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最重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大明王朝初创之时，朱元璋凭借“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占了天时；北伐成功占据幽燕之后，又有了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利；徐达、常遇春、蓝玉等一批名将的出现及国泰民安，中原民族在骑马打仗方面对草原民族有了优势。
于是，北征便又提上了议程。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棣出征的对手是乃儿不花。这是朱元璋为朱棣选择的对手，他可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朱元璋的脑子里，他的嫡长子、太子朱标就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朱标，大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比朱棣大五岁，是他大哥。朱元璋很爱朱标，对朱标好得没边了。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封朱标为皇太子。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所有的大臣，在朱标手下都有兼职。
朱元璋的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这意味着三位开国功臣不仅仅是朱元璋的手下，也是朱标的手下。在这三个人领衔之下，其他所有大明的开国功臣，全部在朱标手下有了兼职。
这可就不得了啦！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做老子的臣，老子在的时候就不能听儿子的话！历朝历代如此！宰相、大将军敢结交太子的大都只有死在成功后和死在失败前的区别：隋文帝杨坚的头号大臣杨素结交隋杨广，最终帮助他成功上位，结果杨素得病时，杨广表面上很关心，实际盼他早死，杨素看穿后拒服汤药身亡；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结交唐太宗的大将侯君集谋反，李世民留下一句“无心再登凌烟阁”，就把侯君集杀了。
但朱元璋不管，因为他对朱标的感情非常深。他的解释是：“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易生。”(1)意思就是说，老子的就是儿子的，所以都是一波，用不着两套班底。
这样一来，朱元璋不怕太子朱标学李世民，搞玄武门之变吗？不怕，完全不怕！因为这个孩子太孝顺，太像马皇后了。
朱标是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事，他不是李世民，甚至他弟弟想造反害他，他却依然为弟弟们求情。
朱元璋只信自己儿子，他重用了几个儿子：秦王朱樉封地在西安、晋王朱棡封地在太原、燕王朱棣封地在北平、周王朱封地在开封、楚王朱桢封地在武昌。这几个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兄弟当中有人有了不臣的心思。
最早暴露出心思的是晋王朱棡，史称：“然性骄，在国多不法。或告棡有异谋。”(2)锦衣卫马上查清楚并报告朱元璋，于是朱元璋决定要废了晋王。结果太子朱标为弟弟求情，免了晋王的罪。之后，秦王、周王又被人告谋反，还是太子给他们求情，再次免罪。老八潭王朱梓总以为自己是陈友谅的遗腹子（其母以前是陈友谅的女人），结果当真谋反，被逼自焚。
和这些不靠谱的藩王比起来，燕王朱棣要靠谱得多，朱元璋也更喜欢他。朱标是朱元璋心目中最佳的接班人，朱棣则是统帅徐达的最佳继任者。这两兄弟如果和当年他与徐达一样配合默契的话，大明江山永固就不是问题。
这次由朱棣担纲统帅的北征，就是一次考试。如果连丧家犬乃儿不花都干不掉的话，就说明他不合格！
当然，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晋王也被朱元璋选中为考核对象之一。窝里横的人，往往对外就彻底怂，史称“晋王怯不敢进”(3)。毕竟，面对横扫欧亚的蒙古骑兵，不是人人都有胆子的！
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有了怂包晋王的衬托，燕王朱棣的行动就变得特别高大上，史称：“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
