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洲大战，贾似道惨败，后迁至扬州，但他却仍然不自我反省，居然擅自以朝廷名义向沿海各郡发出檄文，要求各地文臣武将到海上迎驾，然后再上书朝廷请求迁都。消息传来，人心慌乱。百余名太学生激愤上书说，国难至此，不思退敌良策，不想凝聚人心，实是惊慌失措之表现，现再添移都之事，岂不更是雪上加霜，乱上添乱，军民土地将尽归大元矣。何况，圣上迁都海上，元军就不能追到海上么？一味只知撤守弃地，这不就是开门纳敌吗？太皇太后谢氏本就对贾似道有所不满了，就拒绝了他的迁都主张。左丞相王钥不仅反对迁都，还对朝廷丧失了信心，不待朝廷批准就离职而去，他是宋末期第一个自动离职的丞相。这期间，太皇太后谢氏向全国臣民下达了一份《哀痛诏》，希望各地将领起兵勤王，同仇敌忾，救君王国家于危难之间。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只有文天祥、张世杰、李庭芝及湖南提刑李芾等先后起兵。
文天祥，江西吉水人，二十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宋理宗奇其才，亲拔他为第一名。后因得罪贾似道，赋闲在家。当接到太皇太后的《哀痛诏》后，不顾友人阻止，毅然起兵。他说：“我知道起兵十有八九是死。
但国家养育臣庶三百多年，危难时刻却无一人一骑向前，岂不悲哀？我文天祥为此深为痛心，故不自量力，甘愿为国赴死！”
文天祥平时生活优裕，但自起兵，则尽以家资为军费，自我俭省，决心为国家民族洒尽一腔热血。但贾似道死党却攻击文天祥的义军是一群乌合之众，若来临安注定是添乱。右丞相陈宜中也相信此话，便下令文天祥原地待命。太学生们气愤上书，指责其尽怀小人之心，不辨忠邪。
陈宜中迫于压力暂离临安，由留梦炎代相。但朝廷仍不改变前策，只是令文天祥部去隆兴屯驻。文天祥拒不接受，自率军去了吉安操练。
这时张世杰率兵收复了饶州。张世杰原是张柔部下，他不愿意投降蒙古，这才成了南宋的一员名将。但贾似道和陈宜中等对张世杰存有戒心，不予重用。时至伯颜攻郢州不下，正好绕道过江，张世杰的名字才在南宋朝廷中被人所知，朝廷不得不任命他为总都督府诸军。张世杰以国事当先，不计较个人恩怨，在各地守将望风而降的情况下，分派部将阎顺、李存、谢洪永等攻城夺地，自己则联合各路宋军，准备与元军决一死战。
李庭芝是南宋名将，他曾率部下为鄂州解围，被宋理宗任命为两淮制置使，开府扬州。元军沿江东下，所过地方，宋将纷纷投降，李庭芝却多次斩杀元军劝降使，高擎抗元大旗固守扬州。伯颜发现，宋朝大军多在扬州，临安倚之为重。若能拿下扬州，临安则不攻自破了。但阿术几次攻城，皆被李庭芝击退。一次，阿术假装战败，李庭芝挥剑追赶，被暗矢击中肩部。李庭芝拔出箭矢，带部下继续追击，其势已不可阻挡。阿术弄巧成拙，无奈之下，只好率蒙军急退二十里，方才稳住阵脚。伯颜见攻城不下，便派重兵围困扬州，切断了它与临安的联系。
由于元军战线拉长和南宋有些将领的坚持抗战，宋军似乎又恢复了一些士气。宋将刘师勇所部经激战重创元军一部，收复了已经投降的常州。在这之前，南宋各地降元城市有三十几个。但由于元军中有些将士仍未能丢掉杀掠的本性，致使某些投降的城市也难免奸淫烧杀成风，因此引起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后竟然出现了“一城不降”的局面。
忽必烈闻听前线的情况变化，就向姚枢问计。姚枢道：“军队一改初时秋毫无犯之律，皆因将领骄奢，不思国家大计，不体恤大汗仁厚之心。
今应由大汗亲下严令，遣大臣若干专辅伯颜，若有再犯者，必诛无赦！”
