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汉武帝刘彻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导致海内虚耗、奸宄不禁，而朝廷又不能休养生息，只好重用酷吏，暴力镇压。发展到后来法令越来越严，官员以狠辣为美，刘彻对酷吏还赞许有加，弄得朝野苦不堪言。
汉武帝末期，刘彻下“轮台诏书”，改变政策，要求休养生息，于是从那之后，兵事渐少，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然而，武帝之政积弊已久，一些不疼不痒的小政策根本不能移风易俗。在汉昭帝时期，老百姓的经济水平虽然提高，可社会风气并没有多大改观。再者，上官桀集团被诛后，霍光一人掌权，他为了保证权威，效法刘彻，以严酷的手段管理百官，所谓上行下效，这种严酷之风一级一级传下去，整个社会都一片肃然。
刘病已生于闾阎，深知民间疾苦，知道这些严刑峻法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所以亲政后极力改变这一现状。
他刚登基，廷尉府就有个叫路温舒的人上书，明确指出当时狱治之弊病：以严苛为标准，宽缓治狱者反而后患无穷。如此，就算无罪之人，被严刑拷打后也不得不违心招供。
这封上书说到刘病已心里去了，因为这正是刘病已在民间看到的情况。
可刘病已也只能听听，因为霍光还在掌舵，他知道霍光崇尚严法，不能明着和霍光唱反调，也不能让霍光过于不满。
但霍光去世之后，刘病已就立即行动起来。
霍光去世的下一年，汉宣帝七年（前67），刘病已下诏，在廷尉府新增4个廷尉平，秩六百石，职责是改变严酷作风，使案件公正处理。
汉宣帝八年（前66）五月，刘病已下诏，认为在执法过程中不能违背人性，比如父母犯了罪，子女秘而不宣是其本性，不能给治罪。他要求，儿子替父母、妻子替丈夫、孙子替爷爷奶奶隐匿罪过，都不要给治罪。就算父母替儿子、丈夫替妻子、爷爷奶奶替孙子隐匿罪过要被问罪，可如果是死刑的话，也一定要先请示廷尉，慎重处理。
同年七月，霍氏被诛。九月，刘病已下诏指出，现在的司法人员不称职。许多犯人都因为被虐待而死于狱中，很不人道。他要求地方每年都上报在狱中非正常死亡的犯人信息，并把该项目纳入年底考核的范畴。
汉宣帝十年（前64）五月，刘病已继续下诏，这一回，他在诏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司法人员的不满：现在的办案官吏，喜欢借着法律的幌子构陷人，不称职！他要求二千石官员好好自查，发现这种人立即革职。他再一次强调：办案要公正！
与此同时，他以身作则，给自己改名。
我们知道，古代有避讳的传统，对于成年男子，你如果直呼其名，就是不尊重对方。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能直接写出尊长的名字，如果在行文时必须要用某个字，可自己某个尊长（比如爷爷、父亲或者君主）的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就必须换个字。例如司马迁在写《太史公书》时，写到汉文帝时代的佞幸之臣赵谈，就不能直书“赵谈”，而写作“赵同”，因为他父亲叫司马谈。
汉宣帝的名字叫刘病已，可“病”和“已”是常用字，许多人一不小心就直接把这两个字写了出来，在当时那个严酷的环境下，很多人都因为误写了“病”和“已”而获罪。
避讳的规矩由来已久，刘病已倒还没有魄力来改变这个规矩，他不能改变大家对避讳这一规矩的看法，便只好改名了。
他要用一个人们不常用的字来做自己的名字。可能是由于自己的身世、父母等一切信息都是从别人口中询问而来，他就改名为“刘询”。
但如果有人昨天在上书中写了“询”字该怎么办呢？他昨天可不知道这个叫“病己”的人要突然叫“询”。
刘病已也考虑到了：在我改名之前没有避讳的，一概不追究。（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
刘病已不喜欢执法严酷的官吏，也痛恨诬告别人的百姓，因为冤狱往往是这种人在推波助澜，对这种人，刘病已绝不姑息。在汉宣帝十二年（前62）时，他下了一道诏书，要求赦免80岁以上的犯罪老人，因为他觉得老年人发齿脱落、血气微衰，做不了恶。但是，有三种80岁以上的老人不在赦免范畴：诬告者、杀人犯和伤人者。
刘病已通过一系列重拳出击，帝国的司法状况终于有所改观。
到汉宣帝十七年（前57），他又下诏书，要求官吏治民不可暴虐。
汉宣帝二十年（前54），他派了一个巡查组，到全国各地调查冤狱，严惩那些仍然苛暴的官吏。
