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太上皇生活中，最烦恼的一件事是白莲教起义迟迟不能平定。
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乾隆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嘉庆三年（1798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乾隆得了轻微的感冒。感冒不是什么大事，当时又新年将至，事务繁杂，所以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嘉庆皇帝和大臣们来给乾隆拜年时，乾隆还挺正常地登上御座受礼。不料，到了大年初二，乾隆病情突然加剧，陷入昏迷。虽然具有无限的权力，但是乾隆大帝也无法阻止死神的来临。初三上午七时，就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乾隆大帝停止了呼吸。
就在去世前一天，乾隆还作了《望捷》一诗，就是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
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大皇帝乾隆终于告别了这个世界。他是中国历代统治术的集大成者，一直在酣饮权力的美酒，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一生，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惊人的失误。他既创造了一个史上最繁荣的盛世，在临走前也亲手毁掉了这个盛世。在为大清江山清除了许多旧的隐患的同时，他也为子孙后代埋下了许多新的隐患。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那么，这些爆炸的后果，是不是非常严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再来讲讲乾隆皇帝的身后事。
乾隆的去世，应该说，在大清帝国，并没有引起什么震动。因为年近九十岁的老人，随时有可能去世，所以他的去世大家并不意外。真正让全国臣民感兴趣的，充满好奇的，是新皇帝——嘉庆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到乾隆去世时，嘉庆已经当了三年多的皇帝了。按理说，对于已经领导了自己三年多的国家元首，这个国家的人应该多少有些了解了。可是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嘉庆皇帝还几乎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例行公事、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这个人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他到底是在装傻，还是真的没什么主见？他到底有没有领导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能力呢？人们对此确实充满好奇。不过，大家普遍认为能够确定的一点，是这个新皇帝性格是比较温和、稳健的，因此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嘉庆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人。
朝廷上下，因此一片惊疑。
初四日下午，嘉庆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谈太上皇帝晚年，白莲教起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荡平，是因为有奸臣当道，做贪腐官员的总后台。
因此，初五初六这两天，刘墉等三位大臣先后上疏，开始举报和珅的种种不法之事。
到了正月初八，嘉庆皇帝发下谕旨，宣布正式逮捕和珅，并且开始抄家。
然后，到了正月十八日，也就是仅仅十天之后，对和珅的审判已经完毕，嘉庆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令和珅自尽。
这一切，就如同一幕情节紧张环环相扣的电影，让人目不暇接。一场重大的政变，在新皇帝嘉庆的谈笑之间就完成了。当初康熙爷诛鳌拜，尚且准备了七七四十九天，嘉庆帝诛和珅，只消动了动小指头。新皇帝的这场权力战役，实在是打得又干脆又漂亮。
所以举国上下，对这个以前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新皇帝，开始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嘉庆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那么，嘉庆皇帝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地在老爸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处理和珅呢？
这是因为，嘉庆和和珅，既有私仇，也有公恨。
嘉庆和和珅有什么私仇呢？原来和珅在乾隆做太上皇期间总揽大权、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嘉庆当回事。我们知道，和珅有个外号，叫二皇上。乾隆是大皇上，和珅是二皇上，那么真正的皇上嘉庆往哪摆？所以这早已经把嘉庆气坏了。和珅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低估了外表柔弱的嘉庆皇帝的智商。嘉庆皇帝登基后一直装傻，他就以为嘉庆是真傻，不但在乾隆活着的时候，和珅有事从来不找嘉庆请示汇报，而且他还打算在太上皇去世以后，可以继续玩弄嘉庆帝于股掌之上。这是嘉庆当然不能容忍的。如果不把和珅除掉，他就不能真正掌握权力。
因此把和珅抓起来后，嘉庆帝公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劈头第一条便是：
朕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清仁宗实录》）
也就是说，在我被封为太子前一天，和珅就偷偷送我一只玉如意，说明在我还不知道自己成了太子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和珅是想暗示，说我被立为太子，是他大力推荐的结果。这是什么意思？这分明是说，我的这个皇帝的位子，不是我爹爹给的，是他和珅给的，这不是天下第一大罪吗？
所以这是和珅和嘉庆之间的私仇。
那么，除了私仇之外，更主要的是公恨。嘉庆皇帝对和珅的愤怒，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极度不满。在嘉庆看来，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和珅是总根子。在和珅主政下，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包括这次白莲教起义，为什么迟迟镇压不下去，也是因为和珅。在这次战争中，和珅利用太上皇的宠信，不停地“弄权舞弊”，通过任命将领，贪污军费，大肆聚敛钱财。在和珅的带领下，几乎每一个军官都大肆贪污。所以嘉庆在乾隆去世后第二天发布谕旨中说：“平定白莲教，经历数年之久，花费军费数千万两，却不见成效。究其原因，带兵大臣及将领们，全不以军务为事，他们琢磨的，只有贪污受贿，捞取钱财。”（《清仁宗实录》）