忽必烈便立即发出《止杀之诏》传布元军，并派礼部尚书廉希宪为国信使，工部侍郎严忠范为副使，佩金虎等，先到建康行省，向伯颜宣布止杀之诏，然后出使宋廷，令其早日投降。伯颜得诏，立即传令全军，重申止杀之令，并派出监军，惩处违令者。
因为在元军攻宋的诸条理由中，扣押元国信使团这一条比较显眼，宋廷经多方调查核对，终使贾似道欺世盗名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群情义愤，大臣及太学生纷纷上书，要求处死这个骗国欺民的大奸臣。太皇太后谢氏认为贾似道是三朝老臣，不予处死，便下诏将其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安置于循州，派人将其监押至贬所。
船行至黯淡滩时，押解贾似道的县尉郑虎臣讥讽道：“这里河水清澈，你为什么还不投河自尽呢？”
贾似道惧死，就借口说：“太皇太后不叫我死，如太皇太后下诏，我就会死。”
又行了几天路，在贾似道上厕所时，郑虎臣将他杀掉了。当郑虎臣被捉捕时，他说：“我替天下人杀死贾似道，虽死无憾！”后郑虎臣被贾似道的亲信陈宜中处死。
但这时的形势对宋廷越来越糟糕。元军将领阿里海牙率水军在洞庭湖大败岳州安抚使高世杰，岳州总制孟之诏开城投降。随后，湖北制置使高达因认为不被朝廷重用，也在元朝许以重用之意后，率荆门各州相继投降。高达是南宋有名的战将，曾率军解过鄂州之围。高达归顺元朝，影响了许多州郡县的守军，他们也都纷纷向元军投诚了。至此，伯颜也无后顾之忧了。
忽必烈闻之大喜，亲作手诏表彰阿里海牙，并授高达为参知政事。
忽必烈还下诏给当地官吏，让他们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使百姓安业力农，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保持社会稳定。
不久，廉希宪率国信使团从建康出使临安。考虑到此时宋人对元人的仇恨，严忠范就提醒廉希宪要伯颜派兵护卫他们一行的安全。因为严忠范是行伍出身，他很理解在国家欲要灭亡时军人的愤怒，“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在这时已经失去了作用。伯颜就拨给他们五百精兵。
待廉希宪一行人到达临安城郊的独松关时，守关的将领张濡见信使竟带几百士兵前来，就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张濡先是不让其入关，经交涉，方才放行。可廉希宪等入得关来，又遭百姓和民兵围打。
严忠范为了保护廉希宪不受伤害，便指挥卫兵进行了反击，杀死杀伤多人。事态扩大，张濡就默许部下参与进去。怎奈元军士兵皆是彪悍的武士，守军几次围攻都被打退，死伤过千。张濡见了忍无可忍，便高声大喝：“这里是独松关，不是你们横行霸道的地方，休要欺辱我大宋朝无人！”廉希宪见情势不妙，便冲张濡喊道：“张将军，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不斩来使可以，但你手下那些杀人的畜生却不可饶恕！”
随即对左右低吼一声：“上！”
张濡是抗金名将张俊的曾孙，武艺高强，他手下有一营官兵平时就由他亲自调教。这时，他一挥手，这营官兵就如猛虎下山扑了过去。经过一场激战，严忠范及其所带五百蒙古精锐全部战死。廉希宪也受了重伤，被张濡派人送往临安。廉希宪向宋朝丞相陈宜中转交了国书后，就因流血过多而病情日重。宋朝见事不好，就赶紧派出使团向伯颜赔罪。
