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分监区长是在四天后回来的，他刚进车间的那会，犯人们甚至还能闻到他身上带有一股清淡的麦香味。
很明显，这几天周副分监区长皮肤晒黑了，黑得让犯人差点认不出来；他疲惫极了，疲惫得让犯人看着都为他心疼。可他本人却一点也不觉得，倒是犯人们瞅着他的那种眼神反倒让他感动得不得了。在跟犯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后，他就夹着个黑色的公文包直接走进了车间办公室。
杨涛走到办公室时，都还不相信自己身份核对的事这么快就有了结果，但不管办没办好，至少这次周副分监区长已把自己河南老家那边的消息给带回来了。
是啊！十九年了。不对，按公历算的话，今年应该是第二十个年头了。如果照这么说，自己已整整二十年没回家了？父母还在吗？大哥和小妹还在吗？家里的老房子还在吗？那条把自己送到村门口的小花狗还在吗？往事历历在目，一下子又勾起了杨涛对二十年前的回忆。
“报告警官，服刑人员杨涛到！”一到办公室门口，杨涛就急忙打起了报告。
“进来！”随即，门内传来了周副分监区长的声音。
“是，谢谢周副分监区长！”因为马上就能知道家里的消息，杨涛回答得也是很大声。
分监区车间的办公室其实很简单：两张办公桌，三把椅子，一台电脑一部电话，还有一套立式的储物柜和一台饮水机，而此如已。
当杨涛一进办公室内，周副分监区长就想把帮他办好身份证的事告诉他，但又觉得这样是不是太急了点，于是就绕了个弯子问杨涛：“杨涛，你多少年没有回家了？”
“差不多二十年了吧！”杨涛想也不想地回答。
“哦，听你这口气，怕是十几岁时就离开了家啰！”周副分监区长又追问了一句。
“是吧，那时我出外的时候还小，只记得是跟村里人一起出去的。”杨涛有点不耐烦起来，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自己的身份证到底办好了没有。
周副分监区长哪有不明白杨涛的想法。但出于一个管教的职业，他倒要看看一个离家二十年之久的罪犯对多年未见的家人是否还有一种牵挂和感情。于是，他装着一副要询问什么似的打开了他桌面上的记事本：“说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离家的时候，家里都还有些什么人？”
“父母，大哥小妹共有四个。”杨涛不假思索地答道。
“现在对父母还有一点印象吧！”
“有是有一点，可时间一长就模糊了。”
“难道你在外面就没有想过他们吗？”
“有想过，但后来就想得少了。”
“这倒是实话，对了，你不是“五进宫”吗？之前就不用身份证吗？”
“那只是小打小闹，都是拘留和劳教，又不减刑，犯不着用身份证。”
“这还勉强说得过去，可你这次出去之后又打算去哪里呢？”
“回家！”杨涛肯定地说：“打从您跑了我老家一趟，我想家的念头也跟着强烈起来了，而且我也想看看二十年没见的父母。”
突然一听杨涛说想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周副分监区长的心不由得揪了一下。本来一开始，他就想把他父母双亡的事告诉他，但随后想想还是算了。可现在听杨涛这么一说，他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见周副分监区长迟迟不肯回答，这边的杨涛也隐隐感到了有些不妙，于是向前趋了一步，又着急地问了一句：“是不是我家里出了什么事？”
顿时，从杨涛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汗酸味差点没把周副分监区长熏了个半死。但作为一名有修养的警官，他并没有把这种不适当面表现出来，毕竟现在安抚杨涛才是当务之急，于是嗫嗫的道：“其它一切都好，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为了彻底搞明白，杨涛再次向前挪了一下。
由于隔得太近，这次杨涛身上的汗臭味更冲了，哪怕是周副分监区长修养再好，可这回他总觉得胃里有种排山倒海似的难受。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他只好编了个借口对杨涛说：“我这几天出差感冒了。”说完，他还真拿出纸巾捂住了鼻子。
