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默尔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这天对于12月来说是暖和了一些。史迪威将军夫妇正在准备款待一批来自奥德堡的年轻下级军官。几扇通向花园的门都打开了。从楼上起居室的窗户望出去，太平洋上碧波粼粼，海浪拍击着岸滩，飞起层层浪花，景象十分壮观。客人们来时都穿着便服（军人非公外出不得着军装），星期日版报刊连载画页散满了屋子。电话铃响了起来，史迪威夫人拿起听筒，听见一位朋友用激动的声音嚷道：“温，快点打开收音机！珍珠港挨炸了！”紧接着大家都忙乱地找起收音机来。有人找到了一台，插上插头，人们都围拢过来。大家全都怔住了，但他们马上又都明白过来：战争在那里爆发了，在窗外那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上爆发了。
这时，史迪威正在第四集团军司令德威特中将的领导下，负责从加州沿海直到墨西哥边境的整个西部防御司令部南方战区的防务。
12月22日早晨6点30分，第四集团军来电话把他惊醒，命令他立刻前往华盛顿，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他匆匆移交了手头工作，然后回家告别，翌日早晨，登上飞机，他在第三天下午抵达华盛顿。
1941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
华盛顿宾夕法尼亚通往白宫的大街上，铺满了厚厚一层白雪。在夜雾濛濛之中，除了游动的警务人员外，几乎没有行人，显得十分冷清。
与白宫相距不远处的行政大楼顶上，刚刚架起的高射炮林立的炮管伸向寒冷的夜空。
在这三层的行政大楼出口处，身材修长、衣着讲究的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正和目光炯炯、一脸严肃的史迪威走下台阶。他俩从下午一直谈到这会儿才出来。
史迪威，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以情报工作方面的优异成绩而受到马歇尔的青睐，与马歇尔结下深厚的友谊。后来，马歇尔在驻中国天津的15步兵团担任团长时，史迪威也在这个团任少校语言教官。那时，正赶上中国大革命，南方北伐军正向北方挺进，史迪威被派往徐州前线，他认真考察了蒋介石的黄埔军队和北洋军阀张宗昌部队的情况，写出了很有预见性的报告。他对中国的风俗民情、政治派别都了如指掌，他能用标准的北京话与天津街头的黄包车夫们随意摆谈……
1927年，马歇尔主持本宁堡步兵指挥参谋学校工作时，就委任史迪威为该校的训练主任。
1938年，马歇尔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包括史迪威在内的几名上校军阶的军官为陆军准将。
马歇尔和史迪威跨进了停在行政大楼前的小轿车，呼啸而去。
这时，美、英首脑们都集中在华盛顿，召开一个代号为“阿卡迪”的会议，马歇尔是这个会议的重要角色。
会议决定了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决定成立中国战区，以管辖中国、越南、泰国对日作战。经罗斯福推荐，征得邱吉尔同意，决定让蒋介石担任这一战区的总司令。
蒋介石又通过自己派在美国的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请派一名美国高级将领来中国，担任他的参谋长的要求。
罗斯福总统把挑选的一位美国将军到中国去担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工作交给了陆军部，由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去决定。
1月2日，在陆军部史汀生的办公室里，史汀生和马歇尔召见了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德鲁姆中将。
这位有些自命不凡且性情急躁的将军，虽然从来没有进过像西点军校那样培养正规军官的学校，但他可以称得上是美国陆军中最有成绩的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潘兴大将麾下任参谋长时，马歇尔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作战处长。
德鲁姆将军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偏过头来对史汀生说：“依我看，在缅甸齐集中、美、英三国军队，在强大空军力量配合下，加上英国皇家海军与美国舰队配合，在东面和南面有麦克阿瑟配合，对泰国和越南实行强攻。日本人远离后方，长驱冒进至南亚，看起来凶猛，实际十分虚弱。北面由蒋委员长集中若干军队向东南方向突击，我相信很快就会从日本手里夺回河内、海防，打通往中国运送物资的通道，再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本土实行战略性的轰炸，动摇其士气，并逐步把战争推向日本国土。”
史汀生坐在沙发上，对德鲁姆的见解频频点头，问道：“那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
“首先应有两万军队，500架飞机，其中200架重型轰炸机，还……”
“唔唔唔，”马歇尔抢白道：“德鲁姆将军，只怕让你感到失望，你所要的部队尚未集结，至于飞机，我们的生产能力你是知道的。”
“那你们总不能让我一个人举着美国旗帜到中国去吧？”德鲁姆忿然道。心里暗想，你马歇尔是个什么东西，现在竟在我面前指手划脚！
“至多你只能带几个幕僚去，你的任务不是带领美国军队到中国打仗，而是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装备军队，稳住中国战场，使他们不至于丧失战斗力。”马歇尔直截了当地把意图摊明了。