但当伯颜又派张羽同宋朝使团到临安，至平江驿亭时，张羽又被愤怒的军民杀死。伯颜闻讯自是气得不行，而这时宋将张世杰、刘师勇会同孙虎臣等又集中了十余万水陆大军，近万艘战船，列阵于镇江焦山江面，想利用此处江面较窄的优势阻止水军的优势，与元军决战，企图挽回败局。
伯颜就又与阿术商讨战策。探子报说，宋军战船都是十只连在一起，横在江中，示以决一死战。阿术就说：“那就用火烧战船打败他们。”
其实张世杰等也知道将船连在一起是犯了兵家大忌，但这么做实是出于无奈。因为张世杰是陆上战将，此次士兵不少也不习于水战，为使战船平稳，只好用铁链相连；再者宋军士气不佳，每逢与元军交手，往往掉头就跑，为防止部下临阵脱逃，只好铁链锁战船，以达到背水一战的目的。
元军借夜色发起猛攻，火炮、火箭、火舟齐发，气势甚猛。不久，宋军的战船就大多起火，烟火越来越大，遮蔽江面。伯颜亲自勒马伫立江边督战，阿术在前面亲自指挥，吕文焕、邢德立率水军奋力向前冲杀。宋军因船不能动，官兵就也索性拼命死战，张世杰、刘师勇部将士尤其勇猛，多次杀退元朝水军的进攻，甚至跳到敌船上厮杀。后多亏张弘范、董文炳等率步兵、骑兵在两岸猛力夹攻宋军，才使元军稳住阵势。只可惜宋军将领孙虎臣临阵畏缩，令部下首先砍断连船的铁链退逃，此举动摇了军心。无奈，张世杰只好率自己的人马突围而去，刘师勇也随之出去回了常州。张世杰大骂了一通孙虎臣后，就向朝廷要兵，想继续寻机与元军决战，但朝廷不予理睬。焦山战役后，南宋的水军基本不复存在了，至此再也没能力组织大规模的战役了。而伯颜却想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临安。
就在这时，忽必烈却急召伯颜回来。伯颜心想肯定是有大事，就让阿术替自己掌握军队，在原地按兵不动。伯颜赶回上都才知道，以窝阔台后王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以忽必烈违背祖制为名，发动叛乱。朝廷令北平王那木罕在草原平叛，但由于元朝的军力主要放在了征南方向，那木罕又年幼，以致败阵连连。
忽必烈请伯颜回来就是想要他停止对南宋的征战，先率兵北进平定海都之乱，然后再移师南下灭掉南宋。因为在忽必烈心中，漠北毕竟是草原母地，其政治意义大于征战南宋的战争。但亲临征宋战争前线的伯颜以一个战略家的胆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说：“我朝几代大汗都竭力要征服南家思，为何每次都前功尽弃了呢？这是因为宋人之地山川河湖遍布，易守难攻，只要他们将士用力，我们一山一河一城一要隘地夺取就非常费力。眼下，正是宋廷最为式微之时：皇帝年幼，母后干政，文臣贪腐，武将惧死，平民百姓生活不堪其苦。种种因素合在一起，证明南宋近三百二十年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这正是长生天赐予圣上实现圣祖大业的绝佳机会。现在，我军已攻克长江天堑，消灭了宋军的主力，只要再乘胜进军，不给宋人以喘息的机会，很快就会达到平宋的战略目标了。但若此时撤军，无疑将到手的胜利果实拱手奉还了。宋人经此惨败，必将痛中思痛，清污去弊，除腐革新，精心布防，枕戈待战。我欲再图征宋，可就难比登天了。而北方诸王之乱毕竟是我们的内部叛乱，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称汗的野心，久之，他们不可能齐心协力。只要那木罕王子不断地分化他们，与他们周旋，拖延住时间，他们就威胁不到朝廷。草原尽是平地，不似宋人之地那么险要，只待我军拿下南家思，一个回师北上就可以平定叛乱。所以微臣认为，朝廷在战略上应‘先南后北’方是上策。”