刘病已一直在努力营造一个宽松的司法环境，所以像黄霸这种公正处事、以道德教化治理百姓的官员，就很对他的胃口。他需要黄霸这样的人给下面做表率，引导各级官员温和治民。
像郅都、宁成、张汤、王温舒、杜周这种冷面杀手型官吏，在史书上被称作“酷吏”，而像黄霸这样春风暖人型的也有个名字：循吏。
循吏，即遵循法度、按章办事之官吏。但如果仅仅是按规矩办事，这种官恐怕太多了，所以班固将他们中温文尔雅、为人敦厚、精通儒学、心系百姓的人称作循吏，并将这批人合在一起，立了个《循吏传》。
汉武帝时代酷吏甚多，有没有循吏呢？
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把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公孙弘、兒宽和文翁列为循吏。董仲舒，是阐述“天人三策”的大儒；公孙弘，是汉朝立国以来第一个平民出身的丞相（几大开国元勋除外），设立了博士弟子，开启了文官政治时代；兒宽，儒学大师，官至御史大夫；文翁，是四人中名气最小的，他当蜀郡太守时，重视当地教育，刘彻后来办太学、在郡国设立学校都是受他启发。
汉宣帝时代最有名的循吏就是黄霸了。除了他，在《循吏传》中的还有王成、朱邑、龚遂和郑弘。据史书记载，汉代的好官，数量在汉宣帝时代达到鼎盛（当然不止黄霸、王成等人），可以说汉朝在这时候振兴了。（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在循吏扎堆的汉宣帝时代，有一个官员很刺眼，他叫严延年。
如果读者还记得，当初刘病已刚继位时，严延年曾跳出来弹劾霍光，说霍光擅自废立皇帝，大逆不道。霍光咬牙切齿地将这件事忍了，可严延年过了不久又弹劾大司农田延年，结果被朝廷倒打一耙，说他当日没有弹劾田延年，纵容罪犯，是死罪，讽刺的是，那个被严延年纵容的田延年，竟安然无恙。严延年知道朝廷容不下自己，就一溜烟跑了。
过了几年，朝廷大赦天下，而此时霍光应该已经不在了，严延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当年，朝廷给严延年的罪名太扯太拙劣，办案部门只是迫于霍光的压力才不得不做出这等为世人耻笑的判决，从真实内心讲，他们见严延年敢向霍光挑战，都觉得严延年是条汉子，于是当严延年无罪后，丞相府和御史府都给他发了聘任书。由于御史府的聘书先抵达严延年手中，加上严延年之前就是侍御史，所以他去了御史府。
严延年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他当年和霍光叫板一事让刘病已印象深刻，所以刘病已得知严延年复出，就将他任命为平陵县的县令。之后几年，严延年几经波折，当上了涿郡太守。
那时候的涿郡，简直同土匪窝无异了，东西地区各有两个高姓家族作威作福，还有黑帮老大毕野白欺凌百姓，涿郡官吏畏之如虎。最后发展到百姓外出需要带上兵器防身的地步，只要听说罪犯和高家人有关系，官府就不再过问。严延年自然不会容忍这种状态，他到任后，非常强硬，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批豪强治了死罪，那之后涿郡终于安宁。
严延年是个非常狠的角色，三年后他担任河南郡太守，整得河南豪强乖乖的不敢动弹，连盗贼都惧怕严延年的淫威而销声匿迹了。严延年当太守期间，主要思路是打击豪强，帮助弱小。前者有错，他深文周纳，从重从严；后者有错，他曲意维护，从轻从缓。与此同时，他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高深莫测的人。人们觉得某个人论罪当诛，可等他们某一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这个人被严延年放了；人们觉得某个人肯定能活，可突然有一天就听说这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严延年不让人猜出他的想法，把河南郡的官员和百姓都吓得战战兢兢，生怕哪一天被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搞死。
其实看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意识到严延年是个酷吏了。他想要收拾谁，就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反正那时候法律条文特别繁杂，而且有相互冲突的情况），将其处死。严延年在河南郡杀人如麻，每年冬天集体处决犯人的时候，死者无数，流血数里，郡中人无不惶恐，谓之“屠伯”。