听周副分监区长这么一说，杨涛竟信以为真，便主动向后连退了几步。等人一坐稳，他才想起周副分监区长还没有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便赶紧又提醒了一下：“我家里究竟怎么了？”
“这、这，是这样。”由于杨涛退后了几步，身上的汗臭味也明显淡了很多，周副分监区长心情也开始好了起来。想了下之后，还是觉得有必要把杨涛家里的一些情况告诉他。随后，周副分监区长是在说了一句“你听好了”后开始叙述的：
“那天，当我和陈警官坐高列到达你们河南时，其实也不过花了半天时间。而且在当天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就来到了你们当地的派出所，可那时派出所户籍科的同志还没上班，我们只好先找了家宾馆临时安顿下来。
吃完中饭后，我们便拿着公函和介绍信来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户籍科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和你们村里的村委会取得了联系，并于下午4点多就赶到了你们村里。
那时你们村里的张书记正忙，当他得知我们是为你户籍身份的事而来的，他一时也搞不清楚。随后他仔细查了查你们村里的人口花名册，哪知查来查去就查不到你这么个人。后来，在我们说出你家的祥细地址和你父母兄妹的名字后，他这才有点相信，于是随即带着我们一起赶到了你老家，可这时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多。
不过， 说是你家，还倒不如说是你大哥杨波的家。因为后来听你妹妹讲，你们家原先那套老房子早就没了。至于是拆掉了还是被废掉了，这我们也不太清楚，也没多问。而且那晚也不太凑巧，等我们找到你大哥家时，却发现他家的大门紧锁，当时我们还以为你大哥一家走亲戚串门去了，便决定第二天再来一趟。
天刚破晓，我和陈警官就直接打了辆摩的来到了你大哥家，却发现你大哥家的门依然紧闭，并且从门上面堆积的灰尘来看，估计好久都没人住了。”
“不会是你们找错了地方吧？”就在周副分监区长说着的时候，冷不防杨涛露着一口大黄牙问了一句。
周副分监区长白了一眼杨涛也不回答，只是继续接着说：“见这种情况，旁边的陈警官便出了个主意说：“要不然问一下隔壁的邻居吧。”我想这也是个办法，后来在你大哥家门口待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才总算等到了一户邻居开了门。
那开门的是个老汉，一见我和陈警官一大清早站在你大哥家门前，再说我们那时穿的又是便装，因此当时把他给吓了一大跳，便冲着我们就是一通叽哩呱啦的你们河南话，搞得我们半天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后来其他邻居也陆续围过来了，幸好里面还有几个会讲普通话的。他们对我们说，你大哥和大嫂今年年初就去新疆那边搞建筑去了，而他们的儿女则交给了你妹妹在照顾。”
“嘿，想不到我大哥都结婚成家了！”杨涛忍不住高兴起来，两只手由于激动还不停地在囚裤上搓了搓。
“你大哥不但成了家，还有了两个小孩，大的都听说有十来岁了。”见杨涛高兴得呲牙咧嘴，周副分监区长也懒得去说他，接着又往下讲。
“当时邻居也没有你大哥和你大嫂的联系方式，好在其中有个知道你妹妹的电话，于是我们便按着这个提供的号码，拨通了你妹妹的手机。
当你妹妹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当即答应下午就赶过来。但她婆家离你家相隔十几里地，我们还是当天下午三点多才见到她的。
可是，即便我们找到了你妹，她也没法提供你的有效证明。最后不得已，她只好想办法进到你大哥家里，但翻来找去，就连一本户口薄也没找到。
正在我们苦无良策时，这时，你们村的张书记赶来了，他便向我们建议，就是去你当年读过的小学去查一查，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学籍证明什么的。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随后我们三人只好又赶到了你当年读过的那所小学。
几十年过去了，估计你们小学的老师都换了好几拨。万幸的是，原始学籍档案都还尘封得好好的。虽然拿出来的时候，它的表面已经泛黄，而且被蛀虫啃得残缺不全，但漫漶的相片还是能辩得出你现在的样子。
第三天，我们就带着你原始学籍档案赶到了派出所，在户籍科周志的帮助下，才总算帮你开了一张身份证明。”