忽必烈觉得伯颜的分析符合实际，就令伯颜迅速攻克临安，灭掉南宋。同时，为了稳定北方的形势，又派右丞相安童去草原辅佐皇子那木罕平叛去了。恰在这时，忽必烈惊闻刘秉忠病逝的消息，这让他很是难过。他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这位忠心耿耿、博学多才的老臣的形象，从漠北草原、金莲川幕府直到他忽必烈登上大汗之位，每一步都离不开刘秉忠的辅佐。想到这些，忽必烈忍不住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察絆皇后和一些旧日勋臣更是哽咽不已哭出了声音。
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九月，伯颜与阿术会合，围攻扬州。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为打通增援临安的通道，留朱焕死守扬州，自己则和副将姜才领兵杀出扬州，攻夺扬子桥。姜才是此役的先锋，此人勇敢善战，他持一柄长枪冲在最前面，率五千铁骑旋风一样地来到了蒙将铁勒尔面前，几个回合就将铁勒尔挑下马，然后长枪一挥，又率部下冲入敌群，左右冲杀，如入无人之境。元军失去主将，自是纷纷溃逃，扬子桥遂被宋军占领。
李庭芝带了三万人马随后赶到，迅速巩固了阵地。伯颜没料到宋军竟敢出城夺占扬子桥，就急命阿术率元军攻打。
李庭芝不愧是南宋名将，竟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连斩阿术手下两员大将，重挫元军，最后见元军越来越多，便与姜才一起杀了元军一个回马枪，带剩下的两万余兵马撤回扬州。阿术便感慨地对伯颜说：“宋人将领若都如李庭芝、姜才是也，宋地难撼也！”
伯颜也称道：“这还真是块难啃的骨头。”
见扬州一时难以攻下，伯颜就命阿术率兵马采取围困之术，待其粮草断绝不攻自破。这时阿里海牙攻占了湖南，汉军万户武秀等打下江西。伯颜自己便经镇江，于当年十一月中旬挥师攻打常州。当时常州由宋将刘师勇把守，他已多次打退元军的进攻，坚守不降。伯颜率军来援，先是射书城中招降。守城将士根本不予理睬，甚至干脆将招降书拢到一起，让元军看着他们在城墙上烧毁招降书，以示誓死抵抗的决心。于是伯颜便亲自督战，以多尊火炮将城墙轰塌。帐前亲军合必赤亲率蒙军攻入城去，与宋军厮杀。此时，浙西制置文天祥派尹玉、麻士龙支援常州守军，在城外与元军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就又冲上来，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但终因兵少力薄，尹玉、麻士龙与部下在杀掉几千元军后全部战死。
十八日，合必赤将伯颜的中军大旗竖于常州城头，正在攻城和进行巷战的元军将士高呼：“伯颜丞相登上城墙了！”
元军将士就个个振奋，更加勇敢地向前杀敌。此时刘师勇、知州姚严、都统王安节已率部下与元军展开了激烈巷战。刘师勇是江南剑术高手，拳脚枪棒样样皆能。因为刘师勇爱好武术，他所招士兵也多是能会上个三拳两脚的青年人，加上主帅的重视，这些士兵平时就日日操练。
江南城市又多小巷，不利于骑马攻打，所以尽管宋军人少，蒙军一个巷子一个院子地攻打，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姚严与通判陈昭以及帐下护卫十余人且战且退，最后剩下六人。他们在一家院子里背靠背，刀枪对外，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就像是一个刺猬，让元军无从下手。蒙军几次围攻，竟被他们给杀死杀伤了近百人。合必赤亲王闻知消息率其帐前卫士赶来增援，又搭上了十几个精悍卫士的性命，才将这六人杀死。都统王安节在护卫皆已阵亡的情况下，依然挥刀砍杀，力尽被俘，因其誓死不降，被蒙军杀死。而主将刘师勇不愧是江南剑术高手，他一手持枪，一手握剑，竟率手下八名护卫骑着马在乱军当中，一路拼杀闯出城去，奔往平江。而他们的身后，从城中到城门，或死或伤的元军将士躺了一路。