这一仗朱棣首先做了周密细致的战前侦察。迤都山在今内蒙古境内，距离北平府（北京）可不近。要发现敌人，离不开细致的战前侦察。确定对手的位置，是打败对手的前提，这就必须要有细致的侦察工作，也是作为合格将领的入门条件之一。从朱棣进军目标明确和日后的作战效果来看，他的侦察工作做得很好，深得徐达真传。
确定敌人位置之后，朱棣根据情报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为了隐蔽作战，朱棣的做法是“倍道趋”，也就是一天跑两天的路，这个搞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因为每天行军的距离在任何时代都是受到当时环境情况发展限制的，跑多快取决于行军规划方案。朱棣制订并成功执行了这个方案，说明他不光是个合格的将领，也具备了优秀将领的潜质。
朱棣在首次用兵中还展现了自己的大仁大义。对于明朝的将领和士兵而言，记功授奖都是按斩获人头算。当你发现敌人时，敌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是钞票与权力！只要你砍得下来！此时的蒙古，根本不是朱棣手下如狼似虎的明军的对手。可朱棣没有杀他，活捉回去献俘，这等于让自己后勤补给的难度增加了一倍。朱棣可以完全掌控部队，做到令行禁止，也继承徐达“仁义之军”的一贯主张。
朱元璋特别高兴，史称：“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4)这次考试朱棣考了个满分。朱元璋把北方边防的兵权交给了朱棣，朱棣也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让自己的威名传遍了长城内外。蒙古各部都知道，大明又出了一个镇守幽燕的猛人。
这个时候，朱棣的行为、能力、品行都让朱元璋满意，甚至朱棣的出身也给他加了分。秦王、晋王有野心是因为他们是嫡子，一旦太子死了，他们有资格继位，而燕王是庶子，太子没了，按照宗法制度，皇位也轮不上他。因为他不是嫡子，没资格。所以比较起来，燕王对太子的威胁最小。
对于这一点，当时的朱棣是认的。朱标还在，秦王、晋王也都在，朱棣连夺位的想法都没有。可是，两件事勾起了朱棣的夺位之心，第一件事是一个人死了，第二件事是一个人来了。
死的人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
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走在了朱元璋的前面：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薨逝。朱元璋很伤心，史称“帝恸哭”(5)，史书记载他哭的记录只有两次，另一次是马皇后死，“帝恸哭”(6)。两次哭，朱元璋都动了真感情，说明他也是性情中人！
朱标不是突然死的，死之前朱标出了一趟远门，去了西安。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八月，朱标拜访了自己的亲兄弟秦王朱樉。秦王朱樉对这次拜访是相当不爽，因为他被人告了，太子爷这次来就是查他的。当然，太子也没有把秦王怎么样，只是把他送回了南京城，关押起来。
直到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十一月，朱标一直在“巡抚陕西”(7)，处理政务，同时在马不停蹄地考察延安、榆林（明朝时都属于九边地区，是北方防卫蒙古的重要防御基地）一带的边防情况。这次出来，朱标跑来跑去到处忙活，不单是来解决秦王的问题，还跟朱元璋的迁都决策有关。
朱元璋老早就看南京这个地方不顺眼，“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8)。应天是当时的首都南京，开封就是今天的开封，临濠是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开封特别残破，凤阳建祖坟没问题，建都基本没戏，于是朱元璋就动了别的心思。
御史胡子祺察觉到了朱元璋的意图，上疏提出迁都议题：
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崤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9)
这个奏折里列了四个可以迁都的地方，河东（今山西）、汴梁（今开封）、洛阳、关中，并做了分析：河东太冷，让皇帝受罪，这个怎么好意思，所以不会选；汴梁太平，无险可守，一旦北方边防被突破，直接玩完，所以不能选；这两个地方在四选一的淘汰赛中最先被排除。
四选一变成二选一，洛阳、关中挑一个。于是两个地方比较一下，从军事角度来讲，洛阳自然没有关中险要和便于防守，于是关中最终胜出。看来，朱元璋的选择首都的逻辑很明白，他需要找一个特别利于后代守住家业的地方。