讲到这里，周副分监区长只感到自己有点口干舌燥，便停了一下起身去饮水机那里打了一杯凉水，接着“咕噜”一声一饮而尽。
“那我的身份证明呢？”杨涛见周副分监区长搁下了水杯，便迫不及待地问了一句。
“在这里。”周副分监区长说完，便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来，其间还带出了一些车票、食宿收据发票之类的单子，但很快又被他重新塞了回去。
杨涛把这张千辛万苦弄来的身份证明攥在手里，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个什么名堂来。不过，上面那几个鲜红的印章他才知道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然而，当他把身份证明又重新递给周副分监区长的时候，他好像一下子想起自己还忘记了问自己的父母，便急急地又问：“周副分监区长，那我父母呢？”
这是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周副分监区长原本想避而不谈，哪晓得杨涛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提出来了。在稍稍怔了一下之后，知道再隐瞒是不可能的了，便只好压低了声音说“杨涛，在告诉你父母的事的时候，你可要冷静点啊！”
“这你放心，都二十年没见了，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杨涛装作没事似的回答。
从杨涛回答的语气来看，就算自己把他父母均已双亡的真相告诉他，估计他也不会有多大的心理波动。想到这里，周副分监区长才又开始讲了起来：
“听你妹妹说，在你离家外出的第三个年头，你的父母就很想你，于是就天天去找那个当年把你带到外面去的村里人。谁知那个村里人反把你父母训斥了一顿。说，我也是好心好意带你家娃出去学泥水工挣钱，哪知道你家娃不争气，还没干几个月人就不见了。一开始我还以为你娃年龄小，可能是想家溜回了老家，可打电话问你们，你们又都说他没回来。这下我也慌了，连活也不干，还贴钱到处帮你们找人，可找了大半年，不要说见不到人，就连具尸首也找不到。无奈之下，我只好报案把寻人这事交给了公安，而他们也只是当着失踪人口处理。你们摸着良心想想，为了帮你们找娃，我可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们现在还赖在我的头上，真是好心不得好报。”
见此情形，你们父母也只好作罢，便逢外出或回来的村人打听，可没有一个说在外见过你。又过了三年，你父母干脆卖掉了家里一冬的麦子和三十五只羊，据据那个带你出去的村里人提供的地址，从你们河南老家出发去找你。不想俩个老人在外风餐露宿了一年多，却依然没有你半点消息。
没办法，满怀失望的二个老人只好先回老家再作打算，可此时他们身上的盘缠却花光了，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边走边捡些废品变卖来撑饱肚子，后来硬是走了整整三个多月才在外回到了老家。
在不见你的第八个年头，你母亲由于想你想得心切，这时她的精神也受到了重创。在一次与你们村里一户人家的争吵中，对方嘲笑说你可能在外做了坏事被政府用法绳绑起来毙了。你母亲听后受不了这个气，一时想不开，当夜就喝了农药。还听你妹妹说，你母亲死的时候，一只手握着一只喝光的农药瓶，而另一只手则是握着你小时候的照片。”
讲到这里，周副监区长故意停了一下，他目的是想看一下杨涛有没有什么反应。然而令周副分监区长失望的是，杨涛仅仅只是闪了几下眉头而已。见此情景，周副分监区长不由得心里叹了一气，只好把接下来的话讲完。
“在你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你离家外出的第十一个年头，你的父亲也因忧郁过度，最终没见上你一面也抱憾走了。”
“再后来呢？”杨涛又闪了几下眉头。
“再后来？”周副分监区长一时反倒被杨涛问得不知如何回答了，便没好气地说：“再后来，再后来不就是你父母因为想你都死了么？”本来，他还想安慰杨涛一句“节哀顺变”的话，看来也用不着了。
“那没事我就先回机位上去了。”这时，杨涛已站起身来了，而且出门时就连对周副分监区长说声“谢谢”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