伯颜曾发誓下江南不杀一人，但见此惨状，他还是忍耐不住了，便下令屠城。蒙军将士在血雨腥风中已丧失了人性，在城内挨家挨户地搜索，见男人即杀，见女人奸后也不留活命，死者不计其数。全城幸存者只有七人，因他们伏在桥下才得以生存。
与此同时，蒙军攻打独松关，宋将张濡率士兵拼死抵抗，在砍杀多个蒙军将士后被活捉，誓死不降，被蒙军杀死，其部下也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蒙将气极欲屠城，被张弘范阻止，百姓得以免害。其他各路蒙军又连克无锡、太湖、平江，直逼临安。临安是南宋的首都，也是世界有名的繁华城市，这里的财富居天下之首，珍宝无数，绝世美女倾国倾城，西湖美景更是令人神往，谁不想亲眼来看看这人间天堂呢？元军将士特别急切地想早入临安，以便乘机掠女抢物。
伯颜问行省郎中孟祺攻敌之策。孟祺说：“宋朝官吏的最后计策，就是往闽地逃生。我若用兵逼迫，他们就会很快逃掉。不擒宋人皇帝大臣，天下终难安稳。何况，一旦将士入城，宋都三百年积存下来的一切就将荡然无存，于国不利。莫不如让他们主动投降，如此，临安可保存原貌归我大元。”
伯颜便派人带着忽必烈招降诏书的副本送往临安，敦促南宋君臣束手来降，并答应绝对保证赵氏家族和文武百官的人身安全。但这时南宋朝中的官员们已经纷纷离职逃跑，连朝中的状元丞相留梦炎也悄悄地溜掉了。而谢太后和一些忠诚的大臣们仍异想天开地认为忽必烈也不过和他的前人一样，得些钱财就会走人，所以不同意无条件投降，希望能保住社稷，只对元朝称臣纳币。但伯颜不准，他告诉来使：元朝当初主动与宋朝修好，宋朝却扣下我信使一待就是十六年。去年又无故杀我信使廉希宪、张羽等人。这难道不是宋朝的罪过吗？现在，我军为免临安遭毁故停下待宋朝投降，你们又寻机讲起条件，这对吗？你们还是别用小孩子的脑袋想问题了。如不投降，我军只有进临安了，到那时你们就后悔去吧！
但宋廷还不死心，就又派宗正少卿陆秀夫等前往伯颜军中，表示宋朝的小皇帝可以尊忽必烈为伯父，世世代代修侄皇帝之礼，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但伯颜笑而不应，并当着陆秀夫的面命令大军向临安前进。几次求和不成，谢太后和文武百官心急如焚。这时，张世杰的军队回守临安，并夺取了临安外围的一些阵地。不久，文天祥也率军队来临安护驾。几部分新来临安的军队和中央禁军合在一起有二十余万人。文天祥就跟张世杰商议，可以临安之军与元军决一死战，战时请淮东李庭芝配合，两面夹攻，或可解围。张世杰表示同意，于是他俩就上奏书，主张两宫太后和皇帝迁到海上，留下将士拼死一战。但太后和丞相陈宜中却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坚决反对。陈宜中还就此提出迁都。可迁都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呈上，陈宜中就自己先溜出了临安。为了稳定形势，谢太后就任命文天祥为知临安府，谢堂为两浙镇抚大使，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刘师勇等将领见太后无心决战，在此只能束手待毙，就率部奔往定海等地招兵买马。