深入分析一下，明朝以前中国历代汉族大一统王朝的建都在黄河流域：秦朝首都咸阳（属于关中）；西汉首都长安（属于关中），东汉首都洛阳；西晋首都洛阳；隋朝首都长安；唐朝首都长安，后向东移到洛阳；完成大部分统一的北宋首都在汴梁。于是，在上述四个地方选一个定都，就成了汉族大一统王朝的标志之一。
挑选首都的工作自然最适合太子去做。这就是朱标这次陕西之行最重要的目的。
朱标出发前，朱元璋最担心的是秦王、晋王的行刺阴谋，因为启程之前，朱标遇到了不吉利的天象。
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导尔前行，是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久阴不雨，占有阴谋，宜慎举动，严宿卫，施仁布惠，以回天意。(10)
朱标出发渡江遇到了响雷，10多天阴天不下雨，这些个不算事的破事被朱元璋写到诏书上，发给太子朱标。可见，朱元璋是真心疼儿子啊！
可是，再心疼也架不住病毒的侵袭。朱标一路鞍马劳顿，加上南方人到了北方有些水土不服，病了。刚开始大家可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只是普通的小病而已。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朱标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竟然一命呜呼！
本来只想太子给迁都打个前站，结果搭上太子一条命，朱元璋是真的要疯了。朱标的死，不仅仅是一场家庭悲剧，更是一个政治悲剧。因为朱元璋此时已经64岁，接班人问题摆在眼前，谁上位呢？
接班人必须至少被三方认可。
一方是遵守儒家礼法的朝廷官僚。
这些大臣以刘三吾为首，都在为接班人问题制造舆论基础。朱元璋最喜欢的是朱棣，也有意让他当接班人，可是“刘三吾曰：‘若然，置秦、晋二王何地？’太祖乃止”(11)。由此看来，立燕王朱棣是不可能的。
官僚集团希望立皇太孙朱允炆为太子，道理很简单：“皇孙世嫡承统，礼也。”(12)且从能力上来看，朱允炆的能力基本可以被儒学老臣们认可，因为他“颖慧好学，性至孝”(13)。
另一方是朱元璋的其他儿子能够认同，才能避免内乱。
按照儒家礼法，接班人要在朱元璋剩下的嫡子中选。可朱棣不是嫡子，让他当接班人秦王、晋王不太可能接受。
立朱允炆的话，诸藩王会想：虽然老头子没传立给我，但也没传给其他藩王，心里多少会平衡一点；而且侄子刚没了爹，再争也不好意思开口。更何况朱允炆继位符合礼法要求，“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4)。
此外，还必须朱元璋自己认同。
毕竟这个事最终决定权在朱元璋手上，他要选谁，估计大臣是不敢有异议的。朱元璋如果按照长幼顺序选嫡子的话，老二秦王和老三晋王，刚被废了王爵，老四朱棣倒是可行，可他是庶子，会引起兄弟相残，风乱四起。
朱元璋是深爱朱标的，朱允炆这个孙子又特别贴心。于是，朱允炆胜出。
朱允炆当孝顺孙子没问题，当皇帝可能有问题。朱元璋注意到，问题主要集中在朱允炆的性格上。他性格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柔弱，这一点和朱元璋刚好相反。
和喜欢暴力的朱元璋相比，朱允炆拒绝使用刑法，甚至建议朱元璋修改《大明律》：“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15)也就是说，朱允炆用儒学经典修改了朱元璋的刑律，还是在他爷爷朱元璋还活着的时候，所以这个孙子不一般。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九月，也就是朱标死后大约5个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综合来说，大多数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包括朱棣。
但是，朱元璋还不放心一个人——大将蓝玉。
蓝玉是朱元璋准备留给朱标的军事统帅之一。蓝玉是常遇春老婆的兄弟，也就是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是朱元璋手下第一猛男，蓝玉则是第二猛男。
蓝玉打仗就是一个字——“悍”！常遇春和徐达去世之后，他就是朱元璋清剿北元残余政权第一号悍将。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蓝玉两次出兵扫荡北元，弄得蒙古骑兵在自己老家里听到蓝玉的名字就腿发软，看到他就躲得远远的。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蓝玉逼降了北元盘踞辽东的纳哈出部，立下大功。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蓝玉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彻底消灭了北元朝廷，也结束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对蒙古人的统治。朱元璋非常高兴，晋封蓝玉为太傅(16) 梁国公。