史汀生从旁解释道：“是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更大力量投入中国战场，我们的物资更多地是支持英俄与德国人打下去，我们的重点现在放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比日本人更危险。”
“原来如此，”德鲁姆感到受了极大侮辱，“我是军人，我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去打仗，我怎么去干那个玩艺儿。中国我不去，你们另请高明吧！”说着扬长而去。
“看来这位去中国的人还不好选啦。”史汀生为难地抚了下额头。
“有个人你看如何？”
“谁？”
“约瑟夫·史迪威。”
“他在中国不只是一个上校武官吗，蒋介石要的可是将军哪，这岂不有轻慢之嫌？”
“他现在已是准将，我们可晋升他为中将，有何不可。”
“那好吧，不知他本人是否同意，找他来谈谈。”
1942年1月14日夜，马歇尔陪史迪威走进史汀生家那生着熊熊火炉的客厅。
史汀生见到身材瘦长，结实，步履轻盈、矫健的史迪威，似乎看到了当年自己在法国战场的影子，于是产生莫名的好感。
“喂，你可以讲一些中国的事情吧？”
史迪威毫无拘束地讲起他目睹“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情况：
“那天，北平的中国守军正与日本军队隔河交火，我与包瑞德上校驾着汽车到了前线，我们正准备拍照，突然日本人向我们这边打起枪来，我们完全是连滚带爬钻进了汽车，马上开走了，当时什么也顾不得了，到了使馆包瑞德发现自己脚上少了一只鞋，而我的帽子也丢了。”
史汀生听了，止不住地捧腹大笑。然后问：
“你以为蒋委员长能够打下去吗？”
“我看能，为着他那家族利益，他也要打下去。”史迪威满有把握地说，“不过，也许在打不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向日本人屈服。”
“你的意思，我们应帮助他强大起来，足以抵抗日本人的进攻？”
“不，”史迪威慎重地说：“我们应帮助中国强大起来，去抗击日寇。”
“呃！中国不就是蒋委员长的吗，除了他还有谁？”史汀生疑惑不解。
“在中国，政治派系很多，有许多很有才能、有影响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也在走向成熟，他们居然能调停‘西安事变’。在武汉我与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先生、叶剑英先生会谈过，他们都很实际，对抗日战争有很大信心，也有他们的打法。最根本的，是他们要发动民众，而蒋介石只依靠他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们，对抗日战争悲观情绪很重。我到过台儿庄前线，也到过安庆前线，我看到中国士兵作战很勇敢，很能吃苦，他们不逊色于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现在执政的官僚机构已经十分腐化了。”
史迪威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更加坚定了史汀生与马歇尔的决心。
史汀生站起来，在客厅里踱着步子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冲着史迪威严肃地说：“我们打算派你到中国去，怎么样？”
“这……”史迪威感到很突然，“不行，不行，你们一定不要考虑我。蒋介石至今还没有忘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校官。”
“我们将任命你为陆军中将。”马歇尔肯定道。
史汀生仰头大笑起来，“蒋委员长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挑选了这么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到他身边去当参谋长。”
马歇尔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个记录夹子，递给史迪威。上面有罗斯福总统亲笔拟就的任务，那是几行总统不连贯的口头记录：
“协调，消除障碍，使公路畅通，将各派召集在一起，掌握指挥权，钱不成问题。”
马歇尔向史迪威解释道：“第一，协调。就是协调中国和英国在缅甸的军队和利益，使他们协同作战。蒋介石愿意派遣军队开进缅甸，保住由仰光到昆明的交通线，而英国人则唯恐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会对自己的殖民统治不利。我们正在从中斡旋，中缅印战区的成立，将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前不久英国扣留了中国在仰光的物资，中英关系比较紧张。第二，要尽力使仰光到昆明的交通线畅通，保证租借法案的运输。第三，要把中国的各派力量召集在一起，掌握指挥权，把任务交给他们。”
史迪威从马歇尔的解释中已经感到自己使命的艰难，心情感到格外沉重。
“你有成功的把握吗？”史汀生问道。
“如果我有指挥权，成功是会有希望的。”
“你看这事怎么办？”
“这事应征得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史迪威说。
“好，”史汀生回过头来对马歇尔说：“把这个问题写下来，交宋子文转告蒋介石。”
马歇尔在记录本上很快记下了史迪威的要求。
“干吧，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史汀生握住史迪威的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