陆秀夫和一些文臣也认为临安难保，就相继出城南下了。随后，谢太后又为安全起见，安排赵#、赵籨和杨淑妃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伯颜见临安不断有人出走，就逼宋廷代表来谈判，不然，就马上进攻临安。谢太后只好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左丞相吴坚及谢堂、贾余庆等代表朝廷与伯颜谈判。宋廷代表一到元军驻地，伯颜就让文天祥等立即接受投降，而文天祥则不卑不亢地说：“我们是为和平而来，不是为投降而来。我们承认扣押了元使之事，并向你们表示真诚的道歉，但这终究是前宰相个人所为，他隐瞒了事情的真相，欺骗了我国皇帝与臣民，并不是我宋朝皇帝的意思。现在，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贾似道已受到应得的惩处，误会已经消除。至于你们要求的赔偿之事，只要你们把兵撤至平江或嘉兴，便可由两国丞相商议。”
伯颜听了很是生气，就对文天祥说：“请文丞相认清形势，现在不是你们有资格提条件的时候，而是必须要无条件投降。我大军已兵临城下，随时可攻下临安。之所以迟迟未动，就是为了少做杀戮之事。我提醒文丞相，不要将我们的好意当成我们的软弱，免得以卵击石，最后碰得头破血流，把一座好端端的城市毁掉了。”
文天祥就也针锋相对地回应：“人与人要彼此尊重，国家与国家也如此。但如果你们偏要恃强凌弱，以武力相要挟，我们也只好奉陪到底。
如今，我临安城内几十万大军尽皆可为国效忠。江淮一带尚有我柱国大将李庭芝驻守。浙、闽、广等广大地区也在我手。所以伯颜丞相不要以死威胁我们，最后鹿死谁手还尚难预料呢？”伯颜见与文天祥谈不拢，就中止了与他的谈判。但他见文天祥不似其他人那样胆怯懦弱，而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样子，担心放其回去会影响宋朝投降的进程，就将文天祥软禁起来。其他使臣回去后，文天祥就对伯颜说：“我是使臣，丞相何故将我留下？”
伯颜笑而不答，只令宣抚唆都好生款待。唆都整天“陪伴”着文天祥，他从文天祥的谈吐中知道此人实是不凡，既博学又很有骨气，就好心好意地多次劝文天祥降元。文天祥也看出唆都是个厚道人，就用儒家的忠君思想开导他。唆都见不能说服文天祥，就也闭口不提降元的话了，但他在生活上一直十分照顾这位汉人的丞相。
贾余庆等回到临安后，把伯颜的意思告与太后，极言元军的强大和伯颜的节制有礼，又添枝加叶地极言文天祥如何如何不体谅太后的心情，置大局于不顾，只顾自己的面子跟伯颜恶言相对，这叫太后十分生气。太后知道再不答应元朝的条件，元军就可能要屠城了，就一边埋怨文天祥，一边唉声叹气地让学士们起草了诏书，一切都按伯颜的意思写上了，并谕告各地府吏开城投降。既然文天祥不听话，太后就干脆升任贾余庆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授之全权去与伯颜具体交涉投降的事情了。
正月二十五日，贾余庆等向伯颜奉献上降表和谕告各地的诏文。晚上，伯颜设宴欢迎这些南宋的降臣，蒙汉联军的一些将领也过来作陪。
当司礼的官员问伯颜是否请文天祥时，伯颜略想了想，就说，他是大宋的丞相，不仅要请，还要让他坐正位。可这一请就热闹了，文天祥在席上得知了南宋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拍案而起，大骂贾余庆卖国，骂得贾余庆面红耳赤，骂得席间的南宋降臣们低头垂泪。
吕文焕见此情景，便过来劝解。文天祥就指着吕文焕的鼻尖，把吕文焕也骂成乱贼叛逆。吕文焕还不知趣，偏又问道：“文丞相为何骂我，我的处境你不是不知道啊？”