京兆尹张敞和严延年关系不错，他听说河南郡在严延年的治下一片风声鹤唳，就写信劝严延年悠着点儿。
但严延年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自我感觉良好。这也难怪，严延年在河南郡有着无上权威，没有人敢隐瞒他、忽悠他，所有人都畏惧他，他想让谁死谁就死，这是严延年一直以来都引以为豪的。所以，面对张敞的劝说，严延年理直气壮地给了回应：河南郡地理位置重要，刁民众多，必须使用严酷手段才行。
在严延年的内心里，让人惧怕的官员才是成功的，他也自认为是成功的，所以他素来瞧不起软绵绵的黄霸。当听说皇帝下诏书表彰黄霸在颍川郡的所作所为时，很不服气。当时，河南郡有蝗虫灾害，太守丞回来汇报后，严延年冷笑道：“难道这蝗虫能被凤凰吃了吗？”
严延年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是挖苦刘病已和黄霸哩。因为刘病已表彰黄霸的原因，就是经常有凤凰等祥瑞在黄霸所在的颍川郡降集，刘病已认为这是黄霸以教化治民的结果。严延年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天子既然认为黄霸厉害，认为出现凤凰就了不起，就要表彰奖励，不知凤凰能否吃掉蝗虫呢？
那天，太守丞汇报完蝗灾，又跟他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立了常平仓（此事具体见后文），有利于老百姓。
严延年傲得很，经常想通过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高明，所以当听说了常平仓一事，虽然也觉得这个措施好，但还是不忘记挖苦一下领导：“这事情简单得很，丞相和御史大夫要是不会做，他们就赶紧退位让贤，什么时候轮到耿寿昌来指手画脚了？”耿寿昌提出好的方案，就算不是丞相和御史大夫领导有方，也不能因此说丞相和御史大夫无能啊！所以，严延年纯粹就是想贬低领导才这么说的。
严延年的喜怒无常、高深莫测最终将他推入了火坑。
不久之后，京城地区有职位空缺，刘病已准备征调严延年，连任命诏书都发出去了。可就在这时，有人说严延年是个杀人如麻的酷吏，刘病已闻言立即追回任命书，换成别人。
严延年听说到嘴的鸭子飞了，都快气死了，他想来想去，觉得很可能是少府梁丘贺搞的鬼。
但这时候已经容不得他怀疑别人了，因为刘病已已经三令五申要求地方上公正执法，不得苛暴，然而这个严延年居然罔顾法令，我行我素，他这种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的行为让刘病已十分不满。
所以，严延年不但升职不成，反而引起了刘病已的关注——刘病已要收拾他了。
这一点严延年也察觉到了，可他还是满腹牢骚，他听说琅琊郡的太守因为久病不能任事而被免，就当着太守丞的面叹道：“这种人都能辞官，我何以不能呢？”
不久之后，就有人弹劾严延年，说他推荐了一个“廉吏”，而这个“廉吏”有贪污行径，不过，办案人员没能从这个“廉吏”身上搜出贪污的财物，没有物证。尽管证据不足，可朝廷还是认为严延年在推荐人的时候欺上瞒下，将严延年降薪处理。
面对这样的处理结果，严延年气极反笑，道：“我看以后还有谁敢再推荐能干人！”
此时的严延年，已经引起了中央的不满，而他又经常大放厥词，这让河南郡太守丞——就是前面出现的那个给严延年汇报工作的人感到惶恐。太守丞平时就害怕严延年得很，在这个特殊时期，对严延年的任何动作都非常敏感，比如严延年对他好了，他就担心这是严延年准备先麻痹了自己后，再来迫害自己。他生怕被严延年这等高深莫测之人稀里糊涂给搞死了，吓得连忙占卜。
占卜的结果是，他活不久了。
事实上，他也的确活不久了。
太守丞更加确信严延年要谋害自己，立即请假去长安，写了一封上书，历数严延年的十大罪状。
这个太守丞已经老了，常年跟严延年待在一起，已经变得有些神经质了，他担心朝廷不相信自己所说，竟然饮药自杀，以示自己所言非虚。
太守丞自杀一事立即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很快就有人去调查太守丞所揭发的十大罪状。
太守丞告发之事被查证属实，严延年最终被处以弃市之罪。
汉宣帝时期好官多，是因为刘病已努力营造了宽松的司法环境吗？
是的，但原因又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