瑜水军后路。
刘备在战役中发挥的作用，从上面的引文中也可以看出——亲临前线，却没有直接战果。
这不奇怪，如果关羽水军没有参战，那么刘备率领参战的就只是一部分陆军，在水战主导的乌林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必然十分有限。实际上，周瑜火烧赤壁打败曹操后，刘备陆军倒是配合周瑜水军共同追击，一直追击到江陵城下，不过没有什么可喜的战果。
《三国志》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有刘备追击曹操的记载。曹操乌林战败后，走陆路抄近道过华容道回江陵。华容县南部有著名的云梦泽，曹操的军队就扎扎实实地走了一回云梦泽的泥泞草地，不过他们走得很有创意，不但在草地上填草，而且填人——许多老弱伤残的士兵被踩死在泥泞中，极其悲惨！（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丢下许多将士的尸体后，曹操历尽艰难走出了华容道。
华容道上没有关羽义释曹操的故事，而是刘备率领的追兵赶到放了一把火，但没有什么收获。
侥幸逃过一劫后，惊魂初定的曹操对刘备做出了最新评价：“刘备，果真是我的劲敌。只不过做事经常慢半拍，刚才他要是早一点放火，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
从当年青梅煮酒时，带着几分酒力几分恭维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到此时给出清醒的判断“刘备，吾俦也”，曹操终于完全确定，刘备正是与他争天下的不二人选，是真正的对手。
正所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不过此时刘备的实力，比起曹操差得很远。要成为与曹操同一重量级的选手，他还需要不断努力。
另外，刘备在战后初期所处的不利形势，近似于依附东吴，失去平等地位，也印证了刘备军队没有显著的战功，在乌林打败曹操的是周瑜的三万水军。
事情是谁搞定的，谁自然拥有话语权，说起话来底气更足，神气更牛，分量更重。
第三大谜团，曹操兵力。
通过对第二个谜团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乌林战役中，孙刘一方参战兵力主要是周瑜的三万水军，另外有刘备的几千陆军（很可能是《三国志》注引《江表传》所记的两千人：“将二千人与羽、飞俱”）。
那么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有多少呢？
答案自然不是八十三万，也不是二十多万，而是不到十万。
周瑜为孙权统计曹操兵力时，曾说“彼所将中国（中原）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
周瑜这句话是用来决定孙吴政权和战大计的，力求客观准确，数据本身没有多少疑问，疑问在于：周瑜所说的曹操兵力，是全部总兵力十五六万，还是带到赤壁的有十五六万？
答案是前者。证据至少有三：
一是周瑜发言时曹操正在调兵遣将，还没有将参战部队集中到江陵更没有到达赤壁，周瑜不可能提前知道曹操的参战兵力，他所说的一定是曹军总数。那么这个总数是进攻荆州的总兵力，还是包括后方的全部总兵力？请看第二条证据。
二是曹操曾对出使许都的荆州别驾刘先说道：“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三国志》注引《零陵先贤传》）此时曹操已经打败袁绍，用来恐吓别人的话，也只是说自己有十万大军。因此，在赤壁战前曹操的兵力扩张为十五六万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是带领南下荆州的兵力有十五六万，那么加上后方夏侯惇等人的留守军队、防守马超韩遂的西线军队、防守合肥的东线军队，总兵力将在二十五万左右，这样的扩军速度以及军费开支，是当时的曹操难以承受的。
三是“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明明白白说的是收降的刘表军队的总数，而不是准备投入战斗的荆州降军兵力。《刘表传》中记载刘表“拥十万之众”，除去刘琦的一万兵力、关羽带走的部分水军以及一些逃散的士兵，周瑜说曹操最多收降七八万人是经得起推敲的。这些士兵还要守卫各地，曹操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抽调到前线投入战斗。与之对应，前半句话中的曹军人数，应当也是指全部兵力。
三国前期的战役，很少有一方投入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大小小军阀林立的原因之一——没有巨无霸，大家实力都差不多，所以有个万把人马就敢称雄一方。
弄清楚曹操的全部兵力是十五六万之后，可以断定曹操进攻荆州的军队不超过十万。
这不到十万的军队，还要分兵据守战略要地或承担其他任务，如乐进留守襄阳，曹仁镇守江陵，夏侯渊督运军粮后勤，等等。曹操的许多名将都没有到前方参战，这也说明他们指挥的军队承担的是其他任务，并没有投入乌林战役。