但是，蓝玉有个毛病——做人特别嚣张。当接到朱元璋封他为梁国公、加太傅头衔的诏书时，他嚣张地冒出来一句：“我不堪太师耶。”(17)这话一说，朱元璋大为火光，直接由梁国公改成了凉国公，一字之差，让蓝玉在朱元璋心目中由“国家栋梁”变成“一边凉快”。
不过，朱元璋虽然对蓝玉有些反感，但没有动杀人的心思。因为蓝玉是铁杆太子党，太子朱标的妻子是常遇春的女儿，朱标算是蓝玉的晚辈，蓝玉和太子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
蓝玉虽然嚣张，但只要朱标在，他还是分得清大小王的，也能对朱标忠诚。而且朱元璋一向认为朱标为人太仁厚，有蓝玉这么个嚣张的猛将在侧，也许更能有利于他的统治。
可朱标突然一死，问题就变了。朱标不在了，朱允炆是蓝玉的孙辈，那蓝玉就成了皇权的巨大威胁。朱元璋不得不考虑，面对蓝玉，朱允炆靠不靠得住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这么个历史故事：有一天，朱允炆（也有说朱标的）劝说朱元璋对待大臣、功臣不应该太粗暴，需要缓和一点。朱元璋没有回答，而是拿了一根荆棘条扔给朱允炆，让他捡起来。朱允炆看到荆棘上的刺，颇为为难。朱元璋让手下把荆棘上的刺去掉，再让朱允炆拿，他方能下手。于是，朱元璋告诉朱允炆，我除掉功臣的目的，就跟拔掉这个荆棘条上的刺是一个道理，都是方便你拿啊！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想告诉后人，朱元璋消灭功臣的动机，就是为了让他的孙子更好地继位。
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是朱元璋的第一步操作。接下来的第二步操作，就是制造“蓝玉谋反案”。这对于轻松制造过“胡惟庸谋反案”的朱元璋来说驾轻就熟。
如果说曾经权倾朝野的胡惟庸谋反可能确有其事，那么嚣张跋扈一时的蓝玉谋反，却可能是胡编乱造。
蓝玉谋反案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huán）告玉谋反，下吏鞫讯”(18)。然后在锦衣卫的牢房里面搞出了供词。
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19)
作为一个二线将领，刚刚上位就谋反，这不可能，明显的是锦衣卫编的，但是没办法，朱元璋既是主谋又是法官，很快判了所有人死刑。接着就是杀，蓝玉第一个被干掉，而且还弄了个“剥皮楦草”，他也成了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剥皮楦草”的功臣。
但朱元璋“办”蓝玉案搞得很克制，从二月到九月，八个月就结束了。同年九月，朱元璋甚至下了赦免诏书：“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 比较之前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一直杀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更像雷霆一击，猛烈、短促而有节制。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案子是严格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蓝玉死了，荆棘上的刺没有了。朱元璋认为这个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他得意地跟朱允炆讲，我除掉了“奸臣”，安排几个叔叔给你守北疆，你就安心在家里当皇帝吧！朱允炆没有立即拍马屁，吹嘘爷爷英明神武，反而忧心忡忡地问了一个问题：“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 (20)一向足智多谋的朱元璋沉默了。
是啊，诸王造反怎么办！朱元璋为难了，他不可能下手杀掉自己的儿子。
而朱棣确实想反，并在一个人的帮助下谋反，此人和朱棣的父亲朱元璋一样也是一个和尚，法号道衍，本名姚广孝。
鼓动朱棣造反的和尚姚广孝是个很奇怪的人，奇怪在于姚广孝为何要造反。
姚广孝大约生于大元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他14岁的时候开始当和尚，有了一个法号叫“道衍”。这个本来平平无奇的和尚，却被一个相士认为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奇人：“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21)
