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出使中国的目标全都落空了。不过他们此行也有收获，那就是借这次出使的机会，对大清王朝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侵略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一般我们提到清代历史，往往有一个印象，就是清朝康熙乾隆这些皇帝，都很厉害，所以创造了康乾盛世。而到了晚清，比如道光、咸丰、光绪，就一个不如一个，所以才丧权辱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鸦片战争的种子，恰恰是在乾隆时代种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马戛尔尼这次出访，在五个方面，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哪五个方面呢？
第一方面是对大清帝国整体国力进行了深入的评估。
原来欧洲人包括英国人对大清王朝是非常敬畏的。但是通过这次访问，英国人发现大清帝国其实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讲过，英国使团团长马戛尔尼是资深外交家。在出使中国之前，他已经走遍了全世界，该玩的玩过了，该见的见过了，所以早就想退隐泉林，安度晚年。所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安排了他好几个很高的职务，他都拒绝了。但是当乔治三世对他说想派他出使中国的时候，他立马就答应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最向往的就是去中国。他是一个中国迷，对中国的所有事物都很感兴趣。
有人可能感觉非常奇怪：当时的英国人里，居然还有中国迷？确实如此，在英国使团里，绝大多数人，对当时的中国都抱着强烈的好奇心，都是中国迷。为什么呢？因为从明代晚期开始，很多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把“四书五经”和中国历史典籍翻译到欧洲。欧洲人一看这些书，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伟大思想所指导，由仁慈的皇帝们统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而相比之下呢，欧洲小国林立，战乱不休，远远不如中国。所以有一股热潮，叫“中国热”就迅速燃遍欧洲。当时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醉如痴，谈论中国是最时髦的话题。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他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中国文化充满崇拜之情，所以他很愿意出使中国。
那么，到了大清帝国，马戛尔尼他们印象如何？应该说，和书本上很不一样。
哪些方面不一样呢？
第一是他们感觉大清王朝远不如传说中的富庶。《马可波罗游记》说中国非常富庶，遍地都是黄金，还说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然而马戛尔尼他们到了中国却发现，虽然大清王朝市井确实很繁华，上层社会的生活也很奢侈，但是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都生活在贫困之中。
如前所述，英国使团刚到天津的时候，受到了大清帝国慷慨的礼遇，乾隆皇帝指示地方官送了一大批食物，包括活的猪鸡牛羊。因为送来的东西太多，吃不过来，并且有些猪鸡牛羊在运输过程中已经挤压碰撞而死了，天又热，已经有点变味，所以英国人就把它们扔到海里了。英国人没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他们想象不到的事：当时岸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大清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一看船上扔下死鸡死猪，就争先恐后，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海里，去捞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吃。
这是英国人对大清王朝老百姓生活的第一个印象，生活很不富裕。
除了送食物，清政府还雇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船上，给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服务。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非常消瘦”。“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类似英国普通市民那样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民那种喜气洋洋的笑脸。”这些盛世之中的中国百姓的可怜样，让英国人感觉很意外。
英国人眼中的乾隆时代
在天津登陆后，英国人沿着运河坐船北上。他们充满好奇地观察着一路所见到的一切。他们发现，运河两岸的民居，和英国的普通民居比起来，实在是太简陋了。
约翰·巴罗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所看到的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看不到一座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中国的城镇不能跟英国的普通小镇相比。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这是英国人的另一个印象。
我们以前提到过，乾隆一朝粮食总产量是历史最高的。为什么英国人看到的却是一片贫困的景象呢？
这是因为，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盛世，老百姓都吃得很饱。你比如大唐开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汉朝的文景之治也是非常富裕。据说文景之治的时候，老百姓家家户户出门都得骑马，而且全得骑公马，谁要是骑母马或者小马，就都会被人嘲笑。而乾隆年间，你在历史上绝对找不到类似的记载。
这是为什么呢？是清朝人比汉朝人和唐朝人懒惰了吗？显然不是。马戛尔尼说，他们来到中国，第一印象就是中国人非常勤劳，比欧洲的农民勤劳多了。他说：“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转引自《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也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对农业最重视，也最有办法的帝王。根据学者研究，秦汉时我国的粮食亩产量为264市斤，唐代是334市斤，明代为346市斤，而清代的亩产量则达到了374市斤，是历史上的最高值。（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如此高产，那么乾隆朝老百姓生活为什么还那么穷呢？