那么，乾隆活着的时候，和珅作得再厉害，嘉庆也一个字不敢说。但是他心里已经憋了太多火了。所以老爹一咽气，他就立刻把和珅抓起来了。
应该说，诛和珅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政治大棋，抓住了当时局势的关键。白莲教为什么起义啊？“官逼民反”，官员们贪污腐败太厉害了。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
诛和珅，当然只是嘉庆新政的第一步。以诛和珅为开端，嘉庆皇帝开始展露真容，树立了很多比较清新的政治作风。比如亲政后不久，嘉庆发布谕旨，宣布今后皇帝出宫拜谒东西陵，随行的人员大幅削减，皇后和嫔妃不再同行，这样，每次出行，费用减少了百分之五十。这是针对大清百姓对乾隆时候屡次南巡劳民伤财做了一项整改措施。
几天之后，嘉庆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这是针对乾隆晚年大臣们争着向皇帝进贡这一风气而做出的决定。这道谕旨刚刚发布，新疆的办事大臣就向他的汇报，说上年底，就是乾隆还活着的时候，他在新疆发现了一块特大的，重达两吨、品相特别好的玉石，价值连城，现在正从叶尔羌解送入京，走到半路上。现在您说，不让进贡，那这东西怎么办？
嘉庆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
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清仁宗实录》）
就是说，随便扔哪吧，不要了。玉石虽美，无益国计民生，我皇帝并不喜爱。这道谕旨一时间轰动了大清帝国。看来这个新皇帝太俭朴了，太一心为民了。所以全国老百姓，都对嘉庆新政，留下了非常大的好感。
那么就在全国百姓的支持下，嘉庆迅速地开始惩治腐败。和珅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乾隆皇帝留下的十一个总督中，两年之内，有八个被撤换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贪污。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嘉庆非常清楚，这场起义之所以镇压不下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贪污腐败。统兵的将领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滥支军费，有多少支多少。比如将军德愣泰统兵七千人，每月支饷九万两，其中四万两尽入他的私囊。因为军费都被将军们侵吞了，士兵们发不出饷，活都活不下去。河南军队赴陕作战，整整四十五天发不出粮食，吃不上饭，结果集体逃回河南。
嘉庆对这些情况很清楚。所以乾隆一死，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统兵大员居然在阵前带着戏班子，一边打仗一边喝酒唱戏，根本不把打仗当回事。嘉庆怒不可遏，把勒保判处死刑，把他手下的将领也成批撤换。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到了嘉庆七年（1802年）底，镇压白莲教战事终于取胜，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宣布初步成功。乾隆晚年以来不断恶化的政治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朝中大臣一片欢欣鼓舞。大家对这个新皇帝充满了信心，他们希望嘉庆能够带领他们，带领大清重新驶上盛世的轨道。
那么，嘉庆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呢？应该说，很难很难。
为什么说难呢？因为乾隆皇帝留给嘉庆的负面遗产，不仅仅是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仅仅是大清王朝深层矛盾的一个表现而已。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我们讲过，乾隆朝早期，人口一亿多，乾隆晚年，增长到近三个亿，而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人口达到了三亿五千万。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这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下一场起义仍然有可能随时发生。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粮食紧缺，再加上当时南美洲发现银矿，白银随着贸易顺差大量涌入，所以从乾隆朝到嘉庆朝，大清出现了一次漫长的通货膨胀期。到了嘉庆年间，全国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大清财政体制特点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说，全国财政收入是一个固定的数，不能增长。所以物价涨了三倍而财政收入一分钱不涨，那么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这样就形成了很大的财政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各级政府经费严重不够用，都出现了巨额的财政亏空。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财政危机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乱收费问题。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农民承担的额外收费，比正式税收要多出数倍、十数倍。老百姓承受不了，起来反抗，所以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不断出现小规模的冲突。
那么，面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嘉庆皇帝怎么办呢？
他的第一个对策，是加大“惩贪”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所以从嘉庆七年（1802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大清王朝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高级官员，几乎都被轮换了个遍。然而，腐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是越来越严重。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自身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不光是大官，小官的腐败也越来越厉害。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相当于今天的股级，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査。