刘秉忠是什么人？他是元世祖忽必烈手下的一个和尚，他以布衣平民的身份为忽必烈平定大理、争夺皇位、攻灭南宋而积极出谋划策。忽必烈登基之后，他开始正式做官，最后坐到“领中书省政事”的位置，相当于宰相。死后，刘秉忠被元朝政府给予了文臣最高级的谥号“文正”。
当然，这个预言很可能是后来姚广孝成名之后被人附会在他身上的，但是刘秉忠和姚广孝的遭遇相似，确实是事实。
姚广孝认识朱棣还要托朱元璋的福。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找来一些和尚为亡妻马皇后祈福，姚广孝在列。祈福之后，朱元璋将这些和尚分给自己各个儿子，并让他们去诸王封地。这件事对于朱棣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问题，不就是个和尚嘛，选谁不是选。但是，对于姚广孝来说就是一个大事，他已经55岁了，比朱棣大20岁，他抓住了这次机会，获得了朱棣的青睐。
姚广孝究竟跟朱棣说了什么？《明史》的记载很模糊，只有“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 。但是在《明史纪事本末》却有具体内容的记载。
僧道衍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盖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有点像现代人求职中的自我营销。自我营销的关键不在于你说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你的对象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只要你营销的内容和对象的希望吻合，就能成功。姚广孝明显知道燕王心底对皇位的渴望。
人在遇到一个用生命去博出位的机会时，犹豫本来就很正常，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来引导他，无限放大他的欲望，才可以促使他做出决断。那个引出朱棣内心深处欲望的人就是姚广孝。
“奉白帽子，王上加白”这个说法被《雍正王朝》化用到康熙的八皇子胤禩身上，这个话在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是个特别犯忌讳的话。不仅是王上加白等于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只有在出丧的时候才带白帽子，而且白色在明清时代基本和丧事画等号。这就不光是想上位，更是对现任皇帝的诅咒。作为一个祈福的和尚，说出这种话恐怕不太合适吧。
但是，这番话终究打动了朱棣，因为此时朱棣的潜意识里对皇位的渴望已经无法遏制。
首先，朱标死了，最有资格的继任者已经不在了。你是儿子，我也是儿子，你在我不争；你不在还轮不到，我就不开心了。朱元璋直接传给孙子朱允炆，其他儿子基本上是敢怒不敢言，朱棣自然也不例外。
其次，朱棣从骨子里不太看得上建文帝朱允炆这个大侄子。因为朱允炆能力比起朱棣有很大差距，具体体现在对对子上。
据说，有一次朱元璋给叔侄两人出了一个对子，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膻”；朱棣对的下联则是“日照龙鳞万点金”。两相比较一下，高下立判。
最后，朱棣对大明，对老朱家的贡献比朱允炆大。朱棣在对北元的战争中，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在明军中颇有威望，是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王爷。
朱允炆为大明做过什么？就是他爹生病时喂过药？他爷爷骂他的时候很听话？换了谁都心理不平衡。据说，朱棣拍着肩膀对朱允炆说过一句 “儿乃有今日邪？”这话里话外，透出的就是不服啊！
朱棣要造反好理解，那么姚广孝图什么呢？
不知道！说他图钱吧？这个人后来视金钱如粪土。说他图色吧？朱棣后来赐给他的宫人都被他退回去了。说他图权吧？他只有“资善大夫、太子少师”(22)这类虚衔，最多只在幕后发挥影响力，从未走到过台前。如何解释他鼓动燕王造反？
大概只能按照马斯洛先生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解释为“自我实现”的需要了吧！姚广孝就和东晋时代的桓温一样，他们的追求都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自我成就。