“你什么处境？身为守疆护土的武将，不思以一死报效国家，竟还在此厚颜无耻谈什么处境？你不过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不忠不义的小人！
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不幸，就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些乱贼叛逆。常州将士都能以死而抗战到底，他们的处境就比你好吗？张濡誓死不降，他的部下全都战死，他们的处境就比你好吗？你说！你们说！”
吕氏降将出来打圆场，文天祥更是义愤填膺，他索性历数起他们的罪状。最后，文天祥指着这些降将厉声道：“你们降元了，做了敌国的帮凶与走狗，就不是我大宋的臣民了，我在这里就是你们的敌人。来吧，为了给你们的新主子做条好狗，就拿刀杀了我吧！我文天祥活是大宋的臣子，死是大宋的鬼雄！”
文天祥这顿骂，骂得大宋这些文臣武将羞愧难当无言以对，哪还有脸吃饭饮酒啊？初时在座的蒙古文臣武将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后来甚至有人尊称文天祥为大宋的伟男子。伯颜见状，就站起来说：“文丞相的心情大家都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嘛！”唆都就私下里对就近的蒙古将军竖起大拇指道：“文丞相骂得痛快！”
二月初五（２月２１日），南宋的小皇帝赵与文武百官正式投降元朝，临安顺利交接。伯颜派人将宋廷的珠宝、史集文书材料妥善保管，适时北运。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二月七日，伯颜向朝廷上《贺平江南表》。
二月二十一日，伯颜在临安颁布忽必烈批准的《归附安民诏》。三月，伯颜回大都。宋朝皇帝、文臣武将、宫女、乐官等也相继被押送北上。文天祥等人也随同在里边。太皇太后谢氏因病留在临安。其间有数以百计的宫女抗命投水自杀，一些太学生不愿北上为元朝做事也一死了之。小皇帝和其母全太后及众多臣子在临行前冲南跪地三拜，伤心痛哭。由于平时养尊处优，这些人一路上尝尽了苦头。押送者对他们也不客气，对走得慢的人连打带骂。伙食也差，上顿下顿尽是稀粥。路上渴了也不给水，只好喝河沟里的脏水。不少人在路上因病因累死去，其状凄惨得很。
途中，李庭芝、姜才率扬州宋军出兵欲夺回两宫，但元军临时改变时间和路线，又加上阿术的蒙汉骑兵拦阻，未能实现。真州苗再成也带兵夺驾，被元军击退。
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四月，伯颜载誉回上都，受到军民夹道欢迎。
忽必烈命太子真金率文武百官出城到郊外迎接，给予伯颜以朝廷的最高礼遇。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比百官迎得更远一些，想从伯颜那儿得些珍宝。伯颜知道他的来意，就取下衣服上的玉钩作为见面礼，令阿合马大为失望。忽必烈在大安阁殿外迎接。当忽必烈当众夸奖伯颜时，伯颜一再拜谢，并将功劳归于圣上和众将士。
文天祥是跟由贾余庆、吴坚、刘节、家铉翁等组成的北上祈请使团一起上路的。随文天祥北行的还有其部下及家人共十一人，他们是杜浒、金应、张庆、夏仲、吕武、王青、邹捷、余元庆、李茂、吴亮、肖发等。其中八人是他患难与共的战友，另有三人中途离去。他们是乘船沿运河向北进发。具体负责看押文天祥的是刘百户和蒙古帖木儿千户及他们率领的士兵，他们对文天祥盯得很紧。贾余庆因为仇恨文天祥，就暗告看押人说文天祥等人不会老老实实地跟着北上，路上要多加小心。帖木儿听了，就在上船和下船时亲自查验。文天祥等人也确实想寻机逃跑，但苦于看守得太严，无机可寻。途中，阿术还特来让祈请使团到扬州城下喊话，劝李庭芝投降。贾余庆、吴坚等就带着太皇太后的手诏在城下劝降。