这样一来，曹操指挥参加乌林战役的军队总数差不多在六七万至十万。
这也是周瑜底气十足，认定必能破曹的一个重要因素。
取最大值十万，对阵三万，差不多是官渡之战的兵力对比。
战役的结果同样是以少胜多。不同的是，上次的胜出者曹操，这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曹操在赤壁败于周瑜的火攻可以肯定，军队在战时感染疾病（很可能是血吸虫病）而影响战斗力也没有多少疑问。
正因为曹操此战投入的兵力不是很多，所以失败的后果不是非常严重，史载“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主传》），也就是几万人，不至于动摇北方的统治根基，才能在战后不断主动发起新的战略进攻。如战后第一年进军合肥向孙权耀兵，第三年战马超夺取关中。而秦赵长平之战、前秦淝水之战，都是赌上国运的惨败，失败的一方从此一蹶不振。
赤壁之战，曹操虽然不是惨败，但也是平生军事生涯中最大的失败。尤其是损失了刚刚收降的荆州水军，失去与孙刘水军征战长江流域的凭借，只好怏怏不乐撤回北方。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败军还。一代枭雄从此望江兴叹，统一雄心终归折戟沉沙。
世事的奇妙就在于横看成岭侧成峰。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得出不同的结论。
赤壁之战，对曹操来说是灾难，对刘备和孙权来说却无疑是福音。
乌林火攻破曹后，刘备陆军配合周瑜水军，一路追击曹操到达江陵城下。
江陵攻防战打响了。赤壁之战分为三个阶段：刘备当阳之败是揭幕战，周瑜乌林取胜是中坚战，江陵攻防是收官战。
当阳之战胜败立见分晓，乌林之战包含侥幸（曹军疾病流行、黄盖诈降得逞），江陵之战则是真材实料的攻坚战。
江陵位于荆州的中心位置，几千年来都是战略要地，北可以攻襄阳入中原，东可以取江夏下江南，西可以进巴蜀，南可以扼交广。所谓兵家必争之地是也。
这样一块宝地，刘备看上了，曹操看上了，孙权、周瑜也都看上了。
曹操北撤时，留守江陵的大将是征南将军曹仁与横野将军徐晃等人，可见他对江陵的重视。
周瑜和刘备各自统帅乌林战役的参战部队，乘胜进攻江陵。
拿不下江陵，乌林之战就没有实现价值最大化，只是消灭了曹操的有生力量，消灭了水军，没有摘到实际的果实——地盘。如果上游的江陵握在曹操手里，就等于曹操站在孙权的头上，想什么时候欺负孙权就什么时候欺负，而你只能干着急。这样的状况孙权当然不能忍。
领导的想法就是下属的做法。孙权要拿下江陵，周瑜自然全力以赴。
曹仁死守不退，周瑜志在必得。双方就在江陵开始拼命。
江陵位于长江以北，在这里主要打的是陆战。
刚开始双方隔江对峙，各自巩固防线，建立据点，摩拳擦掌。
睡好了，吃饱了，刀磨快了，那就开打吧。
战斗一开始，久经沙场的曹仁就给豪情万丈的周瑜上了一课：打水战，我们不行；打陆战，你不行。
周瑜几万人马气势如虹，杀奔江陵，前锋几千人直逼城下。
曹仁看到吴军杀到，表示很淡定，派出部将牛金率领几百人迎战。虽然牛金勇气可嘉，但毕竟寡不敌众，很快被包了饺子，就等着人家一锅端了。
江陵城头上观战的人望见这阵势，都面如土色、垂头丧气、不忍再看，琢磨着如何给即将光荣殉国的牛金将军开追悼会。
在这关键时刻，曹仁发威了。他二话不说率领几十名骑兵杀出城去救人。一旁的文官陈矫拦都拦不住，为曹仁不分轻重意气用事的行为叫苦不已。
曹仁身先士卒，率领骑兵小分队直冲敌阵包围圈，纵横驰突，势不可当。打架一向是人多的不如玩命的，曹仁如此玩命，杀得东吴士兵纷纷后退，很快救出了牛金一拨人。在回来的路上，曹仁发现还有一些弟兄们在包围圈里，立即又返身杀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又救出了包围圈里的弟兄们，然后挥一挥衣袖，潇潇洒洒地进城，胜似闲庭信步。而东吴将士个个惊魂未定，束手无策。
知识分子陈矫算是开了回眼界，见识了什么叫打仗，什么叫猛人，嘴里忍不住念念有词：“将军真天人也！”
周瑜碰了个钉子，意识到拿下江陵城没那么容易，做好了打持久战啃硬骨头的准备。
刘备也碰了个钉子。
不过根据老子的哲学，碰钉子不一定就是坏事。这句话在刘备身上应验了。
刘备起初配合周瑜打江陵，还提出了一个从水路进兵包抄曹仁后路的计划，认为“从夏水入截（曹）仁后，（曹）仁闻吾入必走”（《三国志》注引《吴录》）。刘备手下的几千军队是陆军，周瑜的一两万军队是水军。从水路进兵，离不开水军。因此刘备提出让张飞带一千陆军配合周瑜攻城，周瑜拨出二千水军跟随自己截断曹仁后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不过刘备的估计过于乐观。江陵兵多粮足，城池坚固，至于后路是不是被包抄，曹仁是不太紧张的。
刘备的计划虽然付诸实施，却没有收到多大成效。
眼看江陵城不可能速战速决，孙、刘联军开始改变方略，在围攻江陵的同时，蚕食周边地区，尽可能多地抢占地盘，争取将江陵孤立包围，看他曹仁能挺多久？
看中的第一块肥肉是荆州江南四郡。江陵都打不下来，打江北的襄阳、樊城就有点不靠谱，只能向南发展。