不过，姚广孝想要实现他的理想就只能借助燕王朱棣的力量。他看到了机会，也想借助这个机会让自己成功。于是他日日跟朱棣宣讲谋反的必要性。史书称：“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这种情况下，朱棣感觉很为难。设想一下，皇位这个东西，他确实想要，也有这个本事去要，但是风险很大，之前又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朱棣可能会想，你这和尚一直劝我起兵，有没有想过闹起来没法收场，不闹自己还可以当个快活王爷。你姚广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不光有鞋还有王位啊！
于是，朱棣给了姚广孝一个借口，为自开脱：“民心向彼，奈何？” 说出这种话，朱棣已经是非常无奈了。哪有造反的说自己没有民心支持的？这不就等于承认自己的造反不合法吗？
其实，是看不到希望。
姚广孝这时候必须给朱棣一个理由，于是他回答道：“臣知天道，何论民心!”(23)
当然，光靠姚广孝这么忽悠就去造反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听了某个神棍的话就把跳楼当成升仙途径一样，近乎侮辱朱棣的智商。姚广孝只是把朱棣心底最深处对帝位的星星之火给勾了出来，能不能燎原还要看环境。
真正刺激朱棣必须造反的，正是建文帝朱允炆本人。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一代豪杰朱元璋在南京崩逝。历史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24)这是非常高的评语，超过了“文致太平”的汉文帝刘恒，也超过了“武定祸乱”的魏武帝曹操。
朱元璋太厉害了，这给他的继任者朱允炆带来了巨大压力。
朱允炆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朱元璋守三年之丧。
守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皇帝。因为每天公务繁忙，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历史上真正做到守孝三年的皇帝并不多，一旦做到就是儒家传统的道德楷模。
但建文帝做到了。按照之前的惯例天子之丧以日代月，就是原来守36个月，现在守36天。建文帝坚持要守三年，他的理由是：“朕非效古人亮阴不言也。朝则麻冕裳，退则齐衰杖绖，食则饘粥，郊社宗庙如常礼。”(25)这意思说，守丧和之前不一样，不是不干活，就是吃的穿的和别人不同，穿的是孝服，吃的是素食。
建文帝这么做，实际上是有政治考虑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他特别担心叔叔们会造反。早在登基之前，建文帝就跟心腹、东宫伴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聊过这个问题：“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黄子澄回答很干脆：“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26)
黄子澄学问很好，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会试第一，是朱元璋御笔钦点的状元。黄子澄说的道理半对半不对，对的是诸王兵力比起中央政府微不足道，这一点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了。但是，他拿“七国之乱”来证明地方诸王干不过中央政府的例子来证明大明王朝中央政府肯定能打败地方诸王却言之过早。为什么呢？
西汉“七国之乱”的规模非常大，兵力远远超过靖难之役时的朱棣，一时之间整个关东地区，几乎全部成了叛军的地盘。但是几个月就被中央政府给平了。这是因为汉景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军事家周亚夫。但是建文帝手下没有，有的是李景隆——明朝开国名将李文忠的儿子。这愚蠢到极点的选贤方式导致的后果，暂时不表，后面大家将会知晓。
另外，“七国之乱”之所以被平定，跟挑头造反的吴王刘濞不会打仗有关系。当年刘濞造反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把部队放在坚城睢阳之下，而应该主动向洛阳发起进攻，控制敖仓粮食，掌握关东地区后，再长驱攻入关中。结果，他没那么做，导致时间白白浪费，最终被汉军攻破粮道，大军溃败，身死国灭。
但是，建文帝的对手朱棣不一样！朱棣是经历过考验的优秀军事家，是大明战神徐达的女婿兼嫡传弟子，他的军事才能远超刘濞之流。
帮助建文帝的除了黄子澄以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兵部尚书齐泰，一个是试讲大学士方孝孺。这两个人都是朱元璋留给建文帝的重臣。