李庭芝也不应答，突然令士兵放箭，吓得贾余庆、吴坚等抱头就往回跑。
阿术见了，就微笑着对身边的文天祥说：“文丞相，我看李庭芝跟你倒蛮像的。”
阿术多次带兵跟李庭芝交战，没占到丝毫的便宜，不由得从心里对南宋的这位将军起了敬意。
因为这次给李庭芝送投降诏书，宋朝的祈请使团在路上就多停留了几天。文天祥与部下商议，认为这是个机会，不然过了镇江就难脱身了。
也因为是在阿术的驻地，到处都是士兵，看押的也就放松了戒备。镇江其实在扬州的南面，是长江上的重镇，四通八达的，而北面的扬州和真州都还在南宋军的手里。所以要脱身只有弄条船偷逃到宋军那边去，陆路是不行的，到处都是蒙军的马队。可大家分头去找船，连着两天也没有联系到船工，因为船都被元军收缴了。大家的心就变得越来越沉重，连话都懒得说了。
可在第三天，余元庆打酒回来，就高兴地悄声对文天祥说：“船弄到了！”
声音虽小，但大家还是听到了，就过来一下子把余元庆围住。文天祥却往屋外看了看，示意杜浒注意外面。杜浒一点头，就走过去放哨。
文天祥这才低声问：“牢靠吗？”
“我觉得没问题。这人是我真州的老乡，在汉军里当个小头目，正管着几条船呢。我跟他讲了一通道理，可他却直接告诉我，说余哥你就不用说那么多了，你不就是要弄条船逃出去么，我给你弄就是了。他还说，别看我在元朝的军队里，但我还是盼着宋军能打胜仗，因为我们原本都是大宋的子民。我就跟他约好在明天夜里行动。”
“那我们就先准备一下。”
可到了第二天，看押他们的人却突然通知祈请使团渡江，只有吴坚有事留在镇江。文天祥这伙人一听就急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这时正巧唆都来看文天祥。唆都是管刘百户和帖木儿的，文天祥就对他说自己有个多年不见的朋友约好下午来喝酒，希望能在这再停留一天，明早同吴坚一起渡江。唆都说可以。唆都走后，大家就高兴得互相拥抱起来。高兴过后，他们就等天黑，可感觉这天似乎特别长。晚上吃饭，留下来准备次日同他们一起渡江的刘百户来了。文天祥说：“刘将军，明天就离开江南了，愿意跟我这丧国之人喝几口酒吗？”
“哪里，难得文丞相瞧得起我！”
有人就给刘百户倒酒，文天祥似乎一下子话多了起来，从自己考中状元一直说到被元军扣押，这期间，其他一些人就挨个给刘百户敬酒，说到了江北还望刘将军多多关照。这些人平日对刘百户都是冷眼相待，今天忽然变得异常热情，但可能是酒的作用，刘百户非但没有多想，还高兴地喝了个一醉方休，最后只好被几个士兵连拖带扶地弄回去了。时间到了，文天祥他们就身藏短刀悄悄地溜了出去。可到了江边，却不见船只，急得有人要下水游过长江。余元庆只好沿江岸去找，原来是老乡记错了地点，把船停在了离这儿有二百米的地方。
大家就赶紧上船，这老乡见都上船了，就把手里的一盏“官灯”递给余元庆，说：“有了这盏灯，江面上就没人检查了。”
余元庆连声道谢，老乡却说：“谢什么？一条船为大宋救回一位宰相，多值！”说完，这老乡就回到岸上，消失在夜色中。
船逆流而上，在元军的大船间穿来绕去，大家紧张得屏住呼吸，手里紧握着短刀，眼睛紧瞪着江面，预防发生什么不测。但因为有“官灯”，元朝的水军连问都懒得问，天快亮时船靠上了北岸。
守在北岸的真州宋军士兵听说是文丞相逃了出来，就赶紧把他们护送进了真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