此时，掌握联军话语权的是孙权。孙权自己进军东线合肥，西线将领依旧是参加乌林之战的周瑜、程普、黄盖、鲁肃等人，资历深官阶高的是左、右都督周瑜和程普。
周瑜背上了江陵这个大包袱，一时走不开。
程普又担任江夏太守，据守战略要地。此时江夏太守共有三人，除了孙权任命的程普（治所在沙羡，今湖北武昌西南），还有大公子刘琦（治所在夏口），以及曹操任命的文聘（治所在上昶，今湖北安陆西南）。可见江夏战略地位的重要，三方都想染指。
在这种情况下，向南进军的联军统帅非刘备莫属。
刘备虽然在赤壁之战中的贡献不大，却是东吴绕不开的人物。算上江夏的刘琦，刘备手下掌握着两万军队，实力也很可观。东吴即使想干掉刘备也是个麻烦事，鉴于曹操的存在，继续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何况刘备还有另外一样东吴根本没法比的资本——人心。刘备到荆州寄寓七年，没闹出多大动静，却赢得了不少人心。
三国时期，谁要想控制一个地方，地方豪强绝对是个绕不过的坎。如果没有地方豪强的支持，要想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是非常困难的。而孙权与刘表原本就有杀父之仇，赤壁战前孙权攻克江夏，不但斩杀黄祖，还干了屠城的勾当。这笔账，荆州人士即使嘴上不说，可心里记得清清楚楚。一句话，荆州人民欢迎刘备，不支持孙权。
现在要夺取荆州地盘，孙权只能借重刘备。不过联军中必然有孙权的员工来掺沙子。比如东吴猛人黄盖，很可能是协同刘备南取四郡，此后就待在武陵不走，当了武陵太守的。
江南四郡武陵（治今湖南常德西）、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长沙（治今湖南长沙）、桂阳（治今湖南郴州），原本是刘表的地盘。曹操进入荆州仅仅三个月就退回了北方，实际上在这一带并没有渗透多少势力，只派了刘巴等使者一路招降。招降的惯用手段，不外乎说些跟着曹丞相干很有前途、不跟着曹丞相干死路一条之类软硬兼施的话，然后许诺给一顶更大的官帽子，开一份更高的工资。实际上，当地的官吏大多还是刘表时期任命的，只不过摇身一变换个招牌而已。
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况，刘备想出了一个高招——上表推荐刘琦担任荆州刺史，成为名义上的荆州首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打着大公子刘琦的旗号，号召四郡干部回到老领导刘表父子的怀抱，以减少进军阻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堵上孙权对荆州的觊觎之心，那意思是说刘表虽然死了，还有他儿子在，我们两个谁都不要打荆州的主意。
此后，刘备率军南征四郡。四郡地方长官愿意接受改编自然好说好商量，如果敢说不，刘备就以武力解决问题（一说武陵太守金旋就是死于阵前）。
这是一个一手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政策，既有法理上的依据（刘琦子承父业）和归顺后职务不变的承诺，又有强兵压境的武力威胁。因此刘备进军四郡并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统统搞定，“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
需要指出的是，刘备南取四郡，依靠的主要力量还是关羽水军。从长江入沅水取武陵、入湘水取长沙，然后继续深入可取桂阳和零陵。
除黄盖被孙权任命为武陵太守之外，刘备取得四郡后，只留下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并没有重新任命地方长官，还是原班人马摇身一变继续上班。
刘备当然清楚这帮干部十分不可靠，但他更清楚，只有尽可能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改革的阻力才能降到最低。
这帮干部虽然是刘表任命的，但曹操来了跟曹操，刘备来了跟刘备，半年之内三次改换门庭，任他曹刘仇深似海，任他赤壁炎烟冲天，他们还是一样当干部，一样领薪水。实在是非常快乐，皆大欢喜。
但桂阳太守赵范欢喜不起来，还开小差跑了。
说起逃跑的原因，不是赵太守看破红尘不想当国家干部，而是他过于热情，以至于拍马屁拍错了地方。
刘备派往桂阳落实收编工作的是偏将军赵云。赵太守一看赵云将军也姓赵，五百年前是一家啊，就想方设法拍马屁套近乎。
男人好什么？赵太守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得出结论：不外乎财、色二字。刚好赵太守有位守寡的嫂子，生得无双国色，人见人爱。赵太守打定主意将嫂子嫁给赵云，认定赵云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赵太守把这一举动界定为大义凛然的割爱行为，在心底为自己的高智商暗暗喝彩。
没想到的是赵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赵太守：“我和你是同姓兄弟，你哥哥也就是我哥哥，你嫂子也就是我嫂子，我怎么能娶嫂子呢？”