齐泰和黄子澄一样，也是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进士，他原名齐德，考上了公务员之后，一直在兵部任职，他有两件事引起朱元璋的注意。
第一件事是品德作风考核。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史称“雷震谨身殿，太祖祷郊庙，择历官九年无过者陪祀，德与焉，赐名泰”(27)。意思是皇宫里的谨身殿被雷劈了，按照封建迷信的解释，这个需要找一个身家清白的官，进太庙陪皇帝祭天。在苛刻的选拔条件面前，齐德脱颖而出，被选中陪祭。朱元璋对这个人的品行很满意，甚至把他的名字改为“泰”，从此他就叫齐泰。
第二件事是业务能力考核。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史称“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28)。意思是，有一天朱元璋突然问齐泰各个边防军将领的名字，齐泰对答如流。然后朱元璋又对他进行了军事地理学的考核，齐泰从袖子里面拿出来一个小记事本，对着里面一点一点地回答。朱元璋非常高兴，觉得是军事指挥家，于是把他提拔为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和齐泰、黄子澄两位不同，方孝孺没有通过科举考试。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老实巴交的县官，最后在“空印案”(29)中掉了脑袋，方孝孺被牵连。朱元璋没有用他，因为朱元璋对方孝孺的评价是：“今非用孝孺时。”
(30)方孝孺只担任了汉中教授，后来，方孝孺被朱元璋喜欢读书的儿子蜀王朱椿聘为自己世子的教师。
朱元璋决定把方孝孺留给建文帝朱允炆用。建文帝登基就把方孝孺“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 。方孝孺相当于是最高国策顾问的角色。
“智囊三人团”就此组成。他们的共同优点是：学问好，人品好，操守好，文采好，堪称封建时代“四好”新官僚的代表；但他们的共同缺点是：不懂军事（齐泰稍好，略懂）、不懂权谋、不懂燕王。
应该说，建文帝开始削藩的时候整个态势对他极为有利，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班子身上，他们对朱棣为首的藩王采取了一种操之过急的处理方法，一系列雷霆手段实施之前并没有真正认真策划过。更重要的是，朱允炆本身的皇位还没有巩固就开始削藩，似乎有点太不把对手当回事儿。
其实，某种程度上说，朱棣的造反也是被这咄咄逼人的削藩给逼出来，如果不是之前被削的几个藩王从亲王直接降级为犯人，人生差距过大的话，朱棣会不会铤而走险，其实还真的很难讲。
如果说朱棣自己潜意识里想要造反的欲望是被姚广孝给勾出来的话，那么建文帝则用外部环境把这种潜意识逼成了朱棣唯一的选择。
建文帝和“智囊三人团”在忙完守孝这件要事之后，就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削藩”这件大事上来。藩王威胁皇权，必须削了，建文帝才能把皇位坐稳。
那么，这个时候有哪些藩王引起了建文帝的注意了呢？主要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被封的第一批藩王，我们需要回头梳理一下朱元璋的封王表。
朱允炆削藩时期主要藩王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明史·诸王列传》，朱元璋其余诸子尚年幼，未卷入。
可以看到，朱元璋分封诸王中真正占据战略要地的还是洪武三年（公元1379年）封的这一批：秦王、晋王、燕王、周王、楚王、齐王、潭王和鲁王这八位。其他的藩王要么年纪太小还没有就藩，要么属地太偏，对中央威胁有限。
这八个王里面，等到建文帝继位时，秦王、晋王、鲁王已经薨了。潭王谋反，自焚死。楚王喜欢读书，不喜欢造反，他的精力放在编“《御注洪范》及《大宝箴》”(31)上，威胁不大。剩下的燕王朱棣、周王朱和齐王朱榑都是当兵打仗出生，成为被削的重点。
那么先削谁呢？朝廷提出了两套方案。
齐泰方案很简单就四个字“欲先图燕”，黄子澄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32)说白了，齐泰要求打蛇打七寸，先把当时年纪最长、威望最高、能力最强的燕王干掉，其他的王后面再收拾，黄子澄则认为吃柿子捡软的捏，先把周王、齐王这波削了，燕王孤立就好削了。
其实，这两套方案无所谓对错，关键是执行能力。
建文帝削藩一开始执行得挺不错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刚死，“八月，周王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33)。朱棣的亲弟弟周王朱第一个被干掉。