是人口增长吞没了农业发展的成果。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是人口却翻了一番还多，所以均下来，人均产量却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是秦始皇以来的历代最低水平。（《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因此，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那么，当时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呢？
1808年，英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
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除此每天还有2。3加仑脱脂牛奶、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叶。
18世纪，一个普通英国农民家庭，年收入是137英镑，约合当时清代的472两白银，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I镑的剩余，约合38两白银。而乾隆年间，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家庭，年收入是多少呢，全部收入也不过32两，不到英国农民年收入的1/10，而全年的平均支出却是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就得卖儿卖女。
以上我们说的是乾隆时代经济上的贫困。虽然乾隆皇帝对他发展农业的成绩非常自负，但是他并不知道，和欧洲当时的生产水平比起来，他治下的大清王朝已经远远落后了。
除此之外，比经济上的落后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乾隆朝国家治理手段上落后。
当时的欧洲学者，都一致赞美中华帝国的和平、稳定和井井有条。到了中国，英国人发现，和传说中一样，大清帝国的社会秩序确实十分井然。
斯当东说：“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都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国人认为，大清帝同的社会治安的良好胜于欧洲：
“皇权的铁掌威慑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坏法纪的行为，全体使节团成员感到绝对的安全保障。”（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国人原来担心自己带来的礼品，因为数量众多，体积巨大，在陆地运输过程中一定会损坏几件。然而，在大清官员的有力组织协调下，整个运输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600多件包裹，多次装卸、转运，到了北京，全都完好无损。英国人感觉非常惊讶，他们说：
“的确，在这儿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不过，大清帝国塑造这样良好秩序的手段，却与英国人的想象不同。
英国人本来认为，中国是按着孔夫子的原则治理的。也就是皇帝是一国的父亲，他慈祥地爱护着整个国家。而各省总督则像各省人民的父亲一样，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大学者伏尔泰说，东方帝国的父权统治合乎自然，充满了仁慈与孝顺，根本不需要什么棍棒和监狱。
然而亲临其境的英国人却发现，事实不说与此截然相反，也是大相径庭。英国人到中国，第一站到的不是天津，因为不熟悉海路，所以他们到达的第一个登陆点是浙江沿海城市定海。到了定海之后，英国人需要找一个熟悉海路的领航员把他们领航到天津去。他们就找到当地总兵提出了这个请求。定海总兵因为知道乾隆皇帝对英国人的来访很重视，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英国人的请求。不过英国人以为总兵应该会花钱，花高工资雇人给英国人领航。但是总兵却没这样做。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老百姓都抓来。
约翰·巴罗在回忆录中说：总兵派兵，很快就抓回一大群人。这些人见了总兵，一个个双膝跪地，浑身战抖。总督一个个审问他们。审来审去，找出两个人，去过天津。不过这两个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他们早已经转行不再航海，现在都在做生意，不想放下生意再到海上冒险。所以他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着免除这趟劳役，但是总兵丝毫不为所动，强令他们立刻动身。
这种事其实在中国古代是司空见惯的，英国人却觉得不可想象。英国人说：“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英国人由此认为，大清王朝的治理手段是比较落后的。
总之，英国人这次造访大清王朝，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处处领先的神话。可以说，欧洲人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大清王朝。他们对中国的敬畏之心，不再存在了。所以马戛尔尼通过这次访问，为后来的侵华战争做的第一个准备，就是对大清社会和大清国力的全面考察。
英国人为后来侵华埋下的第二个伏笔，是军事上的考察。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应该说准备是非常细致的。他不但指示在接待英国人时要热情、要周到，而且还命令各地地方官，英国人来的时候，要组织士兵，列队迎接。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乾隆皇帝指示各省长官：
“著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biàn）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清高宗实录》）
也就是说，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多组织士兵，全副武装，用最好的装备，最好的精神状态，来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虽然老了，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精明的统治者，他想到这些西洋蛮夷远道而来，谁知道他们心里头有没有什么图谋不轨的想法呢？因此要通过展示武力，吓唬吓唬他们，让这些落后的野蛮人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乾隆皇帝对他领导下的军队是非常自信的。我们知道，乾隆皇帝最自豪的统治业绩中有一项，叫做“十全武功”，就是他亲自指挥的十次大规模战争。在乾隆皇帝的设想里，一连串的军事检阅一定会向英国人证明大清军队的军纪严明，装备良好。各地官员深入领会乾隆的指示，英国人每到一地，他们都派出最好的军队，进行列队迎接。那么，大清军队给英国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英国人记载，他们每到一地，都会看到一队士兵。他们有弓箭手、火绳枪手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向英国人展示东方人的武勇。然而这种展示没有使英国人感到任何敬畏，相反，让他们感觉很可笑。英国人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大清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他们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巴罗这样描绘他见到的大清军队：“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对于大清的武备，英国人更是极为轻蔑：“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那么，当时欧洲军队的装备怎么样呢？应该说，确实比大清帝国的先进许多。清军当时最主要的装备是弓箭、大刀、长矛，火器主要是火绳枪。而当时欧洲军队主要使用的是燧发枪，有些军队已经用上了滑膛枪。乾隆朝军队的装备，和明朝末年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和英国相比，落后了差不多一百年。