赵云拒绝赵范的“美意”，表面看起来是碍于伦理道德，其实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并没有不能娶寡妇这一条。曹丕入邺娶甄氏，刘备入蜀娶吴氏，都是明证。实际上，赵云不接受赵范的贿赂，是因为他已经看出赵范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而且不是真心归降刘备，所以不想让他把自己拉下水。
事实证明，赵云没有看错。赵范拍马屁拍错地方后，更加惶恐不安，心怀疑惧，深感自己与赵云将军不是一路人，终于找个机会开溜，分道扬镳了。
桂阳太守的职位有了空缺，刘备任命赵云走马上任，代理（请注意这两个字）桂阳太守。
于是，江南四郡地，有三郡实际上掌握在了刘备手中。
除了地盘，刘备还收获了大批人才，比如在长沙收降的老将黄忠（字汉升）。
黄忠在刘表手下没有干出多少名堂，日后在刘备手下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成为后世老将上阵的光辉榜样。
可见从来都是千里马多，而伯乐少。
刘备收服四郡后，掌握的地盘零陵、长沙、桂阳三郡都在江南。唯一临江的长沙郡，北部的下隽、汉昌、刘阳、州陵却被周瑜占领，作为征战江陵的据点，日后还成为周瑜的自留地（食邑）。
这等于将刘备屏蔽在长江以南的内陆地区。而刘备此时的主力部队是关羽水军，他需要一个临江的港口。
这个道理，谙熟军事的周瑜自然十分明白。毕竟孙刘两家还是盟友，周瑜不能做得太过分，最终把南郡在江南的一小块地方让给刘备屯军。
刘备通过实地考察，选定油江口作为大本营所在地，并改名为公安。公安二字，是取“左公安靖”之意。左公，即是左将军刘备，时人尊称他为左公。
油江口，又称油口，在江陵隔江不远处。顾名思义，汉口是汉水入江的地方，油口就是油水入江的地方。
刘备扼守油江口，既可以出长江，又可以入四郡。油江口就像一扇门，刘备守在门口，江南四郡就是他的后花园，进出都得打招呼；江陵就是对门，对门有什么动静，刘备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刘备驻军公安后，江南四郡乃至整个荆州的人才纷纷投靠，力量迅速壮大。他不但得到了荆州豪强的支持，甚至曹操地盘上的庐江人雷绪，还带领几万人归顺。
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只不过这句话中的“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特定在三国时代，起决定作用的“民”就是地方豪强。
地方豪强势力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比如，一个麋竺就能左右两千青壮年的去留，一个雷绪就能决定几万人归顺哪个老板——这样的动员力量甚至超过了地方的县令甚至郡守。而平民阶层即使人数很多，也因为利益错综复杂难以统一，所以很难协调一致，一般不会团结起来集中干大事。
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懂点政治的老板，都在极力拉拢地方豪强。曹丕后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向豪强世家示好，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刘备当然也不例外。他在荆州多年的苦心经营没有白费，赢得了大多数地方豪强的拥护。因此，他才能在几方势力犬牙交错的局面下，在荆州站稳脚跟，图谋发展。
对门的周瑜差不多打了江陵一年，双方互有胜负，甚至自己身中一箭，还是没能搞定曹仁。
周瑜非常忙，刘备没事干，看在盟友的分上应当去帮帮忙。有史可考的是关羽在北面切断了江陵与襄阳之间的道路（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
在周瑜和刘备的夹攻之下，猛人曹仁终于扛不住了。在李通等人的接应下，曹仁率军撤出江陵退守襄阳。
攻克江陵，赤壁之战就此画上句号。
纵观整个战役，孙权一方出力最多，收获也最大。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驻江陵，程普为江夏太守驻沙羡，黄盖为武陵太守，外加夷陵（甘宁攻克）、长沙北部，占领了从宜昌到武汉的荆州千里长江沿线地区，成功将势力从长江下游扩张到长江中游，手中握有吴楚之地。
刘备的收获与贡献也基本相符，除刘琦手中原有的江夏部分地区外，实际占有零陵、长沙、桂阳三郡，算是有了一块安身之地。
但令刘备无比尴尬的是，他占领的地盘，一共有三个主人——名义上是荆州刺史刘琦的，实际上是孙权和刘备两个人的。就连赵云上任桂阳太守，也只能是代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刘备难以施展手脚。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刘备没有尴尬太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