削除周王的过程非常拉风：“遂命李景隆帅兵袭执之”，也就是说没啥具体理由，直接就派李景隆带兵把朱抓了，抓了就要审问，一审，齐王、湘王、代王全部被牵连进去了。紧接着朝廷：“废及岷王楩为庶人；幽代王桂于大同；囚齐王榑于京师。湘王柏自焚死。下狱议周王罪” 。
这些都被摆平了，下一个就轮到燕王朱棣。当然齐泰毕竟当了多年兵部尚书，还是有点水平，对军事略懂，于是他对削除燕王先做了重要的人事安排：“（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十一月，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燕阴事”(34)。
齐泰和黄子澄认为仅凭借这几个人干不掉燕王，又建议建文帝采取下一步行动，在北平周边调集部队，集结待命。
命都督宋忠调缘边官军屯开平，选燕府护卫精壮隶忠麾下，召护卫胡骑指挥关童等入京，以弱燕。复调北平永清左、右卫官军分驻彰德、顺德，都督徐凯练兵临清，耿练兵山海关，以控制北平。(35)
这些步骤证明，齐泰的计划挺不错，至少已经从几个方向完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形成了瓮中捉鳖之势。但是，建文帝朱允炆的这一系列操作最大的问题是动作太快了。他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开始搞事情，这些王被废的时候，建文帝的年号甚至都还没有被使用，削藩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同时，调兵遣将搞事情也弄得太快，各支部队虽然到位，但是将领之间还没有形成默契关系，燕王被调走的护卫和将官也还没有完全跟燕王斩断关系。
这个时候，建文帝决定先稳住燕王，用时间这个盟友来逐渐弱化燕王对部下的控制能力，同时为强化自己的军事部署争取时间。于是，建文帝又干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那就是建文元年四月，“遣燕王世子高炽及其弟高煦、高燧还北”(54)。
也就是说，建文帝把朱棣的三个儿子都给放回了北平。为什么要这么干？对这个决定，齐泰表示反对，理由很好理解，这是现成的人质啊！当然要扣留，而且扣住人质和争取时间的意图之间并不矛盾。
黄子澄却认为“不若遣归，示彼不疑，乃可袭而取也”(55)。说白了就是假装告诉燕王，我们不准备抓他，然后再偷袭！真是掩耳盗铃！
建文帝削周王，灭湘王，抓齐王都干了，朱棣还会相信你的这种举动？看来真的是世界上没有蠢人，只有把别人当成蠢人的聪明人。建文帝也暴露出了自己缺乏决策能力的弱点，选择对自己最不利的一个方案。于是，有了道衍和尚姚广孝的蛊惑，又有了建文帝削藩的逼迫，再有黄子澄送回了三个儿子的激励，让坐困北平王府的朱棣不得不下定决心，开始他一生之中最大冒险——靖难之役。
(1) 《明史·兴宗孝康皇帝列传》
(2) 《明史·诸王列传》
(3) 《明史·成祖本纪》
(4) 《明史·成祖本纪》
(5) 《明史·兴宗孝康皇帝列传》
(6) 《明史·后妃列传》
(7) 《明史·太祖本纪》
(8) 《明史·兴宗孝康皇帝列传》
(9) 《明史·兴宗孝康皇帝列传》
(10) 《明史·兴宗孝康皇帝列传》
(11) 《明史纪事本末》
(12) 《明史·刘三吾传》
(13) 《明史·恭闵帝本纪》
(14) 《春秋公羊传》
(15) 《明史·恭闵帝本纪》
(16) 明朝最高品级的三公之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太师，作者注。
(17) 《明史·蓝玉传》
(18) 《明史·蓝玉传》
(19) 《明史·蓝玉传》
(20) 《明史·黄子澄传》
(21) 《明史·姚广孝传》
(22) 《明史·姚广孝传》
(23) 《明史·姚广孝传》
(24) 《明史·太祖本纪》
(25) 《明史·恭闵帝本纪》
(26) 《明史·黄子澄传》
(27) 《明史·齐泰传》
(28) 《明史·齐泰传》
(29) 空印案，明初四大案之一。“空印”是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方便对账后填写具体内容。这本来是下级官员处理具体事务的手段之一，但朱元璋认为官吏会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所以决定严惩涉案官员。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受到牵连被杀。
(30) 《明史·方孝孺传》
(31) 《明史·诸王列传》
(32) 《明史·黄子澄传》
(33) 《明史·恭闵帝本纪》
(34) 《明史·恭闵帝本纪》
(35) 《明史·黄子澄传》
(54) 《明史·恭闵帝本纪》
(55) 《明史·黄子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