所以，乾隆皇帝引以为自豪的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就成了一个笑话。
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一句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他说：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所有海岸舰队。”（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可以说，这次访华，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非常巨大。除了对清帝国的军队的整体评估外，他们还对大清王朝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察。马戛尔尼他们沿途专门有人负责测量搜集各种数据，比如城墙的高度、厚度、水道的深度等，因此从浙江到北京这一路，他们初步探明了海路和运河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观察，为英国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
今天，我还没有找到特别直接的史料来证明，马戛尔尼拿到的这些数据，在后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到底起到了怎么样关键性的作用。但历史事实是，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不选择这也不选择那，而是偏偏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定海来攻打。而马戛尔尼到中国后，第一个进入的城市也是定海，这难道说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所以，军事上的考察，是第二个伏笔。
那么第三个伏笔是什么呢？鸦片战争之所以叫鸦片战争，是因为和鸦片贸易有关。而英国人大量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是什么时候呢？恰恰是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后。
如前所述，乾隆时代的中英贸易，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商品在中国打不开销路，所以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但是，英国的白银毕竟是有限的。眼看着所有的白银都要用光了，英国人心急如焚，他们千方百计寻找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
想来想去，他们想到了一个邪恶的东西，那就是鸦片。
“鸦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是英语opium一词的音译。我们一般一听到鸦片，就想到鸦片战争。其实，早在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这种药品。当时有一个中国高僧叫义净，跑到印度去取经，同时就带回了鸦片，所以中国人用鸦片的历史是很古老的。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危害，因为清中期以前，人们主要用它来做药材。
不过从雍正年间起，用鸦片枪烧鸦片的吸法从东南亚传入中国，这种吸法很容易让人上瘾，鸦片就变成毒品了。所以早在雍正年间，已经出现鸦片烟馆了，雍正皇帝也曾经颁布圣旨，禁止人们吸食鸦片。不过，由于当时鸦片进口量很小，所以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一个严重威胁，恰恰就是在乾隆年间。乾隆初年，英国人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贩运到了广州。他们在印度买一箱鸦片，花二百五十印币，而运到广州，就能卖一千六百印币，一赚就是六倍。英国人喜出望外，终于发现了从中国换回银子的方法。
所以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起，英国人在印度执行了一项罪恶的计划，就是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到中国。当然，乾隆对英国人的这个计划是一无所知。
不过，乾隆皇帝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因为从乾隆中期开始，社会上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事实上，英国使团的成员一到大清帝国，也立刻发现了这一点。
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鸦片的流行程度：“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广州道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吸食鸦片的人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英同人也不全是天生的恶棍，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马戛尔尼出使成功，打开中国市场，就可以用正常的贸易来换回白银。但是马戛尔尼出使失败，使他们这一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进一步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走私进口的鸦片数量是一千八百一十四箱。而1798—1799年，也就是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几年之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增长到每年四千一百一十三箱，增长了一倍还要多。