这种形势完全出乎嘉庆皇帝的预料。他原来以为，把和珅一抓，把高级官员都换一遍，采取些激烈的手段，腐败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反而是越来越厉害。
那么，怎么办呢？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嘉庆皇帝拿出了一个执政思路，那就是采用“保守疗法”，慢慢来。看来自己太急于求成了，事情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所以他宣布，他要停止激烈举动，采用“守成”的统治策略。什么叫守成呢？就是遵循列祖列宗的统治原则，从列祖列宗的遗训中去找办法。嘉庆皇帝写了一篇文章，叫《守成论》。在这篇文章中，嘉庆皇帝说，他多次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留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因此他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对症的补品就是“祖宗心法”。
皇帝说，现在的大清，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祖宗的办法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办法执行得不好。“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把列祖列宗关于“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在贯彻规章制度时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变了样，走了形。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嘉庆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先朝《实录》一卷，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惩贪失败后，嘉庆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他写了很多提倡清廉反对腐败的文章，让大臣们学习。
面对财政问题，嘉庆给出的办法是提倡节约。他说，钱不够用，是因为我们花得太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少花点，钱不就够用了吗？
面对人口压力、粮食问题，嘉庆给出的办法，是把那些流向工商业、采矿业的人口赶回到农村，让大家都去种地。人多力量大，大家都去种地，粮食不就能多打一些吗？
应该说，这些思路，这些办法，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首先，嘉庆朝的腐败，不是因为教育的不够。腐败的背后，是僵化的财政制度和失灵的监督体系，这是根本原因。如前所述，从乾隆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上涨三倍。然而乾隆和嘉庆都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因为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熟读历史，知道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要恪守“不加赋”的祖训。
那么要解决人口问题，按照我们今天的思路，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在当时人口压力下，有大量人口涌入工商业、采矿业。很多地方，出现了许多矿山，应该说，这是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他下旨说，开矿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开矿需要聚集众人，跑到穷山大川里面去。那么这些游民，聚到一起，很容易破坏社会秩序，闹不好还会起义。历史上好多起义，就是这么起来的。所以听任老百姓自行开采矿山，是非常危险的。我皇帝坐天下，要提倡好义不好利的风气，怎么可以纵容不安分的老百姓穷搜山泽之利呢？所以嘉庆帝的这个决定，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所以我们说，嘉庆皇帝他不了解历史大势，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事实上，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嘉庆帝这个人，性格上有弱点。
我们知道，嘉庆皇帝十三岁就被秘密立为太子，三十五岁才登基。他当了二十二年太子。嘉庆熟读中国历史，知道太子不好当。当太子，最主要的，是不能犯任何错误，因为自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非常少，大部分太子都是下场不好。我们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
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所以做太子太危险了，可以说一失足就粉身碎骨。所以二十二年的太子生涯中，嘉庆皇帝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诛和珅，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这是他采取“守成”办法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他知识结构不行。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老师们教导他，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只有在青少年时期是学习能力最强的，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所以刻板的儒学教育塑造了嘉庆，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只会按着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传统式的教育让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家政治中的所有问题，先祖们都已经给出了成功的答案。一个人活着，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无所不包的道理，一丝不苟地执行，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那么，这种守成式治理，成果如何呢？
我们看，嘉庆皇帝的守成，进行得是非常认真的。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终其一生，我们看嘉庆皇帝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二年，没有一天不早起。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别的皇帝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朝鲜李朝实录》）。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极二十多年，国家是越治越乱。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嘉庆皇帝正遵守祖训，在夏天结束后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就在他刚抵达北京城外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才把起义军歼灭。
嘉庆皇帝大吃一惊。起义军攻入皇宫之内，并且差一点攻到了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年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实在是“汉唐宋明未有之奇事”。这其实只是嘉庆朝种种离奇之事中的一件而已。
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嘉庆大惊失色，兵部大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期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他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原来早在三年前就已经丢了，兵部的小官们不敢汇报，一直隐瞒了三年，直到这次兵部尚书偶然问到，才暴露了。嘉庆皇帝亲自主审此案，审了一溜八开，最后也没查出来大印到底跑哪去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要为武进士举行传胪（lú）大典。这一天嘉庆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一直等到中午，这两位也没来，大典只好取消了。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这一天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虽然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过起义军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1813年）四月，又有一个叫成德的普通老百姓，没事遛弯，走到紫禁城里了，一直走到内右门，就是走到皇帝住的养心殿边上，才被太监发现。
还有一次在圆明园的时候，嘉庆皇帝没事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在那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吃着“御草”。宫门口台阶之上，有人光着膀子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嘉庆皇帝一追査，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这些事一再发生，搞得嘉庆皇帝弄不明白，怎么他越励精图治，国家就越乱。他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嘉庆二十四年（1813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和他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通过这份史料，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嘉庆皇帝一见面就说，因为洪水泛滥，所以他想去山东祭礼，一直去不了：
“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衍圣公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孔府档案》）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嘉庆皇帝晚年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实际上啊，当皇帝这个事，对晚年的嘉庆皇帝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最后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想，嘉庆皇帝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获得解脱后的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这个以英明、仁圣开头的皇帝，后来却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所以，讲完了嘉庆朝的政治得失，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乾隆皇帝一生的功与过。通过我们对乾隆皇帝一生政治功过的讲述，通过对乾隆盛世建立和崩坍的回顾，我想我们也许会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中国传统“盛世”，难以保持，结局往往都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唐代从贞观到开元的唐代盛世，汉朝从文景到汉武的汉代盛世，清朝的康雍乾三代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一下子衰败下去，陷入藩镇割据的乱局之中，再也没能强盛起来。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汉武帝晚年，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
康雍乾盛世也是这样。这个盛世本来是何等辉煌，但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落后挨打的窘境，再也没能恢复昔日之荣光。
第二，人治的盛世不可能持久。
三大盛世，从盛到衰，如此迅速，究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是个人素质，而非制度创新。中国历史上的这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虽然盛世君主都或多或少地推进过专制政治的制度微调，但是需要在制度上更大的突破之时，这些盛世之君就故步自封，难以为继了。一个王朝在到达盛世阶段后，统治阶层都不可避免地进取精神消退，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繁荣，逐渐丧失忧患意识，忽视那些潜在的问题。盛世出现后，往往会出现制度僵化和制度衰败，各种问题逐渐滋生，从而导致下一个衰世的来临。乾隆晚年的僵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