这样一来，中英贸易，就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从中国流向英国。到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也就是大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都跑掉了。在这种情况下，道光皇帝如果不禁烟，大清财政就垮掉了。一禁烟，没想到英国人却发动了鸦片战争。
所以这是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和后来鸦片战争的另一重关系。
除了这三大方面以外，这次英国人出使，还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一个直接的伏笔。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大约两个月前，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就是要不要发动鸦片战争，要不要侵略中国。双方势均力敌，不赞同出兵的人还稍占上风。后来，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打破了这种平衡。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只有战争才能打开中国的市场。“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统治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谈判的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阿兰·佩雷菲特《两个世界的撞击》）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决定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朿后，进行投票，主战派二百七十一票，反战派二百六十二票，只有九票之差。也就是说，没有小斯当东这篇发言，也许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个时候爆发了。
那么，这个小斯当东是个什么人物呢？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威信呢？说起来有意思，他就是当时马戛尔尼使团中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他也跟着父亲访问了中国，而且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那天，十二岁的小斯当东还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因此也见到了乾隆皇帝，而且和乾隆还用中文聊过天。
乾隆与小斯当东
原来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学了很多中国话，所以在觐见乾隆的时候，和珅向乾隆介绍，说这个英吉利的小家伙会说中国话。乾隆听了很高兴，把小斯当东叫到面前，和他聊了好几句，完事还赏了小斯当东一个荷包。小斯当东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
这次中国之行奠定了小斯当东一生事业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对大清帝国的反感情绪。回到英国后，小斯当东继续刻苦学习中文，成了一个中国通。这样一个人在对华事务当中当然最有发言权。所以他的讲话，得到了其他英国议员的重视，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最后一个伏笔，马戛尔尼访华时提出的要求，和后来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提出的要求，几乎一模一样。换句话说，英国人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跪着乞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后来他们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我们拿《南京条约》，和马戛尔尼要求乾隆皇帝内容一对比，就会发现，几乎完全一致。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希望中国增加通商口岸的数量；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个城市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清政府指定一个小岛给英国人使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马戛尔尼要求清政府改革外贸体制，结束十三行的垄断。而《南京条约》取消了十三行。
马戛尔尼要求清政府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不要滥收其他费用。而《南京条约》规定，关税固定，关税之外，不再有任何加派。
马戛尔尼要求改善英国商人在华待遇这一点，也在《南京条约》中得到体现。《南京条约》中说，大清皇帝“格外施恩”，恩允英国人来大清经商时可以携带自己妻子。这一条在诸多条款中，是唯一一条道光皇帝主动同意的条款。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负责谈判的清朝官员耆（qí）英对道光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许外国人携着家眷住在广州，这一规定确实有弊端。因为外国人之所以难于控制，正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没有家庭的温暖，脾气比较暴。如果允许英国人在中国可以带着老婆一块住，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六册）。说英国重女轻男，家里都是女人说了算，所以可以用妇女的温柔约束英国男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这番高论令道光皇帝拍案叫绝，立马就批准了。
总之，乾隆处理英使访华事件的失误，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全面埋下了伏笔。如果鸦片战争在乾隆晚年打响，结果也许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因为晚年的乾隆，过于保守，又沉迷于物质享乐，失去了反思能力，和青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那么，到了晚年，乾隆就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怎么选择继承人。乾隆皇帝选择接班人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他曾经多次秘密立储，最后到了晚年，才选中了嘉庆。选中了之后，他做了清代历史上其他皇帝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生前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那么他为什么要在生前传位，传位后他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